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皇帝忽然说让高务实放心大胆去做霍光，这件事一开始的确让高务实颇为吃惊。毕竟在这个儒家思想已经深入社会各方各面的时代，霍光那种擅行废立之举无疑是对皇权的大不敬，而对皇权大不敬就是有违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伦理的。
无论你这废立是不是对大汉王朝实际上有着莫大好处，甚至你擅行废立本身就是因为你忠于先帝的意志，总之都不行。只要你做了，你就是乱了纲常，就是乱臣贼子。
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他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去做霍光”了。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
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或者说，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
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关白”一职的来历，可见影响之深远。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
换言之，霍光掌权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今上”的种种不端，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这皇帝再干下去，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
然而大明呢？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
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或者没听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这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南明的皇帝、监国动不动就换，但是也有没哪个老朱家之外的“兵强马壮者”去“为之”，而是一个个都乖巧地去奉某位朱明宗室为皇帝。至于他们自己，宁可做权臣，也不敢轻易自立为帝。连李自成、张献忠的余部都聪明地转投了南明——哪怕那时候的南明只剩一张虎皮。
另一个例子是，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犹豫良久，最终没有抬出老朱家的人在台面上做虎皮，而是自立为帝。结果，这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所有原本还能争取一下的势力支持，最终被本来已经战力大衰的清廷纠集各路力量平定。
民心本身并不能决定皇位的归属与稳定，但失去民心的人就算自立为帝，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这皇位是绝对坐不稳的。
万历中兴是实打实的，无论高务实在其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最终还是会被归因到万历天子头上，所以朱翊钧的确不怕高务实对他有什么企图。
即便将来万历天子驾崩，但他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也会余荫自己的太子。只要太子没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那么即便是高务实，也动摇不了太子从自己父皇手中继承的皇位。
顶多，你架空小皇帝呗。可是你终归是要死的，而小皇帝比你年轻三十多岁，大家拼寿命，优势总在小皇帝。当你死了，你儿子总不能也继承你的官位吧？那么，小皇帝自然胜出。
这里就该说朱翊钧的第二条理由了。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上以门阀制度为主，即权贵们的权力可以比较轻松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合法继承。然而大明的政治架构可不是汉朝那样的门阀制度，大明施行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文人官员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主力。
或许有人要说，大明也有宗王宗亲，还有各大勋贵，怎么就不算门阀了呢？开什么玩笑，宗室不过是个猪圈，甚至现在高务实连猪圈都想给他拆了，在政治地位、政治实权上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别开玩笑了，任你是哪家国公爷，但凡不是嫌自己这个国公干得腻歪了，那就压根不会就这个问题多说半个字。
别说是这些朝廷行政上的事务，就算是五军都督府主管的那些事，国公爷与其他勋贵们一般也不会和兵部纠缠太多——除非兵部说以后勋贵们连在五军都督府挂名都不允许，那他们或许会跳出来跪求皇帝为他们做主。
当然，这种情况下皇帝有极大概率也是真要为他们做主的，毕竟如果勋贵们完全靠边站了，那皇帝也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
总之，朝廷实际上的行政大权都在文官集团手中，而文官集团的权力因为科举制的存在，无法合理合法的转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只能通过“师生”、“同年”、“联姻”等关系来维持。
而即便有这许多加持，家中的学业也必须搞好。因为你一代人没考上还能靠上代人的余荫，可要是再多一两代人考不上，那就真的只能家道中落了。
如此说来，前两条分别是社会思想不同，权力继承制度不同，那么朱翊钧的第三条理由是什么呢？
是权力分配不同。
霍光执掌大权靠的是什么？除了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顾命大臣”地位之外，真正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大将军”之职。
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
汉之前，最高军事武官称为上将军，如秦之白起，燕之乐毅，秦末之宋义、项羽，为一国之最高军事统帅。陈胜，吴广起义时，赵王武臣任命陈余为大将军。
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韩信被处死后即不常置。仅战时临时受封，战毕即除。如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刘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而后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并规定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谓，位在三公上，卿以下皆拜。后又设大司马，为将军的加官。
因之前丞相的权力过大，自汉武帝起，权力逐步转入中朝。武帝时天子的宾客，大都是挂着侍中头衔与政的。但武帝时的将军都是领兵出征，并不过多参与朝廷政治。甚至卫青和霍去病并为将军，加大司马，亲信无人可以比拟，但他们也只是主要掌管军务。
到霍光时，开始用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当政，权力在宰相之上。从此，大将军实为中朝官领袖，后王凤等皆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汉成帝后期，改大司马由加官转为本官，设金印紫绶，去将军之号。
总之，按《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而按《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则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最后这句话很关键，“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所以说，霍光在武帝去世之后，不仅是大汉的“首席顾命大臣”，还是“军政全权掌控者”。
那么，朱翊钧所谓让高务实“去做霍光”，高务实真能做到吗？其实不能，因为汉、明两朝的官职体系相去甚远。
大明早已没有宰相，而现在的所谓内阁首辅，顶多只是宰相的超级弱化版。首辅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实(主要指开府设置官吏等权力)，仅仅只是由于卡在了皇帝与百官的中间，占据了原本属于宰相的“生态位”，所以在外界还会被以“相”称之罢了。[注：这一点在本书很早的阶段就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这样一看，情况就很明显：大将军不仅明确位在三公之上，而且内掌政权，外掌军权，两边还都名正言顺，可见权力何其巨大，何其稳固，何其不容置疑？
首辅大学士呢，正经来说不过是个五品小官，理论上只有一个对皇帝提出建议的权力——是否获得采纳，全看皇帝心意。
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首辅要做事，一靠皇帝听建议，直接下达圣旨，走正规流程过六科，然后六部执行；二靠写私函给各地要员，以自己“既如宰相之尊，又如近臣之亲”的古怪地位使该员有所畏惧，不得不遵照其意志执行私函中表达的意思。
总而言之，首辅这个位置权力大不大，很大程度上看是谁在其位。就好比当年李春芳做首辅的时候，满朝文武都不拿他当根葱，但李春芳一走换了高拱上来，大家立马老实巴交，除了极个别死硬反高派之外，其他人全成了乖宝宝，恨不得出门都叼着奶嘴走。
当然，其实之前王家屏当首辅的时候也没差太多，哪怕王家屏脾气并不好，但多数朝官也并不怕他。可是等他一走，高务实继任，大家又立刻老实了。甚至连沈一贯都被迫找借口出差，先跑去泰山安排了一番，又一路跑去了南京。
然而不论如何，首辅的权威并不稳固，因为连它这个职务都不算什么“经制之官”，有多少权威只看两点：一是皇帝对你这个人态度如何，亲则权力极盛，疏则威风丧尽；二看你个人的势力大小、威望高低。
势力大、威望高，如高务实这般，那大家还是怕你的，毕竟……你就算不是首辅，这样的势力也不容轻视，这样的威望也不容亵渎。但有一点，如果你真的长期远离权力中枢，任凭你原来势力多大、威望多高，总会逐渐消散。
在这种情况下，朱翊钧可以断定，高务实不会傻乎乎地真去做到霍光的程度，因为他的权位实际上并不如当年的霍光那样稳固，那样不容置疑。
朱翊钧直到，就算自己真的忽然龙驭宾天，那么一时之间，高务实可以施展的权力或许不比霍光少，但那靠的不是制度，而是他高务实这个人的声望、人脉，这是不稳固的，也不长久。
以他对高务实的了解，高务实不会在这种时候赌一把，做出一种“宁可我事后花几十年时间善后，找书苑shuyun.om今天也要XXXX”的决定。这种事司马懿做过，但司马家也从此背上罪孽，最后导致天降灾祸，司马家后代一代比一代惨……前车之鉴在此，高务实肯定不会做啦。[注：朱翊钧会信报应，这不用多解释吧？]
正是因为有以上三条理由，朱翊钧才会坚信即便让高务实去做霍光，他也不会做得比霍光更过分。而只要让高务实本人同意并且做出安排，不让高家后世子弟——甚至只需要不让高务实的儿辈进入朝廷中枢，那么一切事情就都在控制之内，绝对没有危险。
至于刚才朱翊钧所提到的所谓“封国公”，乃至于“封外姓王”，则都是为了让高务实接受上述条件而做出的妥协。
把你自己打下来的南疆封给你，给你个王爷来当。你则负责教好我的儿子，而你的后代不插手大明朝政。这笔买卖你干不干？
高务实沉默片刻，缓缓道：“皇上受命于天，威福自专，赏功罚过，皆在一念。臣世受皇恩，但有所命，唯奉旨谨行而已。”
朱翊钧眉角轻轻一挑，释然道：“那就是说，你都答应了？”
高务实躬身道：“君有所命，臣不敢辞。”
朱翊钧拍了拍手，道：“很好，很好，既然这样，那朕也就直说了。南疆这场仗你自己看着些，只要打得差不多了就先收手吧，朕打算以此战之功，先给高渊封个官。”
高务实心中一动，拱手道：“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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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必然是对这种纲常礼制最为坚定支持的人，所以当皇帝说出这番话时，高务实才会愕然不解，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当皇帝稍稍暗示，他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皇帝为何敢于让他“去做霍光”了。这里头至少有三条理由，而且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
首先是政治氛围不同，或者说，是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
霍光执掌天下大权时，“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天子”，这一局面甚至成为了日本“关白”一职的来历，可见影响之深远。然而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汉初的国策本是黄老之术，到了武帝时期才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霍光掌权正是在武帝死后。
换言之，霍光掌权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也不过区区数十年，很多人只是顺着武帝的心意，在嘴上把儒家捧了起来。他们心底里对儒家的认同感究竟有几分，那是谁也不敢下定论的。
在这种情况下，霍光行废立之事才没有太过于强大的反对浪潮。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今上”的种种不端，并且让贵族高官都认识到——这皇帝再干下去，咱们所有人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废立就不再是无人敢于触碰的天条。
然而大明呢？此时儒家早已盛行一千多年，所有人从接触社会开始就被禁锢在这种纲常伦理之下，而理学更是为这种纲常伦理再一次做了强化，以至于君臣尊卑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这种时候再想搞废立，社会基础可谓薄如蝉翼。
这可不是高务实想多了，或者没听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他是有自己的认识的，这可以举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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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吴三桂掀起三藩之乱后，犹豫良久，最终没有抬出老朱家的人在台面上做虎皮，而是自立为帝。结果，这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所有原本还能争取一下的势力支持，最终被本来已经战力大衰的清廷纠集各路力量平定。
民心本身并不能决定皇位的归属与稳定，但失去民心的人就算自立为帝，也不过是沐猴而冠，这皇位是绝对坐不稳的。
万历中兴是实打实的，无论高务实在其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最终还是会被归因到万历天子头上，所以朱翊钧的确不怕高务实对他有什么企图。
即便将来万历天子驾崩，但他积攒下来的政治声望也会余荫自己的太子。只要太子没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人怨，那么即便是高务实，也动摇不了太子从自己父皇手中继承的皇位。
顶多，你架空小皇帝呗。可是你终归是要死的，而小皇帝比你年轻三十多岁，大家拼寿命，优势总在小皇帝。当你死了，你儿子总不能也继承你的官位吧？那么，小皇帝自然胜出。
这里就该说朱翊钧的第二条理由了。汉朝的政治架构基本上以门阀制度为主，即权贵们的权力可以比较轻松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合法继承。然而大明的政治架构可不是汉朝那样的门阀制度，大明施行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的文人官员才是维持国家运转的主力。
或许有人要说，大明也有宗王宗亲，还有各大勋贵，怎么就不算门阀了呢？开什么玩笑，宗室不过是个猪圈，甚至现在高务实连猪圈都想给他拆了，在政治地位、政治实权上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勋贵，他们倒是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但他们负责的不是国家的运转，而仅仅只是拱卫皇权。举个例子，假设朝廷明年要加税或者减税，请问是内阁首辅的意见重要，还是某位国公爷的意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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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权力分配不同。
霍光执掌大权靠的是什么？除了汉武帝临终前给他的“顾命大臣”地位之外，真正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大将军”之职。
大将军，古代领兵之最高统帅。始于战国，是将军的最高封号，汉代沿置，职掌统兵征战。事实上多由贵戚担任，掌握政权，职位甚高。
汉之前，最高军事武官称为上将军，如秦之白起，燕之乐毅，秦末之宋义、项羽，为一国之最高军事统帅。陈胜，吴广起义时，赵王武臣任命陈余为大将军。
西汉时，刘邦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位在诸将上总理军事，韩信被处死后即不常置。仅战时临时受封，战毕即除。如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刘启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而后刘彻以卫青为大将军，并规定大将军作为将军的最高称谓，位在三公上，卿以下皆拜。后又设大司马，为将军的加官。
因之前丞相的权力过大，自汉武帝起，权力逐步转入中朝。武帝时天子的宾客，大都是挂着侍中头衔与政的。但武帝时的将军都是领兵出征，并不过多参与朝廷政治。甚至卫青和霍去病并为将军，加大司马，亲信无人可以比拟，但他们也只是主要掌管军务。
到霍光时，开始用大司马大将军的名义当政，权力在宰相之上。从此，大将军实为中朝官领袖，后王凤等皆以大司马、大将军预闻政事。汉成帝后期，改大司马由加官转为本官，设金印紫绶，去将军之号。
总之，按《汉官仪》载：“汉兴，置大将军，位丞相上。”而按《文献通考》卷五十九则云：“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
最后这句话很关键，“大将军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远出丞相之右。”所以说，霍光在武帝去世之后，不仅是大汉的“首席顾命大臣”，还是“军政全权掌控者”。
那么，朱翊钧所谓让高务实“去做霍光”，高务实真能做到吗？其实不能，因为汉、明两朝的官职体系相去甚远。
大明早已没有宰相，而现在的所谓内阁首辅，顶多只是宰相的超级弱化版。首辅既无宰相之名，也无宰相之实(主要指开府设置官吏等权力)，仅仅只是由于卡在了皇帝与百官的中间，占据了原本属于宰相的“生态位”，所以在外界还会被以“相”称之罢了。[注：这一点在本书很早的阶段就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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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实之前王家屏当首辅的时候也没差太多，哪怕王家屏脾气并不好，但多数朝官也并不怕他。可是等他一走，高务实继任，大家又立刻老实了。甚至连沈一贯都被迫找借口出差，先跑去泰山安排了一番，又一路跑去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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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直到，就算自己真的忽然龙驭宾天，那么一时之间，高务实可以施展的权力或许不比霍光少，但那靠的不是制度，而是他高务实这个人的声望、人脉，这是不稳固的，也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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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以上三条理由，朱翊钧才会坚信即便让高务实去做霍光，他也不会做得比霍光更过分。而只要让高务实本人同意并且做出安排，不让高家后世子弟——甚至只需要不让高务实的儿辈进入朝廷中枢，那么一切事情就都在控制之内，绝对没有危险。
至于刚才朱翊钧所提到的所谓“封国公”，乃至于“封外姓王”，则都是为了让高务实接受上述条件而做出的妥协。
把你自己打下来的南疆封给你，给你个王爷来当。你则负责教好我的儿子，而你的后代不插手大明朝政。这笔买卖你干不干？
高务实沉默片刻，缓缓道：“皇上受命于天，威福自专，赏功罚过，皆在一念。臣世受皇恩，但有所命，唯奉旨谨行而已。”
朱翊钧眉角轻轻一挑，释然道：“那就是说，你都答应了？”
高务实躬身道：“君有所命，臣不敢辞。”
朱翊钧拍了拍手，道：“很好，很好，既然这样，那朕也就直说了。南疆这场仗你自己看着些，只要打得差不多了就先收手吧，朕打算以此战之功，先给高渊封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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