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南宁侯府，日新楼主书房内，产自日本岛津清水城但冠名为“京华水晶莲台灯”的特制玻璃台灯已经点亮。高杞送来的大量秘书处、内务部相关资料也已经摆满了高务实那张巨大的阳雕坐蟒纹紫檀木办公桌。
大明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面无表情地坐在书桌前一份份审阅这些呈文、条陈、报告和档案，试图从中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京华港务上海港报告：本年本港一季度出港商船九十六艘，比去年一季度减少四十六艘。本年一季度出港大船三十二艘，比去年减少十九艘；中船二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艘；小船三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七艘。本年本港一季度入港商船一百零四艘，比去年一季度增加二十七艘……
经港务理事会调研判断，本年一季度入港船只增多、出港船只减少以战争影响为主。其中日本内战导致我京华对其贸易封锁为主要原因，南疆西征战争导致南洋贸易量降低为次要原因。
除此之外，经由北洋海贸同盟负责之吕宋转口贸易，亦于本年一季度出现较为明显之下降，此项缘故尚未查明，或需与北洋舰队协调了解详情。京华上海港港务理事会报呈。”
捏着这份报告，高务实沉吟良久，终于释然一叹，喃喃道：“要是刘馨没去南疆，这事儿我早该知道原委了，何至于等到事发才觉突然。”
他这真是有感而发。
朱翊钧几乎能当甩手掌柜，顶多对一些大事拿拿主意，那是因为绝大多数具体事务都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票拟好了处置建议。
所有送到朱翊钧面前的奏疏，大抵会被内阁分为三类，再由司礼监照此归类送来：一类紧急且重大；一类重大但未必紧急；最后一类无关紧要。
此时朱翊钧会先看第一类，大致看一看疏文所奏何事，有个了解之后再看内阁票拟提出的应对策略，然后多半只需要朱批一个“可”字，便交给司礼监。
司礼监自会根据皇帝的“可”(同意)，按照票拟提出的办法去写一篇骈五骊六的圣旨，再次送给内阁过目。内阁再审圣旨之后觉得没问题，便附署签名，下发给六科，六科审核无误，附署签名，批准下达，送通政司。这是一个基本流程，以下两种也是一样。
看完第一类，皇帝会看第二类，即重大但不紧急的事务。这一类事务其实很多，比如有官员建议严整学风，提出建议一二三四。
这种奏疏提到的事重大肯定是重大，但内阁未必会认为马上要办，于是票拟出一二三四来对应，说你的想法非常好，朕(内阁票拟用皇帝语气)也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一二三四这些原因，所以这些工作暂时不便执行。最后再勉慰几句。
一般而言，朱翊钧看第一类奏疏和票拟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肃的，会比较认真的审视，到这第二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二郎腿翘着抖啊抖、点心往嘴里塞着嚼啊嚼，草草看完顺手批个“可”……接下去的程序照第一类执行。
到了第三类，朱翊钧早年还会看一看，如今基本不看了。这还不好说他怠政，因为这一类真的没什么意义。
比方说某位京官外放地方(不一定是贬官，也可能是升官)，写了道疏文来问安。说什么臣出京年余，思念皇上甚矣，然后东拉西扯写了洋洋洒洒一两千字，最后发现并没有任何工作相关的内容。
别看全是屁话，内阁照样要拟票回文，因为皇帝也是需要回答这种问安的。不过高务实在这一点上也很懒，一般只票拟四个字：“照例勉慰”。
而朱翊钧比高务实更懒，连那个“可”字都懒得写了，直接吩咐了陈矩：“今后这类问安的疏文就照票拟勉慰即可，不必等朕朱批。”于是形成惯例，皇帝朱批完的奏疏，放在最左边的那一摞是不需要皇帝朱批的，司礼监拿回去直接照票拟的“照例勉慰”写个回复就行了。
其实这种没事找事的奏疏不光明朝有，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其中鞑清因为年头近，留下的真迹最多，比如故宫就公开过很大一批清诸帝回答这类“废话折子”，非常非常多，这里只举个比较好玩的例子，或者说一个人：
康熙年间的杭州织造孙文成，一日上疏《台湾朱一贵聚众起兵折》，里面的内容其实就一句话：禀告皇上，朱一贵聚众起兵了！——注意，这位老兄不仅时间没给，地点也只是泛泛的“台湾”。
康麻子回复：“尔此无头无尾之言实在不懂。”
其实康麻子这么回复已经很客气了，因为这个杭州织造报告的消息其实是个旧闻，早在之前两个月就有人报告过，是时任闽浙总督报告的。当时康麻子回复说这事儿有点大，正在写招抚谕旨。
而按照历史记载，朱一贵当年四月底起事，闽浙总督五月初上报，六月中旬清军登陆，六月底局面平息。然而这个杭州织造孙文成却在七月跟皇帝说“台湾有人聚众起兵啦”……可以想象康麻子当时的心情。
然而这个不走心的杭州制造孙文成又继续作死，写折子问圣安，同时提到：法雨寺住持圆寂，还有个叫仇兆鳌的文人前段时间也死了。
康麻子回复：知道了。尔请安折装在此折一个信封内具奏，无礼，不敬。(你把向朕请安的折子和这个奏折放在同一个封套里面，是皮痒欠收拾吧？)
这位孙文成老兄不仅脑子拎不清，还特别爱请安，根据放出的记录来看大概两三个月就会上一道请安折子，除了请安屁事没有。康麻子的回复绝大多数都是：“朕安”，但其中有一次可能是心情好，多写了几个字：“朕躬甚安好，又胖些了。”
孙文成这老兄的废话折子一路从康熙写到雍正，康麻子麻没麻不知道，但雍正估计真的麻了，于是有一次孙文成提交的“天气和粮食价格报告”，雍正照例回复：朕安。
看吧，皇帝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鞑清的皇帝还和大明不同。大明的皇帝是汉人皇帝，这些事交给内阁分门别类处理就好，自己处理一下大事要事，小事按例办理即可。
鞑清就没法这么玩，他们是小族凌大族，随时随地担心生变，皇帝必须大事小事一把抓，什么奏折都必须亲自看了才能放心，所以就有上面这种脑残对白。
这一类对白在大明当然也有，高务实做首辅之后就会把这些奏疏放在第三类，除了问安什么的，还有比如“某地出贞妇某氏，请皇上赐建牌坊”、“某地某人拾金不昧”、“某地某人急公好义做善举某某”……按理说这都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事(至少此时是)，对于讲究德治的古代中国而言必须奖励，而且逼格拉满，要皇帝钦赐，你还不能不允许他上奏。
然而对于皇帝来说，朕日理万机不忙吗？这点小事你们自己照例处理就行了啊，上个屁的疏啊！
所以，一个运转良好的内阁是何等重要，就不言而喻了。然而朱翊钧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操持，归纳总结当前有哪些大事要事，让他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国政。可是，高务实在刘馨这个秘书长去了南疆监督高渊带兵西征之后，身边却没有人再帮他归纳总结京华最近有哪些大事要事了，而这……正是他此次没能及时发现江南财阀突然暴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
京华秘书处虽然有分门别类的各种秘书，但秘书长却只有一个，而秘书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归纳汇总、分门别类，然后才是根据这些事情的具体情况，为高务实这个东家做参谋，为他查遗补缺。
现在刘馨走了将近半年，一季度发生的事所引发的问题就没有人能像她一样敏感的发现并报告异样给高务实知道，而高务实这半年内事外事都一大堆——战场开了三个，内部又是保障西征军后勤，又是全国性各处救灾赈灾，又是准备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和科举改革……他也是个普通人，哪里还关注得到那些没有被归纳总结过的京华各部送上的消息？
比如刚才上海港上报的消息，高务实当时看过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商贸量下降了，原因是我封锁了日本以及南洋打仗，那很正常，仗打完就好了。
于是，他的回复比史料中那些皇帝也没强到哪去：“已阅，舰队方面尔等自行联系咨询再报。”
但此时因为发生了他不能理解的江南财阀暴走，导致浙江宁绍兵备直接弹劾他这位首辅本人的事件，他才不得不来认真整理这半年下来的各种资料——也算他是专业的，否则还没这么快搞明白——才发现其实问题并不难找。
最直白的就是，日本、南疆两处开战，导致江南财阀们的生意严重受损，而这笔账被直接记到了他高务实头上。
但高务实的认识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晰，因为他知道历史——世界史，所以他此刻一认真下来，很快就明白其实此时全球经济都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之中与大明相关的部分，几乎都是不利于大明的。
这要一个个说，第一个关键词：价格革命。所谓价格革命，其实是指西班牙殖民帝国从美洲掠夺海量金银带回欧洲所造成的欧洲金银贬值、物价上涨。然而，高务实的出现使得这一次价格革命与历史上的价格革命出现了一些变化。
历史上的价格革命这里不多谈(都说想知道的自己会去查，那我先信了)，此次的变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大明经济联合体(大明+京华实控区)比历史上的大明“白银黑洞”效应更强大许多；二，京华迫使西班牙交出菲律宾、葡萄牙退出南洋，导致西葡共主联邦可以集中更多力量回到欧洲，而同时其在亚洲获取的利益未必减少。
这两点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的局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变化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
经济方面，西葡共主联邦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虽然需要交税，但高务实的“重商主义”(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商主义)使得它们在东亚的贸易额相比历史上反而大大增加，这使得它们能从东亚、东南亚获得更多的商品卖到欧洲，或者自己使用，这大大增强了西葡共主联邦的经济实力。
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原本历史上的尼德兰独立战争本来是一场“八十年战争”，中间曾有“十二年休战”，结果这一次西班牙财政远强于历史，于是原本爆发于1601-1604年的奥斯坦德之围提前了将近两年出现，而且这一次荷兰人比历史上败得更惨。
西葡海军虽然在此前仍然遭受了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失败的厄运，却更快的恢复了实力，在“奥斯坦德之围”之前便几乎彻底封锁了荷兰沿海。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需求，西葡帝国来南疆贸易时减少了对其他货物的收购，反而加大了对武器弹药的买入——这并不奇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早已见识过京华的武备，而且他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并不充足(历史上就不充足，西班牙特色就是老子有矿，造不如买)，大力从京华购买就成了自然而然地选择。
军火的暴利可不比丝绸瓷器和香料差，当然此处影响到江南财阀的部分在于：买军火不必去上海和宁波(以前他们也不能直接去，但和京华做生意则京华自己的船也得去)，只要直接去定南就行了。
再加上他们的运力也是有限的，运了军火就得减少丝绸和瓷器，这就直接导致江南财阀的主要生意几近腰斩了。
也许有人会问，生意差点就不能活了吗？答案是：差不多。道理并不复杂：前些年这一类生意一直是消费旺盛而供应不足，于是江南财阀们拼命扩充产能。但是建厂也好，扩大桑林规模也好，招揽人手也好，这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呢？
答案是：从京华银行等近年来新兴的银行贷款而来。是的，一切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会走的路，此刻的大明都已经有人在走了。
即便江南财阀对京华一百二十个看不顺眼，但没有人跟钱过不去——京华银行早已公开展示过他们的实力，是全大明公认信誉最好的银行，根本没有人相信它会破产。
再加上京华银行贷款业务本身的先进性，江南财阀找京华银行贷款又有什么好奇怪？要知道，此时的江南财阀已经接近于资本家了，难道有人会指望资本家碍于面子而拒绝赚钱？
这样一来，麻烦就来了：我找你家贷了这么大的款子投入生产，结果你家打仗害我生意黄了，这会儿我啥也没捞到不说，倾家荡产之后，抵押物(厂房、设备、桑林等等)还全得赔给你？
他娘的，杀猪盘都没你杀得狠啊！
高务实之前那一叹就是叹息在这儿：真不是我要害你们啊……好吧，我知道这事好像解释不清了。
——
感谢书友“阿勒泰的老西”的月票支持，谢谢！
PS：……算了，有些评论看得我不想PS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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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面无表情地坐在书桌前一份份审阅这些呈文、条陈、报告和档案，试图从中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京华港务上海港报告：本年本港一季度出港商船九十六艘，比去年一季度减少四十六艘。本年一季度出港大船三十二艘，比去年减少十九艘；中船二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艘；小船三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七艘。本年本港一季度入港商船一百零四艘，比去年一季度增加二十七艘……
经港务理事会调研判断，本年一季度入港船只增多、出港船只减少以战争影响为主。其中日本内战导致我京华对其贸易封锁为主要原因，南疆西征战争导致南洋贸易量降低为次要原因。
除此之外，经由北洋海贸同盟负责之吕宋转口贸易，亦于本年一季度出现较为明显之下降，此项缘故尚未查明，或需与北洋舰队协调了解详情。京华上海港港务理事会报呈。”
捏着这份报告，高务实沉吟良久，终于释然一叹，喃喃道：“要是刘馨没去南疆，这事儿我早该知道原委了，何至于等到事发才觉突然。”
他这真是有感而发。
朱翊钧几乎能当甩手掌柜，顶多对一些大事拿拿主意，那是因为绝大多数具体事务都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票拟好了处置建议。
所有送到朱翊钧面前的奏疏，大抵会被内阁分为三类，再由司礼监照此归类送来：一类紧急且重大；一类重大但未必紧急；最后一类无关紧要。
此时朱翊钧会先看第一类，大致看一看疏文所奏何事，有个了解之后再看内阁票拟提出的应对策略，然后多半只需要朱批一个“可”字，便交给司礼监。
司礼监自会根据皇帝的“可”(同意)，按照票拟提出的办法去写一篇骈五骊六的圣旨，再次送给内阁过目。内阁再审圣旨之后觉得没问题，便附署签名，下发给六科，六科审核无误，附署签名，批准下达，送通政司。这是一个基本流程，以下两种也是一样。
看完第一类，皇帝会看第二类，即重大但不紧急的事务。这一类事务其实很多，比如有官员建议严整学风，提出建议一二三四。
这种奏疏提到的事重大肯定是重大，但内阁未必会认为马上要办，于是票拟出一二三四来对应，说你的想法非常好，朕(内阁票拟用皇帝语气)也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一二三四这些原因，所以这些工作暂时不便执行。最后再勉慰几句。
一般而言，朱翊钧看第一类奏疏和票拟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肃的，会比较认真的审视，到这第二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二郎腿翘着抖啊抖、点心往嘴里塞着嚼啊嚼，草草看完顺手批个“可”……接下去的程序照第一类执行。
到了第三类，朱翊钧早年还会看一看，如今基本不看了。这还不好说他怠政，因为这一类真的没什么意义。
比方说某位京官外放地方(不一定是贬官，也可能是升官)，写了道疏文来问安。说什么臣出京年余，思念皇上甚矣，然后东拉西扯写了洋洋洒洒一两千字，最后发现并没有任何工作相关的内容。
别看全是屁话，内阁照样要拟票回文，因为皇帝也是需要回答这种问安的。不过高务实在这一点上也很懒，一般只票拟四个字：“照例勉慰”。
而朱翊钧比高务实更懒，连那个“可”字都懒得写了，直接吩咐了陈矩：“今后这类问安的疏文就照票拟勉慰即可，不必等朕朱批。”于是形成惯例，皇帝朱批完的奏疏，放在最左边的那一摞是不需要皇帝朱批的，司礼监拿回去直接照票拟的“照例勉慰”写个回复就行了。
其实这种没事找事的奏疏不光明朝有，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其中鞑清因为年头近，留下的真迹最多，比如故宫就公开过很大一批清诸帝回答这类“废话折子”，非常非常多，这里只举个比较好玩的例子，或者说一个人：
康熙年间的杭州织造孙文成，一日上疏《台湾朱一贵聚众起兵折》，里面的内容其实就一句话：禀告皇上，朱一贵聚众起兵了！——注意，这位老兄不仅时间没给，地点也只是泛泛的“台湾”。
康麻子回复：“尔此无头无尾之言实在不懂。”
其实康麻子这么回复已经很客气了，因为这个杭州织造报告的消息其实是个旧闻，早在之前两个月就有人报告过，是时任闽浙总督报告的。当时康麻子回复说这事儿有点大，正在写招抚谕旨。
而按照历史记载，朱一贵当年四月底起事，闽浙总督五月初上报，六月中旬清军登陆，六月底局面平息。然而这个杭州织造孙文成却在七月跟皇帝说“台湾有人聚众起兵啦”……可以想象康麻子当时的心情。
然而这个不走心的杭州制造孙文成又继续作死，写折子问圣安，同时提到：法雨寺住持圆寂，还有个叫仇兆鳌的文人前段时间也死了。
康麻子回复：知道了。尔请安折装在此折一个信封内具奏，无礼，不敬。(你把向朕请安的折子和这个奏折放在同一个封套里面，是皮痒欠收拾吧？)
这位孙文成老兄不仅脑子拎不清，还特别爱请安，根据放出的记录来看大概两三个月就会上一道请安折子，除了请安屁事没有。康麻子的回复绝大多数都是：“朕安”，但其中有一次可能是心情好，多写了几个字：“朕躬甚安好，又胖些了。”
孙文成这老兄的废话折子一路从康熙写到雍正，康麻子麻没麻不知道，但雍正估计真的麻了，于是有一次孙文成提交的“天气和粮食价格报告”，雍正照例回复：朕安。
看吧，皇帝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鞑清的皇帝还和大明不同。大明的皇帝是汉人皇帝，这些事交给内阁分门别类处理就好，自己处理一下大事要事，小事按例办理即可。
鞑清就没法这么玩，他们是小族凌大族，随时随地担心生变，皇帝必须大事小事一把抓，什么奏折都必须亲自看了才能放心，所以就有上面这种脑残对白。
这一类对白在大明当然也有，高务实做首辅之后就会把这些奏疏放在第三类，除了问安什么的，还有比如“某地出贞妇某氏，请皇上赐建牌坊”、“某地某人拾金不昧”、“某地某人急公好义做善举某某”……按理说这都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事(至少此时是)，对于讲究德治的古代中国而言必须奖励，而且逼格拉满，要皇帝钦赐，你还不能不允许他上奏。
然而对于皇帝来说，朕日理万机不忙吗？这点小事你们自己照例处理就行了啊，上个屁的疏啊！
所以，一个运转良好的内阁是何等重要，就不言而喻了。然而朱翊钧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操持，归纳总结当前有哪些大事要事，让他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国政。可是，高务实在刘馨这个秘书长去了南疆监督高渊带兵西征之后，身边却没有人再帮他归纳总结京华最近有哪些大事要事了，而这……正是他此次没能及时发现江南财阀突然暴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
京华秘书处虽然有分门别类的各种秘书，但秘书长却只有一个，而秘书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归纳汇总、分门别类，然后才是根据这些事情的具体情况，为高务实这个东家做参谋，为他查遗补缺。
现在刘馨走了将近半年，一季度发生的事所引发的问题就没有人能像她一样敏感的发现并报告异样给高务实知道，而高务实这半年内事外事都一大堆——战场开了三个，内部又是保障西征军后勤，又是全国性各处救灾赈灾，又是准备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和科举改革……他也是个普通人，哪里还关注得到那些没有被归纳总结过的京华各部送上的消息？
比如刚才上海港上报的消息，高务实当时看过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商贸量下降了，原因是我封锁了日本以及南洋打仗，那很正常，仗打完就好了。
于是，他的回复比史料中那些皇帝也没强到哪去：“已阅，舰队方面尔等自行联系咨询再报。”
但此时因为发生了他不能理解的江南财阀暴走，导致浙江宁绍兵备直接弹劾他这位首辅本人的事件，他才不得不来认真整理这半年下来的各种资料——也算他是专业的，否则还没这么快搞明白——才发现其实问题并不难找。
最直白的就是，日本、南疆两处开战，导致江南财阀们的生意严重受损，而这笔账被直接记到了他高务实头上。
但高务实的认识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晰，因为他知道历史——世界史，所以他此刻一认真下来，很快就明白其实此时全球经济都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之中与大明相关的部分，几乎都是不利于大明的。
这要一个个说，第一个关键词：价格革命。所谓价格革命，其实是指西班牙殖民帝国从美洲掠夺海量金银带回欧洲所造成的欧洲金银贬值、物价上涨。然而，高务实的出现使得这一次价格革命与历史上的价格革命出现了一些变化。
历史上的价格革命这里不多谈(都说想知道的自己会去查，那我先信了)，此次的变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大明经济联合体(大明+京华实控区)比历史上的大明“白银黑洞”效应更强大许多；二，京华迫使西班牙交出菲律宾、葡萄牙退出南洋，导致西葡共主联邦可以集中更多力量回到欧洲，而同时其在亚洲获取的利益未必减少。
这两点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的局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变化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
经济方面，西葡共主联邦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虽然需要交税，但高务实的“重商主义”(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商主义)使得它们在东亚的贸易额相比历史上反而大大增加，这使得它们能从东亚、东南亚获得更多的商品卖到欧洲，或者自己使用，这大大增强了西葡共主联邦的经济实力。
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原本历史上的尼德兰独立战争本来是一场“八十年战争”，中间曾有“十二年休战”，结果这一次西班牙财政远强于历史，于是原本爆发于1601-1604年的奥斯坦德之围提前了将近两年出现，而且这一次荷兰人比历史上败得更惨。
西葡海军虽然在此前仍然遭受了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失败的厄运，却更快的恢复了实力，在“奥斯坦德之围”之前便几乎彻底封锁了荷兰沿海。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需求，西葡帝国来南疆贸易时减少了对其他货物的收购，反而加大了对武器弹药的买入——这并不奇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早已见识过京华的武备，而且他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并不充足(历史上就不充足，西班牙特色就是老子有矿，造不如买)，大力从京华购买就成了自然而然地选择。
军火的暴利可不比丝绸瓷器和香料差，当然此处影响到江南财阀的部分在于：买军火不必去上海和宁波(以前他们也不能直接去，但和京华做生意则京华自己的船也得去)，只要直接去定南就行了。
再加上他们的运力也是有限的，运了军火就得减少丝绸和瓷器，这就直接导致江南财阀的主要生意几近腰斩了。
也许有人会问，生意差点就不能活了吗？答案是：差不多。道理并不复杂：前些年这一类生意一直是消费旺盛而供应不足，于是江南财阀们拼命扩充产能。但是建厂也好，扩大桑林规模也好，招揽人手也好，这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呢？
答案是：从京华银行等近年来新兴的银行贷款而来。是的，一切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会走的路，此刻的大明都已经有人在走了。
即便江南财阀对京华一百二十个看不顺眼，但没有人跟钱过不去——京华银行早已公开展示过他们的实力，是全大明公认信誉最好的银行，根本没有人相信它会破产。
再加上京华银行贷款业务本身的先进性，江南财阀找京华银行贷款又有什么好奇怪？要知道，此时的江南财阀已经接近于资本家了，难道有人会指望资本家碍于面子而拒绝赚钱？
这样一来，麻烦就来了：我找你家贷了这么大的款子投入生产，结果你家打仗害我生意黄了，这会儿我啥也没捞到不说，倾家荡产之后，抵押物(厂房、设备、桑林等等)还全得赔给你？
他娘的，杀猪盘都没你杀得狠啊！
高务实之前那一叹就是叹息在这儿：真不是我要害你们啊……好吧，我知道这事好像解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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