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说是说亲笔信，但高务实并不懂西班牙语，他的亲笔信肯定是用汉语的，只不过会附带一份西班牙语翻译件。
翻译并不是问题，大明一直都有同文馆，干的就是翻译的活。当然，高务实并不打算找同文馆的人来翻译，他也并不需要。
京华做了这么多年的海外贸易，区区翻译哪里需要借力他人？同文馆干的活，不仅南疆也有人干，而且京师一样也有。
不过有一说一，京华招揽的人倒也不是什么专业翻译人员，而是各类西方知识分子，其中最多的事建筑师和传教士。
传教士且不多说，这年头的传教士几乎个个都是学者级别的。就说建筑师，想当初高务实建西山别院时，就已经招揽了不少欧洲来的建筑师为其效力，虽然其中意大利人比较多，但西班牙人也是有的。
何况就算真没有也不打紧，找个意大利建筑师用拉丁文写翻译件就行了。人家可是西班牙的公爵阁下，考虑到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异常虔诚，公爵阁下也肯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打小读的圣经自然是拉丁文写就的，他不可能看不懂拉丁文。
至于为什么不找传教士……嗯，传教士和建筑师不太一样，后者一般只要钱到位，什么事都好商量，但前者就难说了，人家搞不好身负特别任务呢？高务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本着能谨慎一些就尽量谨慎一些的态度，以免出现意外。
总之这事没什么好操心，工匠学堂里就有相关人才，也不虞消息外泄，只要交代一声便有人去办。
又稍微与黄止汀聊了一会儿，身心疲惫的高务实还是提早安寝了。黄止汀把侍女打发走，亲自侍候高务实睡下，自己却道了个歉，继续完成没写完的信件去了。
次日一早，高务实去内阁当值。因为昨日已经商议好了，因此他刚到内阁便有观政进士送来一大摞奏疏，说这些奏疏全都要求对昨日皇上咳血晕厥全力调查。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高务实对其中的文章可谓一个字都不想看，因为文章本身如何遣词造句根本没什么意义。他只是问道：“实学派与心学派的奏疏各有多少封，余下的又有多少？”
观政进士道：“实学派六十一封，心学派四十九封，其余七十三封。”
高务实微微点头，吩咐道：“知道了，你且去忙吧。”观政进士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刚才这个数据基本符合高务实的预期，大致上这也和各方人士在朝中的占比大差不差。实学派的人数比心学派要多，但大致上双方还能算是“势均力敌”，只是其中实学派一方略占优势。
至于“其余”这部分比实学派还要多，那其实并不奇怪。朱明皇朝的理学正统搞了快两百年才被心学勐烈冲击，后来又出现实学冲击，但归根结底，心学和实学都并不完全反对理学，而只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罢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心学和实学本质上都认为自己的根基还是理学，只是这根基本身有点问题，需要剔除其中错误荒谬的那部分，换上自己认为正确的那部分，然后才能形成完美的理学。
既然如此，赞同传统理学的人多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甚至理所当然，这就是所谓惯性。
不过，理学这一派一贯被称之为中立派，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理学虽然仍有很多人信奉，但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在政坛上基本也是一盘散沙。
如果不是出了一些冲击儒家根本观念的大事，这些人平日里很难就某件事达成完全一致，经常都是各说各话、互不认可。
而这就让他们人数虽多，可实际在面对实学派或者心学派时却很难捏成一个拳头，最终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在政坛只能靠边站，分点权力的边角料，根本无法与实学派或心学派在政治层面相抗衡。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家屏作为当今朝堂最大的中立派，他昨天面临朱翊钧坚持不肯调查翊坤宫的态度时，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以辞职相迫。
这一方面说明王家屏确实性子刚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掀起朝廷舆论风潮。
好歹人家也是当朝首辅，如果他号召半天却应者寥寥，那多丢人啊？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去号召呢。而如果他选择二话不说就自己带头冲锋，那么即便是“死”，至少也“死”得康慨意气，没准还有机会获得千古美名，怎么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啦。
不过这事终究没发生，因为沉一贯和高务实的联手力劝。他俩联手意味着在朝中掀起舆论风潮是可行而且几乎必定成功的，王家屏也就不用担心丢大脸。
不仅不必担心丢脸，而且这波舆论风潮算起来将会是他领头的，无论外界心里是不是跟明镜一般，至少面子上都得承认他王元辅才是“带头大哥”。
哎呀，那简直就是他这辈子在号召力方面的高光时刻。都已经决定不久之后便要告老还乡的人了，还能找着这么一个机会，王家屏全身心投入进此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他昨晚积极联络，又对外透露出实学、心学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终于说动如此多人于今日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当然，即便很多人未曾明说，但矛头所指都是彻查翊坤宫。
高务实望着一大摞奏疏稍稍思索，取过阁票，一张张全都写上“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字，却未有更具体的表述。
这里要说一下“票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写的。
明朝草创之初，曾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加强君主权威，如“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同时撤销尚书省，改为六部直接受命于皇帝。
然而，大规模撤销中枢决策机构，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的公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皇帝个人即便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也于长时段时间及精力上难以维系。再者，皇帝个人也无法保证其通晓各个方面的政务，使得中央文书处理效率与质量下降。
因此，朱元章决意于大内添置一批顾问以备咨询。洪武十五年，彷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常侍皇帝与殿阁之下，故名为“内阁”。
但是，最初的内阁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只是简任文臣入阁，参与机务。到了永乐年间，解绪、黄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职于文渊阁。
当时的阁臣们的工作只是参赞机要，而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至仁、宣之朝，由于阁臣皆永乐朝耆旧，威隆权重，内阁之权遂逐步膨胀，而阁臣也开始获得代皇帝草拟本章之。
当然，票拟制度诞生尹始，票拟权并非独属阁臣。“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可见票拟由内阁专掌也须经历一发展过程。
而同样也在宣德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又获得誊抄批红之权。于是，皇帝、司礼监及内阁三者形成相互掣肘、彼此制衡的鼎立之势，而贯穿有明一朝的票拟制度，也于此时初具雏形。
那么，票拟制度之实施流程究竟如何？
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大臣奏章递进以后，经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到司礼监之文书房，文书房登记后，交司礼监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再由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内阁票拟后，再经过以上程序抵达御前，经皇帝同意后由司礼监批红，经文书房“落底簿”[注1]，然后经过内阁发至六科，六科审核无误，即交六部执行，如有违失，则可驳回。
[注1：所谓落底簿，即用以记录票拟底文之“丝纶簿”，设立于正统、景泰朝时期，后曾废弛，又至迟于万历中期恢复，关于其样式现已无考。]
此外，皇帝还可以把这份奏疏压下，既不发下也不打回内阁，而是做冷处理，这个就是广泛见于各种和影视剧中的“留中”——实际上大多数皇帝并不常用“留中”，不过万历是其中一个例外，历史上的他是很喜欢留中的。
以上这段程序之中，颇有几处需要解释之处。
其一，就是高务实刚才票拟“朕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诧异，你高务实票拟怎么敢写“朕知道”？“朕”是你能自称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内阁票拟本职为“代王言”而非自言，即“票拟”本质上并非阁臣将自身对于奏疏处理的意见上报，而属于代替皇帝进行批答。
既然是代替皇帝批答，那么皇帝若在本章发阁前已有定见，则会派遣太监口传要旨，为内阁事先确定原则；若皇帝尚无定见，则仅派太监赴阁商议。
所以，某些和影视剧中将“票拟”理解为阁臣将自身处理意见书于票签之上，以待皇帝裁决，这属于错误臆断。
高务实今日负责拟票，那就是要按照皇帝的语气来写，因为理论上如果皇帝看完同意，就可以让司礼监秉笔太监拿朱笔照抄票拟而一字不易，这样可以避免司礼监的权宦们在文字上玩些小花招。
其二，宣宗朝时，司礼监获得了替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宣庙始……中易红书批之，上或亲书或否。”“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
这里宣宗的本意是委托部分识文断墨之太监，来负责誊抄并无异议的内阁票拟，以减轻批阅负担。
一般来讲，司礼监批红权分掌于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二人之手。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朱，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于批红审核盖章。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司礼监太监实际所为，并非仅止于“誊写抄录”，而是将自身意见与影响力注入朝廷中枢体系，这点等下再说。
其三，票拟并非阁臣于中央文书处理体系中向皇帝施加自身意志唯一方式，即便皇帝所下达诏书并未按照阁臣票拟之言，内阁仍有驳回权，即所谓的“封还执奏”。
“封还执奏”制度属于一种内阁对皇帝不适当政令的抵触表达方式。流程基本是这样的：皇帝下令内阁草敕，若内阁认为其属于“乱命”，则可封还诏令，并同时附上疏议，以提出内阁认为正确的处理意见。
这是有先例的，如嘉靖元年杨廷和就封还了世宗的“大礼仪争”。
不过这里又必须说明，“封还执奏”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皇帝个人可以绕开内阁，“旨从中出”。之前说过，皇帝任命内阁辅臣，廷推是公认最具合理性的，廷推不出合适人选或者皇帝始终不满意廷推的人选时，皇帝就可能直接以“中旨”任命。
只不过这种方式往往不被朝臣公认，甚至反而会满朝共讥被任命的大臣，以至于很多大臣在接到皇帝中旨任命入阁之后不喜反惊，连连坚辞不就，甚至吓得上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中旨之下也有例外，比如高拱当年同阁的殷士儋就是接中旨入阁，以至于高拱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却经常无视他的存在。搞到最后，殷士儋来了脾气，差点在内阁上演全武行，闹完之后他也觉得没脸再在内阁待下去了，于是坚决请辞走人。
说回封还执奏。其实，封还执奏这个做法的成功率并不高，皇帝是否采纳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个人修养。贸然使用封还执奏驳斥皇帝，甚至会为自身招致祸端，故而若非原则性问题，亦或双方矛盾极其尖锐至难以调和，阁臣一般不会选择以这种姿态当众对线皇帝本人。
别说皇帝了，就说在单位上或者公司里，当领导明确表达意见且下达了指令之后，你跳出来当众指责领导是个脑残，做出的决策纯属智障……你觉得是领导有事还是你有事？碰上气性大的领导，怕不是当场就让财务给你结清工资滚蛋了。
根据刚才所说的程序，所以高务实这里看到的奏疏，理论上应该是皇帝已经看过的，但皇帝没有派司礼监的太监来和他说明情况，也就是说皇帝没有明确表达这件事该怎么定调。
这也不奇怪，毕竟昨天皇帝的意见只有他高务实一个人是当场听到的，而且高务实也没有答应为郑皇贵妃脱罪，而是向皇帝表示说，他认为郑皇贵妃是被人利用了，其本人对皇帝并无歹意。
换句话说，高务实是告诉皇帝，郑皇贵妃那里是可以查的，也经得起查，顶多查出个有人利用郑皇贵妃来陷害皇帝。
皇帝不肯查翊坤宫，主要就是担心查出个郑皇贵妃真要承担诸如“弑君”这样必死无疑的大罪来——虽然他坚称这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么？或许事实的确是“绝不可能”，但查到最后的结果却未必是“绝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笑话，杨玉环本身有必死之罪吗？可是，当逃到马嵬驿的禁军集体鼓噪，认为不诛杨贵妃不足以平三军之怒，更不足以除三军后顾之忧时，那杨贵妃就是有罪，就是其罪当诛啊！
现在朝廷是什么情况？朝廷的情况就是满朝上下皆认为郑皇贵妃干预国本，意图怂恿皇帝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
朱常洵的圣卷从何而来？朝臣们当然认为是由于皇帝对郑皇贵妃的爱屋及乌，否则怎么会动摇大明两百年来的立嫡立长的祖制呢？
即便现在有了皇嫡子，这国本之争要争也顶多在嫡、长之间争一争，你朱常洵一个皇庶三子有什么资格参与其间？还不是因为你母亲是郑皇贵妃？
所以，皇帝会认为一旦彻查翊坤宫，外廷必然施加压力，即便郑皇贵妃“绝无此意”，也会被含沙射影，甚至移花接木把别人的罪责推给她。而调查结果一旦确定，那就连他这个皇帝都无法挽回了。既如此，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坚持绝不调查。
而高务实那天孜孜不倦地解释和劝说，不管他明面上是如何说的，归根结底，潜台词不过就一句：臣保证调查结果绝对公正，绝对不会冤枉郑皇贵妃，反而还能查出幕后黑手，为郑皇贵妃洗清嫌疑。
当然，这里还有一点隐藏得更深的意思，那就是……郑皇贵妃多多少少还是会担点责任，即“被人蒙蔽利用”。而这一点，就需要皇帝自己去好好权衡了。
皇帝要权衡的至少有两点：其一，高务实的担保可不可信。这一点也分两种可能：一种是高务实这话根本就不可信，那就没有后续了。
第二种可能是高务实的话的确可信，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意外呢？所谓意外，也就是高务实的确答应了，也的确秉持公正的立场去查，但因为其他原因之故，高务实没能做到他所保证的事……那还是完蛋。
要权衡的第二点则为，高务实言外之意是需要郑皇贵妃承担“被人蒙蔽利用”的责任，但这个责任到底有多大，会导致什么后果？
郑皇贵妃不是外廷臣子，有些责任是没有明确法度可言的。外廷臣子如果“被人蒙蔽利用”，按照高拱时代定立下来的考课法，应该属于“不职”，也就是不称职。一般来说，处理办法通常是降职调用。
但郑皇贵妃并非外廷臣子，这“降职调用”似乎并不合适。倘若合适的话，妃嫔如何降职调用？把皇贵妃的“皇”字去掉，降为贵妃？
朱翊钧不是天真之人，他早就是一位成熟的帝王了，听得懂高务实的言外之意：皇贵妃该承担的责任就是降级。
该如何降级，或者说降为什么名号，高务实没有明说，但朱翊钧显然是不愿意给郑皇贵妃连降数级的，顶多就是从皇贵妃降为贵妃——甚至就连这一点点委屈，朱翊钧其实都非常不愿意让郑皇贵妃受。
当然，从皇贵妃降为贵妃，这“委屈”或许也不能说只是“一点点”。
在后世的影视剧中，贵妃这个名号可谓是遍地开花。着名如唐朝的杨贵妃、《清平乐》中的张贵妃、《鹤唳华亭》中的赵贵妃等等，这些人物或者确有原型，或者纯属虚构，但基本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那就是帝王宠妃。
但是，贵妃就贵妃，比如杨玉环那么得宠也不过就是贵妃，这皇贵妃又是什么，从哪冒出来的？
巧了，“皇贵妃”这个称号，还真就是从大明朝冒出来的。
先说“贵妃”吧，“贵妃”这个名号的出现就跟许多和影视剧对它的定位一样，就是因宠妃而生，历史上第一位“贵妃”是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宠妃殷氏。
这位殷氏极受刘骏宠爱，也因其爱屋及乌，他数次想要改立殷氏的儿子刘子鸾为太子，可惜因为各方面因素，终未能如愿，殷氏也在满怀期待中离世。
刘骏悲痛万分，追封殷氏为贵妃，还赐“宣”为谥号。请注意，“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谥号，尤其是在其作为女子的谥号之时。
为何？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的谥号就是“宣”，由此也足见刘骏对爱妃宠爱之深。爱妃离世不久后，孝武帝就在悲痛中去世了。
孝武帝去世后，即位的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昏君刘子业。这厮怨恨父亲不爱自己，怨恨父亲宠爱殷贵妃和弟弟刘子鸾。恨到什么程度呢？他竟然想挖掘自己父亲的陵墓，被臣下阻止后竟然又抛粪在父亲陵寝之上，并且挖掘了殷贵妃的陵墓和纪念殷贵妃的寺庙。
不仅如此，他还毫无意外的下令杀死了弟弟刘子鸾。好消息是，他因为治国暴虐，不久被叔叔刘或推翻。
说回“贵妃”，从刘宋开始到明朝前期，除唐代短暂改制以元妃为众妃之首外，中国历朝历代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贵妃都是仅次于皇后的尊荣位分。
在没有皇后的情况下，贵妃就是后宫的实际当家人，比如唐睿宗的豆卢贵妃、唐宪宗的郭贵妃、宋高宗的吴贵妃、宋孝宗的谢贵妃等，她们之中不乏继立为后或荣封太后之人。
近千年的时光里，贵妃在皇家中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直到皇贵妃的出现，她的风头才被压了下去。
可能是由于这个“皇”字在古代真是太有诱惑力了，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加上一个“皇”字，好像都能瞬间变得高大上不少。
“贵妃”似乎也是如此，原本已经足够尊贵了，可还要在前面加一个“皇”字。但事实上，皇贵妃的产生相比贵妃可是要复杂得多。
“……宣宗即位，封贵妃。故事：皇后金宝金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妃有宠，宣德元年五月，帝请于太后，制金宝赐焉。贵妃有宝自此始。”——《明史·后妃传》。
按此，皇贵妃的起源要追朔到明朝第一位继后孙氏身上。孙氏是朱瞻基当太孙时所纳的太孙嫔，她与朱瞻基感情非常好，但碍于太孙妃胡氏是祖父朱棣选的，朱瞻基也只能让爱人屈居侧室。
待到朱瞻基登基即位，做了皇帝的他虽然没有直接立侧室孙氏为后，但为她争取了一个特权。按照明朝惯例，皇后册封有册还有宝，册是册封的册书，宝指的是皇后的宝玺；贵妃册封时按例只有册而没有宝，用以区分嫡庶尊卑。
但朱瞻基实在宠爱孙氏，便向母亲张太后请旨，为孙贵妃制作原本只有皇后才能拥有的金宝。由于有了宝玺，便有别于过往千百年所有的贵妃，因此孙贵妃便因此有了“皇贵妃”之名——毕竟若不带“皇”字，则其印绶谈何言“玺”？
但其实那时候的孙氏实际封号仍然是贵妃，“皇贵妃”只是宫廷内外的一种尊称，并未形成完整的制度。
明朝第一位正式拥有“皇贵妃”名号的是景泰帝的唐妃。在景泰七年，景泰帝郑重其事地让朝中两位重臣石亨和胡濙前往册封唐妃为皇贵妃。
这个册封阵容相当豪华，石亨就不必说了，那是英宗、景泰年间首屈一指的实权派人物，胡濙更是从太宗朝[注：当时称朱棣为太宗，嘉靖后改称成祖。]到景泰朝的五朝老臣。
联系在当年二月杭皇后的崩逝就不难发现，景泰帝对唐氏应该是寄予厚望的，倘若景泰帝没那么早生病，唐氏极有可能会正位中宫。
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石亨、曹吉祥等趁景泰帝重病发动南宫之变，拥立朱祁镇复位，朱祁玉被降为郕王，唐氏被降为郕王侍妾，而早先已经被废的汪皇后又成为了郕王妃。
不久后，朱祁玉离奇暴亡，朱祁镇下令唐氏等“无所出”之妃嫔殉葬，故而明朝并不承认唐氏的皇贵妃的身份。
朱祁镇崩逝后，太子朱见深即位。在即位之初，朱见深尊封两宫太后时，称嫡母为皇后，而称生母为皇贵妃。
此处表明，朱见深的生母周氏在天顺年间应该已经是皇贵妃了。即便是不承认唐氏的皇贵妃身份，周氏也应当是明朝第一位皇贵妃。
但这件事奇就奇在周氏在《英宗实录》的记载中却又出现了矛盾：她只被册封为贵妃，但却赐予册宝——刚才说过，既然有“宝”，那就应该册封为皇贵妃才对呀。
想来此处朱见深虽然称呼自己的生母是先帝的皇贵妃，但实情应该与宣宗时的孙氏相同，只是口头上这么称呼，周贵妃实际地位仍是贵妃。
如此，按照史书记载，明朝第一位皇贵妃就是明宪宗的万贵妃。万贵妃是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宠妃，虽然比朱见深大17岁，但依旧得到了朱见深一生的热爱与倾心，这其中的故事本书前文曾经提过一嘴。
宠归宠，但碍于父亲和母后，朱见深不能册立万氏为皇后，然而对于这样的宠妃，朱见深自然要给她格外的荣耀。
此处需要更正一个经常被人搞错的地方，那就是万贵妃是在成化十二年十月才由贵妃晋封为皇贵妃的，并非朱见深一即位就册封其为皇贵妃的。此外，大明朝廷当时发布了历史上第一份皇贵妃册文。
这份册文完整记录在《明宪宗实录》中，这里就不多摘抄了，只提出其中一句关键：“位亚坤仪，峻陟列妃之首”。
这句话便是明朝给皇贵妃的定位，至此，“皇贵妃”这一后宫“新贵”的地位就基本已经尘埃落定。
但需要指出，明朝的皇贵妃并无人数的限制，比如在原历史上的万历朝，皇太子朱常洛生母王氏和福王朱常洵生母郑氏，就曾一度并为皇贵妃——这其中有朱翊钧的某种算计，不多解释。
总之自此以后，在帝王后妃之中，皇后之下最尊贵的位分便是皇贵妃，而贵妃则又次之。
由于多了一个“皇”字，皇贵妃手中有宝玺，因此在天下人眼中，皇贵妃无疑变成了……怎么说呢，大概就是“副皇后”。
天下“副”字号的人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那就是当“正”字号的那位一旦出了意外，则“副”字号的那位便自然而然的首先有资格顶上。
这个资格，就是朱翊钧犹豫不决、没有派司礼监太监来和高务实说明皇帝是否对这些奏疏“已有定论”的原因。
换句话说，即便到了现在，皇帝依旧没有拿准主意，而是想先看看高务实作为今日内阁的主笔阁老会如何票拟。
然而高务实以上这些“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票拟，实际上也没有“代王言”明说如何办。
不过，这并非高务实不打算明确，他在把其他人的奏疏全部贴上这些模棱两可的票拟之后，找到首辅王家屏亲自所上的奏本认认真真看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小票，工工整整地用馆阁体写上一行字：
“元辅所见深符朕意，着内阁核议具奏。”——元辅说的这些都和朕的意思一样，你们内阁赶紧开会研究，看看具体怎么查，然后拿个章程来给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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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二合一。昨天发现卫生间下水道进了老鼠，而且还正好在我洗澡的时候它钻了出来，当场吓我一大跳，但还是被我穿着拖鞋踩了它一脚。那老鼠疼得一转头，我当时也是有点慌，生怕它能咬到我脚，于是松开了，它又熘进下水道跑了。
然后我和老婆一合计，她说难怪最近下半夜好几次听到有声音，得整理一下看看。结果就是全家物什大挪移，果然发现某个不常用的衣柜后面有老鼠屎和被它偷过去的食物残渣……不仅昨晚，今天还整理了一上午……最后说一句，地漏是个好东西，以后坚决要和高务实一样谨慎，再也不敢忘记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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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并不是问题，大明一直都有同文馆，干的就是翻译的活。当然，高务实并不打算找同文馆的人来翻译，他也并不需要。
京华做了这么多年的海外贸易，区区翻译哪里需要借力他人？同文馆干的活，不仅南疆也有人干，而且京师一样也有。
不过有一说一，京华招揽的人倒也不是什么专业翻译人员，而是各类西方知识分子，其中最多的事建筑师和传教士。
传教士且不多说，这年头的传教士几乎个个都是学者级别的。就说建筑师，想当初高务实建西山别院时，就已经招揽了不少欧洲来的建筑师为其效力，虽然其中意大利人比较多，但西班牙人也是有的。
何况就算真没有也不打紧，找个意大利建筑师用拉丁文写翻译件就行了。人家可是西班牙的公爵阁下，考虑到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异常虔诚，公爵阁下也肯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他打小读的圣经自然是拉丁文写就的，他不可能看不懂拉丁文。
至于为什么不找传教士……嗯，传教士和建筑师不太一样，后者一般只要钱到位，什么事都好商量，但前者就难说了，人家搞不好身负特别任务呢？高务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本着能谨慎一些就尽量谨慎一些的态度，以免出现意外。
总之这事没什么好操心，工匠学堂里就有相关人才，也不虞消息外泄，只要交代一声便有人去办。
又稍微与黄止汀聊了一会儿，身心疲惫的高务实还是提早安寝了。黄止汀把侍女打发走，亲自侍候高务实睡下，自己却道了个歉，继续完成没写完的信件去了。
次日一早，高务实去内阁当值。因为昨日已经商议好了，因此他刚到内阁便有观政进士送来一大摞奏疏，说这些奏疏全都要求对昨日皇上咳血晕厥全力调查。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高务实对其中的文章可谓一个字都不想看，因为文章本身如何遣词造句根本没什么意义。他只是问道：“实学派与心学派的奏疏各有多少封，余下的又有多少？”
观政进士道：“实学派六十一封，心学派四十九封，其余七十三封。”
高务实微微点头，吩咐道：“知道了，你且去忙吧。”观政进士微微躬身，退了出去。
刚才这个数据基本符合高务实的预期，大致上这也和各方人士在朝中的占比大差不差。实学派的人数比心学派要多，但大致上双方还能算是“势均力敌”，只是其中实学派一方略占优势。
至于“其余”这部分比实学派还要多，那其实并不奇怪。朱明皇朝的理学正统搞了快两百年才被心学勐烈冲击，后来又出现实学冲击，但归根结底，心学和实学都并不完全反对理学，而只是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罢了。
因此可以这样说，心学和实学本质上都认为自己的根基还是理学，只是这根基本身有点问题，需要剔除其中错误荒谬的那部分，换上自己认为正确的那部分，然后才能形成完美的理学。
既然如此，赞同传统理学的人多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甚至理所当然，这就是所谓惯性。
不过，理学这一派一贯被称之为中立派，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理学虽然仍有很多人信奉，但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在政坛上基本也是一盘散沙。
如果不是出了一些冲击儒家根本观念的大事，这些人平日里很难就某件事达成完全一致，经常都是各说各话、互不认可。
而这就让他们人数虽多，可实际在面对实学派或者心学派时却很难捏成一个拳头，最终使得其中大部分人在政坛只能靠边站，分点权力的边角料，根本无法与实学派或心学派在政治层面相抗衡。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王家屏作为当今朝堂最大的中立派，他昨天面临朱翊钧坚持不肯调查翊坤宫的态度时，第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以辞职相迫。
这一方面说明王家屏确实性子刚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掀起朝廷舆论风潮。
好歹人家也是当朝首辅，如果他号召半天却应者寥寥，那多丢人啊？这样的话还不如不去号召呢。而如果他选择二话不说就自己带头冲锋，那么即便是“死”，至少也“死”得康慨意气，没准还有机会获得千古美名，怎么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啦。
不过这事终究没发生，因为沉一贯和高务实的联手力劝。他俩联手意味着在朝中掀起舆论风潮是可行而且几乎必定成功的，王家屏也就不用担心丢大脸。
不仅不必担心丢脸，而且这波舆论风潮算起来将会是他领头的，无论外界心里是不是跟明镜一般，至少面子上都得承认他王元辅才是“带头大哥”。
哎呀，那简直就是他这辈子在号召力方面的高光时刻。都已经决定不久之后便要告老还乡的人了，还能找着这么一个机会，王家屏全身心投入进此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他昨晚积极联络，又对外透露出实学、心学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终于说动如此多人于今日上疏，要求皇帝彻查——当然，即便很多人未曾明说，但矛头所指都是彻查翊坤宫。
高务实望着一大摞奏疏稍稍思索，取过阁票，一张张全都写上“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字，却未有更具体的表述。
这里要说一下“票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写的。
明朝草创之初，曾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加强君主权威，如“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同时撤销尚书省，改为六部直接受命于皇帝。
然而，大规模撤销中枢决策机构，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的公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皇帝个人即便勤于政务、宵衣旰食，也于长时段时间及精力上难以维系。再者，皇帝个人也无法保证其通晓各个方面的政务，使得中央文书处理效率与质量下降。
因此，朱元章决意于大内添置一批顾问以备咨询。洪武十五年，彷照唐宋旧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常侍皇帝与殿阁之下，故名为“内阁”。
但是，最初的内阁既非官署，亦非官名，只是简任文臣入阁，参与机务。到了永乐年间，解绪、黄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职于文渊阁。
当时的阁臣们的工作只是参赞机要，而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至仁、宣之朝，由于阁臣皆永乐朝耆旧，威隆权重，内阁之权遂逐步膨胀，而阁臣也开始获得代皇帝草拟本章之。
当然，票拟制度诞生尹始，票拟权并非独属阁臣。“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可见票拟由内阁专掌也须经历一发展过程。
而同样也在宣德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又获得誊抄批红之权。于是，皇帝、司礼监及内阁三者形成相互掣肘、彼此制衡的鼎立之势，而贯穿有明一朝的票拟制度，也于此时初具雏形。
那么，票拟制度之实施流程究竟如何？
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大臣奏章递进以后，经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到司礼监之文书房，文书房登记后，交司礼监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再由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内阁票拟后，再经过以上程序抵达御前，经皇帝同意后由司礼监批红，经文书房“落底簿”[注1]，然后经过内阁发至六科，六科审核无误，即交六部执行，如有违失，则可驳回。
[注1：所谓落底簿，即用以记录票拟底文之“丝纶簿”，设立于正统、景泰朝时期，后曾废弛，又至迟于万历中期恢复，关于其样式现已无考。]
此外，皇帝还可以把这份奏疏压下，既不发下也不打回内阁，而是做冷处理，这个就是广泛见于各种和影视剧中的“留中”——实际上大多数皇帝并不常用“留中”，不过万历是其中一个例外，历史上的他是很喜欢留中的。
以上这段程序之中，颇有几处需要解释之处。
其一，就是高务实刚才票拟“朕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有人觉得诧异，你高务实票拟怎么敢写“朕知道”？“朕”是你能自称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内阁票拟本职为“代王言”而非自言，即“票拟”本质上并非阁臣将自身对于奏疏处理的意见上报，而属于代替皇帝进行批答。
既然是代替皇帝批答，那么皇帝若在本章发阁前已有定见，则会派遣太监口传要旨，为内阁事先确定原则；若皇帝尚无定见，则仅派太监赴阁商议。
所以，某些和影视剧中将“票拟”理解为阁臣将自身处理意见书于票签之上，以待皇帝裁决，这属于错误臆断。
高务实今日负责拟票，那就是要按照皇帝的语气来写，因为理论上如果皇帝看完同意，就可以让司礼监秉笔太监拿朱笔照抄票拟而一字不易，这样可以避免司礼监的权宦们在文字上玩些小花招。
其二，宣宗朝时，司礼监获得了替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宣庙始……中易红书批之，上或亲书或否。”“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
这里宣宗的本意是委托部分识文断墨之太监，来负责誊抄并无异议的内阁票拟，以减轻批阅负担。
一般来讲，司礼监批红权分掌于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二人之手。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朱，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于批红审核盖章。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司礼监太监实际所为，并非仅止于“誊写抄录”，而是将自身意见与影响力注入朝廷中枢体系，这点等下再说。
其三，票拟并非阁臣于中央文书处理体系中向皇帝施加自身意志唯一方式，即便皇帝所下达诏书并未按照阁臣票拟之言，内阁仍有驳回权，即所谓的“封还执奏”。
“封还执奏”制度属于一种内阁对皇帝不适当政令的抵触表达方式。流程基本是这样的：皇帝下令内阁草敕，若内阁认为其属于“乱命”，则可封还诏令，并同时附上疏议，以提出内阁认为正确的处理意见。
这是有先例的，如嘉靖元年杨廷和就封还了世宗的“大礼仪争”。
不过这里又必须说明，“封还执奏”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皇帝个人可以绕开内阁，“旨从中出”。之前说过，皇帝任命内阁辅臣，廷推是公认最具合理性的，廷推不出合适人选或者皇帝始终不满意廷推的人选时，皇帝就可能直接以“中旨”任命。
只不过这种方式往往不被朝臣公认，甚至反而会满朝共讥被任命的大臣，以至于很多大臣在接到皇帝中旨任命入阁之后不喜反惊，连连坚辞不就，甚至吓得上疏请求辞官回家。
当然，中旨之下也有例外，比如高拱当年同阁的殷士儋就是接中旨入阁，以至于高拱虽然当面不说什么，但却经常无视他的存在。搞到最后，殷士儋来了脾气，差点在内阁上演全武行，闹完之后他也觉得没脸再在内阁待下去了，于是坚决请辞走人。
说回封还执奏。其实，封还执奏这个做法的成功率并不高，皇帝是否采纳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个人修养。贸然使用封还执奏驳斥皇帝，甚至会为自身招致祸端，故而若非原则性问题，亦或双方矛盾极其尖锐至难以调和，阁臣一般不会选择以这种姿态当众对线皇帝本人。
别说皇帝了，就说在单位上或者公司里，当领导明确表达意见且下达了指令之后，你跳出来当众指责领导是个脑残，做出的决策纯属智障……你觉得是领导有事还是你有事？碰上气性大的领导，怕不是当场就让财务给你结清工资滚蛋了。
根据刚才所说的程序，所以高务实这里看到的奏疏，理论上应该是皇帝已经看过的，但皇帝没有派司礼监的太监来和他说明情况，也就是说皇帝没有明确表达这件事该怎么定调。
这也不奇怪，毕竟昨天皇帝的意见只有他高务实一个人是当场听到的，而且高务实也没有答应为郑皇贵妃脱罪，而是向皇帝表示说，他认为郑皇贵妃是被人利用了，其本人对皇帝并无歹意。
换句话说，高务实是告诉皇帝，郑皇贵妃那里是可以查的，也经得起查，顶多查出个有人利用郑皇贵妃来陷害皇帝。
皇帝不肯查翊坤宫，主要就是担心查出个郑皇贵妃真要承担诸如“弑君”这样必死无疑的大罪来——虽然他坚称这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么？或许事实的确是“绝不可能”，但查到最后的结果却未必是“绝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笑话，杨玉环本身有必死之罪吗？可是，当逃到马嵬驿的禁军集体鼓噪，认为不诛杨贵妃不足以平三军之怒，更不足以除三军后顾之忧时，那杨贵妃就是有罪，就是其罪当诛啊！
现在朝廷是什么情况？朝廷的情况就是满朝上下皆认为郑皇贵妃干预国本，意图怂恿皇帝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
朱常洵的圣卷从何而来？朝臣们当然认为是由于皇帝对郑皇贵妃的爱屋及乌，否则怎么会动摇大明两百年来的立嫡立长的祖制呢？
即便现在有了皇嫡子，这国本之争要争也顶多在嫡、长之间争一争，你朱常洵一个皇庶三子有什么资格参与其间？还不是因为你母亲是郑皇贵妃？
所以，皇帝会认为一旦彻查翊坤宫，外廷必然施加压力，即便郑皇贵妃“绝无此意”，也会被含沙射影，甚至移花接木把别人的罪责推给她。而调查结果一旦确定，那就连他这个皇帝都无法挽回了。既如此，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坚持绝不调查。
而高务实那天孜孜不倦地解释和劝说，不管他明面上是如何说的，归根结底，潜台词不过就一句：臣保证调查结果绝对公正，绝对不会冤枉郑皇贵妃，反而还能查出幕后黑手，为郑皇贵妃洗清嫌疑。
当然，这里还有一点隐藏得更深的意思，那就是……郑皇贵妃多多少少还是会担点责任，即“被人蒙蔽利用”。而这一点，就需要皇帝自己去好好权衡了。
皇帝要权衡的至少有两点：其一，高务实的担保可不可信。这一点也分两种可能：一种是高务实这话根本就不可信，那就没有后续了。
第二种可能是高务实的话的确可信，但是有没有可能出现意外呢？所谓意外，也就是高务实的确答应了，也的确秉持公正的立场去查，但因为其他原因之故，高务实没能做到他所保证的事……那还是完蛋。
要权衡的第二点则为，高务实言外之意是需要郑皇贵妃承担“被人蒙蔽利用”的责任，但这个责任到底有多大，会导致什么后果？
郑皇贵妃不是外廷臣子，有些责任是没有明确法度可言的。外廷臣子如果“被人蒙蔽利用”，按照高拱时代定立下来的考课法，应该属于“不职”，也就是不称职。一般来说，处理办法通常是降职调用。
但郑皇贵妃并非外廷臣子，这“降职调用”似乎并不合适。倘若合适的话，妃嫔如何降职调用？把皇贵妃的“皇”字去掉，降为贵妃？
朱翊钧不是天真之人，他早就是一位成熟的帝王了，听得懂高务实的言外之意：皇贵妃该承担的责任就是降级。
该如何降级，或者说降为什么名号，高务实没有明说，但朱翊钧显然是不愿意给郑皇贵妃连降数级的，顶多就是从皇贵妃降为贵妃——甚至就连这一点点委屈，朱翊钧其实都非常不愿意让郑皇贵妃受。
当然，从皇贵妃降为贵妃，这“委屈”或许也不能说只是“一点点”。
在后世的影视剧中，贵妃这个名号可谓是遍地开花。着名如唐朝的杨贵妃、《清平乐》中的张贵妃、《鹤唳华亭》中的赵贵妃等等，这些人物或者确有原型，或者纯属虚构，但基本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那就是帝王宠妃。
但是，贵妃就贵妃，比如杨玉环那么得宠也不过就是贵妃，这皇贵妃又是什么，从哪冒出来的？
巧了，“皇贵妃”这个称号，还真就是从大明朝冒出来的。
先说“贵妃”吧，“贵妃”这个名号的出现就跟许多和影视剧对它的定位一样，就是因宠妃而生，历史上第一位“贵妃”是南朝宋孝武帝刘骏的宠妃殷氏。
这位殷氏极受刘骏宠爱，也因其爱屋及乌，他数次想要改立殷氏的儿子刘子鸾为太子，可惜因为各方面因素，终未能如愿，殷氏也在满怀期待中离世。
刘骏悲痛万分，追封殷氏为贵妃，还赐“宣”为谥号。请注意，“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谥号，尤其是在其作为女子的谥号之时。
为何？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的谥号就是“宣”，由此也足见刘骏对爱妃宠爱之深。爱妃离世不久后，孝武帝就在悲痛中去世了。
孝武帝去世后，即位的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昏君刘子业。这厮怨恨父亲不爱自己，怨恨父亲宠爱殷贵妃和弟弟刘子鸾。恨到什么程度呢？他竟然想挖掘自己父亲的陵墓，被臣下阻止后竟然又抛粪在父亲陵寝之上，并且挖掘了殷贵妃的陵墓和纪念殷贵妃的寺庙。
不仅如此，他还毫无意外的下令杀死了弟弟刘子鸾。好消息是，他因为治国暴虐，不久被叔叔刘或推翻。
说回“贵妃”，从刘宋开始到明朝前期，除唐代短暂改制以元妃为众妃之首外，中国历朝历代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贵妃都是仅次于皇后的尊荣位分。
在没有皇后的情况下，贵妃就是后宫的实际当家人，比如唐睿宗的豆卢贵妃、唐宪宗的郭贵妃、宋高宗的吴贵妃、宋孝宗的谢贵妃等，她们之中不乏继立为后或荣封太后之人。
近千年的时光里，贵妃在皇家中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直到皇贵妃的出现，她的风头才被压了下去。
可能是由于这个“皇”字在古代真是太有诱惑力了，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加上一个“皇”字，好像都能瞬间变得高大上不少。
“贵妃”似乎也是如此，原本已经足够尊贵了，可还要在前面加一个“皇”字。但事实上，皇贵妃的产生相比贵妃可是要复杂得多。
“……宣宗即位，封贵妃。故事：皇后金宝金册，贵妃以下，有册无宝。妃有宠，宣德元年五月，帝请于太后，制金宝赐焉。贵妃有宝自此始。”——《明史·后妃传》。
按此，皇贵妃的起源要追朔到明朝第一位继后孙氏身上。孙氏是朱瞻基当太孙时所纳的太孙嫔，她与朱瞻基感情非常好，但碍于太孙妃胡氏是祖父朱棣选的，朱瞻基也只能让爱人屈居侧室。
待到朱瞻基登基即位，做了皇帝的他虽然没有直接立侧室孙氏为后，但为她争取了一个特权。按照明朝惯例，皇后册封有册还有宝，册是册封的册书，宝指的是皇后的宝玺；贵妃册封时按例只有册而没有宝，用以区分嫡庶尊卑。
但朱瞻基实在宠爱孙氏，便向母亲张太后请旨，为孙贵妃制作原本只有皇后才能拥有的金宝。由于有了宝玺，便有别于过往千百年所有的贵妃，因此孙贵妃便因此有了“皇贵妃”之名——毕竟若不带“皇”字，则其印绶谈何言“玺”？
但其实那时候的孙氏实际封号仍然是贵妃，“皇贵妃”只是宫廷内外的一种尊称，并未形成完整的制度。
明朝第一位正式拥有“皇贵妃”名号的是景泰帝的唐妃。在景泰七年，景泰帝郑重其事地让朝中两位重臣石亨和胡濙前往册封唐妃为皇贵妃。
这个册封阵容相当豪华，石亨就不必说了，那是英宗、景泰年间首屈一指的实权派人物，胡濙更是从太宗朝[注：当时称朱棣为太宗，嘉靖后改称成祖。]到景泰朝的五朝老臣。
联系在当年二月杭皇后的崩逝就不难发现，景泰帝对唐氏应该是寄予厚望的，倘若景泰帝没那么早生病，唐氏极有可能会正位中宫。
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石亨、曹吉祥等趁景泰帝重病发动南宫之变，拥立朱祁镇复位，朱祁玉被降为郕王，唐氏被降为郕王侍妾，而早先已经被废的汪皇后又成为了郕王妃。
不久后，朱祁玉离奇暴亡，朱祁镇下令唐氏等“无所出”之妃嫔殉葬，故而明朝并不承认唐氏的皇贵妃的身份。
朱祁镇崩逝后，太子朱见深即位。在即位之初，朱见深尊封两宫太后时，称嫡母为皇后，而称生母为皇贵妃。
此处表明，朱见深的生母周氏在天顺年间应该已经是皇贵妃了。即便是不承认唐氏的皇贵妃身份，周氏也应当是明朝第一位皇贵妃。
但这件事奇就奇在周氏在《英宗实录》的记载中却又出现了矛盾：她只被册封为贵妃，但却赐予册宝——刚才说过，既然有“宝”，那就应该册封为皇贵妃才对呀。
想来此处朱见深虽然称呼自己的生母是先帝的皇贵妃，但实情应该与宣宗时的孙氏相同，只是口头上这么称呼，周贵妃实际地位仍是贵妃。
如此，按照史书记载，明朝第一位皇贵妃就是明宪宗的万贵妃。万贵妃是明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宠妃，虽然比朱见深大17岁，但依旧得到了朱见深一生的热爱与倾心，这其中的故事本书前文曾经提过一嘴。
宠归宠，但碍于父亲和母后，朱见深不能册立万氏为皇后，然而对于这样的宠妃，朱见深自然要给她格外的荣耀。
此处需要更正一个经常被人搞错的地方，那就是万贵妃是在成化十二年十月才由贵妃晋封为皇贵妃的，并非朱见深一即位就册封其为皇贵妃的。此外，大明朝廷当时发布了历史上第一份皇贵妃册文。
这份册文完整记录在《明宪宗实录》中，这里就不多摘抄了，只提出其中一句关键：“位亚坤仪，峻陟列妃之首”。
这句话便是明朝给皇贵妃的定位，至此，“皇贵妃”这一后宫“新贵”的地位就基本已经尘埃落定。
但需要指出，明朝的皇贵妃并无人数的限制，比如在原历史上的万历朝，皇太子朱常洛生母王氏和福王朱常洵生母郑氏，就曾一度并为皇贵妃——这其中有朱翊钧的某种算计，不多解释。
总之自此以后，在帝王后妃之中，皇后之下最尊贵的位分便是皇贵妃，而贵妃则又次之。
由于多了一个“皇”字，皇贵妃手中有宝玺，因此在天下人眼中，皇贵妃无疑变成了……怎么说呢，大概就是“副皇后”。
天下“副”字号的人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那就是当“正”字号的那位一旦出了意外，则“副”字号的那位便自然而然的首先有资格顶上。
这个资格，就是朱翊钧犹豫不决、没有派司礼监太监来和高务实说明皇帝是否对这些奏疏“已有定论”的原因。
换句话说，即便到了现在，皇帝依旧没有拿准主意，而是想先看看高务实作为今日内阁的主笔阁老会如何票拟。
然而高务实以上这些“朕知道”、“已阅”、“知道了”等票拟，实际上也没有“代王言”明说如何办。
不过，这并非高务实不打算明确，他在把其他人的奏疏全部贴上这些模棱两可的票拟之后，找到首辅王家屏亲自所上的奏本认认真真看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小票，工工整整地用馆阁体写上一行字：
“元辅所见深符朕意，着内阁核议具奏。”——元辅说的这些都和朕的意思一样，你们内阁赶紧开会研究，看看具体怎么查，然后拿个章程来给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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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二合一。昨天发现卫生间下水道进了老鼠，而且还正好在我洗澡的时候它钻了出来，当场吓我一大跳，但还是被我穿着拖鞋踩了它一脚。那老鼠疼得一转头，我当时也是有点慌，生怕它能咬到我脚，于是松开了，它又熘进下水道跑了。
然后我和老婆一合计，她说难怪最近下半夜好几次听到有声音，得整理一下看看。结果就是全家物什大挪移，果然发现某个不常用的衣柜后面有老鼠屎和被它偷过去的食物残渣……不仅昨晚，今天还整理了一上午……最后说一句，地漏是个好东西，以后坚决要和高务实一样谨慎，再也不敢忘记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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