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与三位门生的会晤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时辰,便因为临时有事被迫中断。这“临时有事”其实不在意料之外,反倒是意料之中——今日廷推阁臣的过程极度顺利,高务实在廷推中以绝对优势击败陪跑的另外两位候选人,在皇帝当场表态同意之下顺利入阁。
陪跑的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左都御史沈鲤,另一位是礼部尚书徐学谟。这两位候选人论资历都比高务实老得多,但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次廷推之所以也列他们在其中,不过是为了给高务实当绿叶,因此二人都没抱任何希望。
徐学谟好歹还出席了廷推,沈鲤则更有意思,他缺席了。这位左都御史不仅没有去送别好友兼同年许国,也没有出席廷推,反而告了病假在家休养,也不知道是身病还是心病。
这样一来,内阁就顺利完成了补齐,而皇帝也极其迅速——甚至称得上神速地立刻通过司礼监下达了圣旨,重新调整了内阁诸位阁臣的头衔。
说是调整,其实就是许国这位次辅去位之后,其余阁臣纷纷前进一步,只有排在许国之前的申时行升无可升,只好加了一级虚衔,由太子太傅晋为太子太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首辅,太子太师的虚衔居然刚刚赶上高务实,甚至马上还会比高务实落后一点——因为高务实入阁的同时,虚衔也再次晋升了。
经过圣旨确认,当前的内阁职务与排名便成了以下这般:中极殿大学士首辅申时行、建极殿大学士次辅吴兑、文华殿大学士王家屏、武英殿大学士王锡爵、文渊阁大学士梁梦龙、东阁大学士高务实。
这里高务实相对特殊,因为他在入阁之后,由于皇帝的坚持,其原职户部尚书依旧兼任,也就成了当前阁臣之中唯一一个兼任尚书实职者。这一点在廷推时其实遇到了一点阻力,因为部分大臣认为“查无先例”。
结果皇帝表示,既然当年先帝穆庙时,高先生入阁为首辅之际连吏部尚书都能兼任,那高务实现在兼任一个户部尚书又有何不可?于是力排众议——好吧,其实也不算众议,只是个别质疑——高务实继续兼任户部尚书。
本来廷推会议开到这儿基本上也就完事了,谁知道在接下来顺便商议一下近来朝鲜局势时,却因为一件小事而引发生了挺大一场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皇帝与众臣谈及朝鲜,顺便谈到辽东局势。本来大家主要是在讨论辽东防务是否存在隐患这一块,谁知道在论及女真各部是否能为入朝作战发挥主动作用时,礼部尚书徐学谟说了一句“叶赫既是高阁老姻亲,自然愿为其效力”。
这话在他口中说出来有些阴阳怪气,结果激怒了小九卿之一的尚宝司卿——也就是高务实的嫡亲二弟、已经过继给高拱的高务观。
很早就说过,尚宝司是个清水衙门,主要职责无非是管理皇帝的各类玺印符章。尚宝司卿真正具备的所谓实权,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其作为小九卿之一参加一些廷议、廷推,能够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某人为候选人,或者为其他大臣提出的某位候选人投上一票。
当然,由于尚宝司卿在小九卿中都只是名列最末,其实“提议候选人”这种事都干得极少,通常只有投票权。
然而无论如何,今天的廷推完成后,会议实际上就成了廷议,而皇帝既然没有让哪位大臣离开,也就默认了所有在场众臣都有议政权,那么尚宝司卿高务观当然也有权发言。
徐学谟阴阳怪气高务实与叶赫的联姻,高务观作为亲弟弟自然不能忍,当场就质问道:“依大宗伯所言,姻亲之间无事不可相助,故叶赫因有一女为大司农之妾便是攀附,更会一切听凭大司农吩咐?”
他顿了一顿,冷笑出声:“若果纳妾之亲便已这般,则大宗伯与元辅乃是儿女正室之姻亲,却不知二位之间却是谁攀附谁,谁又肯一切听凭谁的吩咐?”
徐学谟被他这话气得一张老脸胀红如赤,而且还没法反驳。其实这件事大伙都知道,徐学谟上位之前就是靠巴结申时行等心学大佬而跻身派中主流,上位之后更是自觉地位不稳,于是急急忙忙与申时行缔结了姻亲,这才觉得踏实一点。
本来这事大家平时也不怎么提,毕竟文官名流之间的联姻其实很常见。虽说徐学谟的举动看起来太急了一些,有点过于功利,但不管怎么说,到底也是一种“流行”,大家都是文官,也没必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然而徐学谟坏就坏在刚才的阴阳怪气惹恼了高务观。在高务观看来,叶赫嫁女儿给大哥高务实为妾虽然明显有攀附之意,但高务实肯接受却是为了朝廷稳定辽东之大局来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还要来阴阳怪气,你是看不出这其中的原因,还是自己屁股底下很干净?
不过高务观这一怼却把申时行也给怼进去了,让申元辅的脸色也异常难看。朱翊钧见事态发展有些跑偏,而且容易闹到不可开交,于是便打算把话题错开。
可惜还没等皇帝表态,申时行自己居然绷不住了,表示说如果诸臣僚都认为自己与徐学谟之间的姻亲关系不妥,他本人应该负责。同时又说,由于亲事已成,他必须保住儿、媳之令名(这桩婚事是徐学谟之女嫁申时行之子申用懋),故愿意请辞本兼各职以自证。
申时行这个表态其实是典型的以退为进,因为本身伐元之战的胜利,他作为首辅也是有功的,刚刚还因此被晋升了虚衔呢,皇帝怎么好立刻因为姻亲这点事打发他走人?
更何况申时行现在走人,内阁少不得继续调整,并且还会因为实学、心学实力严重失衡而导致外廷动荡。故而在朱翊钧看来,申时行这话说出来其实就是反将一军。
其他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更对申时行、徐学谟不满。但正如刚才所言,申时行现在的确动不得,于是大家就把火气都撒到了徐学谟头上,纷纷进言论及徐学谟的一些破事。
其实徐学谟在政治上算起来并无大过,而且作为当代文坛大佬之一,他本人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原本也还不错,然而他的名声坏就坏在交游广阔上。
此公因为著作甚丰,与许多文坛大佬关系密切,这本来是好事,但偏偏因为交游过于广阔,朋友太多,有时候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这就出现了问题。比如王世贞原本和徐学谟关系也很亲密,万历十七年时徐学谟省亲返回苏州,王世贞还亲自去拜访过他。
然而王世贞这人之前说过,他才学虽然好,但对人容易陷入极端评价,有时候会因为自身观点与人相悖而刻意抹黑别人,历史上他对高拱、张居正都有这样的作为。
他对徐学谟也是一般,历史上他俩原本关系很好,然而奇怪的是,万历十七年王世贞还在主动拜访徐学谟,但在万历十八年左右成书的《首辅传》中,王世贞却把徐学谟写成了一个卖友媚上的无良小人,对徐学谟的描述堪称毒舌。
王世贞在文坛的名头比徐学谟还要响亮,他的评价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就导致了徐学谟的声誉急转直下,以往一些小过也被人拿出来反复鞭挞。此时大家的抨击也几乎都例举了王世贞在《首辅传》中提到的那些事,把徐学谟怼得心中暴怒,竟至君前失仪,咆哮文华殿。
这下子事情就按不住了,申时行自己因为涉事不好多说,王锡爵本来想帮徐学谟,但才刚刚说了两句,就被人怼了回去,说他包庇乡党——因为王锡爵和徐学谟都是苏州人。哦,对了,申时行也是。
这下子徐学谟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争辩已经毫无意义。何况皇帝这两天正是君威极盛之时,你徐某人居然敢君前咆哮,朕还能容得了你?
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徐学谟争了一会儿,干脆也主动请辞,而皇帝虽然本不愿事情搞得如此僵硬,打算事后等他“再三请辞”才批准,可惜众臣不答应,纷纷拱火,徐学谟因此越发坚持,不肯继续当政。不得已,皇帝只好答应下来。
这一下事情牵连就大了,尤其是对于申时行和王锡爵而言,如果在实学派声威大振之时他们再丢了礼部尚书的位置,心学派可就真是被实学派压着打了。因此在接下来推举礼部尚书之时,他们也顾不得什么避嫌,哪怕亲自上阵,也绝不允许实学派的人顶上这个位置。
为了礼部尚书的改换问题,廷议争得十分激烈,到了最后,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没完全达到目的,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结局:新任礼部尚书的人选被确定为于慎行。
于慎行是隆庆二年金榜出身,其老师是张居正。虽然张居正留下的门生弟子并未遭到高拱的打压,甚至如梁梦龙这样的弟子还加入了实学派——本质上张居正也是信奉实学的,所以这话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梁梦龙加入了高党。
然而于慎行却有些特别,他的特点是“不党”。于慎行的为人一贯以忠厚平恕、襟怀坦白著称。不管是对皇帝、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
比如早年曾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朱翊钧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学问虽好,但字写得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朱翊钧反而很赞赏他的诚实,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于慎行的表现更出众。那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对稳定朝政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甚至闹出了学生弹劾恩相的大事件。
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当时就引起张居正不满。
到了万历六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朱翊钧予以批准,结果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朱翊钧收回成命,张居正由此更不高兴。
于是有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便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
于慎行却恭敬而肃然地回答:“正是因为老师对我不薄,我才不得不这样啊!”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去,以往种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恩师人设崩塌之后,朱翊钧暴怒异常,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
然而,于慎行却反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最后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因为此事,于慎行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
这一世的于慎行少了以上这些事加持,但也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他曾经主持过河南乡试,恰好选中了高务实的卷子并给了解元,甚至赐字“求真”给高务实。
有这层关系在,后来高务实崛起之后,他显然可以趁势加入实学派高党之中并且受到格外优待,然而于慎行偏偏不曾这样做,而是依旧保持中立立场,反而在朝中混成了中立派。不过也正因如此,眼下实学、心学激烈争夺礼部尚书的时候,于慎行反而最终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
皇帝思来想去,也觉得于慎行这个人选不错,因此最终决定就是他了。由此,原本为了推举许国去位之后内阁缺位的人选而进行的廷推,最终还多廷推了一位礼部尚书。消息传到南宁候府,高务实也不得不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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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章本该是昨晚的更新,但昨晚码字的时候忽然觉得大纲中对这次内阁调整和后续六部等处的安排有问题,因此重新推导了一番,同时还再次查阅了一些相关人物的资料,以及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就多花了很多时间。码完字回头一看,哦豁,天都要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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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跑的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左都御史沈鲤,另一位是礼部尚书徐学谟。这两位候选人论资历都比高务实老得多,但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次廷推之所以也列他们在其中,不过是为了给高务实当绿叶,因此二人都没抱任何希望。
徐学谟好歹还出席了廷推,沈鲤则更有意思,他缺席了。这位左都御史不仅没有去送别好友兼同年许国,也没有出席廷推,反而告了病假在家休养,也不知道是身病还是心病。
这样一来,内阁就顺利完成了补齐,而皇帝也极其迅速——甚至称得上神速地立刻通过司礼监下达了圣旨,重新调整了内阁诸位阁臣的头衔。
说是调整,其实就是许国这位次辅去位之后,其余阁臣纷纷前进一步,只有排在许国之前的申时行升无可升,只好加了一级虚衔,由太子太傅晋为太子太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首辅,太子太师的虚衔居然刚刚赶上高务实,甚至马上还会比高务实落后一点——因为高务实入阁的同时,虚衔也再次晋升了。
经过圣旨确认,当前的内阁职务与排名便成了以下这般:中极殿大学士首辅申时行、建极殿大学士次辅吴兑、文华殿大学士王家屏、武英殿大学士王锡爵、文渊阁大学士梁梦龙、东阁大学士高务实。
这里高务实相对特殊,因为他在入阁之后,由于皇帝的坚持,其原职户部尚书依旧兼任,也就成了当前阁臣之中唯一一个兼任尚书实职者。这一点在廷推时其实遇到了一点阻力,因为部分大臣认为“查无先例”。
结果皇帝表示,既然当年先帝穆庙时,高先生入阁为首辅之际连吏部尚书都能兼任,那高务实现在兼任一个户部尚书又有何不可?于是力排众议——好吧,其实也不算众议,只是个别质疑——高务实继续兼任户部尚书。
本来廷推会议开到这儿基本上也就完事了,谁知道在接下来顺便商议一下近来朝鲜局势时,却因为一件小事而引发生了挺大一场意外。
事情是这样的:皇帝与众臣谈及朝鲜,顺便谈到辽东局势。本来大家主要是在讨论辽东防务是否存在隐患这一块,谁知道在论及女真各部是否能为入朝作战发挥主动作用时,礼部尚书徐学谟说了一句“叶赫既是高阁老姻亲,自然愿为其效力”。
这话在他口中说出来有些阴阳怪气,结果激怒了小九卿之一的尚宝司卿——也就是高务实的嫡亲二弟、已经过继给高拱的高务观。
很早就说过,尚宝司是个清水衙门,主要职责无非是管理皇帝的各类玺印符章。尚宝司卿真正具备的所谓实权,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其作为小九卿之一参加一些廷议、廷推,能够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某人为候选人,或者为其他大臣提出的某位候选人投上一票。
当然,由于尚宝司卿在小九卿中都只是名列最末,其实“提议候选人”这种事都干得极少,通常只有投票权。
然而无论如何,今天的廷推完成后,会议实际上就成了廷议,而皇帝既然没有让哪位大臣离开,也就默认了所有在场众臣都有议政权,那么尚宝司卿高务观当然也有权发言。
徐学谟阴阳怪气高务实与叶赫的联姻,高务观作为亲弟弟自然不能忍,当场就质问道:“依大宗伯所言,姻亲之间无事不可相助,故叶赫因有一女为大司农之妾便是攀附,更会一切听凭大司农吩咐?”
他顿了一顿,冷笑出声:“若果纳妾之亲便已这般,则大宗伯与元辅乃是儿女正室之姻亲,却不知二位之间却是谁攀附谁,谁又肯一切听凭谁的吩咐?”
徐学谟被他这话气得一张老脸胀红如赤,而且还没法反驳。其实这件事大伙都知道,徐学谟上位之前就是靠巴结申时行等心学大佬而跻身派中主流,上位之后更是自觉地位不稳,于是急急忙忙与申时行缔结了姻亲,这才觉得踏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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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还要来阴阳怪气,你是看不出这其中的原因,还是自己屁股底下很干净?
不过高务观这一怼却把申时行也给怼进去了,让申元辅的脸色也异常难看。朱翊钧见事态发展有些跑偏,而且容易闹到不可开交,于是便打算把话题错开。
可惜还没等皇帝表态,申时行自己居然绷不住了,表示说如果诸臣僚都认为自己与徐学谟之间的姻亲关系不妥,他本人应该负责。同时又说,由于亲事已成,他必须保住儿、媳之令名(这桩婚事是徐学谟之女嫁申时行之子申用懋),故愿意请辞本兼各职以自证。
申时行这个表态其实是典型的以退为进,因为本身伐元之战的胜利,他作为首辅也是有功的,刚刚还因此被晋升了虚衔呢,皇帝怎么好立刻因为姻亲这点事打发他走人?
更何况申时行现在走人,内阁少不得继续调整,并且还会因为实学、心学实力严重失衡而导致外廷动荡。故而在朱翊钧看来,申时行这话说出来其实就是反将一军。
其他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更对申时行、徐学谟不满。但正如刚才所言,申时行现在的确动不得,于是大家就把火气都撒到了徐学谟头上,纷纷进言论及徐学谟的一些破事。
其实徐学谟在政治上算起来并无大过,而且作为当代文坛大佬之一,他本人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原本也还不错,然而他的名声坏就坏在交游广阔上。
此公因为著作甚丰,与许多文坛大佬关系密切,这本来是好事,但偏偏因为交游过于广阔,朋友太多,有时候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这就出现了问题。比如王世贞原本和徐学谟关系也很亲密,万历十七年时徐学谟省亲返回苏州,王世贞还亲自去拜访过他。
然而王世贞这人之前说过,他才学虽然好,但对人容易陷入极端评价,有时候会因为自身观点与人相悖而刻意抹黑别人,历史上他对高拱、张居正都有这样的作为。
他对徐学谟也是一般,历史上他俩原本关系很好,然而奇怪的是,万历十七年王世贞还在主动拜访徐学谟,但在万历十八年左右成书的《首辅传》中,王世贞却把徐学谟写成了一个卖友媚上的无良小人,对徐学谟的描述堪称毒舌。
王世贞在文坛的名头比徐学谟还要响亮,他的评价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就导致了徐学谟的声誉急转直下,以往一些小过也被人拿出来反复鞭挞。此时大家的抨击也几乎都例举了王世贞在《首辅传》中提到的那些事,把徐学谟怼得心中暴怒,竟至君前失仪,咆哮文华殿。
这下子事情就按不住了,申时行自己因为涉事不好多说,王锡爵本来想帮徐学谟,但才刚刚说了两句,就被人怼了回去,说他包庇乡党——因为王锡爵和徐学谟都是苏州人。哦,对了,申时行也是。
这下子徐学谟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争辩已经毫无意义。何况皇帝这两天正是君威极盛之时,你徐某人居然敢君前咆哮,朕还能容得了你?
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徐学谟争了一会儿,干脆也主动请辞,而皇帝虽然本不愿事情搞得如此僵硬,打算事后等他“再三请辞”才批准,可惜众臣不答应,纷纷拱火,徐学谟因此越发坚持,不肯继续当政。不得已,皇帝只好答应下来。
这一下事情牵连就大了,尤其是对于申时行和王锡爵而言,如果在实学派声威大振之时他们再丢了礼部尚书的位置,心学派可就真是被实学派压着打了。因此在接下来推举礼部尚书之时,他们也顾不得什么避嫌,哪怕亲自上阵,也绝不允许实学派的人顶上这个位置。
为了礼部尚书的改换问题,廷议争得十分激烈,到了最后,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没完全达到目的,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结局:新任礼部尚书的人选被确定为于慎行。
于慎行是隆庆二年金榜出身,其老师是张居正。虽然张居正留下的门生弟子并未遭到高拱的打压,甚至如梁梦龙这样的弟子还加入了实学派——本质上张居正也是信奉实学的,所以这话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梁梦龙加入了高党。
然而于慎行却有些特别,他的特点是“不党”。于慎行的为人一贯以忠厚平恕、襟怀坦白著称。不管是对皇帝、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
比如早年曾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朱翊钧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学问虽好,但字写得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朱翊钧反而很赞赏他的诚实,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于慎行的表现更出众。那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对稳定朝政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甚至闹出了学生弹劾恩相的大事件。
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当时就引起张居正不满。
到了万历六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朱翊钧予以批准,结果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朱翊钧收回成命,张居正由此更不高兴。
于是有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便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
于慎行却恭敬而肃然地回答:“正是因为老师对我不薄,我才不得不这样啊!”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去,以往种种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恩师人设崩塌之后,朱翊钧暴怒异常,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
然而,于慎行却反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最后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因为此事,于慎行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
这一世的于慎行少了以上这些事加持,但也有其他方面的表现。比如他曾经主持过河南乡试,恰好选中了高务实的卷子并给了解元,甚至赐字“求真”给高务实。
有这层关系在,后来高务实崛起之后,他显然可以趁势加入实学派高党之中并且受到格外优待,然而于慎行偏偏不曾这样做,而是依旧保持中立立场,反而在朝中混成了中立派。不过也正因如此,眼下实学、心学激烈争夺礼部尚书的时候,于慎行反而最终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最佳人选。
皇帝思来想去,也觉得于慎行这个人选不错,因此最终决定就是他了。由此,原本为了推举许国去位之后内阁缺位的人选而进行的廷推,最终还多廷推了一位礼部尚书。消息传到南宁候府,高务实也不得不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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