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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旨不遵即为反贼，权栗如此，柳成龙亦如此。”
李山海此言一出，张万邦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看来在李山海眼里，依然是坚持政治大于军事的。眼下虽然是权栗在明面上闹着，但李山海立刻判断出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必是柳成龙无疑,故权栗虽然要打，柳成龙也绝不可放过。
至于他这个判断到底对不对，张万邦自然要好好思索一下。他在全面接手汉阳防务之前是受到过麻贵面授机宜的，而麻贵交待他的话其实又多半是从高务实的信中得来，所以张万邦现在要分析的关键就在于李山海此计是否符合侯爷的心意。
高务实不是神仙，并非真的料事如神，自然不可能在事发之前把什么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全部写成预案交待麻贵和张万邦。换句话说,他只能搞出个“精神”来让麻贵和张万邦领会。
高务实给麻贵的信主要做了哪些要求？其实也就三点：
其一，确保汉阳与朝鲜王室完全在明军保护之下，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不得动摇这种全面保护；
其二，确保已经投靠己方的北人党控制朝鲜朝政，也即掌握朝鲜朝廷话语权，此中最基本的一点即保证李山海的领议政地位不动摇；
其三，在不激起大规模民怨的情况下，坚决打击反对朝鲜内附大明的其他派系势力，并逐步推进北人党在朝鲜朝廷的渗透，快速有序替换掉反对派官员。
其实这个思路只要高务实一提，哪怕麻贵和张万邦是两员武将也能看得明白。如果拿《三国演义》里的曹魏来类比一下，那么高务实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管怎么说，皇帝在我曹某人的许都，那么天下正统就在我这儿。
第二条原则就好比是我曹某人不能只当个司空兼车骑将军，必须把袁大将军干挺了，然后弄个丞相来当,代皇帝总揆天下。这样就不光是天下正统在我这儿，实际执政该怎么干也由我说了算。
第三条原则那就好比是将曹氏亲信塞满朝廷,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上两条解决的问题都是顶层决策出自谁家，但再好的决策你得有本事执行下去才能落到实处，所以李山海必须要能把北人党的人大规模拉进朝廷，取代南人党、西人党的位置，这样接下来的事情才好办。
其实这里的例子举曹氏还不如举司马氏。司马懿的生平大家都比较了解，简单的说，曹丕与其子曹叡都比较短命，于是曹叡死后托孤给司马懿与曹爽，而司马懿最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于嘉平元年干掉了曹爽，亲手把持了魏国的朝政。
如果曹丕泉下有知的话，恐怕此时连肠子都要悔青了。正是因为他与曹植的兄弟之争，才导致日后曹魏对宗室的态度极其苛刻，始终对曹氏宗亲严防死守。这样一来，司马家专权之后，尤其是曹爽死后，手里没兵也没权的曹氏宗亲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司马家人把持朝政，在谋朝篡位的路上越走越远。
“(司马懿)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晋书·宣帝纪》。
然而篡位这种事,并不是说篡就篡的，你总得讲一个执政合法性不是？人家曹操能干到魏王，那是因为他接到汉天子的时候汉朝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是曹操在几十年间亲自上阵，尽复天下十三州其中之九的。
因此，曹氏夺权的时候，大家就算是有不满，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人家确实是有这个实力的。而你司马懿干什么了？就是装死称病，耍阴谋诡计很厉害么？
所以司马家族把持朝政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异己——篡位是暂时不可能篡位的了，十年之内想都不要想，但起码让曹魏朝廷上上下下都听我司马家的号令，这事还是有戏的。
公元251年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成为了司马家族新的掌舵人，开始了对曹魏朝廷的清洗。小皇帝曹芳对此当然是十分不满的——曹爽专权的时候，起码还是我们老曹家人在把持朝政，结果赶走了曹爽，居然变成了外姓人把持朝政了！这大汉才亡几天啊？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么?
于是暗中咬牙切齿的小皇帝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实现自己的反攻大业。事实证明，在三国这种乱世中，想找一个搞事情的机会实在是太简单了。
公元254年，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反攻中原。魏国上下对姜维这种日常性的北伐已经完全习惯了，也觉得无所谓——诸葛亮当年都不行，你姜维就行？谁给你的勇气？
因此按照惯例，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就被派出去跟姜维作战。出征之前，曹芳总是要检阅一下部队、讲两句话鼓舞一下士气的。
曹芳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司马师跟司马昭两兄弟平时并不待在一起，他俩一个在中央把持朝政，一个在外面执掌兵权，确保鸡蛋不会放在一个篮子里。而这次曹芳则准备借着自己检阅部队的机会，出其不意的干掉司马昭，然后夺取军权，回头再来干掉司马师——完美！
曹芳觉得自己规划好了所有的环节，然而有一件事，是他万万没想到的。那就是等到了发难的当口，曹芳自己怂了。
“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然而你布置了这么久，连“天诛国贼”的诏书都写好了，最后居然怂了！这难道是打个哈哈、开个玩笑就能混过去的么？显然不是啊！因此，反应过来的司马师回过头来就把曹芳给废了——这届皇帝不行，咱们换一个。
“昭引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甲戌，师以皇太后令召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群臣皆莫敢违。乃奏收帝玺绶，归藩于齐。”——《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现在的问题是换谁呢？在太后的强烈要求下，最后换了个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高贵乡公，曹髦。
司马师对这事是比较满意的——这孩子只有十四岁，十四岁的小孩子，他能懂个球？正好方便自己把持朝政嘛。
此时的三国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烽烟满地、豪杰辈出的前三国时代了。什么辕门射戟、草船借箭、威震中原、血战长坂，都随着一众英雄奸雄枭雄的逝世而雨打风吹去了。
此时吴国内部日常性忙着撕逼，国力内耗；而蜀国的当家人是名流千古的阿斗，治理水平毋须多言，混日子罢了。只有魏国，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国力上远远超出两个对手，只不过司马师一直忙着收拾国内剩下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还没办法抽出手来好好教训一下蜀吴两国。
具体平叛的事倒也不是那么好办的，司马懿、司马师先后死于这一时间段内，大权终于归了司马昭。
通过之前的几次平叛，曹氏家族在地方上的死忠与残留势力基本上被解决殆尽，而蜀国与吴国的国力早就被魏国甩在了身后。因此司马昭一次又一次的被加封，他现在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便可以实施他的篡位大计。
司马昭的野心曹髦知道，不仅曹髦知道，大魏满朝上下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而曹髦也变得愈发绝望。
终于，在公元260年，濒临崩溃的曹髦高呼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带着宫中仅剩的忠于他的侍卫与奴仆向司马昭发起了一次荒诞的自杀式攻击，曹髦甚至没有见到司马昭的面就死在了半路上，用自己的血见证了大魏末代皇族的尊严。
不过曹髦死后的司马昭仍然暂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他篡位的条件仍不充分，而另一方面现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要篡位了！
煎熬中的司马昭只好再扶持了一个新的傀儡，同时加紧了攻蜀的步伐。终于，公元263年魏国伐蜀成功，司马昭总算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绝世之功了！
剩下的事情就相当简单了，公元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他的儿子司马炎则在次年自己父亲死后称帝，终结了魏国的国祚。而公元280年，司马炎又灭掉了东吴，统一了天下，正统性再无争议。
之所以说这么多，主要是说明两件事：如果单纯只是要篡位，那么你只要有强大的军权就够了；如果要篡位之后还能保证天下相安无事，那么军权、政权就都必须在掌握之中。
军权相对简单，封建制度下就是主要将领都听你的，军权基本上就算到手了。
政权就复杂多了，毕竟满朝文武各方势力述求不同，谁该拉拢、谁要打压、谁得斩草除根，这都是必须想好并绝对办妥的前置条件。否则你前脚贸贸然篡位，后脚就得到一个天下皆反的结果，还指不定最后鹿死谁手，那你何必呢？还不如当个幕后皇帝。
高务实在朝鲜要的固然不是篡位，但让朝鲜内附大明其实也不容易，并不是只要李昖一句话就能搞定而且绝无后患的。事实是按照朝鲜朝廷内部的分裂程度，如果内部问题没解决好，内附之后也一样可能遍地狼烟。
当然，以此刻大明的实力而言，即便朝鲜遍地狼烟，也不是说就真压不住。只不过高务实毕竟自问是个文官，如果不必动刀动枪就能政治解决，那又何必非要杀个血流成河呢？
怎么，打仗不花钱的吗？不花时间的吗？更别提明军也会有不必要的损失，会影响其他方向上的布局——说近点，朝鲜不稳怎么出兵日本？说远点，西域不重归汉土，他高某人这辈子谈何圆满？
张万邦当然不知道高务实的远景规划，但至少对于领会侯爷精神这一块还是颇有心得的。既然侯爷要扶植李山海和他的北人党，那么打击南人党的柳成龙就属于政治正确。
其实张万邦对柳成龙的观感本来还算不错，在他看来柳成龙至少属于那种愿意做点事的朝鲜大臣，远强过很多混吃等死的碌碌之辈。不过这点好感对于张万邦的行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他在决定答应李山海之前顶多也只是对于柳成龙可能的下场稍微有点遗憾。
“鹅溪先生之谋划本将大致赞同，不过倒想问一问先生，如此则本将需要做些什么？”张万邦问道，然后又怕李山海不明白自己所指，补充了一句：“我是说，一旦他俩真的同流合污、抗旨不遵，鹅溪先生是希望本将出城讨伐叛党么？”
李山海不知张万邦是不是真敢出城以六千伐三万，担心自己把话说得太死，因此道：“只要南人党文武两大首脑皆被打成叛臣，那么接下来自然是八道同心、天诛国贼……至于参戎是否即刻出兵讨伐，此乃军务，还是请参戎自行决断，山海不敢妄议。”
张万邦听得颇为受用，暗道：这李山海果然是老狐狸，还是很有分寸的，至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事是他能做的，又有什么事万万不能插手。行，既然你这么上道，那我也好说话。
“领议政既然如此说，本将还能有什么迟疑的呢？就请领议政面见贵国王上，请旨派柳成龙前往芦原岭将权栗革职待勘吧。至于出兵与否，本将会视柳成龙、权栗二人的表现来做决定。”
李山海彻底放下心来，拱手谢过。张万邦回了一礼，却又笑着道：“说句心里话，本将其实更希望权栗主动领兵来攻汉阳。”
“若能如此，自是最好不过。”显然，李山海也知道张万邦以善守著称，更知道守城远比野战更有利于兵力劣势的一方。
张万邦起身送客，道：“既然大战将近，本将总要提前布置一番，就不多留鹅溪先生了，先生慢走。”
“不敢，参戎留步，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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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海此言一出，张万邦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看来在李山海眼里，依然是坚持政治大于军事的。眼下虽然是权栗在明面上闹着，但李山海立刻判断出其背后的始作俑者必是柳成龙无疑,故权栗虽然要打，柳成龙也绝不可放过。
至于他这个判断到底对不对，张万邦自然要好好思索一下。他在全面接手汉阳防务之前是受到过麻贵面授机宜的，而麻贵交待他的话其实又多半是从高务实的信中得来，所以张万邦现在要分析的关键就在于李山海此计是否符合侯爷的心意。
高务实不是神仙，并非真的料事如神，自然不可能在事发之前把什么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全部写成预案交待麻贵和张万邦。换句话说,他只能搞出个“精神”来让麻贵和张万邦领会。
高务实给麻贵的信主要做了哪些要求？其实也就三点：
其一，确保汉阳与朝鲜王室完全在明军保护之下，无论出现任何情况，不得动摇这种全面保护；
其二，确保已经投靠己方的北人党控制朝鲜朝政，也即掌握朝鲜朝廷话语权，此中最基本的一点即保证李山海的领议政地位不动摇；
其三，在不激起大规模民怨的情况下，坚决打击反对朝鲜内附大明的其他派系势力，并逐步推进北人党在朝鲜朝廷的渗透，快速有序替换掉反对派官员。
其实这个思路只要高务实一提，哪怕麻贵和张万邦是两员武将也能看得明白。如果拿《三国演义》里的曹魏来类比一下，那么高务实的第一条原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管怎么说，皇帝在我曹某人的许都，那么天下正统就在我这儿。
第二条原则就好比是我曹某人不能只当个司空兼车骑将军，必须把袁大将军干挺了，然后弄个丞相来当,代皇帝总揆天下。这样就不光是天下正统在我这儿，实际执政该怎么干也由我说了算。
第三条原则那就好比是将曹氏亲信塞满朝廷,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上两条解决的问题都是顶层决策出自谁家，但再好的决策你得有本事执行下去才能落到实处，所以李山海必须要能把北人党的人大规模拉进朝廷，取代南人党、西人党的位置，这样接下来的事情才好办。
其实这里的例子举曹氏还不如举司马氏。司马懿的生平大家都比较了解，简单的说，曹丕与其子曹叡都比较短命，于是曹叡死后托孤给司马懿与曹爽，而司马懿最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于嘉平元年干掉了曹爽，亲手把持了魏国的朝政。
如果曹丕泉下有知的话，恐怕此时连肠子都要悔青了。正是因为他与曹植的兄弟之争，才导致日后曹魏对宗室的态度极其苛刻，始终对曹氏宗亲严防死守。这样一来，司马家专权之后，尤其是曹爽死后，手里没兵也没权的曹氏宗亲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司马家人把持朝政，在谋朝篡位的路上越走越远。
“(司马懿)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晋书·宣帝纪》。
然而篡位这种事,并不是说篡就篡的，你总得讲一个执政合法性不是？人家曹操能干到魏王，那是因为他接到汉天子的时候汉朝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是曹操在几十年间亲自上阵，尽复天下十三州其中之九的。
因此，曹氏夺权的时候，大家就算是有不满，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承认人家确实是有这个实力的。而你司马懿干什么了？就是装死称病，耍阴谋诡计很厉害么？
所以司马家族把持朝政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除异己——篡位是暂时不可能篡位的了，十年之内想都不要想，但起码让曹魏朝廷上上下下都听我司马家的号令，这事还是有戏的。
公元251年司马懿死后，他的大儿子司马师成为了司马家族新的掌舵人，开始了对曹魏朝廷的清洗。小皇帝曹芳对此当然是十分不满的——曹爽专权的时候，起码还是我们老曹家人在把持朝政，结果赶走了曹爽，居然变成了外姓人把持朝政了！这大汉才亡几天啊？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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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4年，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反攻中原。魏国上下对姜维这种日常性的北伐已经完全习惯了，也觉得无所谓——诸葛亮当年都不行，你姜维就行？谁给你的勇气？
因此按照惯例，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就被派出去跟姜维作战。出征之前，曹芳总是要检阅一下部队、讲两句话鼓舞一下士气的。
曹芳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司马师跟司马昭两兄弟平时并不待在一起，他俩一个在中央把持朝政，一个在外面执掌兵权，确保鸡蛋不会放在一个篮子里。而这次曹芳则准备借着自己检阅部队的机会，出其不意的干掉司马昭，然后夺取军权，回头再来干掉司马师——完美！
曹芳觉得自己规划好了所有的环节，然而有一件事，是他万万没想到的。那就是等到了发难的当口，曹芳自己怂了。
“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然而你布置了这么久，连“天诛国贼”的诏书都写好了，最后居然怂了！这难道是打个哈哈、开个玩笑就能混过去的么？显然不是啊！因此，反应过来的司马师回过头来就把曹芳给废了——这届皇帝不行，咱们换一个。
“昭引兵入城，大将军师乃谋废帝。甲戌，师以皇太后令召群臣会议，以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群臣皆莫敢违。乃奏收帝玺绶，归藩于齐。”——《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现在的问题是换谁呢？在太后的强烈要求下，最后换了个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高贵乡公，曹髦。
司马师对这事是比较满意的——这孩子只有十四岁，十四岁的小孩子，他能懂个球？正好方便自己把持朝政嘛。
此时的三国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烽烟满地、豪杰辈出的前三国时代了。什么辕门射戟、草船借箭、威震中原、血战长坂，都随着一众英雄奸雄枭雄的逝世而雨打风吹去了。
此时吴国内部日常性忙着撕逼，国力内耗；而蜀国的当家人是名流千古的阿斗，治理水平毋须多言，混日子罢了。只有魏国，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国力上远远超出两个对手，只不过司马师一直忙着收拾国内剩下的一小撮反革命份子，还没办法抽出手来好好教训一下蜀吴两国。
具体平叛的事倒也不是那么好办的，司马懿、司马师先后死于这一时间段内，大权终于归了司马昭。
通过之前的几次平叛，曹氏家族在地方上的死忠与残留势力基本上被解决殆尽，而蜀国与吴国的国力早就被魏国甩在了身后。因此司马昭一次又一次的被加封，他现在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便可以实施他的篡位大计。
司马昭的野心曹髦知道，不仅曹髦知道，大魏满朝上下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而曹髦也变得愈发绝望。
终于，在公元260年，濒临崩溃的曹髦高呼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带着宫中仅剩的忠于他的侍卫与奴仆向司马昭发起了一次荒诞的自杀式攻击，曹髦甚至没有见到司马昭的面就死在了半路上，用自己的血见证了大魏末代皇族的尊严。
不过曹髦死后的司马昭仍然暂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他篡位的条件仍不充分，而另一方面现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要篡位了！
煎熬中的司马昭只好再扶持了一个新的傀儡，同时加紧了攻蜀的步伐。终于，公元263年魏国伐蜀成功，司马昭总算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绝世之功了！
剩下的事情就相当简单了，公元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他的儿子司马炎则在次年自己父亲死后称帝，终结了魏国的国祚。而公元280年，司马炎又灭掉了东吴，统一了天下，正统性再无争议。
之所以说这么多，主要是说明两件事：如果单纯只是要篡位，那么你只要有强大的军权就够了；如果要篡位之后还能保证天下相安无事，那么军权、政权就都必须在掌握之中。
军权相对简单，封建制度下就是主要将领都听你的，军权基本上就算到手了。
政权就复杂多了，毕竟满朝文武各方势力述求不同，谁该拉拢、谁要打压、谁得斩草除根，这都是必须想好并绝对办妥的前置条件。否则你前脚贸贸然篡位，后脚就得到一个天下皆反的结果，还指不定最后鹿死谁手，那你何必呢？还不如当个幕后皇帝。
高务实在朝鲜要的固然不是篡位，但让朝鲜内附大明其实也不容易，并不是只要李昖一句话就能搞定而且绝无后患的。事实是按照朝鲜朝廷内部的分裂程度，如果内部问题没解决好，内附之后也一样可能遍地狼烟。
当然，以此刻大明的实力而言，即便朝鲜遍地狼烟，也不是说就真压不住。只不过高务实毕竟自问是个文官，如果不必动刀动枪就能政治解决，那又何必非要杀个血流成河呢？
怎么，打仗不花钱的吗？不花时间的吗？更别提明军也会有不必要的损失，会影响其他方向上的布局——说近点，朝鲜不稳怎么出兵日本？说远点，西域不重归汉土，他高某人这辈子谈何圆满？
张万邦当然不知道高务实的远景规划，但至少对于领会侯爷精神这一块还是颇有心得的。既然侯爷要扶植李山海和他的北人党，那么打击南人党的柳成龙就属于政治正确。
其实张万邦对柳成龙的观感本来还算不错，在他看来柳成龙至少属于那种愿意做点事的朝鲜大臣，远强过很多混吃等死的碌碌之辈。不过这点好感对于张万邦的行动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他在决定答应李山海之前顶多也只是对于柳成龙可能的下场稍微有点遗憾。
“鹅溪先生之谋划本将大致赞同，不过倒想问一问先生，如此则本将需要做些什么？”张万邦问道，然后又怕李山海不明白自己所指，补充了一句：“我是说，一旦他俩真的同流合污、抗旨不遵，鹅溪先生是希望本将出城讨伐叛党么？”
李山海不知张万邦是不是真敢出城以六千伐三万，担心自己把话说得太死，因此道：“只要南人党文武两大首脑皆被打成叛臣，那么接下来自然是八道同心、天诛国贼……至于参戎是否即刻出兵讨伐，此乃军务，还是请参戎自行决断，山海不敢妄议。”
张万邦听得颇为受用，暗道：这李山海果然是老狐狸，还是很有分寸的，至少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事是他能做的，又有什么事万万不能插手。行，既然你这么上道，那我也好说话。
“领议政既然如此说，本将还能有什么迟疑的呢？就请领议政面见贵国王上，请旨派柳成龙前往芦原岭将权栗革职待勘吧。至于出兵与否，本将会视柳成龙、权栗二人的表现来做决定。”
李山海彻底放下心来，拱手谢过。张万邦回了一礼，却又笑着道：“说句心里话，本将其实更希望权栗主动领兵来攻汉阳。”
“若能如此，自是最好不过。”显然，李山海也知道张万邦以善守著称，更知道守城远比野战更有利于兵力劣势的一方。
张万邦起身送客，道：“既然大战将近，本将总要提前布置一番，就不多留鹅溪先生了，先生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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