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朱翊钧才和刘平商量完南洋皇庄的一些事，外头传报说内阁诸阁老觐见。可能是八万顷良田的好消息带来了好心情，朱翊钧面带微笑地在西暖阁接见了众辅臣。
阁老们此来不为别事，正是为了刚才在内阁吵得沸反盈天的两件事：是否现在撤军；是否接受朝鲜内附。
这两个问题其实都能再细化一下。比如是否现在撤军，假如回答是撤军，那还好办，但如果回答是不撤，那就要再问一问：大军留在朝鲜是打算做什么？是要继续进攻倭国本土，还是要从此驻防朝鲜？
倘若是要继续进攻倭国本土，那么就得问原先的后勤运输线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现有的兵力远征倭国是否够用，若不够又该从何处调拨？大军征战日久是否需要轮替，何时轮替，以何处之兵来轮替？战胜的奖赏是现在就“结”，还是等打完倭国本土再“结”？
倘若不是要进攻倭国本土，而是要留在朝鲜，那么就要问一问，协防朝鲜需要多少兵力？亦或者说将来在朝鲜再搞出一个班军制度，从全国各地征调人马轮番戍朝？
又比如说朝鲜内附的问题。倘若不同意的朝鲜内附，那也就罢了，大概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彻底放手，也就是大军撤回国内，朝鲜一切照旧；二是留驻部分军力，这就可以参考上述安排。
倘若同意朝鲜内附，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一些，其中至少包括如下几条：
其一，朝鲜的行政体系该如何搭建。这里包括是否在朝鲜建立布政使司，是否设立都司或者行都司，是否需要设置单独的总督、巡抚——说起来，巡抚似乎应该单独设置，但总督是否要由蓟辽总督兼任？
其二，朝鲜王李昖应该如何安排。朝鲜国王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按照大明的礼仪制度，他在大明国内的地位并不是类比亲王，而是类比郡王。亲王、郡王的嫡庶子孙都有“视一品”或“视二品”，但他们本人都是超品，且成年必须之国。[注：之国，前往封地。]
李昖当然是成年人，那就意味着必须给他找个地方之国，换句话说得先给他找块郡王级别的封地。
朝鲜三千里江山，换来大明最多一府之地，这买卖对于大明来说当然很划算，何况大明的王爷们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封地管理权，相当于大明只需要给李昖找一块相应的食邑。那么，这封地究竟安排在哪，内阁需要作建议，皇帝则需要圣裁。
其三，朝鲜臣子在内附之后怎么办。朝鲜两班，武将也还罢了，那文官与大明看似选拔规矩相当，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大明要考个进士那是真的难，因为就算你爹是阁老，由于进士考卷会公布天下，所以也很难作弊——某种程度上来说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是监督者。除非你事先得到了考题，那倒有机会提前准备好文章。
然而按照规定，会试考官是皇帝临时任命的，这些考官们在接受任命之后，立刻就要进入礼部指定的地方与世隔绝，然后商议出题目报呈皇帝。
接下来，凡是涉及决定题目和印发考卷者，理论上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所有人都要与世隔绝，直到开考……总而言之，有一大堆相应的规定让人难以舞弊。
而且在这一基础上，朝廷对仍然可能出现的科举弊桉也都极其重视，像原历史上张居正那样，能给儿子安排三甲名额的情况几乎可以说绝无仅有——毕竟人家自己也说了嘛，“吾非相，乃摄也。”
然而朝鲜两班中的文官就不同了，虽然看似也都出自科举，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他们轻松考取。这些事前文有述，就不再赘言。
这样的文官，在大明朝廷的文官们看来自然是不足取的，但是考虑到朝鲜刚刚内附，为了稳定考虑，这些人一时肯定还得先用着。那么，如何任用，任用到什么时候，就都需要仔细商议了。
其四，朝鲜上层虽然大多都通汉文，可是下层百姓却不然，这一点肯定是需要改变的，但如何取改却是个难题，同样需要议论出个章程来才行。
总而言之，林林总总许多事，每一件都是需要好好商议的。毕竟大明并没有统治殖民地的传统，朝鲜一旦内附，那也肯定是按照本土来对待，各种规章制度的施行都不得不慎。
得亏了朱翊钧现在这会儿心情不错，耐着性子听王家屏领衔内阁把这些问题一条条说给他听。
听完之后，朱翊钧先做了第一个圣断：“经此一役，可见朝鲜民心军心涣散之极，面对倭寇侵袭毫无还手之力。以朕所见，漫说倭寇仍有去而复返之可能，即便倭寇不来，一旦其国内有不轨之徒阴谋叛逆，恐怕朝鲜王也只能束手无策。
有鉴于此，若朝鲜真心归附，我天朝当以父母之庇子女、天地之养万物为念，破例准其所请，以免尊我名教之国生灵涂炭。”
王家屏虽然今天和那批官员闹了个不欢而散，而那些人大半反对朝鲜内附，但他身为元辅却不能全凭一时好恶来做事。因此，王家屏提醒道：“皇上，兹事体大，是否准众臣工群议商讨，然后再做定夺？”
朱翊钧摆了摆手：“王先生若认为有此必要，那就让他们商讨吧，总之内阁要知道朕主意已定，一切相关事宜都该按照准许朝鲜内附来做。”
看来朱翊钧现在的确已经是个成熟的皇帝了，知道议论权该放就放，不放反而容易多事——比如司礼监一天收数百上前篇疏文，全都是大骂皇帝陛下剥夺了他们议政之权，乃是独夫民贼……
这类玩意朱翊钧看着就烦，但骂是骂不过这些文官的，那干脆就让他们议论好了，反正不管他们怎么议论，最后总还是他这皇帝的圣断才算数。
五位阁老其实早就知道皇上会同意朝鲜内附，原因其实不难发现：朝鲜自壬辰年之后，再提内附正是发生在高务实亲往朝鲜之后。
而且这还有证明，比如朝鲜所谓的“柳成龙、权栗谋逆桉”，这二位本是朝鲜文、武之巅，平时没听说过有什么不轨之举，却居然在天朝十万大军齐聚朝鲜的情况下谋逆，岂不怪哉？
所以阁老们心里明镜似的，这次朝鲜提请内附之举，十有八九是高务实一手推动，甚至干脆就是其一手操控的。
既然是高务实做的，那皇上怎么可能不同意？就算事前毫无风声，但考虑到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这件事肯定一早就谈妥了。
正因如此，当皇帝说完这段话，众阁老即便心中原本不同意的，也都懒得反对。王家屏见状便又要说起朝鲜今后的各项安排，谁知才刚起了个头就被朱翊钧摆手打断：“具体这些事等日新回朝再议不迟，现在有另一件事需要商议。”
王家屏只好道：“请皇上下示。”
“日新出征之前和朕有过议论，是关于此战究竟何时作罢。”朱翊钧环顾五位阁老一眼，道：“日新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止步于将倭寇赶回去，还得一劳永逸，彻底降服倭国，因此他当时便提出要跨海远征倭国本土。对于此事，诸位有何高论？”
王家屏见其他四位阁僚都没有抢先发言的意思，便开口道：“方才内阁之中有数十名官员来见，正好便对此事有过争议。不少官员都认为战事当罢，而大军应该早日撤回，以免开销浩繁，徒耗国力。
尤其是，群臣对江南五省的商税加征颇有怨言，不少人言辞夸张，语气激烈。臣恐朝廷若不但不肯罢兵，反而继续出征倭国，会让这些官员大失所望，难免出言不逊……”
朱翊钧也不知道是天性使然还是太受高务实影响了，他最烦的情况之一就是一些人搜肠刮肚找出各种理由来不肯交税。
高务实在过去的各种疏文中早已将税收的重要性强调了无数次，朱翊钧对他的观点一向是非常认可的。
不过，高务实另外有一句现在已经传得非常广的话，就是“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这句话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由于朝鲜内附而需要驻军，亦或者进一步还要进攻日本本土而不能从朝鲜撤军，这两件事都需要对江南加征的“百三商税”来支持，那么也就必须面临一个质问：这笔钱算不算“用之于民”。
换言之，怎么解释这样的做法不是好大喜功，而是确有所需。更直白一点说，这么做对于“民”而言，是否有好处、是否有足够大的好处？
高务实此前和皇帝有过交流，但当时君臣二人主要谈论的方向只是朝鲜，而较少涉及到日本。对于朝鲜内附问题，彼时二人谈论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朝鲜半岛在中原王朝的战略层面——或者用后世的话来说叫做“地缘政治”层面——的意义；二则是经济层面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层面，高务实说服朱翊钧的理由是：朝鲜半岛是稳定东北的重要基石。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从秦朝统一中原以来，但凡大一统时代，都必须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内维持各板块统一；二是如何确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
虽然从秦朝以来，中国就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但华北、东北、西北、青藏、云贵、江南等板块却因为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天然存在着撕裂的风险。
为了确保对各板块的控制，中原王朝除了驻军、分封等手段外，还在云贵川等地推行改土归流，潜移默化地增强帝国的控制力。而对于都城的选择，就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重要体现。
秦朝以来，天下之中的八百里秦川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建都首选。而后随着地理环境的恶化，帝国政治中心开始逐渐东移。到了隋唐，大运河的横空出世也为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政治中心的继续东移和北移提供了可能。
北京之所以从元朝以来始终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大板块的交汇之处。后世所谓北京“处在鸡脖子要害位置”的说法，其实说穿了就是指它这个三大板块交汇处的关键地理位置。
当然，现在的大明版图并不是雄鸡形状，所以高务实必须以大明为例来给朱翊钧说明。按照高务实的解释，华北是南方的屏障，东北是华北的犄角，只有同时控制华北和东北，才能够对西北的少数民族形成优势。
一旦东北有变，比如大明原先撤销奴儿干都司，导致的结果就是朝廷对西北，尤其是对蒙古高原的优势很快荡然无存。
其实，对于元清两个将蒙古高原纳入疆域的王朝而言，东北、西北和华北又互为犄角，一旦其中一方有变，比如明朝夺取华北，逃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很快又失去东北，进而全面瓦解。
清朝晚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当漠北蒙古被沙俄染指后，东北不再是安全的老家，清朝很快风雨飘摇。当然，高务实举例说明的时候只能举例元朝，但这也就够了。
总而言之，正因为三个板块缺一不可，尽管北京地处北方， 从建都的角度来说，气候条件并不优越，甚至还需要南方供给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但却始终被青睐。
其实高务实内心里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他知道原历史上沙俄和苏联撕裂蒙古后，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都受到巨大威胁，斯大林一心想将蒙古作为两国缓冲，但这种局面却造成了现代版的“天子守国门”。
正因为如此，红朝第一代领导集团才多次向苏联提出解决蒙古问题，不过在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注定是一厢情愿。而在蒙古问题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保住东北就成为北方乃至全国安全的最重要问题。
而朝鲜，就是最能影响东北安全的因素。因为东北地形整体从西北向东南倾斜，靠近朝鲜的东南部分比西北部分的气候更优越、人口更稠密，乃是东北的重心所在。
至于说日本可能的侵略问题，说实话反而不是高务实考虑的重点，因为按照他的规划，将来的日本不存在还有侵略朝鲜半岛、继而侵略大明的可能性。
更外部的侵略可能呢？比如说西方殖民者，高务实也没有太担心，毕竟南疆体系就是他对此做出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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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章是补发昨天的，昨晚因病休息了，今天下午才见好，非常抱歉。今晚的更新应该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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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其实都能再细化一下。比如是否现在撤军，假如回答是撤军，那还好办，但如果回答是不撤，那就要再问一问：大军留在朝鲜是打算做什么？是要继续进攻倭国本土，还是要从此驻防朝鲜？
倘若是要继续进攻倭国本土，那么就得问原先的后勤运输线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现有的兵力远征倭国是否够用，若不够又该从何处调拨？大军征战日久是否需要轮替，何时轮替，以何处之兵来轮替？战胜的奖赏是现在就“结”，还是等打完倭国本土再“结”？
倘若不是要进攻倭国本土，而是要留在朝鲜，那么就要问一问，协防朝鲜需要多少兵力？亦或者说将来在朝鲜再搞出一个班军制度，从全国各地征调人马轮番戍朝？
又比如说朝鲜内附的问题。倘若不同意的朝鲜内附，那也就罢了，大概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彻底放手，也就是大军撤回国内，朝鲜一切照旧；二是留驻部分军力，这就可以参考上述安排。
倘若同意朝鲜内附，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一些，其中至少包括如下几条：
其一，朝鲜的行政体系该如何搭建。这里包括是否在朝鲜建立布政使司，是否设立都司或者行都司，是否需要设置单独的总督、巡抚——说起来，巡抚似乎应该单独设置，但总督是否要由蓟辽总督兼任？
其二，朝鲜王李昖应该如何安排。朝鲜国王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按照大明的礼仪制度，他在大明国内的地位并不是类比亲王，而是类比郡王。亲王、郡王的嫡庶子孙都有“视一品”或“视二品”，但他们本人都是超品，且成年必须之国。[注：之国，前往封地。]
李昖当然是成年人，那就意味着必须给他找个地方之国，换句话说得先给他找块郡王级别的封地。
朝鲜三千里江山，换来大明最多一府之地，这买卖对于大明来说当然很划算，何况大明的王爷们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封地管理权，相当于大明只需要给李昖找一块相应的食邑。那么，这封地究竟安排在哪，内阁需要作建议，皇帝则需要圣裁。
其三，朝鲜臣子在内附之后怎么办。朝鲜两班，武将也还罢了，那文官与大明看似选拔规矩相当，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大明要考个进士那是真的难，因为就算你爹是阁老，由于进士考卷会公布天下，所以也很难作弊——某种程度上来说全天下的读书人都是监督者。除非你事先得到了考题，那倒有机会提前准备好文章。
然而按照规定，会试考官是皇帝临时任命的，这些考官们在接受任命之后，立刻就要进入礼部指定的地方与世隔绝，然后商议出题目报呈皇帝。
接下来，凡是涉及决定题目和印发考卷者，理论上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所有人都要与世隔绝，直到开考……总而言之，有一大堆相应的规定让人难以舞弊。
而且在这一基础上，朝廷对仍然可能出现的科举弊桉也都极其重视，像原历史上张居正那样，能给儿子安排三甲名额的情况几乎可以说绝无仅有——毕竟人家自己也说了嘛，“吾非相，乃摄也。”
然而朝鲜两班中的文官就不同了，虽然看似也都出自科举，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他们轻松考取。这些事前文有述，就不再赘言。
这样的文官，在大明朝廷的文官们看来自然是不足取的，但是考虑到朝鲜刚刚内附，为了稳定考虑，这些人一时肯定还得先用着。那么，如何任用，任用到什么时候，就都需要仔细商议了。
其四，朝鲜上层虽然大多都通汉文，可是下层百姓却不然，这一点肯定是需要改变的，但如何取改却是个难题，同样需要议论出个章程来才行。
总而言之，林林总总许多事，每一件都是需要好好商议的。毕竟大明并没有统治殖民地的传统，朝鲜一旦内附，那也肯定是按照本土来对待，各种规章制度的施行都不得不慎。
得亏了朱翊钧现在这会儿心情不错，耐着性子听王家屏领衔内阁把这些问题一条条说给他听。
听完之后，朱翊钧先做了第一个圣断：“经此一役，可见朝鲜民心军心涣散之极，面对倭寇侵袭毫无还手之力。以朕所见，漫说倭寇仍有去而复返之可能，即便倭寇不来，一旦其国内有不轨之徒阴谋叛逆，恐怕朝鲜王也只能束手无策。
有鉴于此，若朝鲜真心归附，我天朝当以父母之庇子女、天地之养万物为念，破例准其所请，以免尊我名教之国生灵涂炭。”
王家屏虽然今天和那批官员闹了个不欢而散，而那些人大半反对朝鲜内附，但他身为元辅却不能全凭一时好恶来做事。因此，王家屏提醒道：“皇上，兹事体大，是否准众臣工群议商讨，然后再做定夺？”
朱翊钧摆了摆手：“王先生若认为有此必要，那就让他们商讨吧，总之内阁要知道朕主意已定，一切相关事宜都该按照准许朝鲜内附来做。”
看来朱翊钧现在的确已经是个成熟的皇帝了，知道议论权该放就放，不放反而容易多事——比如司礼监一天收数百上前篇疏文，全都是大骂皇帝陛下剥夺了他们议政之权，乃是独夫民贼……
这类玩意朱翊钧看着就烦，但骂是骂不过这些文官的，那干脆就让他们议论好了，反正不管他们怎么议论，最后总还是他这皇帝的圣断才算数。
五位阁老其实早就知道皇上会同意朝鲜内附，原因其实不难发现：朝鲜自壬辰年之后，再提内附正是发生在高务实亲往朝鲜之后。
而且这还有证明，比如朝鲜所谓的“柳成龙、权栗谋逆桉”，这二位本是朝鲜文、武之巅，平时没听说过有什么不轨之举，却居然在天朝十万大军齐聚朝鲜的情况下谋逆，岂不怪哉？
所以阁老们心里明镜似的，这次朝鲜提请内附之举，十有八九是高务实一手推动，甚至干脆就是其一手操控的。
既然是高务实做的，那皇上怎么可能不同意？就算事前毫无风声，但考虑到这对君臣之间的关系，这件事肯定一早就谈妥了。
正因如此，当皇帝说完这段话，众阁老即便心中原本不同意的，也都懒得反对。王家屏见状便又要说起朝鲜今后的各项安排，谁知才刚起了个头就被朱翊钧摆手打断：“具体这些事等日新回朝再议不迟，现在有另一件事需要商议。”
王家屏只好道：“请皇上下示。”
“日新出征之前和朕有过议论，是关于此战究竟何时作罢。”朱翊钧环顾五位阁老一眼，道：“日新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止步于将倭寇赶回去，还得一劳永逸，彻底降服倭国，因此他当时便提出要跨海远征倭国本土。对于此事，诸位有何高论？”
王家屏见其他四位阁僚都没有抢先发言的意思，便开口道：“方才内阁之中有数十名官员来见，正好便对此事有过争议。不少官员都认为战事当罢，而大军应该早日撤回，以免开销浩繁，徒耗国力。
尤其是，群臣对江南五省的商税加征颇有怨言，不少人言辞夸张，语气激烈。臣恐朝廷若不但不肯罢兵，反而继续出征倭国，会让这些官员大失所望，难免出言不逊……”
朱翊钧也不知道是天性使然还是太受高务实影响了，他最烦的情况之一就是一些人搜肠刮肚找出各种理由来不肯交税。
高务实在过去的各种疏文中早已将税收的重要性强调了无数次，朱翊钧对他的观点一向是非常认可的。
不过，高务实另外有一句现在已经传得非常广的话，就是“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这句话现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因此，由于朝鲜内附而需要驻军，亦或者进一步还要进攻日本本土而不能从朝鲜撤军，这两件事都需要对江南加征的“百三商税”来支持，那么也就必须面临一个质问：这笔钱算不算“用之于民”。
换言之，怎么解释这样的做法不是好大喜功，而是确有所需。更直白一点说，这么做对于“民”而言，是否有好处、是否有足够大的好处？
高务实此前和皇帝有过交流，但当时君臣二人主要谈论的方向只是朝鲜，而较少涉及到日本。对于朝鲜内附问题，彼时二人谈论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朝鲜半岛在中原王朝的战略层面——或者用后世的话来说叫做“地缘政治”层面——的意义；二则是经济层面的意义。
在地缘政治层面，高务实说服朱翊钧的理由是：朝鲜半岛是稳定东北的重要基石。
按照高务实的分析，从秦朝统一中原以来，但凡大一统时代，都必须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内维持各板块统一；二是如何确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优势。
虽然从秦朝以来，中国就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但华北、东北、西北、青藏、云贵、江南等板块却因为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天然存在着撕裂的风险。
为了确保对各板块的控制，中原王朝除了驻军、分封等手段外，还在云贵川等地推行改土归流，潜移默化地增强帝国的控制力。而对于都城的选择，就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重要体现。
秦朝以来，天下之中的八百里秦川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建都首选。而后随着地理环境的恶化，帝国政治中心开始逐渐东移。到了隋唐，大运河的横空出世也为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政治中心的继续东移和北移提供了可能。
北京之所以从元朝以来始终作为大一统帝国的都城，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大板块的交汇之处。后世所谓北京“处在鸡脖子要害位置”的说法，其实说穿了就是指它这个三大板块交汇处的关键地理位置。
当然，现在的大明版图并不是雄鸡形状，所以高务实必须以大明为例来给朱翊钧说明。按照高务实的解释，华北是南方的屏障，东北是华北的犄角，只有同时控制华北和东北，才能够对西北的少数民族形成优势。
一旦东北有变，比如大明原先撤销奴儿干都司，导致的结果就是朝廷对西北，尤其是对蒙古高原的优势很快荡然无存。
其实，对于元清两个将蒙古高原纳入疆域的王朝而言，东北、西北和华北又互为犄角，一旦其中一方有变，比如明朝夺取华北，逃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很快又失去东北，进而全面瓦解。
清朝晚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当漠北蒙古被沙俄染指后，东北不再是安全的老家，清朝很快风雨飘摇。当然，高务实举例说明的时候只能举例元朝，但这也就够了。
总而言之，正因为三个板块缺一不可，尽管北京地处北方， 从建都的角度来说，气候条件并不优越，甚至还需要南方供给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但却始终被青睐。
其实高务实内心里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他知道原历史上沙俄和苏联撕裂蒙古后，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都受到巨大威胁，斯大林一心想将蒙古作为两国缓冲，但这种局面却造成了现代版的“天子守国门”。
正因为如此，红朝第一代领导集团才多次向苏联提出解决蒙古问题，不过在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注定是一厢情愿。而在蒙古问题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保住东北就成为北方乃至全国安全的最重要问题。
而朝鲜，就是最能影响东北安全的因素。因为东北地形整体从西北向东南倾斜，靠近朝鲜的东南部分比西北部分的气候更优越、人口更稠密，乃是东北的重心所在。
至于说日本可能的侵略问题，说实话反而不是高务实考虑的重点，因为按照他的规划，将来的日本不存在还有侵略朝鲜半岛、继而侵略大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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