(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京师之中的这些调整并不是三五天之内完成的，实际上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尘埃落定之后，黄芷汀甚至都提出了自己先返回定南，不过被高务实否决了。高务实希望她再多留一段时间。
黄芷汀担心久留京师会让葡萄牙和平移交马六甲一事夜长梦多，但高务实认为正是因为此时，她才应该多留一段时间，这可以让葡萄牙方面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压力——京华不着急，那是因为京华认为即便武力拿下马六甲也只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黄芷汀最终被说服了，当然她从本心上来讲也不想这么快就回南疆。而此时此刻，负责攻略日本关东的罗远已经从台湾接到了从属于他的陆战队，并趁风势赶到了日本，于二月初七登陆三崎，确切的说是三崎的城之岛。
此时是大明万历十八年，也即公元1590年，恰巧也是日本阳成天皇的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的北条氏——确切来说是“后北条氏”正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之下[注：上溯比较复杂，具体我就不解释了，因方便起见，以后也就以北条氏来表述]，而北条家主是北条氏直，不过因为日本的某些传统，北条家的实际掌权者其实是北条氏政。
战国末期有关东三杰之说，即“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及“相模雄狮”北条氏康。此时昔人已去，三杰先后亡故，而他们的后继者，后世也都有些评价。
上杉谦信的继承者上杉景胜虽然在关原合战跌了一跤，导致被大幅减封，但至少他还是保全了上杉家几百年的家名。
相比起来，武田信玄的继承者武田胜赖和北条氏康的继承者北条氏政——先不论北条氏灭亡时的实际家督为北条氏直——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因为家名都亡在他们手上，所以后世几百年对这二位的评价都不能说高，甚至很有些负面。虽然近些年来日本、中国的一些学者对他们两位已经有了不少的重新认识，但整体而言，黑锅既然扣上，也并不是那么好摘掉的。
提起武田胜赖，不少人都觉得与他那位战绩辉煌的父亲比起来，总体的表现很是暗淡，虽然也是一名勇将，但手腕上实在相差得太远。当然也有人说武田家在胜赖手上灭亡，是因为信玄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摊子。
这大概只是一个方面，罗远临行前，高务实在给他略述那段历史时，倒是表示武田信玄给武田胜赖留下的最大黑锅就是向织田信长突然捅刀，即便两雄对立是迟早的事。
元龟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在织田信长得知信玄突袭远江后，在其给上杉谦信的信中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前所未有的无道、丝毫不知义理之辈，完全不顾天下的嘲弄，我(信长)要与其永远义决，即便经受劫难也不会再与其相通（出自《历代古案》）；
在长筱之战大破武田家后，织田信长致信细川藤孝并回想旧事，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忘恩负义之徒，早该遭此报应云云（出自《细川家文书》）。
由此可见，织田信长对武田信玄当时的行为恨得多么咬牙切齿，到了武田胜赖继承后仍然未有改变。所以即便武田胜赖想通过送还信长之子织田信房并由佐竹义重出面斡旋使武田、织田两家和睦，但遭到信长拒绝；而在武田家在远江的重镇高天神城提出请降时，又遭到了信长拒绝，使武田家在天下间大失面目，最终武田家被连根拔除。
如此而言，武田家灭亡这笔账，应该要由武田信玄、胜赖父子二人共同承担，而不能单说武田胜赖手段太差。
而当高务实谈到此刻北条家实际掌权者北条氏政时，他的评价也比较公允。按说在北条氏政继承家督后至小田原征伐前，整体表现也还算说得过去：力扛上杉、武田方面的压力，致力于扫荡关东那帮牛皮癣国众。
虽然，他也曾一时被武田胜赖、德川家康占了些便宜，但后来也算是扳回局面。可惜最后在小田原征伐前关于上洛一事上表现踌躇，不仅招致了北条家的灭亡，更遭到了后世的诟病，并留下了典故性的日语词汇“小田原评定”。
不过高务实本身不止是为了评价北条氏政，他和罗远说史，是为了让罗远了解关东形势，那么北条氏政在小田原征伐之前所面对的是何种形势呢？
实际上早在天正十六年初时，就已经流传着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消息，所以北条方也是积极整军备战。
但同年正是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的关键之时，而九州也爆发了肥后一揆，按照正常思路来考虑，他认为丰臣秀吉暂时顾不上出大兵征讨是合情合理的。
正常来看，丰臣秀吉当时主要是通过与北条家有姻亲关系的德川家康劝说北条氏政服软，而且在德川家康的软硬兼施下，确实起到了作用，最后终于由北条氏政之弟氏规上洛，算是暂时给秀吉一个交代。
此时的丰臣秀吉果然也很买账，向关东诸将宣布打算赦免北条家，同时划定北条家与诸大名的领国界限，特别是裁定沼田问题。
然而，待刚刚解决沼田之事，就在一切都看似归于缓和时，便爆发了名胡桃城夺取事件。且不论此事究竟是真田昌幸的苦肉计，还是丰臣秀吉玩了仙人跳，又或是北条方顶层集团的冒险决策，再或是猪俣邦宪的个人行为，总之此事件使得前期丰臣、北条、德川多方的努力化为泡影，北条家公然违反总无事令使得丰臣秀吉极为震怒。
而且更关键的是，此刻虽有北条氏规上洛作为前期铺垫，但北条氏政毕竟尚未上洛，北条家的臣从其实落不到实锤上。再加上北条方的回复是对于夺取名胡桃城一事一概不知，而且继续拖延上洛的时限，实在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终于导致自家被征讨。
这样一来，刨除历来的对北条氏政的评价，即无法正确估计双方形势，优柔寡断等等导致北条家灭亡的愚行外，似乎尚未有直接史料明确证明氏政为何没有上洛的真正原因，但高务实分析认为，可能影响北条氏政没能及时上洛和臣从的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北条领内的经济情况。从天正十五年正月开始，北条家就开始在相模、武藏的农村征发人夫普请小田原城（出自《相州文书》），之后又相继普请了上野松井田城、金山城、武藏岩付城、下总栗桥城和伊豆山中城等等。
此外，北条家还在领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出自《小泽敬氏所藏文书》），把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抓了壮丁，连寺院中的梵钟都拉出来敲了制作武器。
以上种种行为无不需要大量花费资金。而且因为频繁的征发，导致了不少问题，如相模国有乡村就出现了田地有余却无人耕作的情况（出自《永岛文书》），更有小田原城的家臣荫山氏广把在镰仓的宅邸卖掉换了军粮三十三俵之情况。
后来在决定先由北条氏规上洛时，氏规的三哥北条氏邦给家臣的文书中提到，在小田原普请过程中花费了永乐钱百贯、兵粮五百俵，甚至还让家臣承担了一部分。
在北条氏规上洛时，北条领内要筹集费用两万贯，北条氏邦的领地被分派了三四百贯，需要尽力筹集云云（出自《武州文书》）。
由此可见，在发展军备的同时，上洛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生产生活压力有多大，也可见北条领内的农业衰退，家臣和百姓有多么疲敝。何况这只是打前站的北条氏规上洛，如果北条氏政亲自上洛的支出恐会更大。
因此又可见，短期内筹集更巨额的资金供氏政上洛，对于北条家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没准人还没启程，领内就先有人要搞一揆了。
其次是对德川家康的期待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北条、德川两家其实属于不打不相识，自天正壬午之乱结盟联姻后，双方一直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氏政和家康还多次碰过面，且互换过礼物。
如此一来，当已经身为丰臣政权重镇的德川家康得知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决定后立刻极力劝阻，希望能提一些条件避免讨伐北条氏（出自《真田文书》）。
同时，德川家康还积极从中斡旋，通过盟友和亲家的身份，要求北条氏政父子尽快上洛，否则就让北条家把他的女儿送回来（出自《鳄渊寺文书》），这怎么看都已经是对北条家非常明显的提示了。
后来德川家康又致信给自己的旧识北条氏规，要求其趁自己在京都时尽快上洛（出自《书上古文书》），这估计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北条家帮忙说说话，打打圆场。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对于斡旋北条家和秀吉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尽了力的。但北条氏政恐怕还是想更稳妥甚至说获利更多一些，比如希望也像之前家康臣从秀吉时那样，让秀吉把老母送来等等——这就扯淡了，秀吉老爹早就不在，老娘还能另外变出一个来么？
最后，高务实认为局势的发展失控可能还与信息的纷乱以及不对称性也有些许关联。因为当时关于丰臣秀吉到底是不是真要讨伐北条家，所有人都搞不清楚，消息一会儿一变。
比如在小田原城动员时，据说是因为接到了丰臣秀吉计划出兵的消息（出自《大道寺文书》），所以北条家积极进行着准备；
但在天正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伊达政宗的一封信中又提到“关白大人是不会进攻小田原的”（出自《远藤文书》）；
而在《家忠日记》同年五月六日条中，又说“听说北条家与秀吉方的交涉决裂了”；
最重要的是，到天正十六年九月北条氏规上洛后，秀吉给关东诸将发布文书说，因北条氏规已经上洛，打算赦免北条家（出自《佐竹文书》等），这或许也让北条氏政着实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一会儿要征伐、一会儿又要缓和的形势，显然不利于北条家做出正确的判断。即便到了名胡桃城夺取后，丰臣方的做法也很奇怪，一边威压，一边又积极督促北条氏政上洛，依旧不曾堵死上洛之路，这可能就更让北条家难以断定形势。
除了这些原因外，高务实认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北条家似乎没能准确预判双方的实力对比，这或许与北条氏政过分高估自家的家底多少有些关系。
鉴于之前臣从与丰臣政权的岛津、长宗我部均与丰臣军有过一战，尤其是岛津家以寡兵胜强敌，打败过丰臣家首批登陆的大军，北条家可能认为丰臣军的战斗力也就一般。
按照这个思路，那么实力明显强于岛津家的北条家，在占据地利的情况下应该足以一搏，何况还有两个实力不弱的所谓“盟友”德川家康和伊达政宗——这当然是误判了，伊达政宗犹犹豫豫，而德川家康根本不打算和北条家联手和丰臣开战。
而且上杉、毛利两家虽然直接臣从于秀吉，但当年也与丰臣政权的前身织田政权正面交战过，所以北条氏政的想法恐怕过于乐观，认为自家只要扛住，丰臣政权内部就可能分裂——好吧，这种误判在高务实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条家没与丰臣军正面对抗过，多少有些想当然。
再有就是，由于东国是自源赖朝以来武家社会的发源地，关东地区与中枢政府的对立性可能对北条氏政的决策有着一定影响。
毕竟关东政权与中枢对立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并不是都以失败告终。比如关东的享德之乱时，关东与中枢政府的对立就持续了几十年才得以解决。
另外，高务实认为北条家家中的意见不统一，也可能是导致决策迟迟不能确定的原因。从事后来看，北条氏照、重臣大道寺政繁等都是主战派；北条氏规则因家康的关系并面见过秀吉，因此偏向主和；而时任当主北条氏直则似乎对两边均有倾向，或者说举棋不定。
所以，作为最终拍板人的北条氏政对于两边的说理，实在难以准确进行研判，毕竟双方的分量都差不多，而且这件事又关系到本家的生死存亡，务必慎重——慎重过头就耽误了时机。
最后高务实认为，北条家可能是在担心臣服后的地位，要知道德川、毛利、上杉等大名都早已臣从丰臣秀吉多年，传统战国大名留到最后且实力最强的便是北条家。如果臣从的话，不知是否会排在上述大名的下位，自认为关东霸主的北条家是否能接受这个结果？
何况丰臣政权里，早已有一个自家的宿敌上杉景胜。因此北条氏政上洛后丰臣秀吉会如何处置，是被扣留还是被改易，恐怕北条氏政也不得不掂量清楚。
不仅是实力问题，还有名义高低问题，当初秀吉为了迫使德川家康臣从，不仅送了妹妹，还送了老娘，而对北条家则没有这么高级别的表示。如果对于北条家不能让丰臣秀吉复制一下前面的做法，作为关东霸主的北条家怎么好轻易低下高贵的头颅呢？
说白了，还是北条家与丰臣政权的博弈，只不过北条家高估了自己手上的筹码。
京华北洋舰队关东分舰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陆城之岛，并且立刻向北条家派出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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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此时关东有个忍城，忍城里有个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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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芷汀最终被说服了，当然她从本心上来讲也不想这么快就回南疆。而此时此刻，负责攻略日本关东的罗远已经从台湾接到了从属于他的陆战队，并趁风势赶到了日本，于二月初七登陆三崎，确切的说是三崎的城之岛。
此时是大明万历十八年，也即公元1590年，恰巧也是日本阳成天皇的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的北条氏——确切来说是“后北条氏”正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之下[注：上溯比较复杂，具体我就不解释了，因方便起见，以后也就以北条氏来表述]，而北条家主是北条氏直，不过因为日本的某些传统，北条家的实际掌权者其实是北条氏政。
战国末期有关东三杰之说，即“越后之龙”上杉谦信、“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及“相模雄狮”北条氏康。此时昔人已去，三杰先后亡故，而他们的后继者，后世也都有些评价。
上杉谦信的继承者上杉景胜虽然在关原合战跌了一跤，导致被大幅减封，但至少他还是保全了上杉家几百年的家名。
相比起来，武田信玄的继承者武田胜赖和北条氏康的继承者北条氏政——先不论北条氏灭亡时的实际家督为北条氏直——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因为家名都亡在他们手上，所以后世几百年对这二位的评价都不能说高，甚至很有些负面。虽然近些年来日本、中国的一些学者对他们两位已经有了不少的重新认识，但整体而言，黑锅既然扣上，也并不是那么好摘掉的。
提起武田胜赖，不少人都觉得与他那位战绩辉煌的父亲比起来，总体的表现很是暗淡，虽然也是一名勇将，但手腕上实在相差得太远。当然也有人说武田家在胜赖手上灭亡，是因为信玄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摊子。
这大概只是一个方面，罗远临行前，高务实在给他略述那段历史时，倒是表示武田信玄给武田胜赖留下的最大黑锅就是向织田信长突然捅刀，即便两雄对立是迟早的事。
元龟元年十月到十一月，在织田信长得知信玄突袭远江后，在其给上杉谦信的信中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前所未有的无道、丝毫不知义理之辈，完全不顾天下的嘲弄，我(信长)要与其永远义决，即便经受劫难也不会再与其相通（出自《历代古案》）；
在长筱之战大破武田家后，织田信长致信细川藤孝并回想旧事，大骂武田信玄乃是忘恩负义之徒，早该遭此报应云云（出自《细川家文书》）。
由此可见，织田信长对武田信玄当时的行为恨得多么咬牙切齿，到了武田胜赖继承后仍然未有改变。所以即便武田胜赖想通过送还信长之子织田信房并由佐竹义重出面斡旋使武田、织田两家和睦，但遭到信长拒绝；而在武田家在远江的重镇高天神城提出请降时，又遭到了信长拒绝，使武田家在天下间大失面目，最终武田家被连根拔除。
如此而言，武田家灭亡这笔账，应该要由武田信玄、胜赖父子二人共同承担，而不能单说武田胜赖手段太差。
而当高务实谈到此刻北条家实际掌权者北条氏政时，他的评价也比较公允。按说在北条氏政继承家督后至小田原征伐前，整体表现也还算说得过去：力扛上杉、武田方面的压力，致力于扫荡关东那帮牛皮癣国众。
虽然，他也曾一时被武田胜赖、德川家康占了些便宜，但后来也算是扳回局面。可惜最后在小田原征伐前关于上洛一事上表现踌躇，不仅招致了北条家的灭亡，更遭到了后世的诟病，并留下了典故性的日语词汇“小田原评定”。
不过高务实本身不止是为了评价北条氏政，他和罗远说史，是为了让罗远了解关东形势，那么北条氏政在小田原征伐之前所面对的是何种形势呢？
实际上早在天正十六年初时，就已经流传着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消息，所以北条方也是积极整军备战。
但同年正是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的关键之时，而九州也爆发了肥后一揆，按照正常思路来考虑，他认为丰臣秀吉暂时顾不上出大兵征讨是合情合理的。
正常来看，丰臣秀吉当时主要是通过与北条家有姻亲关系的德川家康劝说北条氏政服软，而且在德川家康的软硬兼施下，确实起到了作用，最后终于由北条氏政之弟氏规上洛，算是暂时给秀吉一个交代。
此时的丰臣秀吉果然也很买账，向关东诸将宣布打算赦免北条家，同时划定北条家与诸大名的领国界限，特别是裁定沼田问题。
然而，待刚刚解决沼田之事，就在一切都看似归于缓和时，便爆发了名胡桃城夺取事件。且不论此事究竟是真田昌幸的苦肉计，还是丰臣秀吉玩了仙人跳，又或是北条方顶层集团的冒险决策，再或是猪俣邦宪的个人行为，总之此事件使得前期丰臣、北条、德川多方的努力化为泡影，北条家公然违反总无事令使得丰臣秀吉极为震怒。
而且更关键的是，此刻虽有北条氏规上洛作为前期铺垫，但北条氏政毕竟尚未上洛，北条家的臣从其实落不到实锤上。再加上北条方的回复是对于夺取名胡桃城一事一概不知，而且继续拖延上洛的时限，实在不能让人完全信服，终于导致自家被征讨。
这样一来，刨除历来的对北条氏政的评价，即无法正确估计双方形势，优柔寡断等等导致北条家灭亡的愚行外，似乎尚未有直接史料明确证明氏政为何没有上洛的真正原因，但高务实分析认为，可能影响北条氏政没能及时上洛和臣从的因素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北条领内的经济情况。从天正十五年正月开始，北条家就开始在相模、武藏的农村征发人夫普请小田原城（出自《相州文书》），之后又相继普请了上野松井田城、金山城、武藏岩付城、下总栗桥城和伊豆山中城等等。
此外，北条家还在领内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出自《小泽敬氏所藏文书》），把十五岁到七十岁的男子都抓了壮丁，连寺院中的梵钟都拉出来敲了制作武器。
以上种种行为无不需要大量花费资金。而且因为频繁的征发，导致了不少问题，如相模国有乡村就出现了田地有余却无人耕作的情况（出自《永岛文书》），更有小田原城的家臣荫山氏广把在镰仓的宅邸卖掉换了军粮三十三俵之情况。
后来在决定先由北条氏规上洛时，氏规的三哥北条氏邦给家臣的文书中提到，在小田原普请过程中花费了永乐钱百贯、兵粮五百俵，甚至还让家臣承担了一部分。
在北条氏规上洛时，北条领内要筹集费用两万贯，北条氏邦的领地被分派了三四百贯，需要尽力筹集云云（出自《武州文书》）。
由此可见，在发展军备的同时，上洛费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和生产生活压力有多大，也可见北条领内的农业衰退，家臣和百姓有多么疲敝。何况这只是打前站的北条氏规上洛，如果北条氏政亲自上洛的支出恐会更大。
因此又可见，短期内筹集更巨额的资金供氏政上洛，对于北条家来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没准人还没启程，领内就先有人要搞一揆了。
其次是对德川家康的期待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北条、德川两家其实属于不打不相识，自天正壬午之乱结盟联姻后，双方一直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氏政和家康还多次碰过面，且互换过礼物。
如此一来，当已经身为丰臣政权重镇的德川家康得知丰臣秀吉要征伐小田原的决定后立刻极力劝阻，希望能提一些条件避免讨伐北条氏（出自《真田文书》）。
同时，德川家康还积极从中斡旋，通过盟友和亲家的身份，要求北条氏政父子尽快上洛，否则就让北条家把他的女儿送回来（出自《鳄渊寺文书》），这怎么看都已经是对北条家非常明显的提示了。
后来德川家康又致信给自己的旧识北条氏规，要求其趁自己在京都时尽快上洛（出自《书上古文书》），这估计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北条家帮忙说说话，打打圆场。
由此可见，德川家康对于斡旋北条家和秀吉之间的关系是真的尽了力的。但北条氏政恐怕还是想更稳妥甚至说获利更多一些，比如希望也像之前家康臣从秀吉时那样，让秀吉把老母送来等等——这就扯淡了，秀吉老爹早就不在，老娘还能另外变出一个来么？
最后，高务实认为局势的发展失控可能还与信息的纷乱以及不对称性也有些许关联。因为当时关于丰臣秀吉到底是不是真要讨伐北条家，所有人都搞不清楚，消息一会儿一变。
比如在小田原城动员时，据说是因为接到了丰臣秀吉计划出兵的消息（出自《大道寺文书》），所以北条家积极进行着准备；
但在天正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伊达政宗的一封信中又提到“关白大人是不会进攻小田原的”（出自《远藤文书》）；
而在《家忠日记》同年五月六日条中，又说“听说北条家与秀吉方的交涉决裂了”；
最重要的是，到天正十六年九月北条氏规上洛后，秀吉给关东诸将发布文书说，因北条氏规已经上洛，打算赦免北条家（出自《佐竹文书》等），这或许也让北条氏政着实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一会儿要征伐、一会儿又要缓和的形势，显然不利于北条家做出正确的判断。即便到了名胡桃城夺取后，丰臣方的做法也很奇怪，一边威压，一边又积极督促北条氏政上洛，依旧不曾堵死上洛之路，这可能就更让北条家难以断定形势。
除了这些原因外，高务实认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北条家似乎没能准确预判双方的实力对比，这或许与北条氏政过分高估自家的家底多少有些关系。
鉴于之前臣从与丰臣政权的岛津、长宗我部均与丰臣军有过一战，尤其是岛津家以寡兵胜强敌，打败过丰臣家首批登陆的大军，北条家可能认为丰臣军的战斗力也就一般。
按照这个思路，那么实力明显强于岛津家的北条家，在占据地利的情况下应该足以一搏，何况还有两个实力不弱的所谓“盟友”德川家康和伊达政宗——这当然是误判了，伊达政宗犹犹豫豫，而德川家康根本不打算和北条家联手和丰臣开战。
而且上杉、毛利两家虽然直接臣从于秀吉，但当年也与丰臣政权的前身织田政权正面交战过，所以北条氏政的想法恐怕过于乐观，认为自家只要扛住，丰臣政权内部就可能分裂——好吧，这种误判在高务实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条家没与丰臣军正面对抗过，多少有些想当然。
再有就是，由于东国是自源赖朝以来武家社会的发源地，关东地区与中枢政府的对立性可能对北条氏政的决策有着一定影响。
毕竟关东政权与中枢对立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并不是都以失败告终。比如关东的享德之乱时，关东与中枢政府的对立就持续了几十年才得以解决。
另外，高务实认为北条家家中的意见不统一，也可能是导致决策迟迟不能确定的原因。从事后来看，北条氏照、重臣大道寺政繁等都是主战派；北条氏规则因家康的关系并面见过秀吉，因此偏向主和；而时任当主北条氏直则似乎对两边均有倾向，或者说举棋不定。
所以，作为最终拍板人的北条氏政对于两边的说理，实在难以准确进行研判，毕竟双方的分量都差不多，而且这件事又关系到本家的生死存亡，务必慎重——慎重过头就耽误了时机。
最后高务实认为，北条家可能是在担心臣服后的地位，要知道德川、毛利、上杉等大名都早已臣从丰臣秀吉多年，传统战国大名留到最后且实力最强的便是北条家。如果臣从的话，不知是否会排在上述大名的下位，自认为关东霸主的北条家是否能接受这个结果？
何况丰臣政权里，早已有一个自家的宿敌上杉景胜。因此北条氏政上洛后丰臣秀吉会如何处置，是被扣留还是被改易，恐怕北条氏政也不得不掂量清楚。
不仅是实力问题，还有名义高低问题，当初秀吉为了迫使德川家康臣从，不仅送了妹妹，还送了老娘，而对北条家则没有这么高级别的表示。如果对于北条家不能让丰臣秀吉复制一下前面的做法，作为关东霸主的北条家怎么好轻易低下高贵的头颅呢？
说白了，还是北条家与丰臣政权的博弈，只不过北条家高估了自己手上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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