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原历史上高淮乱辽，光是《神宗实录》里记载的各路弹劾就有一大串，结果闹了那么久才算是终于逼皇帝把这厮召回了——注意，还只是召回，可见要处置他有多难。
然而高务实此时却说“除一高淮，如屠一狗尔”，这怕不是有些膨胀？还真不是膨胀，高务实要除一个高淮，还真就“如屠一狗”。
这就要说到有明一朝政治体系之下的各方权力变化了，不过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明过，这里不必重复，只说当前的权力格局以及背后的法理基础。
总的来说，历史上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几乎可以看做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帝王在与文臣之间为了国家真正的统治权而不断拉锯、寻找平衡。从最初的朱元璋强势皇权，到张居正“吾非相，乃摄也”的巅峰相权，都真实的反应了这一争斗的转变。
那么，宦官呢？宦官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宦官的权力变化，见证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实力的变化。
因为朱元璋的原因，明朝在开国初期，受到强势皇权的影响，国家政治清明、军力强盛。但到了成祖朱棣时期，受制于帝王本身实力的差距，开始寻求文臣的辅助，而为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权提升影响皇权，便同时采取了勋贵阶级与宦官势力共同来辅佐皇权。
本来，出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土木堡之变后，勋贵的集体陨落造成文臣一家独大，进而形成了大明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国家对地方的掌控出现问题，财政日渐窘困。
为了对抗相权，一代代的明朝皇帝开始不断增加宦官权力来制衡文臣，只不过他们当时可能没想到，到了崇祯皇帝时，这套办法被圣君崇祯给玩脱了。
这位圣君果断出手，生生把维护皇权的宦官势力连根拔起，相当于自己先把自己砍成废人，再跑去问文官说“现在你们该忠于朕了吧？”——红色毛熊解体后的休克疗法对此直呼内行，真休克了。
不过毛熊虽然休克，人家好歹有数千颗核弹，旁人去悄悄捡便宜还行，直接过去明抢那还是怕的，万一毛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同归于尽，那场面就难看了。但是，你大明又没有核弹，休克过去了自然就有人过来摸尸体喽。
这样一看，局面其实是这样的：早前宦官没什么用，朱元璋根本不需要用他们；后来朱棣比朱元璋差点，但只要借力于勋贵，依然不太需要宦官；朱棣之后因为土木之变，勋贵名存实亡，只好把宦官找出来顶上。
所以，皇权与相权之争虽然是根源，但其表现则是宦官与文官之争。勋贵一开始挺重要，后来由于自身衰败，便逐渐退居二线去了。
那么，勋贵真的就没有用了吗？那也不见得。之前就说过，大明朝的勋贵、文官、宦官三者之间有个隐藏关系：勋贵怕文官，文官怕宦官，宦官怕勋贵。
这不是下棋一般的绝对克制，但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有表现，比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的时候完全称得上权倾天下，但对于定国公完全不给他脸面却毫无办法，这就说明其中必有缘故。
这些顶级勋贵为何连九千岁都敢不放在眼里？乍一看似乎是因为勋贵世袭罔替，是君权本身的衍申，也必然依附和支持君权，故皇帝与他们本质上是盟友关系。而宦官的权力虽然也是君权的衍申，但他们与皇帝却不能算盟友，他们只是皇帝的仆人，这是主仆关系。
仆人可以想换就换，反正多的是人愿意来做这个仆人，皇帝挑选的余地非常大；勋贵却不能想换就换，皇帝再怎么想换，可人家家里够资格的人太少，可挑选的余地太逼仄了。
这就是身份地位的真正差距所在——可替代性不同。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勋贵因为一场土木之变就不能压制文官了，而宦官却能压制文官呢？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力量差。
早前勋贵能压制文官，靠的是掌握武力，土木之变导致勋贵掌握的武力几乎灰飞烟灭，战功建立的威望也不复存在，自然就弱势下去了。
宦官能压制文官靠的当然不是武力，而是不受文官制约的监督权——厂卫。厂卫的监督权直到崇祯作死之前，一直都是保持得比较完整的。
即便是文臣子弟大量恩荫进了锦衣卫，宦官也没有丢失这种权力，因为东厂能监督锦衣卫，而文臣子弟并不会被恩荫进东厂且成为主导——废话，东厂提督只能是内臣，恩荫你去当太监，这你都能答应？
但是无论如何，即便勋贵们失去了武力——甚至正因如此，其在皇帝心目中也就变得更加单纯，至少他们肯定不会造反。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又拥有名义上不容更改的政治地位(祖制)，皇帝自然会对他们报以最大的宽容。
于是，他们在宦官眼里就无敌了：人家自带忠诚BUFF，宦官手里威力最大的监督权直接宣告失效；人家地位尊崇，世袭罔替、与国同休，而宦官不过皇帝家奴而已，人家要真是火气上来，直接拿鞭子抽你这“阉竖”又如何？
还真不如何，抽了也就抽了。所以九千岁压根不去和国公爷打照面，免得下不来台。
说归现实，高务实现在是什么身份？保持文官身份的南宁候。
文官不可怕，牛逼的宦官能制得住文官；勋贵也不可怕，牛逼的文官能制得住勋贵。然而，文官兼勋贵，这就可怕了。这一身份在大明的政治制度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是个BUG，他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根本就没有天敌！
你文官要动他，他是当前最强势的政治集团实学派之党魁，功劳之多、力量之强根本不是你动得了的；你宦官要动他，他是勋贵身份，地位世袭罔替，尊贵与国同休，在皇帝面前比你重要得多；你勋贵要动他……嗯？他是你们盟主啊，你疯了吗要动他，钱都不要了吗？
所以，高务实根本没有历史上那些人搞不定高淮的烦恼，对他来说，要动高淮简单得很——何况现在的高淮还远没到镇辽时在皇帝心目中的那种重要性呢。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刘馨有些好奇地道：“他现在应该不算什么重要人物，所以按理说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过失才对。”
高务实道：“虽然我以前学法律，按理说钓鱼执法肯定是不对的，也不应该预设立场，但现在情况不同，我是知道高淮这厮必会坏事的，所以……”
“所以你要钓鱼执法？”刘馨忍不住笑道：“怎么钓鱼啊，说他收了你的贿赂吗？”
“我就这么傻吗？”高务实翻了个白眼，道：“让他去督陵工就行了，没几个太监督陵工不从中捞一笔的，等他督工一段时间，然后派人去查就行了，我敢说一查一个准。”
“好家伙，你可真是把这套手段玩明白了。”刘馨一翘大拇指：“这法子我看行，简直光明正大、无懈可击。”
“那是，这种套路虽然老，但绝对好用。”高务实轻哼一声，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这个建议不能是我来提，得找个与我无关的人来安排。”
“所以你要找陈矩？”刘馨问道。
“当然不是，陈矩提这茬，那我就是在害他了，要找一个被害了也没影响的。”高务实嘿嘿一笑，道：“比如李文进，或者郑贵妃，都可以嘛。”
刘馨感慨道：“我记得以前看一部电视剧，忘了名字叫什么了，但那里头有句话说得很好，说忠臣得比奸臣更奸——现在看来真是太有道理了。”
高务实白了她一眼：“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哎呀，当然是夸你啦，我的侯爷。”刘馨笑嘻嘻地回了一句，然后忽然笑容一敛，正色道：“对了，你不在的时候，我和甲斐姬商议了一下，有些事要你拿主意。”
既然是有甲斐姬参与，那肯定是日本事务，高务实问道：“日本方面的安排还有不明确的？”
“当然。”刘馨道：“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虽然你判断德川家康不愿意与我们兵戎相见，但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能排除。尤其是在丰臣秀吉现在脑子可能已经不太清楚的前提下，谁知道他会不会强迫德川家康和我们大打一场，甚至一旦德川家康表现不够积极，他干脆亲自派兵来战？”
高务实沉吟起来，但没有立刻表态。其实刘馨这话已经打动他了，因为现在丰臣秀吉的表现的确很有问题，或者说他在原历史上的这段时间表现也很有问题。对于一个精神状态难以判断的人，他会有什么反常举动根本没法预料，因此先做最坏打算也的确没错。
刘馨却不打算等高务实慢慢琢磨，而是直接说到了第二点：“其次，我们之前只谈了关东问题，还没谈堺町呢。”
她伸手在高务实面前晃了晃，让他先听自己说话：“那地方原先有许多日本的大商人，但后来因为丰臣秀吉把他们都充实去了大坂，于是空了出来。小田原之战那会儿，丰臣秀长去三崎城和罗远谈判，最后谈下来的条件就是海贸同盟去堺町新修一座不次于清水城那边的水晶楼，这你记得吧？”
“当然记得。”高务实伸手把她在自己面前晃动的手拿开，道：“那楼应该已经修好了吧？我后来带兵北上作战去了，没注意后续的发展——堺町现在怎么样了？”
“水晶楼当然修好了，而且海贸同盟也的确把那儿当做咱们在日本近畿和中部地区的总部所在，不过罗远当时争取来的驻军权却还没来得及行使。”
这件事当时是丰臣秀长和罗远谈下来的，一开始是丰臣秀吉要求海贸同盟必须在大坂成立日本总部，这样才能将九州水晶楼和关东(三崎城)水晶楼的牌面压下去。由于有高务实的授权，这个条件罗远答应了，但他表示海贸同盟有自己的规矩，水晶楼所在地是必须由海贸同盟自行负责防务的，因此要求驻军。
既然要驻军，那海贸同盟日本总部显然就没法设在大坂城了，于是丰臣秀长提出设在离大坂城很近的堺町。堺町虽然商户迁徙，但人口流失倒也不算很大，以海贸同盟之实力，一旦入驻堺町，当地繁荣起来还是指日可待的，因此这一条罗远也答应了。
不过接下来双方就驻军问题扯皮了一段时间。一开始罗远表示会将驻军控制在“一万以内”，但丰臣秀长大吃一惊之余立刻拒绝了，他认为一万太多了，毕竟这地方离大坂城那么近，近万大军根本不是丰臣秀吉能接受的，丰臣秀长认为最多不能超过三千人。
而罗远当时则表示说以海贸同盟陆师编制，三千人很难安排。海贸同盟陆师一般以镇为基本单位，一镇人员是12512人。他说之前答应将人数控制在一万以内其实就很为难了，因为那只能派驻两个步兵协，镇属马标、炮标都不能带。
于是双方一通扯皮，最终达成的协议还是以丰臣秀长提出的妥协建议为主，即海贸同盟在堺町的驻军不超过五千，只去一个步兵协。
他还“十分贴心”地表示这五千之数里头有四千零三十八人计划为海贸同盟的一个标准步兵协，剩下约一千人可以是这一协军官们的家眷、家丁等。
条件虽然达成了，但其实直到现在也没实际部署。一来海贸同盟本身没有那么多陆师(京华在国内的陆师主要属于京华商社和各大工、矿场，不归海贸同盟直辖)，二来高务实之后一直忙着对蒙战争事务，没有决定下来从哪调拨人手。
因此直到现在，海贸同盟虽然在堺町已经建成了所谓日本总部，可是防卫力量并非正规陆师，而是舰队中京华和各家凑出来的一些火枪手。这些人的人数也不固定，多的时候千把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百。
“你是觉得万一真和丰臣秀吉交战，我们可以守住堺町？”高务实摇头道：“我一开始迟迟不派兵去驻守堺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担心开战之后根本守不住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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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务实此时却说“除一高淮，如屠一狗尔”，这怕不是有些膨胀？还真不是膨胀，高务实要除一个高淮，还真就“如屠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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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历史上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几乎可以看做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帝王在与文臣之间为了国家真正的统治权而不断拉锯、寻找平衡。从最初的朱元璋强势皇权，到张居正“吾非相，乃摄也”的巅峰相权，都真实的反应了这一争斗的转变。
那么，宦官呢？宦官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宦官的权力变化，见证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实力的变化。
因为朱元璋的原因，明朝在开国初期，受到强势皇权的影响，国家政治清明、军力强盛。但到了成祖朱棣时期，受制于帝王本身实力的差距，开始寻求文臣的辅助，而为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权提升影响皇权，便同时采取了勋贵阶级与宦官势力共同来辅佐皇权。
本来，出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土木堡之变后，勋贵的集体陨落造成文臣一家独大，进而形成了大明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国家对地方的掌控出现问题，财政日渐窘困。
为了对抗相权，一代代的明朝皇帝开始不断增加宦官权力来制衡文臣，只不过他们当时可能没想到，到了崇祯皇帝时，这套办法被圣君崇祯给玩脱了。
这位圣君果断出手，生生把维护皇权的宦官势力连根拔起，相当于自己先把自己砍成废人，再跑去问文官说“现在你们该忠于朕了吧？”——红色毛熊解体后的休克疗法对此直呼内行，真休克了。
不过毛熊虽然休克，人家好歹有数千颗核弹，旁人去悄悄捡便宜还行，直接过去明抢那还是怕的，万一毛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同归于尽，那场面就难看了。但是，你大明又没有核弹，休克过去了自然就有人过来摸尸体喽。
这样一看，局面其实是这样的：早前宦官没什么用，朱元璋根本不需要用他们；后来朱棣比朱元璋差点，但只要借力于勋贵，依然不太需要宦官；朱棣之后因为土木之变，勋贵名存实亡，只好把宦官找出来顶上。
所以，皇权与相权之争虽然是根源，但其表现则是宦官与文官之争。勋贵一开始挺重要，后来由于自身衰败，便逐渐退居二线去了。
那么，勋贵真的就没有用了吗？那也不见得。之前就说过，大明朝的勋贵、文官、宦官三者之间有个隐藏关系：勋贵怕文官，文官怕宦官，宦官怕勋贵。
这不是下棋一般的绝对克制，但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有表现，比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的时候完全称得上权倾天下，但对于定国公完全不给他脸面却毫无办法，这就说明其中必有缘故。
这些顶级勋贵为何连九千岁都敢不放在眼里？乍一看似乎是因为勋贵世袭罔替，是君权本身的衍申，也必然依附和支持君权，故皇帝与他们本质上是盟友关系。而宦官的权力虽然也是君权的衍申，但他们与皇帝却不能算盟友，他们只是皇帝的仆人，这是主仆关系。
仆人可以想换就换，反正多的是人愿意来做这个仆人，皇帝挑选的余地非常大；勋贵却不能想换就换，皇帝再怎么想换，可人家家里够资格的人太少，可挑选的余地太逼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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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勋贵因为一场土木之变就不能压制文官了，而宦官却能压制文官呢？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力量差。
早前勋贵能压制文官，靠的是掌握武力，土木之变导致勋贵掌握的武力几乎灰飞烟灭，战功建立的威望也不复存在，自然就弱势下去了。
宦官能压制文官靠的当然不是武力，而是不受文官制约的监督权——厂卫。厂卫的监督权直到崇祯作死之前，一直都是保持得比较完整的。
即便是文臣子弟大量恩荫进了锦衣卫，宦官也没有丢失这种权力，因为东厂能监督锦衣卫，而文臣子弟并不会被恩荫进东厂且成为主导——废话，东厂提督只能是内臣，恩荫你去当太监，这你都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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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不可怕，牛逼的宦官能制得住文官；勋贵也不可怕，牛逼的文官能制得住勋贵。然而，文官兼勋贵，这就可怕了。这一身份在大明的政治制度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是个BUG，他除了皇帝本人之外，根本就没有天敌！
你文官要动他，他是当前最强势的政治集团实学派之党魁，功劳之多、力量之强根本不是你动得了的；你宦官要动他，他是勋贵身份，地位世袭罔替，尊贵与国同休，在皇帝面前比你重要得多；你勋贵要动他……嗯？他是你们盟主啊，你疯了吗要动他，钱都不要了吗？
所以，高务实根本没有历史上那些人搞不定高淮的烦恼，对他来说，要动高淮简单得很——何况现在的高淮还远没到镇辽时在皇帝心目中的那种重要性呢。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刘馨有些好奇地道：“他现在应该不算什么重要人物，所以按理说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过失才对。”
高务实道：“虽然我以前学法律，按理说钓鱼执法肯定是不对的，也不应该预设立场，但现在情况不同，我是知道高淮这厮必会坏事的，所以……”
“所以你要钓鱼执法？”刘馨忍不住笑道：“怎么钓鱼啊，说他收了你的贿赂吗？”
“我就这么傻吗？”高务实翻了个白眼，道：“让他去督陵工就行了，没几个太监督陵工不从中捞一笔的，等他督工一段时间，然后派人去查就行了，我敢说一查一个准。”
“好家伙，你可真是把这套手段玩明白了。”刘馨一翘大拇指：“这法子我看行，简直光明正大、无懈可击。”
“那是，这种套路虽然老，但绝对好用。”高务实轻哼一声，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这个建议不能是我来提，得找个与我无关的人来安排。”
“所以你要找陈矩？”刘馨问道。
“当然不是，陈矩提这茬，那我就是在害他了，要找一个被害了也没影响的。”高务实嘿嘿一笑，道：“比如李文进，或者郑贵妃，都可以嘛。”
刘馨感慨道：“我记得以前看一部电视剧，忘了名字叫什么了，但那里头有句话说得很好，说忠臣得比奸臣更奸——现在看来真是太有道理了。”
高务实白了她一眼：“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哎呀，当然是夸你啦，我的侯爷。”刘馨笑嘻嘻地回了一句，然后忽然笑容一敛，正色道：“对了，你不在的时候，我和甲斐姬商议了一下，有些事要你拿主意。”
既然是有甲斐姬参与，那肯定是日本事务，高务实问道：“日本方面的安排还有不明确的？”
“当然。”刘馨道：“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虽然你判断德川家康不愿意与我们兵戎相见，但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不能排除。尤其是在丰臣秀吉现在脑子可能已经不太清楚的前提下，谁知道他会不会强迫德川家康和我们大打一场，甚至一旦德川家康表现不够积极，他干脆亲自派兵来战？”
高务实沉吟起来，但没有立刻表态。其实刘馨这话已经打动他了，因为现在丰臣秀吉的表现的确很有问题，或者说他在原历史上的这段时间表现也很有问题。对于一个精神状态难以判断的人，他会有什么反常举动根本没法预料，因此先做最坏打算也的确没错。
刘馨却不打算等高务实慢慢琢磨，而是直接说到了第二点：“其次，我们之前只谈了关东问题，还没谈堺町呢。”
她伸手在高务实面前晃了晃，让他先听自己说话：“那地方原先有许多日本的大商人，但后来因为丰臣秀吉把他们都充实去了大坂，于是空了出来。小田原之战那会儿，丰臣秀长去三崎城和罗远谈判，最后谈下来的条件就是海贸同盟去堺町新修一座不次于清水城那边的水晶楼，这你记得吧？”
“当然记得。”高务实伸手把她在自己面前晃动的手拿开，道：“那楼应该已经修好了吧？我后来带兵北上作战去了，没注意后续的发展——堺町现在怎么样了？”
“水晶楼当然修好了，而且海贸同盟也的确把那儿当做咱们在日本近畿和中部地区的总部所在，不过罗远当时争取来的驻军权却还没来得及行使。”
这件事当时是丰臣秀长和罗远谈下来的，一开始是丰臣秀吉要求海贸同盟必须在大坂成立日本总部，这样才能将九州水晶楼和关东(三崎城)水晶楼的牌面压下去。由于有高务实的授权，这个条件罗远答应了，但他表示海贸同盟有自己的规矩，水晶楼所在地是必须由海贸同盟自行负责防务的，因此要求驻军。
既然要驻军，那海贸同盟日本总部显然就没法设在大坂城了，于是丰臣秀长提出设在离大坂城很近的堺町。堺町虽然商户迁徙，但人口流失倒也不算很大，以海贸同盟之实力，一旦入驻堺町，当地繁荣起来还是指日可待的，因此这一条罗远也答应了。
不过接下来双方就驻军问题扯皮了一段时间。一开始罗远表示会将驻军控制在“一万以内”，但丰臣秀长大吃一惊之余立刻拒绝了，他认为一万太多了，毕竟这地方离大坂城那么近，近万大军根本不是丰臣秀吉能接受的，丰臣秀长认为最多不能超过三千人。
而罗远当时则表示说以海贸同盟陆师编制，三千人很难安排。海贸同盟陆师一般以镇为基本单位，一镇人员是12512人。他说之前答应将人数控制在一万以内其实就很为难了，因为那只能派驻两个步兵协，镇属马标、炮标都不能带。
于是双方一通扯皮，最终达成的协议还是以丰臣秀长提出的妥协建议为主，即海贸同盟在堺町的驻军不超过五千，只去一个步兵协。
他还“十分贴心”地表示这五千之数里头有四千零三十八人计划为海贸同盟的一个标准步兵协，剩下约一千人可以是这一协军官们的家眷、家丁等。
条件虽然达成了，但其实直到现在也没实际部署。一来海贸同盟本身没有那么多陆师(京华在国内的陆师主要属于京华商社和各大工、矿场，不归海贸同盟直辖)，二来高务实之后一直忙着对蒙战争事务，没有决定下来从哪调拨人手。
因此直到现在，海贸同盟虽然在堺町已经建成了所谓日本总部，可是防卫力量并非正规陆师，而是舰队中京华和各家凑出来的一些火枪手。这些人的人数也不固定，多的时候千把人，少的时候只有六七百。
“你是觉得万一真和丰臣秀吉交战，我们可以守住堺町？”高务实摇头道：“我一开始迟迟不派兵去驻守堺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担心开战之后根本守不住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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