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眼看着这群明显陷入呆滞，大概率是在琢磨全天下到底有多少大肥猪愿意挨高阁老这一刀宰的朝廷要员们，高务实也有些无奈。看来不先把利益摆出来，他们是听不进去自己后续那些救灾办法的了。
“咳！”高务实清了清嗓子，顺便拍了拍手，道：“诸位，诸位！”
见是高阁老发话，众人好不容易从癔症状态回过神来，失焦的眼神纷纷朝这位屠夫……呃，这位大明计相看了过来。
“诸位，我大明前些年一直忙于征战，户部虽然对财政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改革，很是提高了不少岁入。但是本阁部也知道，本朝自建国以来一直保持官员低俸之制，许多士人寒窗苦读，得以晋升官籍，却甚至连师爷管家都雇不起。
更有甚者如海公刚峰，以应天巡抚之尊却家贫难得食肉，如何不为慨叹？故此，数年前本阁部奏明皇上，为天下官员稍提俸禄……”
他一说到这件事，与会官员无论哪派出身，都不得不欠身以示感谢。实在是大明朝的官员俸禄之前低得没眼看，高务实那一次的做法真真切切是给大家谋了福利，而且更关键的是，他提高俸禄所花的银子也是他通过各种改革得来的，并没有增加多少百姓负担，这就尤其难得了。
实际上很多人都忍不住在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来：如果高阁老此后不乱来，光凭这一条就值得一个“文正”啊！
此时高务实摆了摆手，制止大伙歌功颂德，继续道：“虽然如此，但经本部堂计算，眼下官员俸禄其实依旧偏低，这是大大不利于朝廷的。”
诶？官员俸禄偏低居然不利于朝廷？
所有人听了他这番话都有些发怔，官员俸禄低不是减少了朝廷开支吗，怎么还不利于朝廷了？
高务实仿佛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微微一笑道：“官员俸禄偏低固然减少了朝廷支出，但官员也要吃穿用度，也要延揽幕府、雇得下人，才好把一地政务真正操持起来，不是么？可是，他若没钱却怎么办呢？
要么沾巾堕睫，沥胆披肝，自己累死在任上，却也未见得事事周全；要么轻忽政务，任其糜烂而无能为力，使百姓抱怨，士绅不满；而最坏的一种则是化为硕鼠，贪墨成性，上欺朝廷，下凌百姓，可谓其害无穷。”
这话可真是说到众人心里去了，纷纷表示赞同，只有身为吏部尚书的陈于陛有些不安，稍显迟疑地道：“阁老莫非是想要如宋时一般，效法职田养廉或类似之举？倘是如此，本部堂却要劝阁老三思——无论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在这一点上可都未曾取得成功啊。”
高务实明白陈于陛的意思，不过他其实没想过职田养廉这个法子，当然他也理解陈于陛为何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职田。
几乎整个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官员所拿俸禄是有很多种形式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土地、粮食、实物以及钱币。
先秦时期，俸禄基本上就是以实物、土地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到了粮食和钱币，但是也都跟田地是挂钩。毕竟中国历来都是农业大国，怎么都绕不开土地这个话题。
到了北魏时期，朝廷给官员们发工资就不发钱和粮食了，直接按照官员等级，划一块相应大小的地，让官员们自己去收租，这就是职田的由来。
职田在北魏时期，是用来发工资用的。当时朝廷也懒，生怕麻烦自己，于是划一块地给你自己收租就成了最方便的发工资办法。你自己给自己发，发多发少你自己看着办。当然，你肯定也不会超过“市场价”太多，否则就没人肯给你家做佃户了。
可是伴随着经济逐渐发展，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职田的范围是越来越大，这哪里是在发工资啊，这简直就是准备搞分封了。
比如《宋史》中对此就有评论：“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核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
为此朝廷就把职田给收回去了，转而支付相应的俸禄给官员们。而到了宋朝的时候，经济异常发达，这就又出现新问题了，那就是贪污腐化的情况太严重了。
最开始，宋仁宗主持庆历新政时就提出了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希望朝廷能把职田给妥善安排了。可惜庆历新政最后失败了，于是改革的重担就落在了王安石头上。
王安石脑门一热，表示解决贪污问题很简单，那就是高薪养廉！只要给官员们发足够高的工资，那他们当然就不会贪污了。为此，王安石决定，将职田作为俸禄以外的奖赏发放给各位官员。
他想要以此杜绝贪污的问题，可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怎么可能！
不得不说，王安石这个想法简直只能用天真来形容——是，你王安石本人或许道德觉悟够了，但凡工资到位就绝不可能贪污。可是，天下这么多官员，有你这个觉悟的能找出多少？恐怕大部分都差得远。
职田是不用交税的，纯粹就是官员们自己的收入。于是果然，地方官员们开始以各种理由非法占有更多职田，反倒是让职田成为了一种新的贪污工具。
】
其实吧，除了基本工资和职田收入以外，宋朝官员的收入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他们有绫罗绸缎的补贴，也就是买衣服的补贴；还有茶酒钱，也就是喝茶喝酒的开销；厨料钱，也就是吃喝报销的钱；薪炭钱，也就是家里烧火、取暖的补贴；马料钱，也就是给自己的马匹吃喝的开销等等。
可是就算是这样，依旧堵不住贪官污吏们的手。
宋之后，元不论，到了大明呢？朱元章当年的做法已经说过多次，就懒得再拉出来鞭尸了，不如说说原历史上张居正的搞法吧。
张居正在后世最出名的财政改革就是“一条鞭法”，虽然这玩意根本不是他的首创——首创者为桂萼；甚至也不是他第一个开始强力推进——第一个强力推进者为高拱。但是无论如何，后世把这个功劳算在了张居正头上。
当然，这个算法倒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桂萼提出之后因为争议太大，朝廷搞搞停停，雷声大雨点小；高拱倒是强力推进了，但是他步子稳，主要推进在江南富裕地区，没有全国铺开，而且他执政时间太短。
这么一比，张居正是第一个全国推进一条鞭法的，而且一搞多年，把这功劳记在他头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不该忘了桂萼和高拱，那太不公正了。
不过，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一条鞭法，除了本书前文曾经多次提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导致贫瘠地区深受其害以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火耗。
一条鞭法简单的说就是把以前的各种实物税全部改为收银子，而且只要整锭银子。那么问题来了，都收银子的话，哪里有这么多银子呢？
为此，各地官府就不得不想办法。铜钱、实物都可以换银子，但是往往都是换成碎银子收上来，这些都是可以缴纳赋税的，而官府必须要拿着这些碎银子去熔成整锭银子。
然而熔银子的过程，是有损耗的。也就是说一两碎银子，肯定熔不出一两整银来。为此官府就必须要收取一个火耗的钱，也就是差价。而最终这个火耗，也就成了地方官员们的主要收入。
相对有良心一点的地方官员，一两银子只收它两三钱的火耗，可是也有那种没良心的家伙，一两银子能收半两银子的火耗，那简直就是要人命了。
张居正对这一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因为他——或者说朝廷，是不想出这个钱的，既然地方官们自己有办法捞钱，那也不错，反而省得朝廷再花钱来高薪养廉。至于最后谁倒了霉，张居正顾不得，或者说他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只好“苦一苦百姓”了。
明朝灭亡以后，鞑清基本沿用了火耗这个做法，让地方官们结结实实地发了一段时间财。可是到了康麻子末年，贪腐情况又变得十分严重了，才七八十年的光景，鞑清也开始腐朽了。
为了改变腐朽的局面，雍正对火耗这一块又做出了新的改革。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项改革触碰到了天底下所有地方官的利益。
然而雍正下了决心，让各地官员们把火耗都要交给朝廷。也就是说不管你一两银子收多少火耗，全部都要当成赋税交上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火耗归公”。
然而，这么一来地方官们可不就少了一样油水了吗，他们当然是不会答应的。为此雍正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便突发奇想地提出了养廉银的说法。
这个办法其实也是个奇葩，因为养廉银本质上就是收上去的火耗，一般根据不同地区的富裕程度，发放不同档次的养廉银。而且不知怎的，这养廉银是真的高，一般都是薪水的十倍以上，最高的甚至能到百倍。
比如说清末台湾巡抚刘铭传，他的年薪只有155两，可是养廉银却发了一万多两。由此可见养廉银的数目高到了何等离谱的地步。
为什么养廉银会如此之高？这事说来有点复杂，限于篇幅，这里就先不详述了。总之一句话，养廉银的多少其实与火耗上交的数额成正比，因此各地官员为了自己的养廉银，反而更加拼了命的上交火耗——能上交意味着他们制造的火耗多呀。
当然，鞑清更有意思的是养廉银只属于地方官，京官是没有的。但是没关系，京官也有办法——我是中枢官员，地方上的官员能不巴结我？因此就有了所谓的“炭敬”、“冰敬”。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火耗高了，地方官们到手的养廉银才高，那么他们就能向京官们送去更多的冰敬和炭敬；京官们得了好处，就会默许地方官们收取更高的火耗。
至于谁倒霉，反正不是官员们，那就随便是谁呗。
官员俸禄太低，与其社会地位严重不匹配，是不是需要高薪养廉？或许是的，因为这种不匹配会激发人性的贪欲，使得官员必然想办法去搞权力寻租。
但是，这养廉虽然不是不能养，却肯定不能这样养，至少不能让同一批官员自己掌握了养廉银的多寡，因为这和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尤其当这笔银子的来源是老百姓的税金时，那问题就更严重了，势必造成对普通老百姓的严酷剥削。
由此，高务实琢磨出了一套新办法：你们不是喜欢剥削么？可以，我给你悄悄放个口子，只是这剥削的目标不是对着普通百姓，而是对着富商大贾、地方士绅的。
“大冢宰勿虑，本阁部并非此意。”高务实说着环顾众人，宣布了自己的方案：“本阁部的意思是，今后全国上下由‘三等制外爵’所获之银，将被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基金，其中会有三成被作为官员养廉银。
这笔养廉银会在每年年终之时审计多寡，然后按照品级、职务，在次年二月左右，全部分发给全国官员，不分京官外官。”
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坐不住了，下意识里都开始琢磨这笔钱到底有多大规模，以自己的品级每年能分多少钱。可是这一琢磨就发现了其中一个关键点：既然是固定的三成比例，那么归根结底这笔钱想要多一点，那就需要全国上下愿意花钱获得高阁老口中这“三等制外爵”的人足够多。
可是，怎么才能让这样的大肥猪……不对，是这样的爵士、贤士、良绅能多一些呢？
高务实看着面前众人笑而不语。
十万、三万、一万，这样大的数目，你们找寻常百姓可搞不到，只能去动员富商大贾和本地豪强。
哼，大明朝国贫民富，地方上的有钱人可多了去了，你们要是不去压榨他们，那他们就只会把银子埋起来当传家宝，对国家经济一点屁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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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不好意思，可能是前几天缺觉严重，昨晚吃了晚饭之后有点困，本来打算稍微打个盹，结果就睡着了。凌晨四点醒来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补上这一章……这章算昨天的，今晚的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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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我大明前些年一直忙于征战，户部虽然对财政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改革，很是提高了不少岁入。但是本阁部也知道，本朝自建国以来一直保持官员低俸之制，许多士人寒窗苦读，得以晋升官籍，却甚至连师爷管家都雇不起。
更有甚者如海公刚峰，以应天巡抚之尊却家贫难得食肉，如何不为慨叹？故此，数年前本阁部奏明皇上，为天下官员稍提俸禄……”
他一说到这件事，与会官员无论哪派出身，都不得不欠身以示感谢。实在是大明朝的官员俸禄之前低得没眼看，高务实那一次的做法真真切切是给大家谋了福利，而且更关键的是，他提高俸禄所花的银子也是他通过各种改革得来的，并没有增加多少百姓负担，这就尤其难得了。
实际上很多人都忍不住在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来：如果高阁老此后不乱来，光凭这一条就值得一个“文正”啊！
此时高务实摆了摆手，制止大伙歌功颂德，继续道：“虽然如此，但经本部堂计算，眼下官员俸禄其实依旧偏低，这是大大不利于朝廷的。”
诶？官员俸禄偏低居然不利于朝廷？
所有人听了他这番话都有些发怔，官员俸禄低不是减少了朝廷开支吗，怎么还不利于朝廷了？
高务实仿佛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微微一笑道：“官员俸禄偏低固然减少了朝廷支出，但官员也要吃穿用度，也要延揽幕府、雇得下人，才好把一地政务真正操持起来，不是么？可是，他若没钱却怎么办呢？
要么沾巾堕睫，沥胆披肝，自己累死在任上，却也未见得事事周全；要么轻忽政务，任其糜烂而无能为力，使百姓抱怨，士绅不满；而最坏的一种则是化为硕鼠，贪墨成性，上欺朝廷，下凌百姓，可谓其害无穷。”
这话可真是说到众人心里去了，纷纷表示赞同，只有身为吏部尚书的陈于陛有些不安，稍显迟疑地道：“阁老莫非是想要如宋时一般，效法职田养廉或类似之举？倘是如此，本部堂却要劝阁老三思——无论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在这一点上可都未曾取得成功啊。”
高务实明白陈于陛的意思，不过他其实没想过职田养廉这个法子，当然他也理解陈于陛为何一下子就联想到了职田。
几乎整个中国封建王朝时期，官员所拿俸禄是有很多种形式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土地、粮食、实物以及钱币。
先秦时期，俸禄基本上就是以实物、土地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到了粮食和钱币，但是也都跟田地是挂钩。毕竟中国历来都是农业大国，怎么都绕不开土地这个话题。
到了北魏时期，朝廷给官员们发工资就不发钱和粮食了，直接按照官员等级，划一块相应大小的地，让官员们自己去收租，这就是职田的由来。
职田在北魏时期，是用来发工资用的。当时朝廷也懒，生怕麻烦自己，于是划一块地给你自己收租就成了最方便的发工资办法。你自己给自己发，发多发少你自己看着办。当然，你肯定也不会超过“市场价”太多，否则就没人肯给你家做佃户了。
可是伴随着经济逐渐发展，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职田的范围是越来越大，这哪里是在发工资啊，这简直就是准备搞分封了。
比如《宋史》中对此就有评论：“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一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其养廉之利。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核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
为此朝廷就把职田给收回去了，转而支付相应的俸禄给官员们。而到了宋朝的时候，经济异常发达，这就又出现新问题了，那就是贪污腐化的情况太严重了。
最开始，宋仁宗主持庆历新政时就提出了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希望朝廷能把职田给妥善安排了。可惜庆历新政最后失败了，于是改革的重担就落在了王安石头上。
王安石脑门一热，表示解决贪污问题很简单，那就是高薪养廉！只要给官员们发足够高的工资，那他们当然就不会贪污了。为此，王安石决定，将职田作为俸禄以外的奖赏发放给各位官员。
他想要以此杜绝贪污的问题，可是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怎么可能！
不得不说，王安石这个想法简直只能用天真来形容——是，你王安石本人或许道德觉悟够了，但凡工资到位就绝不可能贪污。可是，天下这么多官员，有你这个觉悟的能找出多少？恐怕大部分都差得远。
职田是不用交税的，纯粹就是官员们自己的收入。于是果然，地方官员们开始以各种理由非法占有更多职田，反倒是让职田成为了一种新的贪污工具。
】
其实吧，除了基本工资和职田收入以外，宋朝官员的收入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他们有绫罗绸缎的补贴，也就是买衣服的补贴；还有茶酒钱，也就是喝茶喝酒的开销；厨料钱，也就是吃喝报销的钱；薪炭钱，也就是家里烧火、取暖的补贴；马料钱，也就是给自己的马匹吃喝的开销等等。
可是就算是这样，依旧堵不住贪官污吏们的手。
宋之后，元不论，到了大明呢？朱元章当年的做法已经说过多次，就懒得再拉出来鞭尸了，不如说说原历史上张居正的搞法吧。
张居正在后世最出名的财政改革就是“一条鞭法”，虽然这玩意根本不是他的首创——首创者为桂萼；甚至也不是他第一个开始强力推进——第一个强力推进者为高拱。但是无论如何，后世把这个功劳算在了张居正头上。
当然，这个算法倒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桂萼提出之后因为争议太大，朝廷搞搞停停，雷声大雨点小；高拱倒是强力推进了，但是他步子稳，主要推进在江南富裕地区，没有全国铺开，而且他执政时间太短。
这么一比，张居正是第一个全国推进一条鞭法的，而且一搞多年，把这功劳记在他头上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不该忘了桂萼和高拱，那太不公正了。
不过，在全国范围统一推行一条鞭法，除了本书前文曾经多次提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导致贫瘠地区深受其害以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火耗。
一条鞭法简单的说就是把以前的各种实物税全部改为收银子，而且只要整锭银子。那么问题来了，都收银子的话，哪里有这么多银子呢？
为此，各地官府就不得不想办法。铜钱、实物都可以换银子，但是往往都是换成碎银子收上来，这些都是可以缴纳赋税的，而官府必须要拿着这些碎银子去熔成整锭银子。
然而熔银子的过程，是有损耗的。也就是说一两碎银子，肯定熔不出一两整银来。为此官府就必须要收取一个火耗的钱，也就是差价。而最终这个火耗，也就成了地方官员们的主要收入。
相对有良心一点的地方官员，一两银子只收它两三钱的火耗，可是也有那种没良心的家伙，一两银子能收半两银子的火耗，那简直就是要人命了。
张居正对这一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因为他——或者说朝廷，是不想出这个钱的，既然地方官们自己有办法捞钱，那也不错，反而省得朝廷再花钱来高薪养廉。至于最后谁倒了霉，张居正顾不得，或者说他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只好“苦一苦百姓”了。
明朝灭亡以后，鞑清基本沿用了火耗这个做法，让地方官们结结实实地发了一段时间财。可是到了康麻子末年，贪腐情况又变得十分严重了，才七八十年的光景，鞑清也开始腐朽了。
为了改变腐朽的局面，雍正对火耗这一块又做出了新的改革。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项改革触碰到了天底下所有地方官的利益。
然而雍正下了决心，让各地官员们把火耗都要交给朝廷。也就是说不管你一两银子收多少火耗，全部都要当成赋税交上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火耗归公”。
然而，这么一来地方官们可不就少了一样油水了吗，他们当然是不会答应的。为此雍正也不得不做出妥协，便突发奇想地提出了养廉银的说法。
这个办法其实也是个奇葩，因为养廉银本质上就是收上去的火耗，一般根据不同地区的富裕程度，发放不同档次的养廉银。而且不知怎的，这养廉银是真的高，一般都是薪水的十倍以上，最高的甚至能到百倍。
比如说清末台湾巡抚刘铭传，他的年薪只有155两，可是养廉银却发了一万多两。由此可见养廉银的数目高到了何等离谱的地步。
为什么养廉银会如此之高？这事说来有点复杂，限于篇幅，这里就先不详述了。总之一句话，养廉银的多少其实与火耗上交的数额成正比，因此各地官员为了自己的养廉银，反而更加拼了命的上交火耗——能上交意味着他们制造的火耗多呀。
当然，鞑清更有意思的是养廉银只属于地方官，京官是没有的。但是没关系，京官也有办法——我是中枢官员，地方上的官员能不巴结我？因此就有了所谓的“炭敬”、“冰敬”。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火耗高了，地方官们到手的养廉银才高，那么他们就能向京官们送去更多的冰敬和炭敬；京官们得了好处，就会默许地方官们收取更高的火耗。
至于谁倒霉，反正不是官员们，那就随便是谁呗。
官员俸禄太低，与其社会地位严重不匹配，是不是需要高薪养廉？或许是的，因为这种不匹配会激发人性的贪欲，使得官员必然想办法去搞权力寻租。
但是，这养廉虽然不是不能养，却肯定不能这样养，至少不能让同一批官员自己掌握了养廉银的多寡，因为这和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尤其当这笔银子的来源是老百姓的税金时，那问题就更严重了，势必造成对普通老百姓的严酷剥削。
由此，高务实琢磨出了一套新办法：你们不是喜欢剥削么？可以，我给你悄悄放个口子，只是这剥削的目标不是对着普通百姓，而是对着富商大贾、地方士绅的。
“大冢宰勿虑，本阁部并非此意。”高务实说着环顾众人，宣布了自己的方案：“本阁部的意思是，今后全国上下由‘三等制外爵’所获之银，将被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基金，其中会有三成被作为官员养廉银。
这笔养廉银会在每年年终之时审计多寡，然后按照品级、职务，在次年二月左右，全部分发给全国官员，不分京官外官。”
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坐不住了，下意识里都开始琢磨这笔钱到底有多大规模，以自己的品级每年能分多少钱。可是这一琢磨就发现了其中一个关键点：既然是固定的三成比例，那么归根结底这笔钱想要多一点，那就需要全国上下愿意花钱获得高阁老口中这“三等制外爵”的人足够多。
可是，怎么才能让这样的大肥猪……不对，是这样的爵士、贤士、良绅能多一些呢？
高务实看着面前众人笑而不语。
十万、三万、一万，这样大的数目，你们找寻常百姓可搞不到，只能去动员富商大贾和本地豪强。
哼，大明朝国贫民富，地方上的有钱人可多了去了，你们要是不去压榨他们，那他们就只会把银子埋起来当传家宝，对国家经济一点屁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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