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老臣请乞骸骨。”此言一出，满座皆怔。
乞骸骨就是请辞，这没什么奇怪的，大明朝在京的各位大员每年至少会请辞一次，叫做“自陈不职”。这种做法大抵相当于年终总结的时候开展自我批评，说我这一年干得不行，请老板把我开了吧——显然都是作秀自谦，谁都不会当真。
不过，许国这次乞骸骨并非这一性质。事实上他昨天就上过一道辞疏，也已经“照例”被皇帝婉拒，并且“温言慰勉”过了。
现在的问题出在他这次请辞的做法是面呈辞疏。依照以往惯例而言，大臣请辞多是以“上疏”为主，是要走流程的，也就是要经过通政司。
大明朝的通政司按制度而言是有严格的保密程序的，然而这些规定事实上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机构一贯是个大漏勺，几乎不管什么消息——并且尤其是重要消息，但凡走了通政司之后，一定搞得“举朝皆知”，所以通政司彻底走上了制度的反面。
但是这种吊诡的情况出现自有其道理，就比如说大臣请辞：人家要的就是举朝皆知，但又不可能每位大臣请辞之后，都还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说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云云，那就只好大家合力想点办法——比如让通政司把消息放出去，这就很好嘛！
所以，大臣请辞正常而言必走通政司。然而许国这一次偏不，他昨天那道辞疏是走的通政司，这次却偏偏当面请辞，显然有问题。
问题首先就出在皇帝极有可能没有应对这一情况的经验，因此陛下会做如何反应是任谁都不敢保证的。其次就是皇帝做出反应的措辞也很“危险”，要知道一般通过司礼监答复大臣请辞是有套路的，大致会在情感、语境上分为几个“层次”，通过这些语言来向天下人展示皇帝对该大臣的眷顾程度。
这个道理很好懂，比如高务实每次请辞，大多都能得到皇帝“情感、语境”非常强烈的挽留，因此朝臣都知道高务实圣眷无双——好比你本来只是“破事水”，人家皇帝陛下居然也极其认真地回答你每一句话，还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你在朝中，朕整个人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了……啊这，这当然表示皇帝对你异常重视啦。
但是，这种批复往往只是司礼监根据皇帝的简单表述进行文字加工而成的，皇帝的口谕可未必真会说得那么一字难易——搞不好人家只是语气很重的说“那不行，坚决不行”。
所以也就是说，皇帝面对当面请辞的时候，有可能会懵逼，然后回答的话语……就或许不那么能上台面，这就很尴尬了。
当然，皇帝未必会尴尬，尴尬的是大臣本人。辞疏这东西，往往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高洁，因此皇帝的批复说得越是冠冕堂皇就越好，大臣就越有面子。那么反之，皇帝要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不行”就没了下文，大臣当然就很尴尬了，毕竟这显得自己没什么价值啊。
总之，许国这个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去意已决：我已经不在乎面子了，我就是要请辞！
很显然，这样的举动甚至有种故意给皇帝难堪的意味，通常不为老成持重之臣所取。然而谁会认为许国不算老成持重之臣呢？这就是“满座皆怔”的原因，大家都搞不懂许国为何如此坚决。
事实上，许国这次请辞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前不久心学派和实学派不是在争论伐元之功的事么？后来莫名其妙战火扩大，双方官员开始脱离伐元之战本身，搞起了人身攻击，这里头就有人扯出八年以来许国做出过的一些事来。
这事最早的一件发生在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期间，史载：“先是，帝考卜寿宫，加国太子太保，改文渊阁，以云南功进太子太傅。国以父母未葬，乞归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马象乾以劾中官张鲸获罪，国恳救。帝为霁威受之。”
然后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十七年，进士薛敷教劾吴时来，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荣疏论台规，辞皆侵国。国愤，连疏力诋，并及主事饶伸。伸方攻大学士王锡爵，公议益不直国。国性木强，遇事辄发。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以故士论不附。
明年秋，火落赤犯临洮、巩昌，西陲震动，帝召对辅臣暖阁。时行言款贡足恃，国谓渝盟犯顺，桀骜已极，宜一大创之，不可复羁縻……无何，给事中任让论国庸鄙。国疏辨，帝夺让俸。
国、时行初无嫌。而时行适为国门生万国钦所论，让则时行门生也，故为其师报复云。福建守臣报日本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
以上事比较细碎，详细解释太耽误篇幅，简单的说就是许国每每被人弹劾都会强烈反弹，而且在他反驳的过程中又常常连带着把一些本不相干的人拖下水，导致外廷对他的看法非常糟糕，以至于“士论不附”——大家都不支持，也不跟随他了。
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的确是许国的为人处事问题，尤其是当他身为实学派一员而实学派中又有高务实这么一个特别会做人的实际党魁存在时，许国这种劣势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这也正是许国虽然身为次辅，但绝大多数实学派官员依旧依附高务实而不是他的原因所在。
这一次也是一样，他本来只是被殃及池鱼的那条池鱼，其实只要装死就行了。他一开始也的确没什么大反应，然而昨天忽然上疏请辞，理由无非也就是我被人喷了，这是污我清名，所以我要请辞之类。
在皇帝温言慰勉之后，今天甚至还来了一出当面请辞，这就不得不让大家怀疑他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才会这般激烈。
皇帝今天的心情显然并不好，正常人一般都不会蠢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触霉头，此时面对许国当面请辞也难免面色阴沉。
要知道随着伐元之战基本告定，这段时间以来皇帝君威大涨，申时行之所以拉着王锡爵调整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这一点。
朱翊钧沉默了一下，向陈矩示意一眼，陈矩立刻上前从许国手中接过辞疏，快步送至皇帝面前，双手捧呈。
朱翊钧接过辞疏打开，见这道辞疏是这样写的：
“奉旨：‘卿疏再论言官，具见公正。大臣以君命国事为重，卿勿坚持去志，其即出辅理，以副眷怀。’
臣不胜惊惧。皇上之尊，天也，其威命雷霆也。今臣屡疏烦渎，不即谴斥，乃为开霁，褒以公正，戒其坚持，且谓大臣以君命国事为重，虽父母之谕子，未有温于此者。臣虽至愚极陋，亦有耳目心胸，顾敢负恩方命，违天而干雷霆哉？
然而臣区区愚心，有万不得已者。盖皇上之命臣，非徒以禄位宠荣之也。欲其任事，而大臣之任事，非必能奔走躬亲也；欲其率人，今臣数被诋斥，既已不能率人，纵使再列班行，又何以能任事？是以俯揣分义，仰恃恩私，奉旨愈温而陈情愈切，不自知其戆且数也。”
朱翊钧看完，心中自然不悦。这道辞疏看似对皇帝异常敬重，一会儿说皇帝天威如雷霆，一会儿说皇帝的温言勉慰胜过父母教育儿女，但到了最后他却依旧是老一套：“今臣数被诋斥，既已不能率人，纵使再列班行，又何以能任事？”
我堂堂次辅被人污蔑诋毁，不能为臣子之表率，当然也就办不成事，那陛下您还不如把我换下去好了。
这是什么？这就是以辞职相迫，逼皇帝惩罚那些污蔑他的人嘛！
朱翊钧此刻心思电转，他知道许国这么做其实是仗着高务实的威风——他俩虽然不是一路，但毕竟同为实学派，在外人眼中依旧是一党之中的不同派系。
高务实如今正好有大功还未赏，作为皇帝而言，是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动实学派的人的，否则就有可能被外廷无端猜测，甚至认为他赏罚不明。
而且，伐元之战如此巨大的功劳，其实高务实也不可能独享，皇帝的英明领导、内阁的悉心襄赞，那肯定都是大功一件。总之，但凡身居高务实之上者，在这次大战之功里都一定能分润一些。
皇帝不必说了，任何功劳岂能少得了陛下？申时行一开始想打压，发现打压不了便立刻改口，也是因为他作为内阁首辅定然也能分到不小的一份功。其下如管户部的吴兑、管兵部的梁梦龙，都是和战争直接相关的领导，也必然有功。
许国作为次辅，介于申时行与吴兑、梁梦龙之间，按例也肯定有功，因此皇帝就算对他真有意见，那也应该等这事的风头过去再说，断不可能现在同意他的请辞。
然而朱翊钧不明白的事也有，比如许国不可能不知道秋后算账一说，那他如今这般任性，居然当面请辞逼自己表态，就真不怕过几个月之后朕随便想点办法打发他滚蛋？
要知道，现在已经入秋，距离“年终报告”时众阁老们惯例的“自陈不职”可也没多久了哦。
朱翊钧假装看疏文看得很慢，心里其实只是快速权衡了一番，很快露出温和地笑容，道：“许先生之想朕已知悉，不过眼下朝廷既有伐元之功欲赏，又有朝鲜之危当警，内外皆有要事，岂能失辅于朝？先生所请不允，还是好好任事吧。”
说罢，朱翊钧似乎生怕许国纠缠，转身便走，一步也不肯多停留，留下一干辅臣面面相觑，各有所思。
散会之后，王锡爵很快来到申时行的值房之中，一进门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元辅，许颍阳今日之举实在令人诧异，不知元辅作何感想？”
申时行早猜到他会来，闻言毫不意外，答道：“无他，认输罢了。”
“认输？向谁？”王锡爵微微扬眉。
“还能是谁？自然是高日新。”申时行坐在太师椅上，轻松地向后靠着，摇头道：“伐元之战结束，高日新凯旋归来不说，竟然还能带着把汉那吉一同进京面圣，这说明他已有切实把握能够完全控制土默特，或者说完全控制蒙古。在这般形势之下，就算你我二人不也只能退避三舍么，更何况是许颍阳？”
王锡爵皱着眉头，喃喃道：“元辅也做此想？”看来他刚才虽然是问申时行，其实心里已然有了这样的推测。
申时行叹了口气，道：“我早说了，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高日新挟灭元之功根本无人可挡。”
“可是，许颍阳以圣前自污的手段，向高日新表明自己已经不敢再与他相争，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些？万一圣上那边没能想通，亦或者即便想通了，但却依然不能容忍许颍阳落了至尊的颜面，那他许次辅这次说不定就要面临一个大槛了。”
“这却不好说。”申时行撇了撇嘴，道：“此事说到底其实要看高日新如何想。”
王锡爵何等聪明人，一听申时行这话立刻明白过来，恍然道：“是了，高日新若是愿意接受许颍阳，皇上不懂就不算大事——他高日新还怕说服不了皇上？
而如果他不肯接受许颍阳，那也正好。到时候在皇上面前稍微进言几句，原本就对许颍阳这次举动必然不满的皇上，自然会选择顺水推舟，找个机会让许颍阳回歙县养老。”
说完，王锡爵也不由得叹了口气：“元辅说得对，如今的高日新着实是不可阻挡啊。”
申时行面色阴郁地点了点头，但很快又展颜道：“不过也无妨，现在可是又有一桩大麻烦事等着他呢……”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自己之前的态度，又补充道：“虽然我不觉得倭国侵朝这件事能掀起多大风浪，但对高日新来说也难免要有一段时间好忙。届时咱们也算是能稍作喘息，好好调整一下后续计划。”
王锡爵表示赞同：“元辅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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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国这次乞骸骨并非这一性质。事实上他昨天就上过一道辞疏，也已经“照例”被皇帝婉拒，并且“温言慰勉”过了。
现在的问题出在他这次请辞的做法是面呈辞疏。依照以往惯例而言，大臣请辞多是以“上疏”为主，是要走流程的，也就是要经过通政司。
大明朝的通政司按制度而言是有严格的保密程序的，然而这些规定事实上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机构一贯是个大漏勺，几乎不管什么消息——并且尤其是重要消息，但凡走了通政司之后，一定搞得“举朝皆知”，所以通政司彻底走上了制度的反面。
但是这种吊诡的情况出现自有其道理，就比如说大臣请辞：人家要的就是举朝皆知，但又不可能每位大臣请辞之后，都还要开个记者招待会说我已经提出辞职了云云，那就只好大家合力想点办法——比如让通政司把消息放出去，这就很好嘛！
所以，大臣请辞正常而言必走通政司。然而许国这一次偏不，他昨天那道辞疏是走的通政司，这次却偏偏当面请辞，显然有问题。
问题首先就出在皇帝极有可能没有应对这一情况的经验，因此陛下会做如何反应是任谁都不敢保证的。其次就是皇帝做出反应的措辞也很“危险”，要知道一般通过司礼监答复大臣请辞是有套路的，大致会在情感、语境上分为几个“层次”，通过这些语言来向天下人展示皇帝对该大臣的眷顾程度。
这个道理很好懂，比如高务实每次请辞，大多都能得到皇帝“情感、语境”非常强烈的挽留，因此朝臣都知道高务实圣眷无双——好比你本来只是“破事水”，人家皇帝陛下居然也极其认真地回答你每一句话，还信誓旦旦地说没有你在朝中，朕整个人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了……啊这，这当然表示皇帝对你异常重视啦。
但是，这种批复往往只是司礼监根据皇帝的简单表述进行文字加工而成的，皇帝的口谕可未必真会说得那么一字难易——搞不好人家只是语气很重的说“那不行，坚决不行”。
所以也就是说，皇帝面对当面请辞的时候，有可能会懵逼，然后回答的话语……就或许不那么能上台面，这就很尴尬了。
当然，皇帝未必会尴尬，尴尬的是大臣本人。辞疏这东西，往往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高洁，因此皇帝的批复说得越是冠冕堂皇就越好，大臣就越有面子。那么反之，皇帝要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不行”就没了下文，大臣当然就很尴尬了，毕竟这显得自己没什么价值啊。
总之，许国这个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去意已决：我已经不在乎面子了，我就是要请辞！
很显然，这样的举动甚至有种故意给皇帝难堪的意味，通常不为老成持重之臣所取。然而谁会认为许国不算老成持重之臣呢？这就是“满座皆怔”的原因，大家都搞不懂许国为何如此坚决。
事实上，许国这次请辞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前不久心学派和实学派不是在争论伐元之功的事么？后来莫名其妙战火扩大，双方官员开始脱离伐元之战本身，搞起了人身攻击，这里头就有人扯出八年以来许国做出过的一些事来。
这事最早的一件发生在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期间，史载：“先是，帝考卜寿宫，加国太子太保，改文渊阁，以云南功进太子太傅。国以父母未葬，乞归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马象乾以劾中官张鲸获罪，国恳救。帝为霁威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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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秋，火落赤犯临洮、巩昌，西陲震动，帝召对辅臣暖阁。时行言款贡足恃，国谓渝盟犯顺，桀骜已极，宜一大创之，不可复羁縻……无何，给事中任让论国庸鄙。国疏辨，帝夺让俸。
国、时行初无嫌。而时行适为国门生万国钦所论，让则时行门生也，故为其师报复云。福建守臣报日本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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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的确是许国的为人处事问题，尤其是当他身为实学派一员而实学派中又有高务实这么一个特别会做人的实际党魁存在时，许国这种劣势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这也正是许国虽然身为次辅，但绝大多数实学派官员依旧依附高务实而不是他的原因所在。
这一次也是一样，他本来只是被殃及池鱼的那条池鱼，其实只要装死就行了。他一开始也的确没什么大反应，然而昨天忽然上疏请辞，理由无非也就是我被人喷了，这是污我清名，所以我要请辞之类。
在皇帝温言慰勉之后，今天甚至还来了一出当面请辞，这就不得不让大家怀疑他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才会这般激烈。
皇帝今天的心情显然并不好，正常人一般都不会蠢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触霉头，此时面对许国当面请辞也难免面色阴沉。
要知道随着伐元之战基本告定，这段时间以来皇帝君威大涨，申时行之所以拉着王锡爵调整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考虑了这一点。
朱翊钧沉默了一下，向陈矩示意一眼，陈矩立刻上前从许国手中接过辞疏，快步送至皇帝面前，双手捧呈。
朱翊钧接过辞疏打开，见这道辞疏是这样写的：
“奉旨：‘卿疏再论言官，具见公正。大臣以君命国事为重，卿勿坚持去志，其即出辅理，以副眷怀。’
臣不胜惊惧。皇上之尊，天也，其威命雷霆也。今臣屡疏烦渎，不即谴斥，乃为开霁，褒以公正，戒其坚持，且谓大臣以君命国事为重，虽父母之谕子，未有温于此者。臣虽至愚极陋，亦有耳目心胸，顾敢负恩方命，违天而干雷霆哉？
然而臣区区愚心，有万不得已者。盖皇上之命臣，非徒以禄位宠荣之也。欲其任事，而大臣之任事，非必能奔走躬亲也；欲其率人，今臣数被诋斥，既已不能率人，纵使再列班行，又何以能任事？是以俯揣分义，仰恃恩私，奉旨愈温而陈情愈切，不自知其戆且数也。”
朱翊钧看完，心中自然不悦。这道辞疏看似对皇帝异常敬重，一会儿说皇帝天威如雷霆，一会儿说皇帝的温言勉慰胜过父母教育儿女，但到了最后他却依旧是老一套：“今臣数被诋斥，既已不能率人，纵使再列班行，又何以能任事？”
我堂堂次辅被人污蔑诋毁，不能为臣子之表率，当然也就办不成事，那陛下您还不如把我换下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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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此刻心思电转，他知道许国这么做其实是仗着高务实的威风——他俩虽然不是一路，但毕竟同为实学派，在外人眼中依旧是一党之中的不同派系。
高务实如今正好有大功还未赏，作为皇帝而言，是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动实学派的人的，否则就有可能被外廷无端猜测，甚至认为他赏罚不明。
而且，伐元之战如此巨大的功劳，其实高务实也不可能独享，皇帝的英明领导、内阁的悉心襄赞，那肯定都是大功一件。总之，但凡身居高务实之上者，在这次大战之功里都一定能分润一些。
皇帝不必说了，任何功劳岂能少得了陛下？申时行一开始想打压，发现打压不了便立刻改口，也是因为他作为内阁首辅定然也能分到不小的一份功。其下如管户部的吴兑、管兵部的梁梦龙，都是和战争直接相关的领导，也必然有功。
许国作为次辅，介于申时行与吴兑、梁梦龙之间，按例也肯定有功，因此皇帝就算对他真有意见，那也应该等这事的风头过去再说，断不可能现在同意他的请辞。
然而朱翊钧不明白的事也有，比如许国不可能不知道秋后算账一说，那他如今这般任性，居然当面请辞逼自己表态，就真不怕过几个月之后朕随便想点办法打发他滚蛋？
要知道，现在已经入秋，距离“年终报告”时众阁老们惯例的“自陈不职”可也没多久了哦。
朱翊钧假装看疏文看得很慢，心里其实只是快速权衡了一番，很快露出温和地笑容，道：“许先生之想朕已知悉，不过眼下朝廷既有伐元之功欲赏，又有朝鲜之危当警，内外皆有要事，岂能失辅于朝？先生所请不允，还是好好任事吧。”
说罢，朱翊钧似乎生怕许国纠缠，转身便走，一步也不肯多停留，留下一干辅臣面面相觑，各有所思。
散会之后，王锡爵很快来到申时行的值房之中，一进门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元辅，许颍阳今日之举实在令人诧异，不知元辅作何感想？”
申时行早猜到他会来，闻言毫不意外，答道：“无他，认输罢了。”
“认输？向谁？”王锡爵微微扬眉。
“还能是谁？自然是高日新。”申时行坐在太师椅上，轻松地向后靠着，摇头道：“伐元之战结束，高日新凯旋归来不说，竟然还能带着把汉那吉一同进京面圣，这说明他已有切实把握能够完全控制土默特，或者说完全控制蒙古。在这般形势之下，就算你我二人不也只能退避三舍么，更何况是许颍阳？”
王锡爵皱着眉头，喃喃道：“元辅也做此想？”看来他刚才虽然是问申时行，其实心里已然有了这样的推测。
申时行叹了口气，道：“我早说了，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高日新挟灭元之功根本无人可挡。”
“可是，许颍阳以圣前自污的手段，向高日新表明自己已经不敢再与他相争，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些？万一圣上那边没能想通，亦或者即便想通了，但却依然不能容忍许颍阳落了至尊的颜面，那他许次辅这次说不定就要面临一个大槛了。”
“这却不好说。”申时行撇了撇嘴，道：“此事说到底其实要看高日新如何想。”
王锡爵何等聪明人，一听申时行这话立刻明白过来，恍然道：“是了，高日新若是愿意接受许颍阳，皇上不懂就不算大事——他高日新还怕说服不了皇上？
而如果他不肯接受许颍阳，那也正好。到时候在皇上面前稍微进言几句，原本就对许颍阳这次举动必然不满的皇上，自然会选择顺水推舟，找个机会让许颍阳回歙县养老。”
说完，王锡爵也不由得叹了口气：“元辅说得对，如今的高日新着实是不可阻挡啊。”
申时行面色阴郁地点了点头，但很快又展颜道：“不过也无妨，现在可是又有一桩大麻烦事等着他呢……”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自己之前的态度，又补充道：“虽然我不觉得倭国侵朝这件事能掀起多大风浪，但对高日新来说也难免要有一段时间好忙。届时咱们也算是能稍作喘息，好好调整一下后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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