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文华召对既毕，高务实回阁当值。他才到内阁不久，忽然得报说礼部右侍郎萧良有前来拜见。
对于萧良有此时来访，高务实颇为诧异，心说汉中怎么会来内阁找我？
萧良有乃是高务实同年，当时高务实是状元，萧良有则是榜眼，再加上探花王庭撰便是万历八年庚辰科的一甲“天上神仙”。
高务实这些年的官场轨迹与一般的状元公不同，他是常做外官的，直到从辽东回兵部执掌京营开始才正经回到京官体系。
萧良有与王庭撰则不同，他二人走的则是正常的“清贵”路子，多年来一直就在翰林院、詹事府和国子监打转。二人就在这三个衙门螺旋上升，从编修开始熬资历，一直熬到前两年，才终于各自外放部衙。
如今，萧良有是礼部右侍郎，王庭撰则是大理寺卿，两人都是正三品。当然，虽然品级一样，但其实两人的虚权和实权还是有所差别的。
萧良有这个礼部右侍郎说起来算是礼部的三把手，王庭撰在大理寺则是一把手。大理寺是三法司之一，实权肯定是有的，不过这里暂时不必多说。
礼部右侍郎这个职务，理论职权是“左尚书掌部务”，而礼部掌礼乐、祭祀、封建、宴乐、学校、贡举等政令。
尚书作为一把手自然是“抓全面”，但左右侍郎就要分工了，而这种分工没有明确规定，多数时候是尚书分派，这就意味着具体职权要看尚书怎么安排。
时任礼部尚书是于慎行，他不是实学派官员，但却是高务实中解元时的河南主考官，因此和实学派的关系倒还不错。
有了这层关系，作为高务实同年的萧良有在礼部算是小日子过得不错，分到了礼部最大的两项实权：学校与贡举(当然这两项在礼部一般不分家)。
既然如此，按理说萧良有此时能与高务实相关的政务似乎只有为了主办各级考试而要钱才对，但眼下是年关，这可不是礼部要钱的时间啊。
高务实心头虽然带着疑惑，但还是亲自出来迎接萧良有。萧良有见了，连说不敢当，却被高务实把臂拉进值房，一副老友相见不胜欣喜的模样。
等进了值房，两人的神态就轻松自如多了。萧良有笑道：“日新回京，本该登门拜访，但想着侯府接待恐怕忙不过来，就打算迟个几日。想不到私谊未叙而公务先至，真是抱歉得很呐。”
“汉中与我相交多年，拜访与否原不打紧，却不知所谓公务乃是何事？”高务实的确有些意外，毕竟今年(万历二十六年)就是春闱之年，上半年朝廷就已经忙完了，而下一次会试要等三年之后，还远着呢，要钱也不该是现在。
萧良有却笑着打趣，道：“这还不是日新你给咱们礼部揽活儿？李山海此来本也好办，礼部自有安置流程，但今日召对之后忽然说要安排三让，这就有些难以决定了……
日新你也知道，这外藩内附却用三让之礼，在我大明朝还是头一遭，根本无例可考。如此一来，该要怎样安排李山海来做‘三请’之礼，那就不得不商议一番了。于部堂与我等商议之后仍觉难定，想着此事乃是日新你所首倡，只好让我来问个明白。”
原来是这么回事，高务实松了口气，但却并不太在意，笑道：“我当什么大事，汉中兄，此事于你礼部而言自是职责所在，但说实话，于我而言却谈不上要紧……”
他将召对时的情况说了说，然后道：“所以你看，这本就是个和稀泥的权宜之计，不过做个样子罢了，礼部如何安排其实都不打紧。
至于李山海那边，此人对军务虽不熟稔，但在为官之上也算是个聪明人，无论你这边如何安排，谅他也不会有何异议，汉中兄只管放手去做就是。”
“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萧良有点点头，不过看起来也没有十分意外的样子，反而在说完这句话后略显迟疑，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看汉中兄模样，似乎还有其他疑问？”高务实主动问道。
萧良有等的就是这句话，见高务实果然上路，立刻左右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问道：“听说元辅、次辅在年后都要乞骸骨？”
高务实心中一动，微笑道：“汉中兄若欲入阁，弟当荐之。”
“非也非也。”萧良有连连摆手，道：“我本碌碌之辈，寸功未立，焉敢觊觎辅臣之位？我问此事，乃是觉得此事在时间上颇为蹊跷……王、梁二公年后去位，日新定为首辅，这自是大喜之事。只是如此一来，平倭之战可怎么办？此前不是说还要继续打吗？”
萧良有来问此事，肯定不只是他一个人心有疑虑。高务实知道这肯定是实学派内部很多京官共同的疑惑，萧良有前来大概率只是做个代表。
高务实皱眉叹道：“眼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皇嫡子出生，国本之争即将告终。我料太子册封一旦事毕，恐怕就是王、梁二公请辞之时。然而，又闻甘肃有察哈尔寇边之变，朝廷军力恐怕不得不往西疆转移，对倭作战之事怕是难以继续了……”
“然则朝鲜内附之后便是我朝疆土，其与倭国仅隔一水，若不能继续登岛讨平，日后岂非永远要在朝鲜派驻大军？”萧良有眉头大皱：“有道是除恶务尽，这平倭之战原本大胜可期，最终难道却只能半途而废？”
虽然萧良有是自己人，但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却不好把话说得过于透彻，只能安慰道：“这一点汉中兄倒不必太忧心，倭寇主力在朝鲜折损大半，逃回本土的不过十之一二，本也不足为惧。
至于平倭之战后续……即便朝廷大军不再追杀上岛，北洋海贸同盟也能将之分化瓦解、逐个击破，使其不为中国忧也。”
北洋海贸同盟的实力自然是不必怀疑的，但以往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实力主要是指海上实力，现在看高务实的意思却是不仅海上，就算上岸进攻倭国“朝廷”也没什么难度，萧良有难免有些惊讶。
对于北洋海贸同盟的实力惊讶过后，萧良有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迟疑道：“那倭国今后怎么办？”
高务实知道他的意思，但这个问题就算高务实不想明说也不能不说，只好道：“目前来看，恐怕只能效安南故事。”
萧良有看来有些担心，叹了口气道：“日新，有些话我说来你或许不喜，但你我毕竟同年旧友，不说却又不义。
你是否想过，安南在南，倭国在东，若此两国都为你所掌控……即便皇上英睿，难保无人以此蒙蔽圣聪，届时你当作何解释？”
高务实作为一个“算计过甚”之人，一贯都是理智压倒感性的，但此刻却着实有些感动，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和他谈论这种危险——要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本身都显得有些怀疑他高务实的忠诚，或者怀疑皇帝是否英明，寻常人怎么可能会问？
高务实知道萧良有能问出这个问题就代表他真的很关心自己，自己虽然能找出各种理由、借口来搪塞，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日本岛国也，地狭而民众，天然对大陆有着异乎寻常之渴望。日本文化虽受我中华之影响，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中华教之以礼而其学之难全，难改其本性之恶，这便使得此国之民往往一身两性——要么自卑，要么狂妄；要么示人以礼，要么示人以暴。”
高务实忽然说了这么一段，让萧良有不免错愕，但高务实不以为意，继续道：“作为日本文化最古老、最原始的组成部分，神道以及神明崇拜，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
无论是天皇政治时代还是幕府时代，这种非理性的、宗教式的崇拜从未被统治者所抛弃，反而逐渐改造和强化为日本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家族是天照降下的神孙后裔，而日本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国，只有天皇家族的伟人们才能统治。
这种宗教式的崇拜也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民族的内在关系模式——将一切权威视为神，并且对神无条件地付出绝对的尊敬、顺从与忠诚，而神则可以随意地处置和决定他们的一切。
然而在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压迫下，这种关系模式逐渐从一个具体的、自愿的崇拜，变成一种普适的、强制的潜规则和社会要求：你的上级就是权威。
无论这个上级是谁，才学人品如何，无论你对这个上级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只要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他构成你的上级，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个上级，也就是权威抱有绝对的尊敬与顺从。
于是日本长期处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中，庶民需要对上等阶层为仆做马、绝对顺从，而上等阶层却可以对庶民生杀予夺。
同时，日本物产贵乏，自然环境恶劣，生产能力长期低下，无论是生活水平、民众素养还是政治制度，都难以达到较高的程度。在氏族制度之下，暴力就是唯一的真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因此，日本对武士和暴力有着极大的崇拜。
神明崇拜与强者崇拜，衍生出来的却是绝对服从与暴力至上，这种两种极其矛盾的行为模式构成了日本最根本的民族性格，并且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外在行为模式：
其一，对于实力远超自身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会表现出狂热的、宗教式的崇拜，甚至展现出类似于奴性的百依百顺与绝对服从；
其二，对于实力与自己相近的、或者是觉得未来可以超越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则展现出极大的野心、狂妄和自负。他们会不顾恩义，没有底线，一旦有机会便会立刻噬主，这便是白眼狼心性；
其三，对于比自己弱小的人或者事物，日本人野蛮、暴虐的病态性格则会立马显露无疑。在他们的观念和经验里，神可以随意地处置和决定弱者与下级的一切。
因此，面对弱者，他们会将自己带入到神的位置，将曾经施加到自己身上的痛苦与内心压抑的暴力**，加倍地施加到弱者身上，毫无顾忌地、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真实情绪与想法。”
虽然萧良有不知道高务实为何与自己剖析日本人的民族性，但他还是听得有些心惊，沉下脸道：“竟然如此危险？”
高务实点头道：“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这便是日本人的特性。
汉中兄知道，我府中有不少随嫁而来的降倭夷丁，这些人平时对我唯唯诺诺，无论我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生怕稍稍惹我分毫，不少人都说这些人真是天生的好奴才……
呵呵，但旁人恐怕并不知道，若我有朝一日落乱失势，这些人也绝不介意借我人头一用，来换他们的荣华富贵。”
萧良有面色沉肃，眉头深皱，正要说话，却听见高务实继续道：“皇上因察哈尔寇边一事龙颜震怒，已经决定尽快整军西征，届时还要重开丝绸之路，复我汉唐雄风。
皇上有此大志是我汉人之福，然则如此一来朝廷必无余力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水师。既无这等水师，要长期维持对日本的统治便不现实，因此海贸同盟不得不接过此任，以求于大唐之后再次让日本人知道中国才是‘神’， 绝非他们能够挑衅和反抗的。
为达成这一目的，杜绝其国将来再有觊觎之心，我岂能忧谗畏讥？至于皇上，我并不担心他会误解……当然，若皇上哪天真的心生疑窦，我辞官归家也就是了。”
萧良有见状，知道今日的谈话也就只能如此了，遂点头道：“既然日新早有定议，良有也便放心了。”高务实点了点头，但没有多说什么。
萧良有又道：“李山海代朝鲜王三请内附之事，礼部会马上拿出章程……呵呵，等过完年皇嫡子满月，恐怕又有得忙呢。”
高务实露出笑容：“国本之争这么多年，若能于年后顺利结束，我想礼部恐怕才是最高兴的吧？”此言一出，二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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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良有乃是高务实同年，当时高务实是状元，萧良有则是榜眼，再加上探花王庭撰便是万历八年庚辰科的一甲“天上神仙”。
高务实这些年的官场轨迹与一般的状元公不同，他是常做外官的，直到从辽东回兵部执掌京营开始才正经回到京官体系。
萧良有与王庭撰则不同，他二人走的则是正常的“清贵”路子，多年来一直就在翰林院、詹事府和国子监打转。二人就在这三个衙门螺旋上升，从编修开始熬资历，一直熬到前两年，才终于各自外放部衙。
如今，萧良有是礼部右侍郎，王庭撰则是大理寺卿，两人都是正三品。当然，虽然品级一样，但其实两人的虚权和实权还是有所差别的。
萧良有这个礼部右侍郎说起来算是礼部的三把手，王庭撰在大理寺则是一把手。大理寺是三法司之一，实权肯定是有的，不过这里暂时不必多说。
礼部右侍郎这个职务，理论职权是“左尚书掌部务”，而礼部掌礼乐、祭祀、封建、宴乐、学校、贡举等政令。
尚书作为一把手自然是“抓全面”，但左右侍郎就要分工了，而这种分工没有明确规定，多数时候是尚书分派，这就意味着具体职权要看尚书怎么安排。
时任礼部尚书是于慎行，他不是实学派官员，但却是高务实中解元时的河南主考官，因此和实学派的关系倒还不错。
有了这层关系，作为高务实同年的萧良有在礼部算是小日子过得不错，分到了礼部最大的两项实权：学校与贡举(当然这两项在礼部一般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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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心头虽然带着疑惑，但还是亲自出来迎接萧良有。萧良有见了，连说不敢当，却被高务实把臂拉进值房，一副老友相见不胜欣喜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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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与我相交多年，拜访与否原不打紧，却不知所谓公务乃是何事？”高务实的确有些意外，毕竟今年(万历二十六年)就是春闱之年，上半年朝廷就已经忙完了，而下一次会试要等三年之后，还远着呢，要钱也不该是现在。
萧良有却笑着打趣，道：“这还不是日新你给咱们礼部揽活儿？李山海此来本也好办，礼部自有安置流程，但今日召对之后忽然说要安排三让，这就有些难以决定了……
日新你也知道，这外藩内附却用三让之礼，在我大明朝还是头一遭，根本无例可考。如此一来，该要怎样安排李山海来做‘三请’之礼，那就不得不商议一番了。于部堂与我等商议之后仍觉难定，想着此事乃是日新你所首倡，只好让我来问个明白。”
原来是这么回事，高务实松了口气，但却并不太在意，笑道：“我当什么大事，汉中兄，此事于你礼部而言自是职责所在，但说实话，于我而言却谈不上要紧……”
他将召对时的情况说了说，然后道：“所以你看，这本就是个和稀泥的权宜之计，不过做个样子罢了，礼部如何安排其实都不打紧。
至于李山海那边，此人对军务虽不熟稔，但在为官之上也算是个聪明人，无论你这边如何安排，谅他也不会有何异议，汉中兄只管放手去做就是。”
“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萧良有点点头，不过看起来也没有十分意外的样子，反而在说完这句话后略显迟疑，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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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良有等的就是这句话，见高务实果然上路，立刻左右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问道：“听说元辅、次辅在年后都要乞骸骨？”
高务实心中一动，微笑道：“汉中兄若欲入阁，弟当荐之。”
“非也非也。”萧良有连连摆手，道：“我本碌碌之辈，寸功未立，焉敢觊觎辅臣之位？我问此事，乃是觉得此事在时间上颇为蹊跷……王、梁二公年后去位，日新定为首辅，这自是大喜之事。只是如此一来，平倭之战可怎么办？此前不是说还要继续打吗？”
萧良有来问此事，肯定不只是他一个人心有疑虑。高务实知道这肯定是实学派内部很多京官共同的疑惑，萧良有前来大概率只是做个代表。
高务实皱眉叹道：“眼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皇嫡子出生，国本之争即将告终。我料太子册封一旦事毕，恐怕就是王、梁二公请辞之时。然而，又闻甘肃有察哈尔寇边之变，朝廷军力恐怕不得不往西疆转移，对倭作战之事怕是难以继续了……”
“然则朝鲜内附之后便是我朝疆土，其与倭国仅隔一水，若不能继续登岛讨平，日后岂非永远要在朝鲜派驻大军？”萧良有眉头大皱：“有道是除恶务尽，这平倭之战原本大胜可期，最终难道却只能半途而废？”
虽然萧良有是自己人，但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却不好把话说得过于透彻，只能安慰道：“这一点汉中兄倒不必太忧心，倭寇主力在朝鲜折损大半，逃回本土的不过十之一二，本也不足为惧。
至于平倭之战后续……即便朝廷大军不再追杀上岛，北洋海贸同盟也能将之分化瓦解、逐个击破，使其不为中国忧也。”
北洋海贸同盟的实力自然是不必怀疑的，但以往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实力主要是指海上实力，现在看高务实的意思却是不仅海上，就算上岸进攻倭国“朝廷”也没什么难度，萧良有难免有些惊讶。
对于北洋海贸同盟的实力惊讶过后，萧良有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迟疑道：“那倭国今后怎么办？”
高务实知道他的意思，但这个问题就算高务实不想明说也不能不说，只好道：“目前来看，恐怕只能效安南故事。”
萧良有看来有些担心，叹了口气道：“日新，有些话我说来你或许不喜，但你我毕竟同年旧友，不说却又不义。
你是否想过，安南在南，倭国在东，若此两国都为你所掌控……即便皇上英睿，难保无人以此蒙蔽圣聪，届时你当作何解释？”
高务实作为一个“算计过甚”之人，一贯都是理智压倒感性的，但此刻却着实有些感动，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和他谈论这种危险——要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本身都显得有些怀疑他高务实的忠诚，或者怀疑皇帝是否英明，寻常人怎么可能会问？
高务实知道萧良有能问出这个问题就代表他真的很关心自己，自己虽然能找出各种理由、借口来搪塞，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日本岛国也，地狭而民众，天然对大陆有着异乎寻常之渴望。日本文化虽受我中华之影响，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中华教之以礼而其学之难全，难改其本性之恶，这便使得此国之民往往一身两性——要么自卑，要么狂妄；要么示人以礼，要么示人以暴。”
高务实忽然说了这么一段，让萧良有不免错愕，但高务实不以为意，继续道：“作为日本文化最古老、最原始的组成部分，神道以及神明崇拜，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日本的民族性格之中。
无论是天皇政治时代还是幕府时代，这种非理性的、宗教式的崇拜从未被统治者所抛弃，反而逐渐改造和强化为日本中心主义的核心内涵。因此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家族是天照降下的神孙后裔，而日本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国，只有天皇家族的伟人们才能统治。
这种宗教式的崇拜也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民族的内在关系模式——将一切权威视为神，并且对神无条件地付出绝对的尊敬、顺从与忠诚，而神则可以随意地处置和决定他们的一切。
然而在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压迫下，这种关系模式逐渐从一个具体的、自愿的崇拜，变成一种普适的、强制的潜规则和社会要求：你的上级就是权威。
无论这个上级是谁，才学人品如何，无论你对这个上级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只要在你们的关系之中他构成你的上级，那么你就必须对这个上级，也就是权威抱有绝对的尊敬与顺从。
于是日本长期处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中，庶民需要对上等阶层为仆做马、绝对顺从，而上等阶层却可以对庶民生杀予夺。
同时，日本物产贵乏，自然环境恶劣，生产能力长期低下，无论是生活水平、民众素养还是政治制度，都难以达到较高的程度。在氏族制度之下，暴力就是唯一的真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因此，日本对武士和暴力有着极大的崇拜。
神明崇拜与强者崇拜，衍生出来的却是绝对服从与暴力至上，这种两种极其矛盾的行为模式构成了日本最根本的民族性格，并且产生了三种基本的外在行为模式：
其一，对于实力远超自身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会表现出狂热的、宗教式的崇拜，甚至展现出类似于奴性的百依百顺与绝对服从；
其二，对于实力与自己相近的、或者是觉得未来可以超越的强者和权威，日本人则展现出极大的野心、狂妄和自负。他们会不顾恩义，没有底线，一旦有机会便会立刻噬主，这便是白眼狼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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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萧良有不知道高务实为何与自己剖析日本人的民族性，但他还是听得有些心惊，沉下脸道：“竟然如此危险？”
高务实点头道：“知小礼而无大义，畏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这便是日本人的特性。
汉中兄知道，我府中有不少随嫁而来的降倭夷丁，这些人平时对我唯唯诺诺，无论我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做，生怕稍稍惹我分毫，不少人都说这些人真是天生的好奴才……
呵呵，但旁人恐怕并不知道，若我有朝一日落乱失势，这些人也绝不介意借我人头一用，来换他们的荣华富贵。”
萧良有面色沉肃，眉头深皱，正要说话，却听见高务实继续道：“皇上因察哈尔寇边一事龙颜震怒，已经决定尽快整军西征，届时还要重开丝绸之路，复我汉唐雄风。
皇上有此大志是我汉人之福，然则如此一来朝廷必无余力再维持一支庞大的水师。既无这等水师，要长期维持对日本的统治便不现实，因此海贸同盟不得不接过此任，以求于大唐之后再次让日本人知道中国才是‘神’， 绝非他们能够挑衅和反抗的。
为达成这一目的，杜绝其国将来再有觊觎之心，我岂能忧谗畏讥？至于皇上，我并不担心他会误解……当然，若皇上哪天真的心生疑窦，我辞官归家也就是了。”
萧良有见状，知道今日的谈话也就只能如此了，遂点头道：“既然日新早有定议，良有也便放心了。”高务实点了点头，但没有多说什么。
萧良有又道：“李山海代朝鲜王三请内附之事，礼部会马上拿出章程……呵呵，等过完年皇嫡子满月，恐怕又有得忙呢。”
高务实露出笑容：“国本之争这么多年，若能于年后顺利结束，我想礼部恐怕才是最高兴的吧？”此言一出，二人相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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