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去汉阳？汉阳肯定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手头的事情还差一点点没办完，现在就去汉阳似乎还早了点。
如果要去汉阳，高务实认为应该在自己彻底收复朝鲜半岛之后。届时他将揽存亡继绝之大功，挟完胜倭寇之神威，以天神降临般的姿态驾临汉阳。
到那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决定，朝鲜朝廷上下都将无一人敢于质疑，无一人敢于违逆，真正达到那传说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般的尊崇与权威。
所以，现在还不能去；但是,也要尽快早些“能去”。
这么说来,釜山之战就应该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弃此前已经准备好的最稳妥方案，改为战损可能有所增加的强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战争手段需要实时调整，充分适配。
不过到了这一步，高务实就必须为另一件事提前准备先手了，那就是进攻日本本土。
高务实深知，以现在大明的实力，甚至不说大明朝廷，只说以海贸同盟的实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大问题就根本不在于仗怎么打，而在于怎么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里头的麻烦还是在于朱元璋的那个“不征之国”，这是一个事关大明朝廷外交事务基本思想的大麻烦。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时期，明初人对于天下中国的认识，对于周边乃至世界的认识，直接影响有明一代中外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大明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依托很多必要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的大动荡、大改组和国际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历史的连续，制度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和发展,对后世的影响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历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乐时征安南，于宣德时退出外，对外基本上没有征伐之事。
这足以见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五月，太祖亲作序言，提到“立为家法”的《祖训录》成编的过程：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里的“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说明其中的内容在明朝开国以后就已开始反复斟酌的过程，历时六年而确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训”要求子孙后世，从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说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说明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则鲜明地表示出对于出征扩张行为的鄙视。
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直接说明将元朝北去的残余势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将北部陆上作为王朝军事防御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时，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将进一步修订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列于《祖训首章》的对外关系，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为明朝子孙世代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以成宪的方式留存于世。
为了让子孙后代明确世代不与交战的国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说的“不征诸夷国”，他在《皇明祖训》中把它们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罗列出来。
十五个国家之前说过，就不再列出，但这里头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训录》中完全没有提及的日本，虽然当时已经明确在绝交之列，却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同样被列入了不征的范围以内。
这无疑说明了明朝对于外国，无论建立朝贡关系与否，也无论为友为敌，是采取了一律“不征”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于明朝初年以“不征”为特征的对外关系的和平理念有了一个深刻印象。
后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观意识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发展就不那么顺利了，安南、高丽(朝鲜李朝前身)先后出了问题，都与大明出现了激烈的矛盾。
不过这两国当时与大明的问题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略过不提了，直接说第三个出问题的国家，也就是当前高务实认为因“不征之国”思想限制得最让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与日本的交往，起初经历与其他国家相同，即大明通过外交文书告知“四夷诸国”而建立关系。然而，与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国家不同，表现在两点上：
一是历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败的阴影不散；二是现实的，当时日本海盗侵扰问题持续不能解决。
在洪武四年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以后，根据《明实录》，出现了“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并送回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的结果，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
于是，洪武五年五月，太祖以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和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使臣，留学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寿和杭州中竺寺藏主权中巽为通事，护送使臣还国，前往日本。
不止这一次，前前后后数次明使前往日本，主要谈的都是海盗侵扰。但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明朝联络上的是南朝的良怀，他其实无力解决海盗问题。
洪武九年，《明实录》记载：“日本国王良怀遣沙门圭庭用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太祖以表词不诚，又一次诏谕之，观之内容，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倭寇海上侵扰问题耿耿于怀。
自洪武七年五月祖阐、克勤出使归来，六月日本遣使贡献，遭到却贡，原因是没有表文。可见祖阐、克勤出使表面上是成功的，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改善关系。九年四月贡，以表语不诚，却贡；接着五月却日本商人贡献。
这说明太祖的意图主要是建立官方外交关系，并不在于贡献方物。洪武十二年太祖接纳了日本国王良怀遣使贡献，似乎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次年，却发生了“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无表，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之事。
这下子，朱元璋怒了。这一年十二月，太祖诏谕日本国王，曰：
“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及元将终，英雄鼎峙，声教纷然。时朕控弦三十万，砺刃以观。未几，命大将军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载，戡定中原。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疑其然而往问，果较胜负于必然，实构隙于妄诞。
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奇甸，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殃乎！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诏谕中充满了指责，其中最重要的罪责莫过于“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于是，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印象深刻形成，难怪要却贡，也就是绝交了。
到洪武十四年，还是日本国王良怀，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即马，这一次太祖有两通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的文书，并从此与日本断绝了交往。
这两通文书，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两通外交文书均以指责为主旨，标志了明朝与日本的官方交往的戛然而止。
尤其是后一通，在表达对于“日本君臣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的强烈不满的同时，表露了征伐之议在明廷的出现。然而此议却被太祖以“生民何罪”而否定。
虽然责问中明显带有以战争威吓的意味，但高务实后来查诸史籍，发现太祖仅是以语言威吓而已，并没有实际准备战事。
事实上，是太祖力排群臣征伐之议，采用了以外交手段断绝交往的做法。即使如此，太祖晚年所编《皇明祖训》中，仍将日本置于“不征”之国。这就证明太祖始终如一的以“不征”为外交既定国策。
朱元璋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就好比他对自己的继承人只认太子朱标，即便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也不肯让帝胄偏移，因此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
同样的，他对不征之国的坚持也从他自己的坚持中得以印证，即便倭寇侵袭让他不堪其烦，但却始终不肯征伐，甚至将对日本的不征之国地位写进祖训，还要求后世子孙必须遵照执行，一字不易。
有明一朝很多事都坏在祖训上，虽然其中很多事实上已经被改动，但是要知道的是，那些改动大多都是假借临时措施的方式“通融”出来的。
比如说总督、巡抚都不是朱元璋搞出来的，因此哪怕现在早已成了常设之职，但从制度上而言依旧还是“临时派遣”这一属性。
然而高务实要搞的是什么？本质上是对外扩张，这就很难临时，只能另辟蹊径。
在安南，高务实是以私军加土司军偷袭了莫朝首都升龙，再挟莫朝之力平定后黎郑氏，最后以莫茂洽的名义自请安南内附的。
在朝鲜，高务实是借出兵援助的机会，打算控制朝鲜王和朝鲜朝廷，让他们“主动内附”， 以避免“不征之国”的禁锢。
可是日本怎么办？难道也只能自己出兵出钱拿下，然后逼日本届时的当权者成为傀儡、上表大明朝廷请求内附吗？
可以做，但是不划算，而且师出无名。
大明朝廷如果出兵日本，可以说是为了惩戒日本侵略朝鲜是对大明的不敬，这是师出有名的，可他高务实或者说海贸同盟有什么理由出兵日本呢？
明明是国仇，可没法强行当成家恨来办。
何况日本不同于安南，安南虽然造反，但当时大明打它跟玩一样，其实没当回事，只是觉得年年派大军打它太费钱不划算，宣宗才选择放弃。
日本却不同，它两次出兵都把朝鲜这个宗藩之中排首位的藩属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且大明朝廷内部现在也都知道日本“有兵五十万之巨”。虽然不及大明，但也堪称强国了。
这样一个“强国”，如果高务实不需要朝廷帮忙，仅靠京华或者海贸同盟就给收拾了……这对高务实恐怕反而是件大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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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决定，朝鲜朝廷上下都将无一人敢于质疑，无一人敢于违逆，真正达到那传说中“口含天宪，言出法随”般的尊崇与权威。
所以，现在还不能去；但是,也要尽快早些“能去”。
这么说来,釜山之战就应该加速，不能再拖了——哪怕放弃此前已经准备好的最稳妥方案，改为战损可能有所增加的强攻方案也在所不惜。
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是相反。为了更加宏大的政治目的，战争手段需要实时调整，充分适配。
不过到了这一步，高务实就必须为另一件事提前准备先手了，那就是进攻日本本土。
高务实深知，以现在大明的实力，甚至不说大明朝廷，只说以海贸同盟的实力，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大问题就根本不在于仗怎么打，而在于怎么把这场仗打起来。
这里头的麻烦还是在于朱元璋的那个“不征之国”，这是一个事关大明朝廷外交事务基本思想的大麻烦。
洪武朝是明代外交的奠基时期，明初人对于天下中国的认识，对于周边乃至世界的认识，直接影响有明一代中外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大明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依托很多必要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的大动荡、大改组和国际秩序的亟待重建。
一方面是历史的连续，制度的承继，另一方面也有明朝人自身的抉择和发展,对后世的影响甚巨。
有明一代即便在原历史上也有近300年，除永乐时征安南，于宣德时退出外，对外基本上没有征伐之事。
这足以见得在洪武朝奠定的，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实际上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五月，太祖亲作序言，提到“立为家法”的《祖训录》成编的过程：
“……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今令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里的“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说明其中的内容在明朝开国以后就已开始反复斟酌的过程，历时六年而确定，因此朱元璋以“祖训”要求子孙后世，从此不容有所更改。
也就是说至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说明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则鲜明地表示出对于出征扩张行为的鄙视。
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直接说明将元朝北去的残余势力看作新王朝一大心病，将北部陆上作为王朝军事防御的重心。
到桑榆晚景时，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将进一步修订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列于《祖训首章》的对外关系，也就成为有明一代帝王的金科玉律，成为明朝子孙世代必须遵行的基本国策之一，以成宪的方式留存于世。
为了让子孙后代明确世代不与交战的国家，也就是明太祖所说的“不征诸夷国”，他在《皇明祖训》中把它们的名字按照方位一一罗列出来。
十五个国家之前说过，就不再列出，但这里头最引入注目的就是，即使在《祖训录》中完全没有提及的日本，虽然当时已经明确在绝交之列，却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同样被列入了不征的范围以内。
这无疑说明了明朝对于外国，无论建立朝贡关系与否，也无论为友为敌，是采取了一律“不征”的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于明朝初年以“不征”为特征的对外关系的和平理念有了一个深刻印象。
后人如此，明人只能更甚。
然而朱元璋主观意识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发展就不那么顺利了，安南、高丽(朝鲜李朝前身)先后出了问题，都与大明出现了激烈的矛盾。
不过这两国当时与大明的问题本书前文已有所述，这里就略过不提了，直接说第三个出问题的国家，也就是当前高务实认为因“不征之国”思想限制得最让他棘手的日本。
明初与日本的交往，起初经历与其他国家相同，即大明通过外交文书告知“四夷诸国”而建立关系。然而，与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国家不同，表现在两点上：
一是历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败的阴影不散；二是现实的，当时日本海盗侵扰问题持续不能解决。
在洪武四年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以后，根据《明实录》，出现了“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并送回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的结果，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
于是，洪武五年五月，太祖以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和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使臣，留学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寿和杭州中竺寺藏主权中巽为通事，护送使臣还国，前往日本。
不止这一次，前前后后数次明使前往日本，主要谈的都是海盗侵扰。但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明朝联络上的是南朝的良怀，他其实无力解决海盗问题。
洪武九年，《明实录》记载：“日本国王良怀遣沙门圭庭用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太祖以表词不诚，又一次诏谕之，观之内容，归根结底还是对于倭寇海上侵扰问题耿耿于怀。
自洪武七年五月祖阐、克勤出使归来，六月日本遣使贡献，遭到却贡，原因是没有表文。可见祖阐、克勤出使表面上是成功的，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改善关系。九年四月贡，以表语不诚，却贡；接着五月却日本商人贡献。
这说明太祖的意图主要是建立官方外交关系，并不在于贡献方物。洪武十二年太祖接纳了日本国王良怀遣使贡献，似乎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次年，却发生了“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无表，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之事。
这下子，朱元璋怒了。这一年十二月，太祖诏谕日本国王，曰：
“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及元将终，英雄鼎峙，声教纷然。时朕控弦三十万，砺刃以观。未几，命大将军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载，戡定中原。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疑其然而往问，果较胜负于必然，实构隙于妄诞。
于戏！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奇甸，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殃乎！故兹诏谕，想宜知悉。”
诏谕中充满了指责，其中最重要的罪责莫过于“君臣非道，四扰邻邦”。于是，一个完全没有诚信的印象深刻形成，难怪要却贡，也就是绝交了。
到洪武十四年，还是日本国王良怀，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即马，这一次太祖有两通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的文书，并从此与日本断绝了交往。
这两通文书，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两通外交文书均以指责为主旨，标志了明朝与日本的官方交往的戛然而止。
尤其是后一通，在表达对于“日本君臣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的强烈不满的同时，表露了征伐之议在明廷的出现。然而此议却被太祖以“生民何罪”而否定。
虽然责问中明显带有以战争威吓的意味，但高务实后来查诸史籍，发现太祖仅是以语言威吓而已，并没有实际准备战事。
事实上，是太祖力排群臣征伐之议，采用了以外交手段断绝交往的做法。即使如此，太祖晚年所编《皇明祖训》中，仍将日本置于“不征”之国。这就证明太祖始终如一的以“不征”为外交既定国策。
朱元璋是个非常执拗的人，他认定的事情很难改变，就好比他对自己的继承人只认太子朱标，即便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也不肯让帝胄偏移，因此立了朱允炆为皇太孙。
同样的，他对不征之国的坚持也从他自己的坚持中得以印证，即便倭寇侵袭让他不堪其烦，但却始终不肯征伐，甚至将对日本的不征之国地位写进祖训，还要求后世子孙必须遵照执行，一字不易。
有明一朝很多事都坏在祖训上，虽然其中很多事实上已经被改动，但是要知道的是，那些改动大多都是假借临时措施的方式“通融”出来的。
比如说总督、巡抚都不是朱元璋搞出来的，因此哪怕现在早已成了常设之职，但从制度上而言依旧还是“临时派遣”这一属性。
然而高务实要搞的是什么？本质上是对外扩张，这就很难临时，只能另辟蹊径。
在安南，高务实是以私军加土司军偷袭了莫朝首都升龙，再挟莫朝之力平定后黎郑氏，最后以莫茂洽的名义自请安南内附的。
在朝鲜，高务实是借出兵援助的机会，打算控制朝鲜王和朝鲜朝廷，让他们“主动内附”， 以避免“不征之国”的禁锢。
可是日本怎么办？难道也只能自己出兵出钱拿下，然后逼日本届时的当权者成为傀儡、上表大明朝廷请求内附吗？
可以做，但是不划算，而且师出无名。
大明朝廷如果出兵日本，可以说是为了惩戒日本侵略朝鲜是对大明的不敬，这是师出有名的，可他高务实或者说海贸同盟有什么理由出兵日本呢？
明明是国仇，可没法强行当成家恨来办。
何况日本不同于安南，安南虽然造反，但当时大明打它跟玩一样，其实没当回事，只是觉得年年派大军打它太费钱不划算，宣宗才选择放弃。
日本却不同，它两次出兵都把朝鲜这个宗藩之中排首位的藩属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且大明朝廷内部现在也都知道日本“有兵五十万之巨”。虽然不及大明，但也堪称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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