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李之藻对皇帝的了解自然不及高务实之万一，在高务实看来，说服皇帝其实很简单，因为时至今日，朱翊钧关心问题的主基调只有两个：一，对赚钱有没有帮助；二，对名声有没有损害。
如果非要讨论得再深入一些，那就是在赚钱和损失名声之间做出衡量与取舍。
简单地说，如果既赚钱又赚名，这种好事不用多想，立刻答应就行；如果赚钱很多，名声多多少少会有点损失，那也问题不大，还是可以答应；如果赚的钱有限，但对名声的损失却很大，这就需要三思而后行。毕竟自己这都快要封禅泰山了，现在做出一些过于损失名声的事情可不太划算啊……要不等封禅结束再说？
所以高务实要去说服皇帝，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抓住这两点：既要让皇帝觉得此事有利可图，又要让皇帝觉得不会挨骂——至少不会被骂得太狠。
有利可图，这是高务实做事的一贯原则，而且他总会努力确保决不能只是自己有利可图，而是让能够配合自己的人都从中分得利益。
合作嘛，总要双方都能有利可图，这才能够长久，否则岂不成了目光短浅到只会开杀猪盘的阿三一个水准？
和皇帝合作也是合作。皇帝能赚钱而不影响名声，他高务实既能稳固权力，还能把政治理想推行全国，这就是合作共赢。
那么，在当前的科举制度下添加“算术选考”项目，怎么就能让皇帝有利可图呢？很简单，因为高务实会告诉皇帝，这些精于算术的人才慢慢走上政坛之后，朝廷收税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从此就能让以前很多收不上来的税变得能够收上来了。
朝廷收多少税难道不都是朝廷去开支么，和皇帝本人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而且关系很大。
之前就说过，皇帝内帑之中有一大进项称之为金花银。这个金花银的制度说起来很复杂，但如果概括一下，大致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金花银收入在事实上与朝廷粮税多寡呈正相关。
说人话就是朝廷税收越高，皇帝以相对固定比例收取的金花银也就越多。注意，这里说的“相对固定比例”，即“皇帝抽成”的比例确实可以调整，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固定的，不会说调整就调整。
前不久才刚说过，万历朝进入内帑的金花银“一年大约一百万两，但是基本专款专用，用于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包括赏赐，通常没有结余”。
“没有结余”很能说明问题：这笔钱一直处于“只少不多”的状态。考虑到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本身就是个弹性开支，甚至连后妃与宦官宫女的人数都是很有弹性的，因此对于皇帝而言，这笔金花银哪怕已经有一百万两之巨了，但它依然是一笔永不嫌多的进项。
解释到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只要“算术选考”这件事大大有利于收税，而且多收的税款还并不是额外加征，而只是把以前那些偷税漏税的窟窿给堵住，将税款重新收到朝廷手里来了，那么皇帝的金花银收入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
这可不就是“有利可图”吗？以高务实对朱翊钧的了解，这位在原历史上认为只要肯交税，商人服朱也未尝不可的皇帝，绝对愿意支持“算术选考”。
那么，有利可图的问题看来可以得到解决，接下来就该考虑一下名声问题了：这件事会影响皇帝的名声吗？
高务实认为，大致上是不会的，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在于，算术选考名义上的终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把原本就该收上来的税真正收上来，并不涉及任何加征，所以朝野内外、士林上下其实找不到对此加以抨击的合理理由。
当然，表明上的理由永远都是表层问题，如果他高元辅只看得到这一点，那他这些年的官场就算是白混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从来都不在名义上的那些说辞，而在于背后的利益归属、利益分配。
这些原本应该收上来的税，实际上去了哪里？当然是去了权贵与士族乡绅手里。
权贵，这里一般指朱明宗室与开国、靖难两大勋贵集团，当然也包括其他零零散散获得爵位的人家——高务实现在也算其中之一；士族乡绅，实际上就是泛指通过读书考得功名的人与其家族这个集团。
不过，以前就说过，很多人以为的大明完全不收商税并不符合事实。大明朝其实是收商税的，只是一来征收的项目极少，二来征收的比例太低。
甚至，很多地方居然还可以任由疆臣自行调节税率，于是最终结果就是虽然征了，但比没征也强不了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后世沦为笑话的“江南一年茶税二十四两银子”——你说你留这二十四两干嘛，是打算气死皇帝吗？
这可是江南地区啊，经济作物种植远超粮食种植的江南地区啊！一年茶税竟然只收起来二十四两银子？这还不如干脆全免拉倒，至少能混个好名声呢！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误区，就是勋贵和士族(这里及以下都泛指有功名的读书人)免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按照明律规定，勋贵方面是伯爵以上才免税。
换句话说，伯爵(或侯爵、国公)本人是免税的，但伯爵的家人并不免税——比如你爹是某某伯，但你并非长子，也没有混到爵位(这很正常，因为明朝没有男爵和子爵)，而且现在你已经成亲了，分到了你爹给你的一部分田产。那么不好意思，你的这些田产其实并不免税。
朱明宗亲的禄米开销问题由于前些年高务实已经通过开藩禁基本解决(没完全解决，但已经只发亲王、郡王两级禄米，负担大大降低)，不过藩王侵占良田的问题改善不大，这也是高务实瞄准的对象。
有人可能要说了，藩王那可是朱元璋规定不交税的，高务实有什么理由瞄准他们呢？
高务实当然也没什么办法动他们的“合法田产”，不过不要紧，他们手里有大把的非法田产，这些才是他们真正侵夺民利的大头。
如果天下藩王手里都只有分封时赐予的土地，其实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也还可控，真正的麻烦是他们仗着权势地位，通过各种手段搞到名下的黑产。
不过，对于要搞藩王黑产这件事，高务实暂时还不会说给皇帝知道。朱翊钧这个人对自己亲戚还是很眷顾的，哪怕这些藩王很多跟他早就出了五服，但儒家的亲亲观念摆在这儿，皇帝绝对不肯随便查抄天下藩王黑产的。
这事儿的关键在于，它和开藩禁不同。开藩禁虽然改了祖制，但底层宗亲的悲惨情况摆在那儿，朝廷的收入也摆在那儿，养不活就是养不活，这是个客观现实，你想装死也装不过去。
所以，高务实主持开藩禁的时候，一方面可以用他自身的威名和朝廷的武力强压藩王们，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广大中低层宗亲一条活路，所以才能够在数年之内推行开来，完成壮举。
但是，如果要查藩王黑产，那就不同了。虽然这明面上绝对是至公至正的一件事，但皇帝必然会以爱护宗亲的名义直接拒绝——道理之前就说过，“亲亲”啊、“以孝治天下”啊，等等诸如此类。
所以，高务实不打算现在就告诉朱翊钧，而是先把人才队伍培养起来，把其他好查的先查了，甚至把藩王黑产也悄悄查了但不说，最后找个机会再摊牌。总之一句话，改革是要一步步来的，得先易后难。
这不比有些作战，先难后易可能达成一种“势如破竹”的气势，如一举击败敌军核心部队，那么人数更多的弱兵或者仆从军可能就会直接崩溃。
改革则多数时候不是这样，只有先易后难才能在一开始就获得正反馈——比如改革初期大家都在观望成效，你挑个最难的先改，结果推进不动，大家一看没戏，都不支持了，这改革不就失败了？
先易后难就不会这样，先挑个软柿子捏，把这颗柿子分给大家吃了。大家一看，真有甜头啊，于是打起精神跟着你干，这改革就形成了风潮、形成了大势，就能继续执行下去。
所以现在情况很清楚，改革第一刀不能砍藩王，因为砍藩王等于间接着砍皇帝。同样的道理，砍勋贵也不行，因为之前也说过，勋贵不仅是朝廷的门面，更是皇权明面上最坚定的支持者，砍勋贵还是等于砍皇帝。
原历史上崇祯一上位就能轻松做掉权势滔天的魏忠贤，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魏忠贤无论如何也没法把京营和锦衣卫的大权从勋贵集团手中夺走，而勋贵集团只认皇帝的圣旨。
所以可以说大明朝的皇帝一直处于勋贵集团的保护之下，而反过来勋贵集团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有且只有皇帝本人。皇帝和勋贵是真正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根本不可能出现一刀砍向勋贵集团而皇帝熟视无睹的局面。
哪怕高务实军改搞出禁卫军，而禁卫军名义上不由勋贵集团直接掌权，但实际上皇帝和勋贵集团也没有对禁卫军失去控制——禁卫军的军饷军械都是勋贵集团掌握的生产建设兵团提供，而且其军械库、军火库也都控制在生产建设兵团手中。至于禁卫军的调动，早就说过必须有宫里的那一半虎符。
那么这第一刀究竟砍谁呢？看起来好像只剩士族读书人了。
然而众所周知，士族读书人的实力其实是最强的——文官集团嘛，甚至能制衡皇权，能不强吗？
所以，也不能把这第一刀傻兮兮地对着文官集团砍下去。高务实的改革原则一贯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而不是拉开架势，一动手就搞得好像要和文官集团决裂一般——高务实自己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他也没法这么干啊。
那么言已至此，问题就聚焦在了一件事：第一批要打击的究竟谁？
刚才说过，大原则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但这里的“大多数”和“一小撮”其实未必非得看人数，而是要看绝对力量的强弱。
文官集团目前是不好动的，至少不好在第一批次去动他们，因为无论高务实喜欢不喜欢，都得承认没有文官集团配合，朝廷的政令别说出不了京师了，甚至连内阁都出不了。
第一批能打击的，还是只有倒霉吧啦的武将集团。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要打击侵吞军田的卫所武将世家集团。
卫所武将世家为什么是最好的开刀对象呢？有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侵吞军田的行为直接导致大明全国名义上的武力根基——卫所制几近虚设。这是高务实要动他们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动他们，大明的进一步军改无从谈起；
其二，卫所武将世家在朝廷的声量不够大，且最拿得出手的几大世家几乎都在高务实麾下效力过，甚至干脆就是高务实自己在军中的“嫡系”。所以，高务实对他们的震慑力足够强，而反过来，高务实对他们怀柔起来也更能见效；
其三，高务实的下一步军改措施可以弥补他们不少损失，从而达到一种“打一顿，给个枣”的状态，能够较好的控制后续风险。
其四，搞定了卫所武将集团，就能把下一步军改推行下去，等将来“甲种军”、“乙种军”、“丙种军”等编练明白，天下兵权进一步收拢、各军战力进一步加强，再回过头去处理士族读书人，事情就好办多了——某某老爷，外头那些丘八们可就等您一句话了，您看这事儿咱们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呀？
综上所述，这第一刀必须往卫所武将世家头上砍，不过不用把人砍死，砍死了就不好办后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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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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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如果既赚钱又赚名，这种好事不用多想，立刻答应就行；如果赚钱很多，名声多多少少会有点损失，那也问题不大，还是可以答应；如果赚的钱有限，但对名声的损失却很大，这就需要三思而后行。毕竟自己这都快要封禅泰山了，现在做出一些过于损失名声的事情可不太划算啊……要不等封禅结束再说？
所以高务实要去说服皇帝，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抓住这两点：既要让皇帝觉得此事有利可图，又要让皇帝觉得不会挨骂——至少不会被骂得太狠。
有利可图，这是高务实做事的一贯原则，而且他总会努力确保决不能只是自己有利可图，而是让能够配合自己的人都从中分得利益。
合作嘛，总要双方都能有利可图，这才能够长久，否则岂不成了目光短浅到只会开杀猪盘的阿三一个水准？
和皇帝合作也是合作。皇帝能赚钱而不影响名声，他高务实既能稳固权力，还能把政治理想推行全国，这就是合作共赢。
那么，在当前的科举制度下添加“算术选考”项目，怎么就能让皇帝有利可图呢？很简单，因为高务实会告诉皇帝，这些精于算术的人才慢慢走上政坛之后，朝廷收税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从此就能让以前很多收不上来的税变得能够收上来了。
朝廷收多少税难道不都是朝廷去开支么，和皇帝本人有直接关系吗？当然有，而且关系很大。
之前就说过，皇帝内帑之中有一大进项称之为金花银。这个金花银的制度说起来很复杂，但如果概括一下，大致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金花银收入在事实上与朝廷粮税多寡呈正相关。
说人话就是朝廷税收越高，皇帝以相对固定比例收取的金花银也就越多。注意，这里说的“相对固定比例”，即“皇帝抽成”的比例确实可以调整，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固定的，不会说调整就调整。
前不久才刚说过，万历朝进入内帑的金花银“一年大约一百万两，但是基本专款专用，用于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包括赏赐，通常没有结余”。
“没有结余”很能说明问题：这笔钱一直处于“只少不多”的状态。考虑到后妃、宦官宫女的开支本身就是个弹性开支，甚至连后妃与宦官宫女的人数都是很有弹性的，因此对于皇帝而言，这笔金花银哪怕已经有一百万两之巨了，但它依然是一笔永不嫌多的进项。
解释到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只要“算术选考”这件事大大有利于收税，而且多收的税款还并不是额外加征，而只是把以前那些偷税漏税的窟窿给堵住，将税款重新收到朝廷手里来了，那么皇帝的金花银收入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
这可不就是“有利可图”吗？以高务实对朱翊钧的了解，这位在原历史上认为只要肯交税，商人服朱也未尝不可的皇帝，绝对愿意支持“算术选考”。
那么，有利可图的问题看来可以得到解决，接下来就该考虑一下名声问题了：这件事会影响皇帝的名声吗？
高务实认为，大致上是不会的，因为这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在于，算术选考名义上的终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把原本就该收上来的税真正收上来，并不涉及任何加征，所以朝野内外、士林上下其实找不到对此加以抨击的合理理由。
当然，表明上的理由永远都是表层问题，如果他高元辅只看得到这一点，那他这些年的官场就算是白混了。问题的真正根源从来都不在名义上的那些说辞，而在于背后的利益归属、利益分配。
这些原本应该收上来的税，实际上去了哪里？当然是去了权贵与士族乡绅手里。
权贵，这里一般指朱明宗室与开国、靖难两大勋贵集团，当然也包括其他零零散散获得爵位的人家——高务实现在也算其中之一；士族乡绅，实际上就是泛指通过读书考得功名的人与其家族这个集团。
不过，以前就说过，很多人以为的大明完全不收商税并不符合事实。大明朝其实是收商税的，只是一来征收的项目极少，二来征收的比例太低。
甚至，很多地方居然还可以任由疆臣自行调节税率，于是最终结果就是虽然征了，但比没征也强不了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后世沦为笑话的“江南一年茶税二十四两银子”——你说你留这二十四两干嘛，是打算气死皇帝吗？
这可是江南地区啊，经济作物种植远超粮食种植的江南地区啊！一年茶税竟然只收起来二十四两银子？这还不如干脆全免拉倒，至少能混个好名声呢！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误区，就是勋贵和士族(这里及以下都泛指有功名的读书人)免税。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按照明律规定，勋贵方面是伯爵以上才免税。
换句话说，伯爵(或侯爵、国公)本人是免税的，但伯爵的家人并不免税——比如你爹是某某伯，但你并非长子，也没有混到爵位(这很正常，因为明朝没有男爵和子爵)，而且现在你已经成亲了，分到了你爹给你的一部分田产。那么不好意思，你的这些田产其实并不免税。
朱明宗亲的禄米开销问题由于前些年高务实已经通过开藩禁基本解决(没完全解决，但已经只发亲王、郡王两级禄米，负担大大降低)，不过藩王侵占良田的问题改善不大，这也是高务实瞄准的对象。
有人可能要说了，藩王那可是朱元璋规定不交税的，高务实有什么理由瞄准他们呢？
高务实当然也没什么办法动他们的“合法田产”，不过不要紧，他们手里有大把的非法田产，这些才是他们真正侵夺民利的大头。
如果天下藩王手里都只有分封时赐予的土地，其实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也还可控，真正的麻烦是他们仗着权势地位，通过各种手段搞到名下的黑产。
不过，对于要搞藩王黑产这件事，高务实暂时还不会说给皇帝知道。朱翊钧这个人对自己亲戚还是很眷顾的，哪怕这些藩王很多跟他早就出了五服，但儒家的亲亲观念摆在这儿，皇帝绝对不肯随便查抄天下藩王黑产的。
这事儿的关键在于，它和开藩禁不同。开藩禁虽然改了祖制，但底层宗亲的悲惨情况摆在那儿，朝廷的收入也摆在那儿，养不活就是养不活，这是个客观现实，你想装死也装不过去。
所以，高务实主持开藩禁的时候，一方面可以用他自身的威名和朝廷的武力强压藩王们，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广大中低层宗亲一条活路，所以才能够在数年之内推行开来，完成壮举。
但是，如果要查藩王黑产，那就不同了。虽然这明面上绝对是至公至正的一件事，但皇帝必然会以爱护宗亲的名义直接拒绝——道理之前就说过，“亲亲”啊、“以孝治天下”啊，等等诸如此类。
所以，高务实不打算现在就告诉朱翊钧，而是先把人才队伍培养起来，把其他好查的先查了，甚至把藩王黑产也悄悄查了但不说，最后找个机会再摊牌。总之一句话，改革是要一步步来的，得先易后难。
这不比有些作战，先难后易可能达成一种“势如破竹”的气势，如一举击败敌军核心部队，那么人数更多的弱兵或者仆从军可能就会直接崩溃。
改革则多数时候不是这样，只有先易后难才能在一开始就获得正反馈——比如改革初期大家都在观望成效，你挑个最难的先改，结果推进不动，大家一看没戏，都不支持了，这改革不就失败了？
先易后难就不会这样，先挑个软柿子捏，把这颗柿子分给大家吃了。大家一看，真有甜头啊，于是打起精神跟着你干，这改革就形成了风潮、形成了大势，就能继续执行下去。
所以现在情况很清楚，改革第一刀不能砍藩王，因为砍藩王等于间接着砍皇帝。同样的道理，砍勋贵也不行，因为之前也说过，勋贵不仅是朝廷的门面，更是皇权明面上最坚定的支持者，砍勋贵还是等于砍皇帝。
原历史上崇祯一上位就能轻松做掉权势滔天的魏忠贤，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魏忠贤无论如何也没法把京营和锦衣卫的大权从勋贵集团手中夺走，而勋贵集团只认皇帝的圣旨。
所以可以说大明朝的皇帝一直处于勋贵集团的保护之下，而反过来勋贵集团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有且只有皇帝本人。皇帝和勋贵是真正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根本不可能出现一刀砍向勋贵集团而皇帝熟视无睹的局面。
哪怕高务实军改搞出禁卫军，而禁卫军名义上不由勋贵集团直接掌权，但实际上皇帝和勋贵集团也没有对禁卫军失去控制——禁卫军的军饷军械都是勋贵集团掌握的生产建设兵团提供，而且其军械库、军火库也都控制在生产建设兵团手中。至于禁卫军的调动，早就说过必须有宫里的那一半虎符。
那么这第一刀究竟砍谁呢？看起来好像只剩士族读书人了。
然而众所周知，士族读书人的实力其实是最强的——文官集团嘛，甚至能制衡皇权，能不强吗？
所以，也不能把这第一刀傻兮兮地对着文官集团砍下去。高务实的改革原则一贯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而不是拉开架势，一动手就搞得好像要和文官集团决裂一般——高务实自己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他也没法这么干啊。
那么言已至此，问题就聚焦在了一件事：第一批要打击的究竟谁？
刚才说过，大原则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但这里的“大多数”和“一小撮”其实未必非得看人数，而是要看绝对力量的强弱。
文官集团目前是不好动的，至少不好在第一批次去动他们，因为无论高务实喜欢不喜欢，都得承认没有文官集团配合，朝廷的政令别说出不了京师了，甚至连内阁都出不了。
第一批能打击的，还是只有倒霉吧啦的武将集团。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要打击侵吞军田的卫所武将世家集团。
卫所武将世家为什么是最好的开刀对象呢？有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侵吞军田的行为直接导致大明全国名义上的武力根基——卫所制几近虚设。这是高务实要动他们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动他们，大明的进一步军改无从谈起；
其二，卫所武将世家在朝廷的声量不够大，且最拿得出手的几大世家几乎都在高务实麾下效力过，甚至干脆就是高务实自己在军中的“嫡系”。所以，高务实对他们的震慑力足够强，而反过来，高务实对他们怀柔起来也更能见效；
其三，高务实的下一步军改措施可以弥补他们不少损失，从而达到一种“打一顿，给个枣”的状态，能够较好的控制后续风险。
其四，搞定了卫所武将集团，就能把下一步军改推行下去，等将来“甲种军”、“乙种军”、“丙种军”等编练明白，天下兵权进一步收拢、各军战力进一步加强，再回过头去处理士族读书人，事情就好办多了——某某老爷，外头那些丘八们可就等您一句话了，您看这事儿咱们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呀？
综上所述，这第一刀必须往卫所武将世家头上砍，不过不用把人砍死，砍死了就不好办后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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