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征夷大将军？这个词让刘馨先是感到一阵错愕，紧接着开始有些不寒而栗。作为京华秘书处秘书长，她敏锐的发现高务实最担心的事似乎正在发生，或者说是快速发展。
倘若要问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高务实的人是谁，刘馨敢自信的认为必是自己，即便是黄芷汀也不可能在这一点上与她相比，因为只有自己和高务实拥有同一个时代的灵魂。
高务实在常人眼中表现出许多崇高的品质和神奇的特立独行，那不是因为他天生君子，而只是他的知识体系以及时代眼界远超当下。
他知道原历史中的明帝国将会驶往何处，也基本能认识到这艘巨舰究竟何以搁浅、何以沉没，更知道明帝国的覆灭会让以汉族为核心主体的中华民族迎来多么惨痛的沉沦。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曾经的年轻基层干部，他希望避免、希望改变，并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这些代价沉重吗？那要看和谁比。至少以刘馨的了解，高务实认为他付得起这些代价。刘馨记得高务实曾经对她说过，相比于前世历史中那无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他如今需要付出的代价虽不至于说微不足道，但也确实不值一提。
先贤如此，后辈当记。
高务实记得，因此他用行动来改变大明。然而在国家制度僵化、官僚思维固化的大明朝，想要改变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高务实又不认可暴力革命，甚至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不能达到某个阈值的情况下，即便暴力革命恐怕也不能建成他希望看见的新制度，因此唯一的选项只剩下改革。
改革需要什么？除了客观的社会需求之外，首先需要有人领导，其次需要力量推动，然后需要红利促进，最后还需要可持续的动力续航。
客观社会需求肯定是有的，大明朝方方面面的问题何其多，与李鸿章形容清末是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基本一模一样。所以，社会需求变革这一客观现实已然存在，高务实不必担心自己的做法是要搭空中楼阁。
“有人领导”这一条算是高务实运气好，当他年纪尚幼之时，他的伯父高拱就是个改革派，而且拥有隆庆帝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因此，高务实早年便可以通过影响高拱来强化其原本就希望改革的具体改革思路，这为高务实后来的深化改革打下了相对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和客观现实基础。
到了高务实自己逐渐崛起于朝堂并顺利继承三代首辅余荫，这个领导者自然也就被他取而代之。不过，由于高务实的年龄问题，导致他这个领导者其实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政坛资历不足，无法真正跻身于公认的朝堂核心决策圈。
成为户部尚书使得高务实半只脚踏入了核心决策圈，而通过“大户部”改革又让他手中的实权进一步强化，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麻烦：他拥有的实权在他自身职务地位不足时显得过分强大，从而让人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他个人。
高务实平时尽量低调，几乎不参加这个时代上层文人所爱好的各种讲学、诗会、游园等社会活动，很大一个原因也正是他希望尽量少曝光他本人。
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有利在于曝光少了，外人觉得高务实好歹还算成熟稳重不跳脱；有弊在于这加大了外界对他个人野心的猜测，比如就有人说他一门心思钻营官场，只想早日拜相，重地位胜于重名声云云。
不论如何，改革领导者这一身份高务实还算是坐稳了，只是根基还不算特别牢固，并且始终有人在试图将他拉下马来而已。
那么，力量推动呢？这首先要搞清楚大明最有力量的是谁，或者说是哪些人。
高务实当然知道人民最有力量，可惜在人民尚不具备主人翁意识的当下，人民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力量。哪怕是有，真正掌握他们力量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大明朝的力量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统治阶级又有内部细分，这些细分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事实上很像是画了几个圆，而几个圆既有各自的部分，也有相交的部分。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在大明朝同样适用。文臣武臣各有其基础，文臣的基础是地方士绅，也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私人地主。
文臣内部又能继续细分，比如江南一带的地主往往不仅是地主，同时又是商业集团，其中还有不少原本从事海外走私的商业集团；北方地主原本相对“单纯”，但经过实学派一顿操作，现在也逐渐商业化，形成了另一类商业集团。
两个商业集团自然会形成竞争，而北方商业集团原本底子不如南方商业集团，可现在由于有京华这个开挂的存在，反过来压制了南方商业集团，那当然会引起南方商业集团的反抗。
这，其实才是实学派和心学派斗得如此激烈的根源：理念或许可以商榷，利益坚决不能妥协。
文官集团如此，武臣勋贵又何尝不是？武将集团也分两类，一类是勋臣集团，他们靠着祖先余荫而掌握着大量的利益——比如天量的军屯、无数的军户等等；另一类是战功集团，他们凭着自身努力提高官阶，并且掌握了一支理论上只听从于他们本人的核心武力，也就是武装家丁。
前者拥有世袭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后者拥有朝廷必须倚仗的武力，合在一起便是武将集团，理论上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事实上很难真的与文官集团对立，相反还要向文官集团靠拢，选择文官集团中的某一派系作为自己的后台。
之所以会弄成这样，其中的道理在前文中多次说过：代表武将集团利益的五军都督府在土木之变后被彻底阉割。由此，五肢不全的武将集团找不到、也推不出自己的代言人，那自然没法争取自己的利益了，只好各找各妈，纷纷去抱某一派文官的大腿。
但此时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皇帝本应该是超脱文武集团的仲裁者，在文武力量不对等时，难道他不应该抑强扶弱么？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但一个政权进入稳定期肯定会是文官集团强于武将集团，这是古往今来最常见的趋势，否则就会变成****。
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不征之国”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制度上反对了****，也就是限制了武将集团的上限。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官集团的强大不受制约，而武将集团稍微反弹就会遭致猜忌，再叠加一个土木之变的DEBUFF，武将集团的衰落大势已成。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没有感受到武将集团衰落给其统治带来巨大危险，自然也就不会有动力去给武将集团站台——毕竟在皇帝看来，大明朝的文官体系不足以威胁他，所以文官集团权力扩张总好过武将集团权力扩张。
然而高务实需要力量来支持他的改革，首先拉拢的就是最容易被他拉拢的武将集团。武将集团原本就需要强力文官支持，高务实不仅能提供政治支持，还能带他们发财，那自然一拍即合，但这下子就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至于红利，那自然是必须的，任何一个领导者想要顺利掌握名下的势力都有前提：基本前提是你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更进一步的则是你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武臣勋贵和掌兵武将能够二十年如一日拜倒在高务实门下，显然不会是因为受到高务实的人格感召，而是高务实既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又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勋贵集团加入海贸同盟，不仅在高务实的帮助下甩掉了京营乱摊子，可以丢掉作战责任专心用生产建设兵团赚钱，还能在海贸活动中大赚特赚，自然会全力支持高务实的一切行动——或许只除开造反。
战功武将集团因为高务实的军改，一边获得更多的军饷，一边为自己的军队尤其是家丁换装更强的武备，显然也是获利极大。前者让他们在军中更有号召力(也许还能抽成)，后者让他们更有实力获得更多战功，然后提升地位。于是，战功武将集团也乖乖听命于高务实。
李如松明明因为他爹的关系而与高务实不在同一个战壕里，但依然能够执行高务实的军令，归根结底不也是因为高务实能保证他获得新的战功么？
最后，关于持续动力，这一点现在还的确说不准，某种程度上而言最好是高务实能继续掌权，让实学改革形成惯性，当更多人享受到了改革红利，这改革便能滚滚向前。到那个时候，改革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有没有高务实本人坐镇就不那么重要了，高务实也就算是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不过这都还是将来的事，现在说倒也没那么要紧。
现在的麻烦在于还没发展到良性循环，而之前的隐患已经开始凸显。成田甲斐提到高务实“现在的局面就像是在日本要做征夷大将军之前的样子”，本身可能只是无心之言，但在刘馨听来就不啻一声惊雷。
连她一个刚从日本来大明没多久的妾侍都能感受到高务实在朝廷的力量如此强大，难道朝中衮衮诸公就感受不到？难道皇帝就感受不到？显然不可能，他们都不是傻子，朝臣和皇帝肯定都能感受到。
既然能感受到这种强大，朝臣和皇帝各自会如何反应？刘馨觉得自己似乎不太能把握住他们的想法。
朝臣总体来说现在分为三派，实学派、心学派以及旧理学派，也就是中立派。实学派肯定是继续支持高务实的，毕竟这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心学派肯定是更加反对高务实的，因为高务实作为他们的政敌正变得越来越强大；麻烦在于中立派。
以往中立派之所以中立，主要是因为实学派和心学派都在嘉靖以后兴起，成为掌握朝廷实权的两大派系，而理学本身却出现式微迹象(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明末市民化导致的)，因此只能先“苟”着，等那两派鹬蚌相争，才好看看有没有机会渔翁得利。
然而，随着伐元之战基本已经取得胜利，这种两派基本均势的局面就被高务实打破了。倘若一切依照传统按部就班，接下来高务实肯定会获得封赏。这封赏一旦是让高务实入阁，那么之前高务实最大的麻烦——资历不足，难以入阁获得相位的问题就解决了。
换句话说，接下来就是高务实带领实学派压着心学派打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当实学派彻底压制了心学派，传统理学中立派难道就能独善其身？当然不可能，他们认为高务实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连带着他们一起收拾——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嘛，要不怎么叫党争！
有了这样的判断，所以刘馨感到紧张。一个派系强大了，是不是就真的能压制其他一切“非我”？与此同时，当今天子从来不是蠢人，他又是否能允许实学派一家独大，彻底失去制衡？
嘉靖敢让严嵩权倾天下，那是因为他知道严嵩的力量根源是他，只要他收权，严嵩就不过是无根漂萍，根本翻不起风浪来。
然而，高务实却不是严嵩，他并不是单纯的文官，他还是“天下第一文帅”——这个称呼在伐元胜利之后将被彻底坐实；他还是大明首富，自身就富可敌国，而且掌握着强大的军工生产；他还拥有遍布全国的武装家丁，尤其聚集在九边一线，理论上都可以对京师形成武力威胁。
这样的局面，可不就是达成了日本武家首领出任征夷大将军的前提条件么？
征夷大将军是什么？是幕府首领，是实际掌握日本政权的人啊！
大明皇帝会愿意当一个日本天皇一样的傀儡吉祥物吗？绝不可能。中国可没有所谓万世一系的神学传统思维，中国历来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力量至上论实践者！
高务实有没有威胁皇权的主观意识并不重要，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他力量够了，无非就只差一场“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就能改变一切。
好好一场大胜，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刘馨只觉得头大如斗。
怎么办？
劝高务实放弃之前的想法，干脆更进一步？还是劝他主动放权，在之前那次放弃了对厂、卫的直接插手之后，再继续放弃军权，或者说放弃对军权的直接影响？
作为京华的秘书长，刘馨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局面棘手，觉得此时的高务实简直是进退两难了。
就在刘馨忧心忡忡时，高陌忽然匆匆来了，脸色异常严肃。
刘馨还没来得及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一贯沉稳的高陌却主动开口了：“刘秘书长，方才通政司派人紧急密报：老爷正式上疏，以战事结束为由，请辞蒙元经略。”
不等刘馨说话，高陌眉头深皱，继续道：“并且，老爷在两场大捷之后连归化城都没去，转而立刻就近从独石堡入关，只带了五百家丁回京……老朽算了算时间，老爷如今可能已经到达延平州了，数日之后即可抵京。”
刘馨听得当场愕然，但她心里很清楚，高务实已经做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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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要问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高务实的人是谁，刘馨敢自信的认为必是自己，即便是黄芷汀也不可能在这一点上与她相比，因为只有自己和高务实拥有同一个时代的灵魂。
高务实在常人眼中表现出许多崇高的品质和神奇的特立独行，那不是因为他天生君子，而只是他的知识体系以及时代眼界远超当下。
他知道原历史中的明帝国将会驶往何处，也基本能认识到这艘巨舰究竟何以搁浅、何以沉没，更知道明帝国的覆灭会让以汉族为核心主体的中华民族迎来多么惨痛的沉沦。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曾经的年轻基层干部，他希望避免、希望改变，并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这些代价沉重吗？那要看和谁比。至少以刘馨的了解，高务实认为他付得起这些代价。刘馨记得高务实曾经对她说过，相比于前世历史中那无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他如今需要付出的代价虽不至于说微不足道，但也确实不值一提。
先贤如此，后辈当记。
高务实记得，因此他用行动来改变大明。然而在国家制度僵化、官僚思维固化的大明朝，想要改变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高务实又不认可暴力革命，甚至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不能达到某个阈值的情况下，即便暴力革命恐怕也不能建成他希望看见的新制度，因此唯一的选项只剩下改革。
改革需要什么？除了客观的社会需求之外，首先需要有人领导，其次需要力量推动，然后需要红利促进，最后还需要可持续的动力续航。
客观社会需求肯定是有的，大明朝方方面面的问题何其多，与李鸿章形容清末是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基本一模一样。所以，社会需求变革这一客观现实已然存在，高务实不必担心自己的做法是要搭空中楼阁。
“有人领导”这一条算是高务实运气好，当他年纪尚幼之时，他的伯父高拱就是个改革派，而且拥有隆庆帝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因此，高务实早年便可以通过影响高拱来强化其原本就希望改革的具体改革思路，这为高务实后来的深化改革打下了相对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和客观现实基础。
到了高务实自己逐渐崛起于朝堂并顺利继承三代首辅余荫，这个领导者自然也就被他取而代之。不过，由于高务实的年龄问题，导致他这个领导者其实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麻烦就在于政坛资历不足，无法真正跻身于公认的朝堂核心决策圈。
成为户部尚书使得高务实半只脚踏入了核心决策圈，而通过“大户部”改革又让他手中的实权进一步强化，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麻烦：他拥有的实权在他自身职务地位不足时显得过分强大，从而让人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他个人。
高务实平时尽量低调，几乎不参加这个时代上层文人所爱好的各种讲学、诗会、游园等社会活动，很大一个原因也正是他希望尽量少曝光他本人。
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有利在于曝光少了，外人觉得高务实好歹还算成熟稳重不跳脱；有弊在于这加大了外界对他个人野心的猜测，比如就有人说他一门心思钻营官场，只想早日拜相，重地位胜于重名声云云。
不论如何，改革领导者这一身份高务实还算是坐稳了，只是根基还不算特别牢固，并且始终有人在试图将他拉下马来而已。
那么，力量推动呢？这首先要搞清楚大明最有力量的是谁，或者说是哪些人。
高务实当然知道人民最有力量，可惜在人民尚不具备主人翁意识的当下，人民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力量。哪怕是有，真正掌握他们力量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另有其人。
大明朝的力量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统治阶级又有内部细分，这些细分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事实上很像是画了几个圆，而几个圆既有各自的部分，也有相交的部分。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在大明朝同样适用。文臣武臣各有其基础，文臣的基础是地方士绅，也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私人地主。
文臣内部又能继续细分，比如江南一带的地主往往不仅是地主，同时又是商业集团，其中还有不少原本从事海外走私的商业集团；北方地主原本相对“单纯”，但经过实学派一顿操作，现在也逐渐商业化，形成了另一类商业集团。
两个商业集团自然会形成竞争，而北方商业集团原本底子不如南方商业集团，可现在由于有京华这个开挂的存在，反过来压制了南方商业集团，那当然会引起南方商业集团的反抗。
这，其实才是实学派和心学派斗得如此激烈的根源：理念或许可以商榷，利益坚决不能妥协。
文官集团如此，武臣勋贵又何尝不是？武将集团也分两类，一类是勋臣集团，他们靠着祖先余荫而掌握着大量的利益——比如天量的军屯、无数的军户等等；另一类是战功集团，他们凭着自身努力提高官阶，并且掌握了一支理论上只听从于他们本人的核心武力，也就是武装家丁。
前者拥有世袭的地位和经济实力，后者拥有朝廷必须倚仗的武力，合在一起便是武将集团，理论上站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
不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事实上很难真的与文官集团对立，相反还要向文官集团靠拢，选择文官集团中的某一派系作为自己的后台。
之所以会弄成这样，其中的道理在前文中多次说过：代表武将集团利益的五军都督府在土木之变后被彻底阉割。由此，五肢不全的武将集团找不到、也推不出自己的代言人，那自然没法争取自己的利益了，只好各找各妈，纷纷去抱某一派文官的大腿。
但此时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出现了：皇帝本应该是超脱文武集团的仲裁者，在文武力量不对等时，难道他不应该抑强扶弱么？
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但一个政权进入稳定期肯定会是文官集团强于武将集团，这是古往今来最常见的趋势，否则就会变成****。
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不征之国”原则，本质上就是从制度上反对了****，也就是限制了武将集团的上限。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就是文官集团的强大不受制约，而武将集团稍微反弹就会遭致猜忌，再叠加一个土木之变的DEBUFF，武将集团的衰落大势已成。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皇帝没有感受到武将集团衰落给其统治带来巨大危险，自然也就不会有动力去给武将集团站台——毕竟在皇帝看来，大明朝的文官体系不足以威胁他，所以文官集团权力扩张总好过武将集团权力扩张。
然而高务实需要力量来支持他的改革，首先拉拢的就是最容易被他拉拢的武将集团。武将集团原本就需要强力文官支持，高务实不仅能提供政治支持，还能带他们发财，那自然一拍即合，但这下子就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至于红利，那自然是必须的，任何一个领导者想要顺利掌握名下的势力都有前提：基本前提是你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更进一步的则是你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武臣勋贵和掌兵武将能够二十年如一日拜倒在高务实门下，显然不会是因为受到高务实的人格感召，而是高务实既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又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勋贵集团加入海贸同盟，不仅在高务实的帮助下甩掉了京营乱摊子，可以丢掉作战责任专心用生产建设兵团赚钱，还能在海贸活动中大赚特赚，自然会全力支持高务实的一切行动——或许只除开造反。
战功武将集团因为高务实的军改，一边获得更多的军饷，一边为自己的军队尤其是家丁换装更强的武备，显然也是获利极大。前者让他们在军中更有号召力(也许还能抽成)，后者让他们更有实力获得更多战功，然后提升地位。于是，战功武将集团也乖乖听命于高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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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持续动力，这一点现在还的确说不准，某种程度上而言最好是高务实能继续掌权，让实学改革形成惯性，当更多人享受到了改革红利，这改革便能滚滚向前。到那个时候，改革就进入了良性循环，有没有高务实本人坐镇就不那么重要了，高务实也就算是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不过这都还是将来的事，现在说倒也没那么要紧。
现在的麻烦在于还没发展到良性循环，而之前的隐患已经开始凸显。成田甲斐提到高务实“现在的局面就像是在日本要做征夷大将军之前的样子”，本身可能只是无心之言，但在刘馨听来就不啻一声惊雷。
连她一个刚从日本来大明没多久的妾侍都能感受到高务实在朝廷的力量如此强大，难道朝中衮衮诸公就感受不到？难道皇帝就感受不到？显然不可能，他们都不是傻子，朝臣和皇帝肯定都能感受到。
既然能感受到这种强大，朝臣和皇帝各自会如何反应？刘馨觉得自己似乎不太能把握住他们的想法。
朝臣总体来说现在分为三派，实学派、心学派以及旧理学派，也就是中立派。实学派肯定是继续支持高务实的，毕竟这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心学派肯定是更加反对高务实的，因为高务实作为他们的政敌正变得越来越强大；麻烦在于中立派。
以往中立派之所以中立，主要是因为实学派和心学派都在嘉靖以后兴起，成为掌握朝廷实权的两大派系，而理学本身却出现式微迹象(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明末市民化导致的)，因此只能先“苟”着，等那两派鹬蚌相争，才好看看有没有机会渔翁得利。
然而，随着伐元之战基本已经取得胜利，这种两派基本均势的局面就被高务实打破了。倘若一切依照传统按部就班，接下来高务实肯定会获得封赏。这封赏一旦是让高务实入阁，那么之前高务实最大的麻烦——资历不足，难以入阁获得相位的问题就解决了。
换句话说，接下来就是高务实带领实学派压着心学派打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当实学派彻底压制了心学派，传统理学中立派难道就能独善其身？当然不可能，他们认为高务实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连带着他们一起收拾——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嘛，要不怎么叫党争！
有了这样的判断，所以刘馨感到紧张。一个派系强大了，是不是就真的能压制其他一切“非我”？与此同时，当今天子从来不是蠢人，他又是否能允许实学派一家独大，彻底失去制衡？
嘉靖敢让严嵩权倾天下，那是因为他知道严嵩的力量根源是他，只要他收权，严嵩就不过是无根漂萍，根本翻不起风浪来。
然而，高务实却不是严嵩，他并不是单纯的文官，他还是“天下第一文帅”——这个称呼在伐元胜利之后将被彻底坐实；他还是大明首富，自身就富可敌国，而且掌握着强大的军工生产；他还拥有遍布全国的武装家丁，尤其聚集在九边一线，理论上都可以对京师形成武力威胁。
这样的局面，可不就是达成了日本武家首领出任征夷大将军的前提条件么？
征夷大将军是什么？是幕府首领，是实际掌握日本政权的人啊！
大明皇帝会愿意当一个日本天皇一样的傀儡吉祥物吗？绝不可能。中国可没有所谓万世一系的神学传统思维，中国历来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力量至上论实践者！
高务实有没有威胁皇权的主观意识并不重要，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要他力量够了，无非就只差一场“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就能改变一切。
好好一场大胜，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刘馨只觉得头大如斗。
怎么办？
劝高务实放弃之前的想法，干脆更进一步？还是劝他主动放权，在之前那次放弃了对厂、卫的直接插手之后，再继续放弃军权，或者说放弃对军权的直接影响？
作为京华的秘书长，刘馨越想越不安，越想越觉得局面棘手，觉得此时的高务实简直是进退两难了。
就在刘馨忧心忡忡时，高陌忽然匆匆来了，脸色异常严肃。
刘馨还没来得及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一贯沉稳的高陌却主动开口了：“刘秘书长，方才通政司派人紧急密报：老爷正式上疏，以战事结束为由，请辞蒙元经略。”
不等刘馨说话，高陌眉头深皱，继续道：“并且，老爷在两场大捷之后连归化城都没去，转而立刻就近从独石堡入关，只带了五百家丁回京……老朽算了算时间，老爷如今可能已经到达延平州了，数日之后即可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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