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事情到了这一步，此次以皇宫修缮案为表现形式的权力斗争，就已经在事实层面进入垃圾时间。
沈一贯期待的心学派大团结倒是的确实现了，但他以为靖难系勋贵能够看在双方“合作”多年的份上，坚定的与心学派保持一致，形成两派联手对抗实学派围剿的大好局面，这一条却是彻彻底底地惨遭失败。
勋贵与流官，二者的权力来源虽然都是皇帝，但获取方式却是完全不同。这些世袭的勋贵，获取权力看的是祖宗功业、个身行几。比如徐弘基他家祖宗是徐达，他又是自己父亲的嫡长子，那他生来就是准备袭封魏国公的，只要自己不作死，这魏国公跑不了他的。
流官就不同了，你祖宗本事再大、功劳再多，只要你自己考不上进士，一切还是白搭——除非你愿意恩荫那几个混日子的闲官。
恩荫官怎么说呢，也有混得不错的，离中枢不算远。比如高务实的亲弟弟、高拱嗣子高务观，他荫官正六品尚宝司司丞，这就是文臣荫官的最高标准，但这辈子不用想升官。
本来尚宝司丞往上还有尚宝司少卿、尚宝司卿，但这两个职务属于尚宝司的“堂上官”，是不能用荫官任之的，只能用进士任之。所以，即便高务观干得再好，或者他亲哥高务实权力再大，高务观都不能升官了，尚宝司丞或者平级的各部衙属官就是他的顶点。
当然，如果他辞官去南疆，那情况自不相同，但这就不必细论了。
总之，世袭勋贵乃是“天生贵胄”，只要不闹到让皇帝觉得不处理你就要天下大乱，那你的日子就坏不了，往上虽然有五军都督府某都督这个天花板，但你下限高啊！因此，勋贵们只要脑子没进水，通常是不可能和皇帝顶牛的。
相反，他们倒敢和皇帝之外的任何个人顶牛。比如历史上万历中后期袭封的第七代英国公张维贤，就敢完全无视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魏忠贤听下面人报告说英国公当众折了他的面子，他嗫嚅半晌，最后也只能说算了算了——人家只要不造反，你权力再大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祖宗之力。
不过，勋贵虽然自带闪避BUFF，却也不敢对抗文官集团，比如高务实当年还在兵部戎政侍郎位置上的时候，勋贵们就对他非常客气了。这并不是因为戎政侍郎管京营所以高务实就牛逼，而是因为高务实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实学派党魁。
勋贵不怕高务实个人，但怕实学派这个文官内部的大集团上来打群架——若是一天几十道奏疏弹劾，任你哪个勋贵也吃不住，就算爵位不一定会丢，但肯定要被皇帝叫去痛斥，这就很难说下场如何了，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高务实客气点总没错。
说回文官，文官不太怕勋贵，反而容易被特别受皇帝宠信的大宦官限制。这里其实是个三角关系：皇帝既需要武臣勋贵充当震慑天下的那把刀，又需要文官来限制武臣勋贵的实力以免反过来威胁到皇权，那就需要创造另一派力量来限制文官，于是推出宦官来做白手套专门打击文官。
由于宦官的“天然使命”就只是打击文官，所以皇帝不会容忍他们对勋贵瞎出手，于是勋贵又可以反过来只把宦官当奴婢看……这个循环一搞成，皇帝本人就摘出去了，可以随时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让自己永远处于最超然的地位，成为最终裁决者。
你们仨去玩蛇咬尾的游戏好了，谁想占得上风都要来求朕。这就是这套权力游戏的根本逻辑，也就是英国公可以不鸟魏忠贤，但靖难系勋贵却要巴巴地讨好高务实的原因所在。
当然，打破这个逻辑的牛人也有。比如崇祯一上台不只是干挺了魏忠贤，他是直接把宦官这个权力派系都干挺了，于是只能自己冲杀到第一线。他杀的文臣之多简直直追朱元璋，可惜没什么鸟用，除了让文官们逐渐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局势不利就转投李自成甚至鞑清之外，崇祯圣君什么好也没讨到。
所以说，嘉靖虽然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认识得很对：你问他什么是道？“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也就是《周易·艮》中所说的“思不出其位”。
崇祯就是不懂这个道理，非要把权力运转逻辑打破，于是天下间的有心人就只好通过物理手段再重置一次权力运转逻辑了。
高务实的改革措施固然很多，但都是在权力正常运转的体系内去做的。比如他在戎政侍郎的位置就搞京营改革，在户部尚书的位置就搞财政改革，等当了首辅，就开始调整朝廷的政治格局……他当年科举，本经就是《周易》，自然知道“思不出其位”的道理，只不过他往往是在“不出其位”的框架下顶格去做罢了。
南京皇宫修缮案本质上就是高务实借一次工程弊案进行政治格局调整，目的就是借着皇帝此前搞出的孔庙事件余威彻底压制心学派，在朝堂上形成实学主政的大势，进而为最后的改革铺平道路。
在外人看来，高务实这么做无非是要独揽朝政。这话虽然没错，但对得也不多。独揽朝政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他要的是继续改革，而且不是具体的某一项改革——包括科举改革。
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都不能算高务实的最终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大到这个时代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根本想象不到，甚至就算高务实当面告诉他们，他们也未必能够理解。
他要干什么？他要改变此前中国历朝历代“统治只是为了统治”的死循环，换成“统治是为了社会发展”的无限延伸。
后人常说，封建王朝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延续统治，历朝历代都会为此总结前朝教训，但往往陷入类似的治乱循环。比如秦亡于严，于是汉亡于宽；唐亡于藩镇，于是宋亡于兵弱……
虽然总的来看，随着时间发展，政治制度确实有些许进步，但根本目的既然错了，终归逃不出这个窠臼。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目标就是延续统治，它就难免会害怕任何变化，甚至在遭遇某些时候会选择复古——比如朱元璋的诸子分封制。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这是没有出路的。他本经是《周易》，读《周易》读出来的核心观点其实就一句话：世界永远在变化，所以人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不过，道理好懂，事情难办。你怎么观察世界的变化？世界变了什么、变了多少，你要如何改变自身、改变多少，去适应这种变化？
高务实当然也想了很多，最终的观点是：以上问题都很难，那不如让“我”成为最大的变化。我最先变，所以别人都得随我而变。
换在朝廷治政来说，就是我自己不断改革、不断发展，那我就是最大的变化之力，世界各国都只能跟着我的变化来适应我。
这个道理就好比是英国工业革命了，生产力开始碾压世界各国，于是各国也只能纷纷跟进，开始争夺“变化权”，进而推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
不过在高务实看来，英国其实是非常“德不配位”的。这个国家在道德上大缺大德，在实力上国小民寡，其实不足以形成巩固的世界格局。它靠着工业革命的伟力和广大殖民地的血泪维持了两百年霸权(不是四百年)，但最终还是会走到穷途末路，泯然众国之中。
真正要形成稳定的世界体系，其核心国家必然需要三个前提：广土，巨族，同心。
说人话就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举国同欲。
且不说后世如何，高务实环顾当今世界，能有这个基础的国家其实只有大明。后世所谓世界三大宝地：北美、欧洲、东亚，先不说那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就说此刻——欧洲，分裂惯了，没有统一的可能；美洲，殖民者刚到，发展刚刚起步，人口极其稀少。
反观大明，完全是农业时代的巅峰，粮食平均亩产是欧洲的三倍以上，人口是整个欧洲的四倍。[注：都是西方学界大的主流观点，即十七世纪初欧洲总人口约为6100万，而此时的明朝后期总人口为“超过两亿”；欧洲粮食亩产40-80斤(单位已换算)，明朝粮食亩产200-250斤。]
在这种条件下，且高务实的前期改革基本已经顺利完成，他开始琢磨如何“处中国而治万邦”，这有什么问题吗？
在他看来，只要朝廷改变思路，开始将发展当做延续统治的正确道路，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那么大明就是那个真正的“天选之国”，而且没有“之一”。
数日之后，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涉案官员被揭露出来。这些官员大多属于心学派，他们在南京皇宫修缮案中或主动参与、或被动涉及，但无一例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经过仔细的审查和讨论，朝廷最终决定对这些涉案官员进行分类处理，以儆效尤。处理方案大致分为四个档次：
降调西域：对于涉及程度较深，但尚有可用之处的官员，将其降职调往西域，参与当地的建设和管理。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和对朝廷的贡献，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冠带闲住：对于涉及程度一般，但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原职的官员，剥夺其官职，保留其荣誉性的“冠带”，令其回家闲住。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错误性质不算严重，给予其反省和退隐的机会。
革职为民：对于涉及程度较重，已无继续为官甚至保留名誉必要的官员，直接革去其官职，贬为平民。这些人已经明显犯了错误，而且错误性质较重，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朝廷不再保留其官员身份。
永不叙用：对于涉及程度甚深，且性质极其恶劣的官员，不仅革去其官职，还要将其列入黑名单，永不叙用。这些人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朝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
据统计，此次涉案的七品以上官员共计四十一人，其中被降调西域的有八人，冠带闲住的有十二人，革职为民的有十五人，永不叙用的有六人。
这一处理结果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虽然四十一人说少不少，说多好像也不多，但要知道这仅仅是一次工程弊案，涉及范围也不大，若是往常，处理三五个人也就差不多了。然而这一次却不是处理几个人，而是把涉案官员一扫而空，轻重缓急分得清清楚楚，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之重、应对规格之高。
在处理完这些涉案官员后，高务实再次被召入乾清宫中。朱翊钧对他的处理表示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醒说，离京日久，自己已经收到了不少奏疏催促回京。
高务实原本以为朱翊钧难得出京一回，应该会希望在南京多待一大段时间，甚至趁机去别处游览一番，想不到他居然主动提及回京之事，真是颇为意外。不过高务实毕竟不是佞臣，当即表示圣驾随时可以还京，内阁也会赶紧做出相应安排。
事后高务实悄悄找陈矩了解情况，陈矩似乎有些为难，最后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高务实理解的意思是龙体欠安……听陈矩的描述，似乎南京的气候更容易让皇帝痛风复发。
这下破案了，南方确实比北方更容易发生痛风，发作时的痛苦程度也是南方远胜北方。朱翊钧原本就患有痛风症，在北京都不时发作，现在来了南京，那肯定是遭老罪了。
至于陈矩为什么不好明言，这倒简单——皇帝的身体情况属于高度敏感问题，原则上是不能随意泄露的。之所以还能告诉高务实一点，那也是因为高务实身为首辅，不能对皇帝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
随着南京皇宫修缮案的调查和处理逐渐落下帷幕，在圣驾筹备北返期间，朝廷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西域的局势。刘綎统帅的军队已经在西域展开了平叛行动，而高务实也在积极筹备后勤和财政支持，确保平叛行动的顺利进行。
同时，高务实也不忘对南京的官场进行整顿，清除心学派的影响，确保实学派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也不忘与南京的勋贵们进行沟通和协调，确保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实学派官员大举调往南方的支持。
在高务实的努力下，南京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而西域的平叛行动也在稳步推进。朱翊钧对高务实的工作多次表示肯定，赐食也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催了一催北返的安排。
大概过了半个月，在圣驾北返的前一天，高务实上了一道疏文，名为《请广用举人以固西域疏》，全文如下：
臣高务实谨奏：
臣闻天子之于边陲，犹手足之捍头目，未有不先营治以安民者也。今西域既入版图，而叛乱时起，民心未安，此诚庙堂之所忧也。臣窃以为，兵戈之外，文治尤急，故敢昧死上言，祈陛下眷顾。
自复西域以来，皇威远播，然官吏鲜少，治理未周，此乱之所由生也。臣愚以为，欲求西域之宁，必先立治之本，而本之立，非贤吏不可。
观今日之势，西域官缺甚多，尤缺实干之才。盖因边地苦寒，非有志者不往。故臣敢请陛下，广开举人授官之路，励有志之士，赴边为官，以充官僚之阙，以固治道之基。
臣请陛下明诏海内，凡举人有志于边，朝廷将优予官职，且边任者，迁转之机，优于中土。如此，则不仅能解官缺之急，亦能振士子之心，育成国之干城。
臣又请，朝廷宜增文化之泽于西域，建学馆，兴教化，促民风之化，减纷乱之由。
臣知此议推行不易，然臣坚信，得陛下圣断，上下齐心，无不可克之难，无不可成之业。
臣高务实诚惶诚恐，顿首百拜，谨奏以闻。
——
感谢书友“CHRNTAIDI”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书友20231005181355930”、“楔形文字”、“o尚书令”、“SBSBSBSBS”、“书友20210301106584752054”的月票支持，谢谢！
PS：这章是昨天的，因为昨天夜跑意外发生了一点扭伤，回家洗了个澡就先睡了，所以拖到今天，不过也多更了一点点……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沈一贯期待的心学派大团结倒是的确实现了，但他以为靖难系勋贵能够看在双方“合作”多年的份上，坚定的与心学派保持一致，形成两派联手对抗实学派围剿的大好局面，这一条却是彻彻底底地惨遭失败。
勋贵与流官，二者的权力来源虽然都是皇帝，但获取方式却是完全不同。这些世袭的勋贵，获取权力看的是祖宗功业、个身行几。比如徐弘基他家祖宗是徐达，他又是自己父亲的嫡长子，那他生来就是准备袭封魏国公的，只要自己不作死，这魏国公跑不了他的。
流官就不同了，你祖宗本事再大、功劳再多，只要你自己考不上进士，一切还是白搭——除非你愿意恩荫那几个混日子的闲官。
恩荫官怎么说呢，也有混得不错的，离中枢不算远。比如高务实的亲弟弟、高拱嗣子高务观，他荫官正六品尚宝司司丞，这就是文臣荫官的最高标准，但这辈子不用想升官。
本来尚宝司丞往上还有尚宝司少卿、尚宝司卿，但这两个职务属于尚宝司的“堂上官”，是不能用荫官任之的，只能用进士任之。所以，即便高务观干得再好，或者他亲哥高务实权力再大，高务观都不能升官了，尚宝司丞或者平级的各部衙属官就是他的顶点。
当然，如果他辞官去南疆，那情况自不相同，但这就不必细论了。
总之，世袭勋贵乃是“天生贵胄”，只要不闹到让皇帝觉得不处理你就要天下大乱，那你的日子就坏不了，往上虽然有五军都督府某都督这个天花板，但你下限高啊！因此，勋贵们只要脑子没进水，通常是不可能和皇帝顶牛的。
相反，他们倒敢和皇帝之外的任何个人顶牛。比如历史上万历中后期袭封的第七代英国公张维贤，就敢完全无视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魏忠贤听下面人报告说英国公当众折了他的面子，他嗫嚅半晌，最后也只能说算了算了——人家只要不造反，你权力再大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祖宗之力。
不过，勋贵虽然自带闪避BUFF，却也不敢对抗文官集团，比如高务实当年还在兵部戎政侍郎位置上的时候，勋贵们就对他非常客气了。这并不是因为戎政侍郎管京营所以高务实就牛逼，而是因为高务实当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实学派党魁。
勋贵不怕高务实个人，但怕实学派这个文官内部的大集团上来打群架——若是一天几十道奏疏弹劾，任你哪个勋贵也吃不住，就算爵位不一定会丢，但肯定要被皇帝叫去痛斥，这就很难说下场如何了，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高务实客气点总没错。
说回文官，文官不太怕勋贵，反而容易被特别受皇帝宠信的大宦官限制。这里其实是个三角关系：皇帝既需要武臣勋贵充当震慑天下的那把刀，又需要文官来限制武臣勋贵的实力以免反过来威胁到皇权，那就需要创造另一派力量来限制文官，于是推出宦官来做白手套专门打击文官。
由于宦官的“天然使命”就只是打击文官，所以皇帝不会容忍他们对勋贵瞎出手，于是勋贵又可以反过来只把宦官当奴婢看……这个循环一搞成，皇帝本人就摘出去了，可以随时平衡这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让自己永远处于最超然的地位，成为最终裁决者。
你们仨去玩蛇咬尾的游戏好了，谁想占得上风都要来求朕。这就是这套权力游戏的根本逻辑，也就是英国公可以不鸟魏忠贤，但靖难系勋贵却要巴巴地讨好高务实的原因所在。
当然，打破这个逻辑的牛人也有。比如崇祯一上台不只是干挺了魏忠贤，他是直接把宦官这个权力派系都干挺了，于是只能自己冲杀到第一线。他杀的文臣之多简直直追朱元璋，可惜没什么鸟用，除了让文官们逐渐开始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旦局势不利就转投李自成甚至鞑清之外，崇祯圣君什么好也没讨到。
所以说，嘉靖虽然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认识得很对：你问他什么是道？“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也就是《周易·艮》中所说的“思不出其位”。
崇祯就是不懂这个道理，非要把权力运转逻辑打破，于是天下间的有心人就只好通过物理手段再重置一次权力运转逻辑了。
高务实的改革措施固然很多，但都是在权力正常运转的体系内去做的。比如他在戎政侍郎的位置就搞京营改革，在户部尚书的位置就搞财政改革，等当了首辅，就开始调整朝廷的政治格局……他当年科举，本经就是《周易》，自然知道“思不出其位”的道理，只不过他往往是在“不出其位”的框架下顶格去做罢了。
南京皇宫修缮案本质上就是高务实借一次工程弊案进行政治格局调整，目的就是借着皇帝此前搞出的孔庙事件余威彻底压制心学派，在朝堂上形成实学主政的大势，进而为最后的改革铺平道路。
在外人看来，高务实这么做无非是要独揽朝政。这话虽然没错，但对得也不多。独揽朝政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他要的是继续改革，而且不是具体的某一项改革——包括科举改革。
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都不能算高务实的最终目的，他的根本目的大到这个时代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也根本想象不到，甚至就算高务实当面告诉他们，他们也未必能够理解。
他要干什么？他要改变此前中国历朝历代“统治只是为了统治”的死循环，换成“统治是为了社会发展”的无限延伸。
后人常说，封建王朝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延续统治，历朝历代都会为此总结前朝教训，但往往陷入类似的治乱循环。比如秦亡于严，于是汉亡于宽；唐亡于藩镇，于是宋亡于兵弱……
虽然总的来看，随着时间发展，政治制度确实有些许进步，但根本目的既然错了，终归逃不出这个窠臼。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目标就是延续统治，它就难免会害怕任何变化，甚至在遭遇某些时候会选择复古——比如朱元璋的诸子分封制。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这是没有出路的。他本经是《周易》，读《周易》读出来的核心观点其实就一句话：世界永远在变化，所以人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不过，道理好懂，事情难办。你怎么观察世界的变化？世界变了什么、变了多少，你要如何改变自身、改变多少，去适应这种变化？
高务实当然也想了很多，最终的观点是：以上问题都很难，那不如让“我”成为最大的变化。我最先变，所以别人都得随我而变。
换在朝廷治政来说，就是我自己不断改革、不断发展，那我就是最大的变化之力，世界各国都只能跟着我的变化来适应我。
这个道理就好比是英国工业革命了，生产力开始碾压世界各国，于是各国也只能纷纷跟进，开始争夺“变化权”，进而推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
不过在高务实看来，英国其实是非常“德不配位”的。这个国家在道德上大缺大德，在实力上国小民寡，其实不足以形成巩固的世界格局。它靠着工业革命的伟力和广大殖民地的血泪维持了两百年霸权(不是四百年)，但最终还是会走到穷途末路，泯然众国之中。
真正要形成稳定的世界体系，其核心国家必然需要三个前提：广土，巨族，同心。
说人话就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举国同欲。
且不说后世如何，高务实环顾当今世界，能有这个基础的国家其实只有大明。后世所谓世界三大宝地：北美、欧洲、东亚，先不说那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就说此刻——欧洲，分裂惯了，没有统一的可能；美洲，殖民者刚到，发展刚刚起步，人口极其稀少。
反观大明，完全是农业时代的巅峰，粮食平均亩产是欧洲的三倍以上，人口是整个欧洲的四倍。[注：都是西方学界大的主流观点，即十七世纪初欧洲总人口约为6100万，而此时的明朝后期总人口为“超过两亿”；欧洲粮食亩产40-80斤(单位已换算)，明朝粮食亩产200-250斤。]
在这种条件下，且高务实的前期改革基本已经顺利完成，他开始琢磨如何“处中国而治万邦”，这有什么问题吗？
在他看来，只要朝廷改变思路，开始将发展当做延续统治的正确道路，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那么大明就是那个真正的“天选之国”，而且没有“之一”。
数日之后，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涉案官员被揭露出来。这些官员大多属于心学派，他们在南京皇宫修缮案中或主动参与、或被动涉及，但无一例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经过仔细的审查和讨论，朝廷最终决定对这些涉案官员进行分类处理，以儆效尤。处理方案大致分为四个档次：
降调西域：对于涉及程度较深，但尚有可用之处的官员，将其降职调往西域，参与当地的建设和管理。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和对朝廷的贡献，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冠带闲住：对于涉及程度一般，但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原职的官员，剥夺其官职，保留其荣誉性的“冠带”，令其回家闲住。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错误性质不算严重，给予其反省和退隐的机会。
革职为民：对于涉及程度较重，已无继续为官甚至保留名誉必要的官员，直接革去其官职，贬为平民。这些人已经明显犯了错误，而且错误性质较重，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朝廷不再保留其官员身份。
永不叙用：对于涉及程度甚深，且性质极其恶劣的官员，不仅革去其官职，还要将其列入黑名单，永不叙用。这些人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朝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
据统计，此次涉案的七品以上官员共计四十一人，其中被降调西域的有八人，冠带闲住的有十二人，革职为民的有十五人，永不叙用的有六人。
这一处理结果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虽然四十一人说少不少，说多好像也不多，但要知道这仅仅是一次工程弊案，涉及范围也不大，若是往常，处理三五个人也就差不多了。然而这一次却不是处理几个人，而是把涉案官员一扫而空，轻重缓急分得清清楚楚，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之重、应对规格之高。
在处理完这些涉案官员后，高务实再次被召入乾清宫中。朱翊钧对他的处理表示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醒说，离京日久，自己已经收到了不少奏疏催促回京。
高务实原本以为朱翊钧难得出京一回，应该会希望在南京多待一大段时间，甚至趁机去别处游览一番，想不到他居然主动提及回京之事，真是颇为意外。不过高务实毕竟不是佞臣，当即表示圣驾随时可以还京，内阁也会赶紧做出相应安排。
事后高务实悄悄找陈矩了解情况，陈矩似乎有些为难，最后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高务实理解的意思是龙体欠安……听陈矩的描述，似乎南京的气候更容易让皇帝痛风复发。
这下破案了，南方确实比北方更容易发生痛风，发作时的痛苦程度也是南方远胜北方。朱翊钧原本就患有痛风症，在北京都不时发作，现在来了南京，那肯定是遭老罪了。
至于陈矩为什么不好明言，这倒简单——皇帝的身体情况属于高度敏感问题，原则上是不能随意泄露的。之所以还能告诉高务实一点，那也是因为高务实身为首辅，不能对皇帝的身体状况一无所知。
随着南京皇宫修缮案的调查和处理逐渐落下帷幕，在圣驾筹备北返期间，朝廷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西域的局势。刘綎统帅的军队已经在西域展开了平叛行动，而高务实也在积极筹备后勤和财政支持，确保平叛行动的顺利进行。
同时，高务实也不忘对南京的官场进行整顿，清除心学派的影响，确保实学派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也不忘与南京的勋贵们进行沟通和协调，确保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实学派官员大举调往南方的支持。
在高务实的努力下，南京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而西域的平叛行动也在稳步推进。朱翊钧对高务实的工作多次表示肯定，赐食也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催了一催北返的安排。
大概过了半个月，在圣驾北返的前一天，高务实上了一道疏文，名为《请广用举人以固西域疏》，全文如下：
臣高务实谨奏：
臣闻天子之于边陲，犹手足之捍头目，未有不先营治以安民者也。今西域既入版图，而叛乱时起，民心未安，此诚庙堂之所忧也。臣窃以为，兵戈之外，文治尤急，故敢昧死上言，祈陛下眷顾。
自复西域以来，皇威远播，然官吏鲜少，治理未周，此乱之所由生也。臣愚以为，欲求西域之宁，必先立治之本，而本之立，非贤吏不可。
观今日之势，西域官缺甚多，尤缺实干之才。盖因边地苦寒，非有志者不往。故臣敢请陛下，广开举人授官之路，励有志之士，赴边为官，以充官僚之阙，以固治道之基。
臣请陛下明诏海内，凡举人有志于边，朝廷将优予官职，且边任者，迁转之机，优于中土。如此，则不仅能解官缺之急，亦能振士子之心，育成国之干城。
臣又请，朝廷宜增文化之泽于西域，建学馆，兴教化，促民风之化，减纷乱之由。
臣知此议推行不易，然臣坚信，得陛下圣断，上下齐心，无不可克之难，无不可成之业。
臣高务实诚惶诚恐，顿首百拜，谨奏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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