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李如梅这点事不过是一支小小插曲，几位老帅大帅寒暄完毕，就该进入正题了。
作为如今大明军方真正一言九鼎的大佬，高务实不仅身份特殊、履历完美、战功赫赫，更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够决定大明任何一支军队的未来——无论好坏，都在高务实的一念之间。
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他有皇帝的支持和对对大明财权的有力控制。
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很难，败坏一支曾经强大的军队却很容易。在这支曾经强大的军队被败坏之后，还想要重新让其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模样，甚至更胜以往，那就是难上加难了。不过难的地方虽多，最难的地方倒是可以确定，归根结底都在经济。
检阅禁卫军，这是高务实下达的命令，让禁卫军上上下下忙了半天。现在架势摆好了，高务实却只是带着二位老帅简单视察了一番，甚至没有要求禁卫军各部进行简单的操演。他自己的解释是：“临时检查所要看的，是禁卫军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做好出征准备，而不是来考校各镇技战术训练成果。”
然后，他就吩咐麻贵解散了检阅式，去到白虎节堂开起了高级军官会议。所谓高级军官会议，意思是出席会议的将领最低都是一标协统——在禁卫军能做到协统的，在地方上最低也是个副总兵。
会议一开始，高务实就用一句话把几乎所有与会将领问懵了：“禁卫军之制若推行于天下各镇，诸位以为如何？”
这一问太突然，以至于大家都很懵，各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半天没人敢接茬。最后还是麻贵这位现任司令没法装死，轻咳一声，试探着道：“元辅，禁卫军乃天下精锐，其强无人不知，但其花费……若推行天下各镇，末将担心……”
高务实笑了笑，不知有意无意地瞥了李成梁一眼，道：“禁卫军是靠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力支撑，若此制度推广全国，各镇自然也是要与京营看齐，区分战兵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就是不知道各地总兵、都司会选战兵呢，还是会选生产建设兵团呢。”
这话说得其实就有点直白了：我要把京营军改的模式推广到大明全国各镇，战兵单列出来只管训练和作战，其余军户全部编为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各自的军镇战兵供给。现在我找你们来开会，是因为你们来禁卫军前都是边军将领，你们觉得自己家族会选择执掌战兵还是生产建设兵团？
高务实这一问多少是有点强人所难，毕竟对于武将世家而言，这两样我本来都是一手控制的，怎么现在就非得二选一了呢？
然而高务实必须让他们选，必须让大明全部的武将世家都来选择一次。这就必须说到后世很多人对古代财政的一个理解误区。在很多人眼里，国家动员力等于财政收入，也就是等于税收，而军费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其实不然，这只是现代“正常国家”的情况。
这种国民向国家交钱，国家再反过来向国民购买物资、劳动、兵役的动员体系，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的。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缺乏货币与商品的封建社会，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现代动员体系其实并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
比较符合封建社会实际的公式是，国家动员力等于徭役加税收，再加其他财政收入。
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通俗点说，就是国民不要工资替国家免费干活、当兵。大多数封建社会的经济以“看天吃饭”的传统农业为主，具有自给自足和季节性劳动两大特点。因此封建社会的主要国民——农民，最缺的是货币，最富裕的是时间。因此，让农民奉献时间作为主要“纳税”模式，替国家免费干活、当兵，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古代徭役中的兵役相当于现代的“义务兵役制”，这种军事体制在“军事装备”方面的典型特征就是《木兰辞》中写到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你看，不仅没工资，甚至连马匹、武器等很多军事装备都得自己花钱买。事实上，大名鼎鼎的唐代“府兵”，出征时不仅要自备马匹和大部分兵器，甚至连军粮都得自带。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倒贴”式的干活与当兵是以“分封土地”作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制度在财政方面的本意就是：我给你“分地”，你替我免费干活、打仗。
以“分封”土地作为交换条件的“徭役”是封建社会动员力的主要根基。这种情况在在欧洲中世纪最为典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将土地“分封”给小领主，小领主将土地“分封”给骑士，骑士将土地“分封”给隶农、农奴。
作为回报，大领主为国王免费打仗和管理大行政区，小领主为大领主免费打仗和管理小行政区，骑士为小领主免费打仗和管理基层，隶农、农奴为骑士免费打仗并提供军粮。
在中国则略有不同，主要不同在于秦代之后大部分时期汉族地区只有皇帝一个“大领主”，皇帝在汉区直辖以宗族、乡党为代表的“小领主”和以府兵为代表的自耕农士兵。
简而言之，封建社会打仗，理论上不需要货币形式的军费。因为在“分封”土地之后，军人不需要发工资，连大部分军事装备和相当一部分粮食都是军人自备的。
当然，也有些人不愿或不能亲自服役，这也有解决办法，比如出钱雇人代役。在欧洲历史上，税收的雏形就是从替代劳役和军役的“免役钱”开始的。而在中国古代，这笔“代役钱”逐渐转变成为类似“人丁税”的一种赋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货币税收逐步取代无偿徭役成为国民为国家做贡献的主要方式。
税收是指由国民定期无偿上交的财物，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习惯上称为税收的“三性”。但封建政权还有很多非强制性、有偿性和不固定性的多种收入，其共同点是不会同时具备税收的“三性”。这就是前面所谓的“其他财政收入”，有的被现代人视为“税收”但在古代却不算“税收”，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君主、领主、官府拥有的土地、矿山、工场、商社等各种经济产业所带来的收入。
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有点像国有土地、国营企业，但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这些收入并不是“国家收入”，而是君主、领主的私人收入。既可用于君主、领主的家庭生活享受，也可用于国家的财政开支。政治上可谓“家国不分”，财政上可谓“公私不分”。
这种收入曾经是多数封建政权主要甚至全部的财政收入来源。例如早年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直辖领地提供的地产收入，以及某些特权转让获得的回报。比如赋予市镇的自治权或者允许农民使用山林，这些在当时都不被视为税收，而是君主的私人收入，同时也可用于行政开支。
大明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拥有大量的皇庄、卫所屯田和官营工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皇帝的“内帑”和藩王的产业。当然，现在由于高务实的改革，这些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不重复说明。
二是发行货币，包括贵金属铸币和纸钞。
在现代人看来这其实是铸币税，但在古代不算税收，尤其是贵金属铸币，完全没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税收特征。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公元前6世纪的吕底亚王国以及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非马里等王国，都是由政府垄断主要金银矿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大明在这方面是通过发行“大明宝钞”和挖掘银矿获得收入，宝钞成为废纸之后就只剩下挖矿。现在高务实以明联储的银票“夺舍”了大明宝钞，而矿场则开始允许自由买卖——但不包括金、银两种贵金属矿。高务实争取到的是铜矿自由买卖，因为这年头造炮还要铜。
三是通过罚款、抄家、战争掠夺、战争赔款等途径得到的收入。
这些收入具有不固定性，也从未被视为税收，通常是一个新兴封建皇朝建立前和建立初期的主要收入。这方面明代有令人闻风丧胆的厂卫抄家，有著名的谚语——“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当然后来的鞑清和大顺政权也都是主要靠战争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
四是通过“卖官”、“卖地”等途径取得的收入。
“卖官”在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经常也是合法的；“卖地”在中国古代反倒很罕见，但在现代已经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明朝原本几乎没有“卖地”，但公开“卖官”(不一定有职务，比如卖监生身份)，还有完整的制度。
高务实带来的改变则是让大明的一部分有钱人懂得投资“地产”了，例如京华要开新港口，现在就已经有人懂得提前在港口周边囤地；京华要在某地开矿，周边也会有人囤地……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大家跟着京华当年自家搞配套开发学来的。
五是来自国内外的借款，这个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但在欧洲比较常见。
封建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来说，既然国家是君主私有的，地方政权是贵族领主私有的，那么君主与领主的生活费和日常行政开支自然应该从他们的私有产业里支取。
至于经济建设与打仗，既然已经让臣民自带口粮、工具和武器装备“免费”替君主干活和服兵役，理论上君主也不需要花钱支出什么。
此外，君主还可以通过铸币税、战争掠夺、“卖官”等多种途径取得大笔财富补贴财政。因此，按照封建社会的经济状态和道德，君主向臣民大量征税就显得不合理、不道德了。
在欧洲中世纪，当时的常识是“国王应靠自己活”，“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认原则。这意味着在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中，国王和领主应该主要依靠自己领地的收入为生，封建国家应该主要依靠封建主的私有收入支付日常财政开支。
至少到13世纪末之前，国王领地的收入仍占欧洲王室收入与欧洲封建国家财政开支的绝大部分。中世纪人普遍认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不应建立在对臣民征税的基础上，税收曾被视作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
不过随着中央集权的出现、官僚队伍与常备军的膨胀、公共支出的日益上涨，光靠国王的“私有收入”已经不够养活政府了。于是，封建国家的财政从“国王靠自己活”向“国王靠臣民活”转变，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参阅《中世纪收入与赋税征收》《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税收》。
但即使是到了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主要靠税收解决军费问题，主要军费来源是“卖地”、借债、滥发纸币、对外军事侵略等等。
而在中国，由于早在秦代就进入了中央集权时代，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职业官僚体系和常备军，因此中国很早就让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和劳役税)、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征收资产税和土地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征收土地税)。
可见从发展来看，中国早期税收是以粮食、布匹为主的各种物资，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改为上缴货币。中国的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就是在从明代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开始的。
对中国这种大一统皇朝来说，徭役和税收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政权动员力的两大支柱。自耕农是中国封建政权徭役、兵役、税收的主要来源，一旦自耕农大量破产，国家动员力就基本完蛋了，通常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所以为了确保自耕农不会大量破产，中国很多朝代都提倡“轻徭薄赋”，相应的，征收重税也就成了不道德的行为。
道理说清楚了，那么根据封建社会“国家动员力等于徭役加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公式，对照来看一下大明的财政与动员体系，就知道历史上的明朝是如何走向崩溃的，同时也能知道高务实的出现究竟改变了什么，以及他还需要再改变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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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今年?多久?”的打赏支持，谢谢！
PS：一家三口全部流感，小伙子打过疫苗，第二天就好了，我们夫妻俩现在全是病号。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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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如今大明军方真正一言九鼎的大佬，高务实不仅身份特殊、履历完美、战功赫赫，更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够决定大明任何一支军队的未来——无论好坏，都在高务实的一念之间。
怎么做到的呢？因为他有皇帝的支持和对对大明财权的有力控制。
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很难，败坏一支曾经强大的军队却很容易。在这支曾经强大的军队被败坏之后，还想要重新让其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模样，甚至更胜以往，那就是难上加难了。不过难的地方虽多，最难的地方倒是可以确定，归根结底都在经济。
检阅禁卫军，这是高务实下达的命令，让禁卫军上上下下忙了半天。现在架势摆好了，高务实却只是带着二位老帅简单视察了一番，甚至没有要求禁卫军各部进行简单的操演。他自己的解释是：“临时检查所要看的，是禁卫军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做好出征准备，而不是来考校各镇技战术训练成果。”
然后，他就吩咐麻贵解散了检阅式，去到白虎节堂开起了高级军官会议。所谓高级军官会议，意思是出席会议的将领最低都是一标协统——在禁卫军能做到协统的，在地方上最低也是个副总兵。
会议一开始，高务实就用一句话把几乎所有与会将领问懵了：“禁卫军之制若推行于天下各镇，诸位以为如何？”
这一问太突然，以至于大家都很懵，各人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半天没人敢接茬。最后还是麻贵这位现任司令没法装死，轻咳一声，试探着道：“元辅，禁卫军乃天下精锐，其强无人不知，但其花费……若推行天下各镇，末将担心……”
高务实笑了笑，不知有意无意地瞥了李成梁一眼，道：“禁卫军是靠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力支撑，若此制度推广全国，各镇自然也是要与京营看齐，区分战兵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就是不知道各地总兵、都司会选战兵呢，还是会选生产建设兵团呢。”
这话说得其实就有点直白了：我要把京营军改的模式推广到大明全国各镇，战兵单列出来只管训练和作战，其余军户全部编为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各自的军镇战兵供给。现在我找你们来开会，是因为你们来禁卫军前都是边军将领，你们觉得自己家族会选择执掌战兵还是生产建设兵团？
高务实这一问多少是有点强人所难，毕竟对于武将世家而言，这两样我本来都是一手控制的，怎么现在就非得二选一了呢？
然而高务实必须让他们选，必须让大明全部的武将世家都来选择一次。这就必须说到后世很多人对古代财政的一个理解误区。在很多人眼里，国家动员力等于财政收入，也就是等于税收，而军费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其实不然，这只是现代“正常国家”的情况。
这种国民向国家交钱，国家再反过来向国民购买物资、劳动、兵役的动员体系，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基础的。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缺乏货币与商品的封建社会，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现代动员体系其实并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
比较符合封建社会实际的公式是，国家动员力等于徭役加税收，再加其他财政收入。
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通俗点说，就是国民不要工资替国家免费干活、当兵。大多数封建社会的经济以“看天吃饭”的传统农业为主，具有自给自足和季节性劳动两大特点。因此封建社会的主要国民——农民，最缺的是货币，最富裕的是时间。因此，让农民奉献时间作为主要“纳税”模式，替国家免费干活、当兵，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古代徭役中的兵役相当于现代的“义务兵役制”，这种军事体制在“军事装备”方面的典型特征就是《木兰辞》中写到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你看，不仅没工资，甚至连马匹、武器等很多军事装备都得自己花钱买。事实上，大名鼎鼎的唐代“府兵”，出征时不仅要自备马匹和大部分兵器，甚至连军粮都得自带。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倒贴”式的干活与当兵是以“分封土地”作为社会基础的。封建制度在财政方面的本意就是：我给你“分地”，你替我免费干活、打仗。
以“分封”土地作为交换条件的“徭役”是封建社会动员力的主要根基。这种情况在在欧洲中世纪最为典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将土地“分封”给小领主，小领主将土地“分封”给骑士，骑士将土地“分封”给隶农、农奴。
作为回报，大领主为国王免费打仗和管理大行政区，小领主为大领主免费打仗和管理小行政区，骑士为小领主免费打仗和管理基层，隶农、农奴为骑士免费打仗并提供军粮。
在中国则略有不同，主要不同在于秦代之后大部分时期汉族地区只有皇帝一个“大领主”，皇帝在汉区直辖以宗族、乡党为代表的“小领主”和以府兵为代表的自耕农士兵。
简而言之，封建社会打仗，理论上不需要货币形式的军费。因为在“分封”土地之后，军人不需要发工资，连大部分军事装备和相当一部分粮食都是军人自备的。
当然，也有些人不愿或不能亲自服役，这也有解决办法，比如出钱雇人代役。在欧洲历史上，税收的雏形就是从替代劳役和军役的“免役钱”开始的。而在中国古代，这笔“代役钱”逐渐转变成为类似“人丁税”的一种赋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货币税收逐步取代无偿徭役成为国民为国家做贡献的主要方式。
税收是指由国民定期无偿上交的财物，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征，习惯上称为税收的“三性”。但封建政权还有很多非强制性、有偿性和不固定性的多种收入，其共同点是不会同时具备税收的“三性”。这就是前面所谓的“其他财政收入”，有的被现代人视为“税收”但在古代却不算“税收”，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君主、领主、官府拥有的土地、矿山、工场、商社等各种经济产业所带来的收入。
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有点像国有土地、国营企业，但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这些收入并不是“国家收入”，而是君主、领主的私人收入。既可用于君主、领主的家庭生活享受，也可用于国家的财政开支。政治上可谓“家国不分”，财政上可谓“公私不分”。
这种收入曾经是多数封建政权主要甚至全部的财政收入来源。例如早年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直辖领地提供的地产收入，以及某些特权转让获得的回报。比如赋予市镇的自治权或者允许农民使用山林，这些在当时都不被视为税收，而是君主的私人收入，同时也可用于行政开支。
大明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拥有大量的皇庄、卫所屯田和官营工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皇帝的“内帑”和藩王的产业。当然，现在由于高务实的改革，这些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不重复说明。
二是发行货币，包括贵金属铸币和纸钞。
在现代人看来这其实是铸币税，但在古代不算税收，尤其是贵金属铸币，完全没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税收特征。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公元前6世纪的吕底亚王国以及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非马里等王国，都是由政府垄断主要金银矿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大明在这方面是通过发行“大明宝钞”和挖掘银矿获得收入，宝钞成为废纸之后就只剩下挖矿。现在高务实以明联储的银票“夺舍”了大明宝钞，而矿场则开始允许自由买卖——但不包括金、银两种贵金属矿。高务实争取到的是铜矿自由买卖，因为这年头造炮还要铜。
三是通过罚款、抄家、战争掠夺、战争赔款等途径得到的收入。
这些收入具有不固定性，也从未被视为税收，通常是一个新兴封建皇朝建立前和建立初期的主要收入。这方面明代有令人闻风丧胆的厂卫抄家，有著名的谚语——“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当然后来的鞑清和大顺政权也都是主要靠战争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
四是通过“卖官”、“卖地”等途径取得的收入。
“卖官”在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经常也是合法的；“卖地”在中国古代反倒很罕见，但在现代已经是很多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明朝原本几乎没有“卖地”，但公开“卖官”(不一定有职务，比如卖监生身份)，还有完整的制度。
高务实带来的改变则是让大明的一部分有钱人懂得投资“地产”了，例如京华要开新港口，现在就已经有人懂得提前在港口周边囤地；京华要在某地开矿，周边也会有人囤地……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大家跟着京华当年自家搞配套开发学来的。
五是来自国内外的借款，这个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但在欧洲比较常见。
封建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对于“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来说，既然国家是君主私有的，地方政权是贵族领主私有的，那么君主与领主的生活费和日常行政开支自然应该从他们的私有产业里支取。
至于经济建设与打仗，既然已经让臣民自带口粮、工具和武器装备“免费”替君主干活和服兵役，理论上君主也不需要花钱支出什么。
此外，君主还可以通过铸币税、战争掠夺、“卖官”等多种途径取得大笔财富补贴财政。因此，按照封建社会的经济状态和道德，君主向臣民大量征税就显得不合理、不道德了。
在欧洲中世纪，当时的常识是“国王应靠自己活”，“人君自食其邑”是公认原则。这意味着在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中，国王和领主应该主要依靠自己领地的收入为生，封建国家应该主要依靠封建主的私有收入支付日常财政开支。
至少到13世纪末之前，国王领地的收入仍占欧洲王室收入与欧洲封建国家财政开支的绝大部分。中世纪人普遍认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不应建立在对臣民征税的基础上，税收曾被视作对私有财产的一种侵犯。
不过随着中央集权的出现、官僚队伍与常备军的膨胀、公共支出的日益上涨，光靠国王的“私有收入”已经不够养活政府了。于是，封建国家的财政从“国王靠自己活”向“国王靠臣民活”转变，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参阅《中世纪收入与赋税征收》《关于中世纪以来的税收》。
但即使是到了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主要靠税收解决军费问题，主要军费来源是“卖地”、借债、滥发纸币、对外军事侵略等等。
而在中国，由于早在秦代就进入了中央集权时代，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职业官僚体系和常备军，因此中国很早就让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自战国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主要有四种：战国秦汉时期的租赋制(征收土地税和人头税)、魏晋至隋唐的租调制(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和劳役税)、中唐至明中叶的两税法(征收资产税和土地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征收土地税)。
可见从发展来看，中国早期税收是以粮食、布匹为主的各种物资，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改为上缴货币。中国的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就是在从明代中后期的“一条鞭法”开始的。
对中国这种大一统皇朝来说，徭役和税收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政权动员力的两大支柱。自耕农是中国封建政权徭役、兵役、税收的主要来源，一旦自耕农大量破产，国家动员力就基本完蛋了，通常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所以为了确保自耕农不会大量破产，中国很多朝代都提倡“轻徭薄赋”，相应的，征收重税也就成了不道德的行为。
道理说清楚了，那么根据封建社会“国家动员力等于徭役加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公式，对照来看一下大明的财政与动员体系，就知道历史上的明朝是如何走向崩溃的，同时也能知道高务实的出现究竟改变了什么，以及他还需要再改变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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