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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又如《明史》记载，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
在将万历比为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徽宗等历史著名昏君后，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这骂得可够狠？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会。
对此，《明史·田大益传》是这么记载的：“上章者虽千万言，(万历)大率屏置勿阅。”——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当没看见。
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显然不是，他要是脾气好，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
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皆采以留中不发、不予理会的方式冷处理，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皇权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谓“君权空前绝后的膨胀”。
而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万历等怠政之君主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然而在后世很多人那里，每每论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论者便要提出所谓“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蝉，不敢奏对忤旨，甚至只懂阿谀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云云的陈腔滥调。
这类论点看似合理，但若细究历史，则发现所谓“廷杖令士风颓靡”一说，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并不符合史实，也并不成立。
事实上，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可见，所谓“廷杖之下，士风颓靡，只懂阿谀奉承”之论调，恐怕与明士风之实况所不符。以廷杖之说而论明代君权之空前膨胀，其实难以成立。
那么大明朝的君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既主导行政之决策权，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独c，而由于言路之开放，导致君主又处处受制，只能以表面宽大的“留中不发”手法处理。
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君权面对言官们史无前例的激烈抨击而无力处理，只得自我“摆烂”、不予理会。
这种置若罔闻看似是帝王的傲慢，其实事实正好相反，这是君权面对过于强大的舆论和道德压力所展现出的无能为力，是典型的疲弱不堪。
当然，原历史上的朱翊钧与当前的朱翊钧显然有所不同。如果说原历史上的朱翊钧是被文官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给搞得没脾气了，那么现在的朱翊钧相对而言日子却好得多。
朱翊钧现在处境的“好”，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实学派改革得来的，当然也有高务实凭借这些改革而打出的数次大胜作为加成。
实学派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富国强兵。从其所达成的阶段性效果来看也正是如此。
从富国的角度来看，户部岁入相较于嘉靖末年和隆庆朝已经翻倍都不止，而且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又被砍掉了——例如宗室开支减少了三分之二，驿站开支减少了四分之三，原先年年亏损还祸害九边的官营军工大部分关停等等。
一边是不必要的支出大幅减少，一边是户部岁入大幅增加，这一进一出之间，朝廷的财政体系立刻从濒死边缘恢复了活力。现在这局面，不说完全健康吧，至少不再是病入膏肓的模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强兵的角度来看就更加直观了。原先的京营号称有四十万大军，外界也以为至少还有二十万左右多少有点战斗力，可事实却是百无一用。
当时的京营到了什么程度？连京中要举行些象征性的仪式需要点卯时，京营都得花钱雇人充门面。真就只在名册上养着几十万大军，但要花的钱倒是一文都少不得。
现在呢？京营还真就有了三四十万人，但其中三十万左右都在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只负责干活、不负责打仗，打仗的事全部交给了六万多人的禁卫军，而禁卫军则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常能打！
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原本只存在于名册的士兵很快就齐活了，这不是高务实懂法术，而是他懂人心、懂制度。
实际上，现在这个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是什么？是京营联产承包责任制。
没错，这玩意虽然挂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名，但高务实其实是搞了个红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扩大版——但却不是人民公社。
为什么呢？因为京营在大明这两百年下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了——众家勋贵就是京营的“实际持股人”。(这其中的原因我记得本书前期提到过，这里就不复述了。)
在这个层面上，高务实除非想一步登天搞社会主义，否则就只能激发各家勋贵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革。
这要怎么改？当然首先要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靠着皇帝本就拥有的大义之名从中分一杯羹——顺便把原本的包袱也甩掉。
所以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怎么弄的？勋贵们实际控制生产建设兵团，朝廷的戎政侍郎负责全面监督，皇帝再派御马监太监专门监督财务，最后三方分成：全部利润的七成归勋贵，两成归皇帝，一成归户部(但会返回给兵部)。
为啥七成的大头都归勋贵呢？因为禁卫军要归他们出钱养着。朝廷只管打赢了仗之后的赏赐，却不管日常开销、装备更新等等。这就充分体现了高务实一直坚持的“权利与责任挂钩”理念。
由于朝廷不养禁卫军这支全国装备、训练都最好的六万多大军了(以前按兵册要给几十万大军的钱)，包袱完全甩了出去，同时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也是“一进一出”。
至于九边和各地卫所，目前的改革就还没有完成，各地的情况差别也很大，不过按照高务实地规划，以后基本上也会按照禁卫军的模板来搞。
如果按照后世的眼光来看，大概可以这么说：家丁好比签合同的志愿兵，是精锐的作战部队。卫所兵好比义务兵，但基本不承担军事任务，而是分别去负责务农、务工等经营类活动，以其部分收入来养本卫的作战志愿兵。
不过这件事高务实还没有全力推行，因为这里头还有些矛盾不好解决。
比如说，九边肯定是作战兵云集之地，但九边的经济水平肯定赶不上江南、两广(广西现在有最强的制糖产业，已经比过去富裕多了)。
这样一来，九边地区需要的精兵多，但其卫所兵不见得能创造那么多财政盈余，这就需要从富裕地区来给九边搞“财政转移支付”。
既然要转移支付，该转移多少、从哪里转移等问题就极其重要，高务实不能拍脑袋决定，因此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财政数据来支持定策，急不得。
目前九边的军费还是高务实按照需求来划拨的，属于人治为主，制度几乎谈不上，很不符合高务实地调性。
但是从九边这些年的战斗力逐年提升来看，至少改革的效果还不错，高务实也只能勉为其难先就这样了。
总之，因为实学派的改革以及高务实地快速崛起，朱翊钧这个皇帝当了快三十年，几乎一路顺风顺水，这样也就掩盖了很多的矛盾。
原历史上激烈的君臣冲突现在体现不多，反而更多的是变成了文官集团内部的实学派与心学派之争，让皇权超然了不少。
在这样的局面下， 臣权固然因为改革有效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皇权也同样因此得到了加强。如此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担心倘若朱翊钧与他发生君臣矛盾，会对大明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原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高务实也不敢打包票，但他认为多半会两败俱伤。如果真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迟早也会有一天和原历史上的明末一样君臣对立，互相看不顺眼。
一旦朝廷大政出了什么岔子，搞不好就会冒出一个崇祯圣君来，动辄乱杀大臣，让矛盾越演越烈、君臣不信任持续加剧，最终皇帝临死还要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那样的话。
皇帝的提议万万不能答应，但皇帝的愿望却又不能无视，考验高务实端水能力的时候又到了。
“刘平，本阁部打算送你一场富贵，但不知你可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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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算了不想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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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之中。”
又如《明史》记载，户部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三十二年八月，上书抨击万历个人操守：“陛下专志财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无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变异……皇陵为发祥之祖而灾，孝陵为创业之祖而灾，长陵为奠鼎之祖而亦灾……
臣观十余年来，乱政亟行，不可枚举，而病源止在货利一念……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
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
在将万历比为桀、纣、幽王、厉王、桓帝、灵帝、徽宗等历史著名昏君后，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说道：“覆辙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
这骂得可够狠？说是狗血淋头也不为过了吧？可是朱翊钧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
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批评，甚至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全方位攻击，万历对此的态度居然只是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会。
对此，《明史·田大益传》是这么记载的：“上章者虽千万言，(万历)大率屏置勿阅。”——任你骂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当没看见。
朱翊钧这样的反应只是因为脾气好吗？显然不是，他要是脾气好，当年张居正怎么差点被挖坟鞭尸的？
原历史上万历对待言官的集体激烈抨击乃至谩骂，皆采以留中不发、不予理会的方式冷处理，其实是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皇权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谓“君权空前绝后的膨胀”。
而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万历等怠政之君主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然而在后世很多人那里，每每论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论者便要提出所谓“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蝉，不敢奏对忤旨，甚至只懂阿谀奉承……如此便造就了明代君权独c的空前膨胀”云云的陈腔滥调。
这类论点看似合理，但若细究历史，则发现所谓“廷杖令士风颓靡”一说，只是想当然的推论结果，并不符合史实，也并不成立。
事实上，当时许多言官沽名钓誉，以廷杖作为获得声望乃至升迁的手段。正如当时礼部尚书于慎行所言：“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
许国也曾愤慨地指出：“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而孟森也曾道：“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
可见，所谓“廷杖之下，士风颓靡，只懂阿谀奉承”之论调，恐怕与明士风之实况所不符。以廷杖之说而论明代君权之空前膨胀，其实难以成立。
那么大明朝的君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既主导行政之决策权，所以大明的君主看似独c，而由于言路之开放，导致君主又处处受制，只能以表面宽大的“留中不发”手法处理。
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君权面对言官们史无前例的激烈抨击而无力处理，只得自我“摆烂”、不予理会。
这种置若罔闻看似是帝王的傲慢，其实事实正好相反，这是君权面对过于强大的舆论和道德压力所展现出的无能为力，是典型的疲弱不堪。
当然，原历史上的朱翊钧与当前的朱翊钧显然有所不同。如果说原历史上的朱翊钧是被文官集团的“非暴力不合作”给搞得没脾气了，那么现在的朱翊钧相对而言日子却好得多。
朱翊钧现在处境的“好”，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实学派改革得来的，当然也有高务实凭借这些改革而打出的数次大胜作为加成。
实学派改革的目的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富国强兵。从其所达成的阶段性效果来看也正是如此。
从富国的角度来看，户部岁入相较于嘉靖末年和隆庆朝已经翻倍都不止，而且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又被砍掉了——例如宗室开支减少了三分之二，驿站开支减少了四分之三，原先年年亏损还祸害九边的官营军工大部分关停等等。
一边是不必要的支出大幅减少，一边是户部岁入大幅增加，这一进一出之间，朝廷的财政体系立刻从濒死边缘恢复了活力。现在这局面，不说完全健康吧，至少不再是病入膏肓的模样，这是毫无疑问的。
从强兵的角度来看就更加直观了。原先的京营号称有四十万大军，外界也以为至少还有二十万左右多少有点战斗力，可事实却是百无一用。
当时的京营到了什么程度？连京中要举行些象征性的仪式需要点卯时，京营都得花钱雇人充门面。真就只在名册上养着几十万大军，但要花的钱倒是一文都少不得。
现在呢？京营还真就有了三四十万人，但其中三十万左右都在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只负责干活、不负责打仗，打仗的事全部交给了六万多人的禁卫军，而禁卫军则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常能打！
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原本只存在于名册的士兵很快就齐活了，这不是高务实懂法术，而是他懂人心、懂制度。
实际上，现在这个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是什么？是京营联产承包责任制。
没错，这玩意虽然挂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名，但高务实其实是搞了个红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扩大版——但却不是人民公社。
为什么呢？因为京营在大明这两百年下来，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了——众家勋贵就是京营的“实际持股人”。(这其中的原因我记得本书前期提到过，这里就不复述了。)
在这个层面上，高务实除非想一步登天搞社会主义，否则就只能激发各家勋贵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革。
这要怎么改？当然首先要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然后靠着皇帝本就拥有的大义之名从中分一杯羹——顺便把原本的包袱也甩掉。
所以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怎么弄的？勋贵们实际控制生产建设兵团，朝廷的戎政侍郎负责全面监督，皇帝再派御马监太监专门监督财务，最后三方分成：全部利润的七成归勋贵，两成归皇帝，一成归户部(但会返回给兵部)。
为啥七成的大头都归勋贵呢？因为禁卫军要归他们出钱养着。朝廷只管打赢了仗之后的赏赐，却不管日常开销、装备更新等等。这就充分体现了高务实一直坚持的“权利与责任挂钩”理念。
由于朝廷不养禁卫军这支全国装备、训练都最好的六万多大军了(以前按兵册要给几十万大军的钱)，包袱完全甩了出去，同时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也是“一进一出”。
至于九边和各地卫所，目前的改革就还没有完成，各地的情况差别也很大，不过按照高务实地规划，以后基本上也会按照禁卫军的模板来搞。
如果按照后世的眼光来看，大概可以这么说：家丁好比签合同的志愿兵，是精锐的作战部队。卫所兵好比义务兵，但基本不承担军事任务，而是分别去负责务农、务工等经营类活动，以其部分收入来养本卫的作战志愿兵。
不过这件事高务实还没有全力推行，因为这里头还有些矛盾不好解决。
比如说，九边肯定是作战兵云集之地，但九边的经济水平肯定赶不上江南、两广(广西现在有最强的制糖产业，已经比过去富裕多了)。
这样一来，九边地区需要的精兵多，但其卫所兵不见得能创造那么多财政盈余，这就需要从富裕地区来给九边搞“财政转移支付”。
既然要转移支付，该转移多少、从哪里转移等问题就极其重要，高务实不能拍脑袋决定，因此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财政数据来支持定策，急不得。
目前九边的军费还是高务实按照需求来划拨的，属于人治为主，制度几乎谈不上，很不符合高务实地调性。
但是从九边这些年的战斗力逐年提升来看，至少改革的效果还不错，高务实也只能勉为其难先就这样了。
总之，因为实学派的改革以及高务实地快速崛起，朱翊钧这个皇帝当了快三十年，几乎一路顺风顺水，这样也就掩盖了很多的矛盾。
原历史上激烈的君臣冲突现在体现不多，反而更多的是变成了文官集团内部的实学派与心学派之争，让皇权超然了不少。
在这样的局面下， 臣权固然因为改革有效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皇权也同样因此得到了加强。如此一来，高务实就不得不担心倘若朱翊钧与他发生君臣矛盾，会对大明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原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高务实也不敢打包票，但他认为多半会两败俱伤。如果真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迟早也会有一天和原历史上的明末一样君臣对立，互相看不顺眼。
一旦朝廷大政出了什么岔子，搞不好就会冒出一个崇祯圣君来，动辄乱杀大臣，让矛盾越演越烈、君臣不信任持续加剧，最终皇帝临死还要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那样的话。
皇帝的提议万万不能答应，但皇帝的愿望却又不能无视，考验高务实端水能力的时候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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