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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庑房里阁臣们议事至此，刘平总算带来了皇帝的宣召，宣召内阁诸位阁臣立刻至御前觐见。阁老们三三两两对视一眼，都猜测皇帝应该是找好了理由可以帮郑皇贵妃脱身事外。不过皇帝找的理由到底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大家还是要先去了才能知晓。
不多时，六位阁臣再次回到西暖阁外求见，陈矩奉口谕将他们迎了进去。一进门，诸位阁臣便闻到一股药味，略一扫视，果然发现御塌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银边瓷碗，碗中还有残留的药渍。
众辅臣在王家屏的带领下先向皇帝问了安，说了一些祈福和安慰的话，皇帝倒也没什么意外的反应，只平平澹澹地表示了一下“众爱卿好意朕已尽知”，便将话题转到了事件本身。
高务实注意到，朱翊钧此刻面色的确稍显苍白，不过精神状况看起来倒也并未太差，甚至其目光看起来还时不时显得有些凌厉——这却不知为何。
“劳诸位爱卿为朕担忧，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诸位爱卿可以放心。”朱翊钧环顾阁臣们一眼，平静地道：“今日之事，事出意外，这一点是方才太医们会诊协商过后的结论，朕不希望外廷将来仍对此事有其他揣度，更不希望民间对此出现什么流言蜚语。”
咦？
高务实有些意外，心说难道皇帝就打算这样强行将此事压下去？要是这样的话，恐怕事情最后的发展未必能让您如意啊。
要知道像这样的事，说服阁臣倒也还算容易，但科道官们可就远不如阁臣好说话了，您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不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这些言官岂能轻易就范？
嘿，人家可是奉着太祖皇帝旨意，就靠抬杠吃饭的呢。强压言官不让开口？这样的狠活儿，那可是连您的皇爷爷世宗嘉靖帝都翻过车呢！
这个道理显然不只是高务实懂，在场诸位阁老哪个不懂？
果然，首辅王家屏立刻表示反对，道：“自古及今，流言蜚语皆是朝廷大敌，皇上对此慎重，臣以为自无不妥。然则历代治谣之法无外乎数种，其中最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便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善者，则莫过于‘听歌谣于路’。臣愿陛下慎之、思之、勉之。”
其实王家屏这话有点刻意拔高，不过这却是文官们习惯性的做法。不只是文官们已经习惯，事实上连皇帝们也都习惯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某种成功的pua。
之所以说王家屏这番话实在刻意拔高，原因是他在这里偷换概念，将皇帝口中的“流言蜚语”实际上等同于“谶纬”、“童谣”去了。
要知道，一旦等同于“谶纬”、“童谣”，那可就是大事件了。当然，他这个概念偷换确实也很隐蔽，尤其是在大明这样的“封建王朝”时代。
谣言这个词，起初的意思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即民歌或民谚。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含义逐渐衍生为指无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话。在古代，传播谣言的方式大致就是两种：谶纬和童谣。
因此，王家屏这话虽然是拔高，但关联性和指向性确实没错，皇帝也很难想到去否决这种关联性和指向性。
谶纬是占卜家预示吉凶用的一种用语，“谶”指秦汉间儒家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
古代科技不发达，人们对很多事物充满了好奇，但苦于找不到事物出现的动力、机制，因此常把解谜托付于从事占卜的巫师身上。无论是天气，还是国家大事，很多都会依靠占卜来决定。当然，大多数占卜的结果到最后都被验证为错误的，因此这些占卜结果也就是谣言了。
童谣则是一种相对更容易受控制的传播方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将谣言编成儿歌的形式，教会小孩子广泛传唱，从而蛊惑人心。
除了《三国演义》里李儒搞的那个“东头一个汉，西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之外，明朝人更加熟悉的例子，则是一起发生于元朝末年的奇事。
说是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各路农民军纷纷起义造事，朱元章也参与其中。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大都街头突然传起了一首童谣：“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
三眼和尚指的便是曾经当过和尚的朱元章，马则代指蒙古人，因为蒙古人常称自己为马上民族，“弄瞎马”指蒙古人快完了。话说这里，造谣者意欲何在便也显而易见了。
从以上谣言传播的两种方式不难看出，巫师和农民军可谓是古代谣言传播的两大主力人群，而除了这二者以外，还有民间百姓和皇帝——或者说当权者。
这里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自董仲舒后，中国古人深信“天人感应”说，由于不了解自然规律，每当有自然灾害来临时，他们有些甚至会将其归咎为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而从中孕育而出的谣言也就不胫而走。
比如元朝至正十四年，南方地区下起了罕见的大雨，这场大雨竟然持续了80多天，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饥荒。此时突然有谣言说潜藏在地底下的龙趁着这场大雨纷纷钻了出来，而且数目极多，它们是老天爷派来收拾地面上的人的。
就这么一条谣言，竟然使当时很多博学多才、阅历丰富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朱翊钧本人也经历过一次着名的谣言，不过这话多少有点不准确，因为这则谣言实际上发生在他爹隆庆帝在位时。
隆庆元年，大明民间一度流传着朝廷要到江南采选秀女进宫的谣言，一直到第二年，谣言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说寡妇必须要伴送秀女入京。
一时间，不论富贵人家还是贫苦人家，凡是家中有适龄女子的，不问贫富贵贱，一语成婚。后来据《紫桃轩杂录》记载，有户人家找了匠人为自己的女儿缝制嫁衣，当嫁衣做好，准备成婚的时候，却发现女婿已被别的人家抢去婚配了。
无奈之下，这户人家居然干脆就将女儿许配给这位匠人。可见当时民间有女儿的家庭急于让女儿完婚到了何等地步。
除了这些适龄女子外，就连寡妇也是纷纷嫁人，彼时有句诗是这么描述的：“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然而最后事实证明，这些都只不过是空穴来风，可惜知道真相的人们早就为时已晚，许多女孩嫁了人才知道对方的年龄比自己大出很多，也有一些嫁给了不靠谱的丈夫，甚至后来被卖身青楼，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至于皇帝造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什么刘邦的母亲在湖边做梦梦到与神仙交合，因而生下了刘邦；前赵开国皇帝刘渊向世人宣称自己是太阳精之子，号称刘邦第二；朱元章的母亲陈氏怀朱元章的时候，有天夜里梦到一位神仙给了一颗仙丹让她服下去，到朱元章出生的时候，屋里遍布红光，邻里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赶来救火……这都是耳熟能详的皇帝自我造谣。
那么，当谣言四起的时候，当政者又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的呢？就如刚才王家屏所言，“历代治谣之法无外乎数种”。
首先便是通过严刑峻法打击制造和散布谣言者。比如西周厉王时期，厉王找到卫国的巫师去监听群众，如发现有不利言语，则把他们杀掉——这便是王家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来历。而秦朝时，秦始皇也曾下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谣言诽谤者族诛。”
不过这种处置刚才王家屏也评价过了：“最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在社会安定时，对谣言的处置都会稍有放松，“广开言路”成了最通常的做法。
比如汉文帝即位后，对朝政加以整治，就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他还在诏书中特意解释，说朝廷设置有进善言的旌幡和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木牌，其作用就是让进谏者畅所欲言，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事。
然而现在的法律却规定议论是非会被当做传播荒诞不经的言论，并以此治罪，这会使得群臣无法将心里的话说出来，皇帝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要废除这一条规定。
另外，汉文帝还在诏书中针对百姓解释说百姓有时互相邀约集结诅咒皇上，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倘若他还有别的言论，官吏又认为他在诽谤。然而汉文帝认为，这只是因为小民的无知，因为无知而被判死刑，他认为这很不可取。
到了诏书末尾，汉文帝还特别强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对他们不予治罪。可以说，汉文帝的陵寝连绿林赤眉都不敢去挖，那的确是有原因的。
至于最后王家屏所说治理谣言“最善者，则莫过于‘听歌谣于路’。”这法子也是汉朝的旧法。
这里说的其实是通过采纳谣言中的民意，来对**进行打击。据《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魏书》记载，汉灵帝时期曾下诏“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意思是让三公举报政绩太差以至于使老百姓作歌谣批评的那些官员，并对这些官员予以罢免。
显然，这就不同于秦朝对待谣言严苛的制度，汉朝的做法是绝不能一棒子打死，反而要将其视为了解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在汉代，“举谣言”就成为地方官一个重要的职责，朝廷规定官员们需要做到“听歌谣于路”。
总而言之，王家屏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当朝者面对谣言，首先自身需要端正态度。
谣言的疯传势必会让人人心惶惶，使社会动荡，这是母庸置疑的。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执政者如果能做到端正言行，冷静下来了解谣言产出的基础，然后向百姓认真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则谣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比如说汉成帝时期，由于当时经常发生的地震、大水、日食等现象，民间也是谣言四起，但成帝对此没有严厉打击，反而先做了一番自我反省，然后端正自己的言行，罢斥了一批不作为的官员，同时改良政治，并派官员巡行天下，向百姓说明情况。
最后结果呢？是在消除谣言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非常好的先例，也正因为汉朝在这方面表现很好，所以王家屏将汉朝“听歌谣于路”的应对谣言之法作为“最善者”。
朱翊钧也没料到自己这番话居然引来一顿教训，更坏的是他还不好反驳这顿教训。他本来是打算先拿出架势镇住阁臣们，然后再施以君恩，让阁臣们服服帖帖接受“今日之事不过是一场意外”的结论，回头他们出了皇宫便能压制外廷与民间议论，最终把郑皇贵妃在此事中可能存在的嫌疑给摘掉。
没成想，他的计划虽然看起来没问题，可惜王家屏根本不吃这套。王家屏这个首辅虽然做得颇有些光杆司令的惨澹，但他的性格却很强硬——尤其是在“道德治国”这个程朱理学最为坚持的层面。
这就好比是唱歌，第一句就跑了调，后面还怎么唱下去？
朱翊钧心里大为光火， 却又一下子找不出补救之法，不禁气得眼前一阵发黑。
他两边太阳穴突突连跳，强压着火气再次扫视了众辅臣一眼，见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脸严肃，仿佛现在他这皇帝如果不听劝，最迟明日一早就要天下大乱了一般，更是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既然是“几乎”，那就是还有例外。朱翊钧发现，高务实虽然也面色严肃，但同时却眉头深皱，一脸担忧地看着的左手。
朱翊钧这才想起来，自己左手还抓着一块布帕，而布帕上有自己方才擦拭嘴角留下的血迹。
务实是在担心我啊！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看来要想解决这次危机，还是只能想办法争取务实的支持……可是，我要怎么说动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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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六位阁臣再次回到西暖阁外求见，陈矩奉口谕将他们迎了进去。一进门，诸位阁臣便闻到一股药味，略一扫视，果然发现御塌旁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银边瓷碗，碗中还有残留的药渍。
众辅臣在王家屏的带领下先向皇帝问了安，说了一些祈福和安慰的话，皇帝倒也没什么意外的反应，只平平澹澹地表示了一下“众爱卿好意朕已尽知”，便将话题转到了事件本身。
高务实注意到，朱翊钧此刻面色的确稍显苍白，不过精神状况看起来倒也并未太差，甚至其目光看起来还时不时显得有些凌厉——这却不知为何。
“劳诸位爱卿为朕担忧，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诸位爱卿可以放心。”朱翊钧环顾阁臣们一眼，平静地道：“今日之事，事出意外，这一点是方才太医们会诊协商过后的结论，朕不希望外廷将来仍对此事有其他揣度，更不希望民间对此出现什么流言蜚语。”
咦？
高务实有些意外，心说难道皇帝就打算这样强行将此事压下去？要是这样的话，恐怕事情最后的发展未必能让您如意啊。
要知道像这样的事，说服阁臣倒也还算容易，但科道官们可就远不如阁臣好说话了，您虽然贵为皇帝，但如果不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这些言官岂能轻易就范？
嘿，人家可是奉着太祖皇帝旨意，就靠抬杠吃饭的呢。强压言官不让开口？这样的狠活儿，那可是连您的皇爷爷世宗嘉靖帝都翻过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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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首辅王家屏立刻表示反对，道：“自古及今，流言蜚语皆是朝廷大敌，皇上对此慎重，臣以为自无不妥。然则历代治谣之法无外乎数种，其中最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便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善者，则莫过于‘听歌谣于路’。臣愿陛下慎之、思之、勉之。”
其实王家屏这话有点刻意拔高，不过这却是文官们习惯性的做法。不只是文官们已经习惯，事实上连皇帝们也都习惯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某种成功的pua。
之所以说王家屏这番话实在刻意拔高，原因是他在这里偷换概念，将皇帝口中的“流言蜚语”实际上等同于“谶纬”、“童谣”去了。
要知道，一旦等同于“谶纬”、“童谣”，那可就是大事件了。当然，他这个概念偷换确实也很隐蔽，尤其是在大明这样的“封建王朝”时代。
谣言这个词，起初的意思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即民歌或民谚。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含义逐渐衍生为指无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话。在古代，传播谣言的方式大致就是两种：谶纬和童谣。
因此，王家屏这话虽然是拔高，但关联性和指向性确实没错，皇帝也很难想到去否决这种关联性和指向性。
谶纬是占卜家预示吉凶用的一种用语，“谶”指秦汉间儒家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
古代科技不发达，人们对很多事物充满了好奇，但苦于找不到事物出现的动力、机制，因此常把解谜托付于从事占卜的巫师身上。无论是天气，还是国家大事，很多都会依靠占卜来决定。当然，大多数占卜的结果到最后都被验证为错误的，因此这些占卜结果也就是谣言了。
童谣则是一种相对更容易受控制的传播方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会将谣言编成儿歌的形式，教会小孩子广泛传唱，从而蛊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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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和尚指的便是曾经当过和尚的朱元章，马则代指蒙古人，因为蒙古人常称自己为马上民族，“弄瞎马”指蒙古人快完了。话说这里，造谣者意欲何在便也显而易见了。
从以上谣言传播的两种方式不难看出，巫师和农民军可谓是古代谣言传播的两大主力人群，而除了这二者以外，还有民间百姓和皇帝——或者说当权者。
这里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自董仲舒后，中国古人深信“天人感应”说，由于不了解自然规律，每当有自然灾害来临时，他们有些甚至会将其归咎为上天对自己的惩罚，而从中孕育而出的谣言也就不胫而走。
比如元朝至正十四年，南方地区下起了罕见的大雨，这场大雨竟然持续了80多天，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饥荒。此时突然有谣言说潜藏在地底下的龙趁着这场大雨纷纷钻了出来，而且数目极多，它们是老天爷派来收拾地面上的人的。
就这么一条谣言，竟然使当时很多博学多才、阅历丰富的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朱翊钧本人也经历过一次着名的谣言，不过这话多少有点不准确，因为这则谣言实际上发生在他爹隆庆帝在位时。
隆庆元年，大明民间一度流传着朝廷要到江南采选秀女进宫的谣言，一直到第二年，谣言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说寡妇必须要伴送秀女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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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这户人家居然干脆就将女儿许配给这位匠人。可见当时民间有女儿的家庭急于让女儿完婚到了何等地步。
除了这些适龄女子外，就连寡妇也是纷纷嫁人，彼时有句诗是这么描述的：“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然而最后事实证明，这些都只不过是空穴来风，可惜知道真相的人们早就为时已晚，许多女孩嫁了人才知道对方的年龄比自己大出很多，也有一些嫁给了不靠谱的丈夫，甚至后来被卖身青楼，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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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在社会安定时，对谣言的处置都会稍有放松，“广开言路”成了最通常的做法。
比如汉文帝即位后，对朝政加以整治，就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他还在诏书中特意解释，说朝廷设置有进善言的旌幡和议论是非、指责过失的木牌，其作用就是让进谏者畅所欲言，讨论治国平天下的事。
然而现在的法律却规定议论是非会被当做传播荒诞不经的言论，并以此治罪，这会使得群臣无法将心里的话说出来，皇帝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是不可取的，因此他要废除这一条规定。
另外，汉文帝还在诏书中针对百姓解释说百姓有时互相邀约集结诅咒皇上，官吏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倘若他还有别的言论，官吏又认为他在诽谤。然而汉文帝认为，这只是因为小民的无知，因为无知而被判死刑，他认为这很不可取。
到了诏书末尾，汉文帝还特别强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即对他们不予治罪。可以说，汉文帝的陵寝连绿林赤眉都不敢去挖，那的确是有原因的。
至于最后王家屏所说治理谣言“最善者，则莫过于‘听歌谣于路’。”这法子也是汉朝的旧法。
这里说的其实是通过采纳谣言中的民意，来对**进行打击。据《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的《魏书》记载，汉灵帝时期曾下诏“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言者免罢之”，意思是让三公举报政绩太差以至于使老百姓作歌谣批评的那些官员，并对这些官员予以罢免。
显然，这就不同于秦朝对待谣言严苛的制度，汉朝的做法是绝不能一棒子打死，反而要将其视为了解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在汉代，“举谣言”就成为地方官一个重要的职责，朝廷规定官员们需要做到“听歌谣于路”。
总而言之，王家屏这番话的意思就是当朝者面对谣言，首先自身需要端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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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结果呢？是在消除谣言的同时，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非常好的先例，也正因为汉朝在这方面表现很好，所以王家屏将汉朝“听歌谣于路”的应对谣言之法作为“最善者”。
朱翊钧也没料到自己这番话居然引来一顿教训，更坏的是他还不好反驳这顿教训。他本来是打算先拿出架势镇住阁臣们，然后再施以君恩，让阁臣们服服帖帖接受“今日之事不过是一场意外”的结论，回头他们出了皇宫便能压制外廷与民间议论，最终把郑皇贵妃在此事中可能存在的嫌疑给摘掉。
没成想，他的计划虽然看起来没问题，可惜王家屏根本不吃这套。王家屏这个首辅虽然做得颇有些光杆司令的惨澹，但他的性格却很强硬——尤其是在“道德治国”这个程朱理学最为坚持的层面。
这就好比是唱歌，第一句就跑了调，后面还怎么唱下去？
朱翊钧心里大为光火， 却又一下子找不出补救之法，不禁气得眼前一阵发黑。
他两边太阳穴突突连跳，强压着火气再次扫视了众辅臣一眼，见几乎所有人都是一脸严肃，仿佛现在他这皇帝如果不听劝，最迟明日一早就要天下大乱了一般，更是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既然是“几乎”，那就是还有例外。朱翊钧发现，高务实虽然也面色严肃，但同时却眉头深皱，一脸担忧地看着的左手。
朱翊钧这才想起来，自己左手还抓着一块布帕，而布帕上有自己方才擦拭嘴角留下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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