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且让我们看看这道圣旨究竟说了啥——字面上的，以及台面下的。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皇帝提到祖宗(历代先帝)在建立教育制度时，尊崇孔子的教诲；在选拔官员时，则是推崇宋代理学。
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皇帝批评现在有些读书人不仅诋毁宋儒，甚至开始诽谤孔子，混淆是非，摒弃了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并反问长此以往如何能培养出忠孝节义的人才为朝廷所用。
只缘主司误以怜才为心，曲牧好奇新进，以致如此。——皇帝认为，主考官(主司)出于对才华的偏爱，对新奇思想的好奇，导致了这种局面。
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举，岂得輙加取录，以误天下！——皇帝指出，对于尚未成熟的新进士人，应该加以正确的指导并等待他们思想成熟，而不是急于录取，以免误导天下。
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禆。——皇帝认为大臣们(方从哲及应和方从哲奏疏的其他大臣)的奏章对天下的教育是有益处的。
还开列条款，务期必行。——皇帝要求大臣们制定具体的条款，并确保这些条款得到执行。
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皇帝认为佛教和道教是不同于儒家的修习方法，应该在山林中独自修习，而不应作为朝廷政策之导向。
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与儒术并进，以混人心。——对于那些喜好佛教或道教的人，皇帝允许他们辞去官职，自行修习，但不允许这些修习方式与儒家学术混杂，以免混淆人心。
字面解读就是这些，看起来皇帝只是反对佛道思想进入朝廷行政体系，并未提及其他。但这种事居然闹到皇帝需要下旨申明，本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之严峻了——哪里是佛老问题，分明是儒家内部出了毛病，开始佛老化了。
儒家作为一种明确的入世思想，怎么会佛老化呢？毫无疑问，刚才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是心学自身出现了佛老化倾向，继而导致以心学为基础的很多朝廷命官、士林学子的思想佛老化，最终影响朝廷整个行政体系都逐渐佛老化。
所以，皇帝圣旨一字未贬心学，而字字直指心学；一字未捧实学，而字字直夸实学。
这就让很多心学派官员心惊胆战了。不过，心学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一点其实不劳实学派和传统理学派官员指摘，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高务实本人其实深知心学必然衰朽，不过他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等心学自然衰朽，而是要从朝廷的高度来考虑，需要加速其衰朽的速度。
为什么呢？看看历史上心学的发展和衰微就知道。明代心学是由江门心学过渡到姚江心学，最后由阳明后学推向极致。江门心学因为前后宗旨不一，导致江门后学因流入姚江心学而衰落。
由于心学内部分化、不守师说、流于虚浮，又遭到官方打压、理学非难，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因素，最终心学为实学所替代。
明代中期之后心学大盛，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显学。用后世的观点来说，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对当时人们的个性和思想产生了莫大的束缚。而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产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心学的催化作用下，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渐由保守走向追求个性独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发展，给有明一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以及社会生活带来了莫大活力，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心学也使社会中产生了一股逃禅和清谈的风气，使人们流于虚浮而缺乏务实，这成为明末遗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时的一个重要标靶。明代心学特别是王门后学的见解思想并不统一，彼此又相互问难，到明朝后期各种危机爆发时，姚江心学的衰落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
从内因上来说，心学有几大问题：
其一是内部分化。阳明辞世后，粗分为七派，思想主旨不统一，且相互之间多有攻讦发难，在未受外力冲击前，内部倒先分裂。
由于黄宗羲所划分的七派是根据地域划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张又有不同，像浙中学派中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无的大分歧。
二人在阳明生前就为此争论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张又倾向于禅化，自然又会受到像邹守益等恪守王学的批评。
其二是违反师说。除了邹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较恪守阳明宗旨外，其他学派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几乎都进行了自己的诠解，所以才有了“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事派”的区别。
这其中，改造特别过分的当属影响最大的“虚无派”和“日用派”。黄宗羲针对这两派做过专门批判：“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可以说，阳明学说能够风行天下，“虚无派”和“日用派”的主张居功甚大，但是由于其改造过大，跻而为禅，也导致心学的本来面貌被掩盖。
说起来，当初王阳明本人可是专门批评过一些佛、老学说之中过于虚妄的说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会为后世门徒乱解其本说感到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历史上的明末社会在危机四伏，经济衰退，战事频起，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呼唤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马杀敌、整治社会的实干型人物，而王门后学大都流为虚浮的口上说教。
关于这点也很让人感慨，因为王阳明在世时对此就早有预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语成谶。
王学的命运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学也逐渐趋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师四平叛乱的壮举。
对于王学的空疏之风，顾炎武对此做了激烈批评：“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将王阳明比作晋之王导、宋之王安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根子上就是王阳明所开启的“新说”导致的。
当然，将国家的覆亡归结为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不免失之简单武断，但也从侧面说明阳明心学的流弊波及深远。
阳明心学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正如牟钟鉴所说：“阳明心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现在诸位当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何其伟大的论断和指路明灯了吧？
回到心学，从外因来说，心学也面临几大问题：
其一是官方的打压。姚江心学作为新兴的学说，由于对官方所宣扬的朱学形成了挑战，对朝廷的稳定具有潜在威胁，自然会遭到打压。
早前，嘉靖帝就曾直斥阳明学说为“叛经背道之书”，专门下诏“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来巩固正统官学的地位。
阳明心学“致良知”所推行的“内圣”之学，把个体从礼教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更为注重个体的体验，因此受到朝廷中反对势力的打击报复，被冠以“邪说”、“反叛”、“异学”、“异端”等称呼。
虽然王学在隆庆元年被朝廷上层认可——本书前文曾说过，当时内阁之中从徐阶往下，有一大批心学门徒，不说把持朝政，至少也是强势影响朝政的。不过，彼时心学门人之中也还是有不少遭到政敌报复打压，导致一大批为官的王学后学被贬黜或下狱。
如浙中学派的钱德洪被弹劾入狱，自其出狱后到去世的三十年间，都再无一官一职；王畿则被斥为“伪学小人”，导致他主动辞归隐逸达四十年；彭季山二度被贬后便罢官归家；罗念庵因为直谏被贬为民等等。在这样的打压下，王学的影响力日益减弱。
[注：这里的打压主要是张居正为首的朝廷干的，高拱因为秉政时间较短，反倒干得少些。不过从朝廷角度来说，高拱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其二是理学家的非难。顾宪成批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是对礼教法制的败坏；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心即理”只有圣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
顾宪成作为欧阳德的再传人，以东林党领袖的身份批判王阳明，可以说对心学打击甚大。东林党人的另一领袖高攀龙与顾宪成一唱一和地对王学进行批评，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破坏名教，是“大乱之道也”，并批判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悟的是佛老之旨，不是儒家格致之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学。
顾、高对王阳明的批判，成为明末清初学者对王学批判、清算、发难的始作俑者。其后有张杨园、陆稼书、张武承、黄宗羲、陆桴亭、顾炎武、张伯行、王夫之等一批继任者对王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反思。
至清初的颜元，更是提出惊人的“以学术杀天下”的论断以非难王学，这对王学无异于是釜底抽薪，是“必杀之而后快”了。
其三便是实学思潮的兴起。如果说阳明心学的兴起是为了救治程朱理学支离、没有生机的弊端，那么“实学”的兴起就是为了救治阳明心学空疏、虚无的弊端。
面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政治，“亡天下”的危机催逼出一批呼吁经世致用的学者。朝堂之上的先不必说，士林之中的代表人物则为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
他们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气，提倡“务实”之风。虽然是对王学的一种修正，但也变相地加速了王学的衰落。
其四则是改朝换代。鞑清认为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礼教体系更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与明廷一样大力宣扬和表彰程朱理学。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赞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其亲自指导编写的《性理精义》，以及重新刊刻的《性理大全》，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其实如果只做这些，还是能够理解的，但问题在于鞑清所做不仅如此。这些“以小族而凌大族”的统治阶级还大兴文字狱，消灭个性，泯灭掉心学生存的土壤，让华夏大地在思想层面从此变得死气沉沉。
与此相反，阳明心学被庵桂悟禅师带到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根基。
为何要就心学这个话题说这么多？因为不说这些就不能解释高务实的立场：
心学不能进入朝廷系统，但心学必须要被允许在民间流传。
进入朝廷，影响行政，朝廷的运转就会出大乱子，一旦所有官员或者大部分官员都开始佛老化，开始袖手只谈心性，那谁做事呢？朝廷摆烂不做事，这天下不乱才见鬼了！
但心学流传民间却很有必要，因为民间不能一潭死水，必须坚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社会机制，让人们能够发挥想象，丰富精神世界，最终通过解放思想而出现更多的民间创新人才。
有人可能要说，不对啊，现在的创新不大多是实学派的排头兵——京华体系下出现的吗？怎么反而要在民间鼓励心学传播呢？
这个话题就有点太极了——阴阳缺一不可。
实学派排头兵京华确实搞了很多发明创造，但前提是高务实在做方向指导，可是他高务实终有一日也是要死的，他死后的京华还能不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那可不好说。
毕竟高务实现在自己都很警惕京华的垄断模式，认为其不可持久，也不能让其持久，早晚有一天，必须由他自己亲手将京华拆分开来，否则必成后患。
京华体系既然被高务实认为过于垄断，不利于竞争，甚至不利于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这件事，就只能让有点自由主义倾向的心学去做了。
总而言之，高务实认为理想中的华夏文明状态应该是：心学负责假设，实学负责求证；心学负责展望，实学负责落实。
总之，高务实不期望、更不想要“打死心学”，他只希望心学不要干涉行政，因为治国施政总是要脚踏实地真正做事的。
今日孔庙宣旨事件的爆发，本来在高务实的预订计划中应该延后一点，在封禅大典之后出现，但皇帝不知为何提前了，所以高务实之前有些意外。
不过好在问题不大，封禅大典宣旨说这件事是向天下宣告，而在孔庙宣旨则是面向士林宣告。只能说，高务实认为这是事关天下万民的大事，而皇帝则还是比较传统，认为这只是读书人的大事。
影响多少有一些，但在可控范围内。正因如此，高务实才没有劝谏阻拦，顺势让皇帝做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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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初次登录”、“书友20210301106454408318”、“doni”、“大地候”的月票支持，谢谢！
PS：黑猴通关了，二周目可以不用玩得这么上头，下一章开始就要写封禅大典，说起来封禅礼仪的详细资料还很难找，我可能未必写得那么事无巨细合情合理，先提前道个歉，大家见谅则个。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皇帝提到祖宗(历代先帝)在建立教育制度时，尊崇孔子的教诲；在选拔官员时，则是推崇宋代理学。
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荡弃行简，复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皇帝批评现在有些读书人不仅诋毁宋儒，甚至开始诽谤孔子，混淆是非，摒弃了简单明了且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并反问长此以往如何能培养出忠孝节义的人才为朝廷所用。
只缘主司误以怜才为心，曲牧好奇新进，以致如此。——皇帝认为，主考官(主司)出于对才华的偏爱，对新奇思想的好奇，导致了这种局面。
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举，岂得輙加取录，以误天下！——皇帝指出，对于尚未成熟的新进士人，应该加以正确的指导并等待他们思想成熟，而不是急于录取，以免误导天下。
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禆。——皇帝认为大臣们(方从哲及应和方从哲奏疏的其他大臣)的奏章对天下的教育是有益处的。
还开列条款，务期必行。——皇帝要求大臣们制定具体的条款，并确保这些条款得到执行。
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皇帝认为佛教和道教是不同于儒家的修习方法，应该在山林中独自修习，而不应作为朝廷政策之导向。
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与儒术并进，以混人心。——对于那些喜好佛教或道教的人，皇帝允许他们辞去官职，自行修习，但不允许这些修习方式与儒家学术混杂，以免混淆人心。
字面解读就是这些，看起来皇帝只是反对佛道思想进入朝廷行政体系，并未提及其他。但这种事居然闹到皇帝需要下旨申明，本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之严峻了——哪里是佛老问题，分明是儒家内部出了毛病，开始佛老化了。
儒家作为一种明确的入世思想，怎么会佛老化呢？毫无疑问，刚才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是心学自身出现了佛老化倾向，继而导致以心学为基础的很多朝廷命官、士林学子的思想佛老化，最终影响朝廷整个行政体系都逐渐佛老化。
所以，皇帝圣旨一字未贬心学，而字字直指心学；一字未捧实学，而字字直夸实学。
这就让很多心学派官员心惊胆战了。不过，心学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大，而且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一点其实不劳实学派和传统理学派官员指摘，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高务实本人其实深知心学必然衰朽，不过他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等心学自然衰朽，而是要从朝廷的高度来考虑，需要加速其衰朽的速度。
为什么呢？看看历史上心学的发展和衰微就知道。明代心学是由江门心学过渡到姚江心学，最后由阳明后学推向极致。江门心学因为前后宗旨不一，导致江门后学因流入姚江心学而衰落。
由于心学内部分化、不守师说、流于虚浮，又遭到官方打压、理学非难，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因素，最终心学为实学所替代。
明代中期之后心学大盛，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显学。用后世的观点来说，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对当时人们的个性和思想产生了莫大的束缚。而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的产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在心学的催化作用下，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渐由保守走向追求个性独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发展，给有明一代的思想、学术、文艺以及社会生活带来了莫大活力，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同时，心学也使社会中产生了一股逃禅和清谈的风气，使人们流于虚浮而缺乏务实，这成为明末遗民反思明朝覆亡原因时的一个重要标靶。明代心学特别是王门后学的见解思想并不统一，彼此又相互问难，到明朝后期各种危机爆发时，姚江心学的衰落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
从内因上来说，心学有几大问题：
其一是内部分化。阳明辞世后，粗分为七派，思想主旨不统一，且相互之间多有攻讦发难，在未受外力冲击前，内部倒先分裂。
由于黄宗羲所划分的七派是根据地域划分的，所以七派中不同人物的主张又有不同，像浙中学派中王畿和钱德洪对王阳明的“四句教”就有四有、四无的大分歧。
二人在阳明生前就为此争论不休，而王畿、王艮的主张又倾向于禅化，自然又会受到像邹守益等恪守王学的批评。
其二是违反师说。除了邹守益代表的“主敬派”比较恪守阳明宗旨外，其他学派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格物”等概念几乎都进行了自己的诠解，所以才有了“虚无派”、“日用派”、“主静派”、“主事派”的区别。
这其中，改造特别过分的当属影响最大的“虚无派”和“日用派”。黄宗羲针对这两派做过专门批判：“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
可以说，阳明学说能够风行天下，“虚无派”和“日用派”的主张居功甚大，但是由于其改造过大，跻而为禅，也导致心学的本来面貌被掩盖。
说起来，当初王阳明本人可是专门批评过一些佛、老学说之中过于虚妄的说法的，不知道他泉下有知，是否会为后世门徒乱解其本说感到愤怒？
其三是流于空疏。原历史上的明末社会在危机四伏，经济衰退，战事频起，大厦将倾之际，社会呼唤的是能改革弊政、上马杀敌、整治社会的实干型人物，而王门后学大都流为虚浮的口上说教。
关于这点也很让人感慨，因为王阳明在世时对此就早有预感，其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真是不幸啊，先生竟一语成谶。
王学的命运不幸被其言中，在其去世后，王学也逐渐趋于空疏，不再作修持上的功夫，只是“想象”，也忘了乃师四平叛乱的壮举。
对于王学的空疏之风，顾炎武对此做了激烈批评：“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他将王阳明比作晋之王导、宋之王安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根子上就是王阳明所开启的“新说”导致的。
当然，将国家的覆亡归结为一百多年前的某个人，不免失之简单武断，但也从侧面说明阳明心学的流弊波及深远。
阳明心学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正如牟钟鉴所说：“阳明心学不是书斋哲学，不单纯是逻辑推演的产物，也是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痛苦体验后有深切解悟的产物。王学是生活和实践的哲学，这对于准确把握王学的内在精神十分必要。”
现在诸位当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何其伟大的论断和指路明灯了吧？
回到心学，从外因来说，心学也面临几大问题：
其一是官方的打压。姚江心学作为新兴的学说，由于对官方所宣扬的朱学形成了挑战，对朝廷的稳定具有潜在威胁，自然会遭到打压。
早前，嘉靖帝就曾直斥阳明学说为“叛经背道之书”，专门下诏“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来巩固正统官学的地位。
阳明心学“致良知”所推行的“内圣”之学，把个体从礼教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更为注重个体的体验，因此受到朝廷中反对势力的打击报复，被冠以“邪说”、“反叛”、“异学”、“异端”等称呼。
虽然王学在隆庆元年被朝廷上层认可——本书前文曾说过，当时内阁之中从徐阶往下，有一大批心学门徒，不说把持朝政，至少也是强势影响朝政的。不过，彼时心学门人之中也还是有不少遭到政敌报复打压，导致一大批为官的王学后学被贬黜或下狱。
如浙中学派的钱德洪被弹劾入狱，自其出狱后到去世的三十年间，都再无一官一职；王畿则被斥为“伪学小人”，导致他主动辞归隐逸达四十年；彭季山二度被贬后便罢官归家；罗念庵因为直谏被贬为民等等。在这样的打压下，王学的影响力日益减弱。
[注：这里的打压主要是张居正为首的朝廷干的，高拱因为秉政时间较短，反倒干得少些。不过从朝廷角度来说，高拱也好，张居正也罢，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
其二是理学家的非难。顾宪成批判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在吾儒则阴坏实教也”，是对礼教法制的败坏；又否定“心即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心即理”只有圣人能做到，普通人用之“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
顾宪成作为欧阳德的再传人，以东林党领袖的身份批判王阳明，可以说对心学打击甚大。东林党人的另一领袖高攀龙与顾宪成一唱一和地对王学进行批评，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破坏名教，是“大乱之道也”，并批判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悟的是佛老之旨，不是儒家格致之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学。
顾、高对王阳明的批判，成为明末清初学者对王学批判、清算、发难的始作俑者。其后有张杨园、陆稼书、张武承、黄宗羲、陆桴亭、顾炎武、张伯行、王夫之等一批继任者对王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反思。
至清初的颜元，更是提出惊人的“以学术杀天下”的论断以非难王学，这对王学无异于是釜底抽薪，是“必杀之而后快”了。
其三便是实学思潮的兴起。如果说阳明心学的兴起是为了救治程朱理学支离、没有生机的弊端，那么“实学”的兴起就是为了救治阳明心学空疏、虚无的弊端。
面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政治，“亡天下”的危机催逼出一批呼吁经世致用的学者。朝堂之上的先不必说，士林之中的代表人物则为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
他们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气，提倡“务实”之风。虽然是对王学的一种修正，但也变相地加速了王学的衰落。
其四则是改朝换代。鞑清认为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礼教体系更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与明廷一样大力宣扬和表彰程朱理学。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赞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其亲自指导编写的《性理精义》，以及重新刊刻的《性理大全》，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其实如果只做这些，还是能够理解的，但问题在于鞑清所做不仅如此。这些“以小族而凌大族”的统治阶级还大兴文字狱，消灭个性，泯灭掉心学生存的土壤，让华夏大地在思想层面从此变得死气沉沉。
与此相反，阳明心学被庵桂悟禅师带到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根基。
为何要就心学这个话题说这么多？因为不说这些就不能解释高务实的立场：
心学不能进入朝廷系统，但心学必须要被允许在民间流传。
进入朝廷，影响行政，朝廷的运转就会出大乱子，一旦所有官员或者大部分官员都开始佛老化，开始袖手只谈心性，那谁做事呢？朝廷摆烂不做事，这天下不乱才见鬼了！
但心学流传民间却很有必要，因为民间不能一潭死水，必须坚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社会机制，让人们能够发挥想象，丰富精神世界，最终通过解放思想而出现更多的民间创新人才。
有人可能要说，不对啊，现在的创新不大多是实学派的排头兵——京华体系下出现的吗？怎么反而要在民间鼓励心学传播呢？
这个话题就有点太极了——阴阳缺一不可。
实学派排头兵京华确实搞了很多发明创造，但前提是高务实在做方向指导，可是他高务实终有一日也是要死的，他死后的京华还能不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那可不好说。
毕竟高务实现在自己都很警惕京华的垄断模式，认为其不可持久，也不能让其持久，早晚有一天，必须由他自己亲手将京华拆分开来，否则必成后患。
京华体系既然被高务实认为过于垄断，不利于竞争，甚至不利于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这件事，就只能让有点自由主义倾向的心学去做了。
总而言之，高务实认为理想中的华夏文明状态应该是：心学负责假设，实学负责求证；心学负责展望，实学负责落实。
总之，高务实不期望、更不想要“打死心学”，他只希望心学不要干涉行政，因为治国施政总是要脚踏实地真正做事的。
今日孔庙宣旨事件的爆发，本来在高务实的预订计划中应该延后一点，在封禅大典之后出现，但皇帝不知为何提前了，所以高务实之前有些意外。
不过好在问题不大，封禅大典宣旨说这件事是向天下宣告，而在孔庙宣旨则是面向士林宣告。只能说，高务实认为这是事关天下万民的大事，而皇帝则还是比较传统，认为这只是读书人的大事。
影响多少有一些，但在可控范围内。正因如此，高务实才没有劝谏阻拦，顺势让皇帝做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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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黑猴通关了，二周目可以不用玩得这么上头，下一章开始就要写封禅大典，说起来封禅礼仪的详细资料还很难找，我可能未必写得那么事无巨细合情合理，先提前道个歉，大家见谅则个。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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