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要让李如松心悦诚服显然并不容易。
李如松这个人，往好了说是自尊自信，往坏了说叫妄尊自大。在一个文官社会里，他作为一名武将整天要和文官平起平坐，这看起来是一种自信，其实本质上就是作死。
政治不是战争而危险性丝毫不逊于战争。在这个战场上，裁定胜负的人通常是皇帝，而皇帝的裁定大抵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即使皇帝在明面上拥有最高裁决权，但其实他本身也依然处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
这很好理解，如果皇帝自己不在政治斗争之中，原历史中朱翊钧为何要以近三十年不上朝来和文官集团玩冷战？
既然皇帝本人实际上也处在政治斗争之中而不能超脱其外，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就都必须符合一些基本规律。比如说他也会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要平衡各方的利益，要保证皇权的稳固等等。
如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下的皇帝是更需要文官集团，还是武将集团？
不好意思，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武将还有集团吗？
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但真正意义上能领兵出去打仗的武将们并不能算所谓“集团”。大明的武臣体系只有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就是武臣勋贵集团——可惜这个集团的功能已经从领兵打仗退化到了几乎只具备一些为皇帝政治背书的水平。
除此之外真正镇守九边和全国各地的将领，甭管处于什么层级都很难说配得上“集团”二字，因为支持他们成为一种政治集团的根基早就被文官集团彻底破坏了。眼下的他们支离破碎、各自为战，早已陷入一种只能投靠强势文臣而求苟活的政治生态之中。
他们以往可以成为“集团”的根基是什么？是一种独立性，一种相对于文官而具备的独立性。
最简单的讲，就是当五军都督府还拥有实际权力时，武将们才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当文官控制的兵部在权势上完全凌驾于五军都督府之上时，武将的地位就一定会下降、下降、再下降，直到所有武将都成为文官们的“门下走狗小的某某”。
元朝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率军攻下集庆后，参照元朝的军事领导体制设立行枢密院，统领麾下将士。随着实力的增强，朱元璋又在集庆设立了统军元帅府，在各重要地区设立了翼元帅府，分管各地将士。
“太祖下集庆，即置行枢密院，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于龙湾之战击败陈友谅后，废除了行枢密院，设立大都督府，以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统领麾下将士。
“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战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有功不赏而密谋发动叛乱，虽然朱元璋接到密报后及时处置了朱文正，但他还是决心消除大都督权势过重的隐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设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后，军权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数将领手中，这显然与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对大都督府进行分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这样，五军都督府就继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管着除亲军十二卫之外的所有卫所，但是却失去了调兵的权力。
即便如此，从洪武十三年至正统十四年，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仍然很大，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管理军户屯田和军事情报的获取都五军都督府掌管。此外，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皇帝和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商议后才能决定。
五军都督府权力很大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意味着文官控制的兵部地位的低下了。彼时，不仅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兵部不得参与，就连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兵部都不得干预。这样一来，兵部实际上就只是相当于是皇帝向五军都督府发布调兵命令的信息传达机构。
“祖制五军都督府，外人不得与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但是，随着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驾崩，三杨内阁乘英宗年幼之机，将兵部尚书王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军主帅的位置，兵部由此第一次触碰到了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在王骥的率领下，明军接连三次确定麓川之役的胜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驾驭战争的能力。然而，有大量战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将坐镇五军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
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参战的二十万明军损失过半，武将勋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等人，以及经过他们悉心调教的新生力量尽数阵亡。
而另一边，在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中，兵部尚书于谦却以几近一己之力而挽狂澜于既倒，这就给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关键时刻还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谦提督京营，兵部地位开始飞速崛起，而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开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间，每遇重大军事行动，朱祁钰都会跟于谦商议，并且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都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就只剩下了管理军户户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复辟后，虽然通过废除于谦所设团营、召回天下镇守文官等办法打压兵部，但是随着石亨以图谋不轨被诛，大明终于彻底由文武并重转向为重文抑武。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连管理军户户籍的权力也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彻底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门，都督府里的各种左、右都督几乎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赠官、挂名。
“凡在京在外武职袭替优给，都司卫所呈送该府，过送兵部奏请定夺。后行奏俱改属兵部。”
五军都督府乃至于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想过挣扎一下。譬如正德年间，武宗就通过宠幸武将江彬、设立两官厅的办法打压兵部的地位，但是……武宗随即就驾崩了。他究竟是不是“被驾崩”，后人已经无法证明，总之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
如此，到了嘉靖年间，五军都督府仅剩的管理军户屯田的权力也被收归户部，五军都督府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也彻底成为了武将的荣誉职衔。此后，凡遇征战，武将都由挂兵部职衔的巡抚或总督节制，当然像高务实这样的经略以及更往后出现的督师，那就更胜一筹了。
“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见若以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以高务实之所见，五军都督府的衰落有其必然性，纵然他站在后世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衰落趋势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无非是时间早晚罢了。
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划分过武将和文官，统治者对大臣最为看中的其实是文武兼备，例如唐代甚至还有边帅立功后要入朝为相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本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宋代以后，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才有了明确的文官和武将的划分。但是，文官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武将看待战争则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将的培养单纯强调武勇而轻视谋略。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会出现问题了。
像宋代文官那样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的明代文官统领武将们作战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武将领兵快速投入战斗会被文官指责为轻敌冒进、好勇嗜杀；武将选择等待有利时机再出战，又会被文官指责为畏敌避战、养寇自保。
这样一来，武将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战争机器，彻底失去了战争中的主动权。而如果统领武将的文官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那还好说，一旦文臣统帅像杨镐那样，等待明军的就只能是萨尔浒那样的惨败。
最糟糕的是，在没有高务实这个穿越者出现的原历史上，为了防止武将势力抬头，文官们还拒绝一切有助于提高武将地位的建议——即便这些建议的出发点其实是希望提高军队战斗力。
比如隆、万时期，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过整训明军的计划，结果其中的建议大半被文官否决(保留了很小一部分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如戚继光在蓟镇轮练各镇之兵多年)，大明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良机。
当然更加严重的是，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文官轻视武将、武将对文官阳奉阴违。这种情况下，文官和武将在战争中离心离德就成了一种必然，再配合上大明糟糕透顶的财政制度，结果就是像松锦大战那样的惨败在末期明军中不断上演。
正是由于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才出现了国家军事形势由主要领军文官的军事素养决定的诡异局面。当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军事素养较高的文官在时，明末的军事形势看起来就很好，而当他们先后阵亡或被俘后，明末的军事形势就瞬间急转直下，并最终在不久之后灭亡。
灭亡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只是能打仗的文官们损失殆尽，高务实一直坚持认为财政问题才是首要原因，正如同后世公认的那个道理一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是政治的根源。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烂透了，政治必然一塌糊涂，于是战争也肯定是“费拉不堪”。而如果经济强大，国家就算在战争决策、战争指挥中出现很大的问题，最糟糕也无非就像是带英打出布尔战争那种国际笑柄之战——场面虽然极度难看，但最终它还是能赢的。
这可不能拿“我大清”对列强几乎每战必败来做对比，说鞑清经济总量明明占优势为啥还是会输呢？
这个不具备可比性的原因在于，以上所说的“经济”不仅仅是指总量，还指经济结构的先进程度、经济能力的转化和利用率等方面。否则的话，那也不必说鞑清后期了，明末时大明的经济总量也一样吊打建奴不是？
扯远了，言归正传。总之，国家武力虽然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必须基础，但文官政府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否则只能出现****，那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只会导致灾难。这个道理古人很早以前就懂：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所以，文官集团的权力大于武将集团在本质上没有问题，李如松这种强行要求和文官平起平坐才是有问题的。但是，文官直接不把武将当人看肯定是有问题的，权力的压制有正当性不代表人格压制也有正当性。
高务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既要在权力上确保对李如松的强势压制，又不应该让李如松觉得自己在人格上被侮辱了，这就很考验手腕。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当然是因为高务实要用这件事给大明的文武之争立下一个规矩、一个标杆。
后世之人常说“一流企业卖标准”，那么转换一下，高务实现在就认为“一流大臣定规矩”。
一道由高务实亲笔写就的奏报在当日下午被送出，朝京师而去。此奏名曰《题闪电湖之战告捷兼论文武于国家之当位》，后世则将称其为《论文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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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之前的分章，二十称廿，三十称卅，四十称卌，这我是知道的。今天写到第五十一分章，忽然愣了，心说五十称什么？然后查了一下，似乎五十称“圩”，但单独查“圩”字却又没有说它有五十这个含义，想了想……没敢乱用。如果有读者朋友知道，还请留言指点，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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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这个人，往好了说是自尊自信，往坏了说叫妄尊自大。在一个文官社会里，他作为一名武将整天要和文官平起平坐，这看起来是一种自信，其实本质上就是作死。
政治不是战争而危险性丝毫不逊于战争。在这个战场上，裁定胜负的人通常是皇帝，而皇帝的裁定大抵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即使皇帝在明面上拥有最高裁决权，但其实他本身也依然处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
这很好理解，如果皇帝自己不在政治斗争之中，原历史中朱翊钧为何要以近三十年不上朝来和文官集团玩冷战？
既然皇帝本人实际上也处在政治斗争之中而不能超脱其外，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就都必须符合一些基本规律。比如说他也会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要平衡各方的利益，要保证皇权的稳固等等。
如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下的皇帝是更需要文官集团，还是武将集团？
不好意思，首先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武将还有集团吗？
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但真正意义上能领兵出去打仗的武将们并不能算所谓“集团”。大明的武臣体系只有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就是武臣勋贵集团——可惜这个集团的功能已经从领兵打仗退化到了几乎只具备一些为皇帝政治背书的水平。
除此之外真正镇守九边和全国各地的将领，甭管处于什么层级都很难说配得上“集团”二字，因为支持他们成为一种政治集团的根基早就被文官集团彻底破坏了。眼下的他们支离破碎、各自为战，早已陷入一种只能投靠强势文臣而求苟活的政治生态之中。
他们以往可以成为“集团”的根基是什么？是一种独立性，一种相对于文官而具备的独立性。
最简单的讲，就是当五军都督府还拥有实际权力时，武将们才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当文官控制的兵部在权势上完全凌驾于五军都督府之上时，武将的地位就一定会下降、下降、再下降，直到所有武将都成为文官们的“门下走狗小的某某”。
元朝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率军攻下集庆后，参照元朝的军事领导体制设立行枢密院，统领麾下将士。随着实力的增强，朱元璋又在集庆设立了统军元帅府，在各重要地区设立了翼元帅府，分管各地将士。
“太祖下集庆，即置行枢密院，自领之。又置诸翼统军元帅府。”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于龙湾之战击败陈友谅后，废除了行枢密院，设立大都督府，以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统领麾下将士。
“罢枢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设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战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满朱元璋有功不赏而密谋发动叛乱，虽然朱元璋接到密报后及时处置了朱文正，但他还是决心消除大都督权势过重的隐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设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后，军权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数将领手中，这显然与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对大都督府进行分权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
于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这样，五军都督府就继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掌管着除亲军十二卫之外的所有卫所，但是却失去了调兵的权力。
即便如此，从洪武十三年至正统十四年，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仍然很大，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管理军户屯田和军事情报的获取都五军都督府掌管。此外，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军事行动都需要皇帝和五军都督府的都督们商议后才能决定。
五军都督府权力很大对于文官集团而言意味着什么？当然是意味着文官控制的兵部地位的低下了。彼时，不仅重大军事行动的商议兵部不得参与，就连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兵部都不得干预。这样一来，兵部实际上就只是相当于是皇帝向五军都督府发布调兵命令的信息传达机构。
“祖制五军都督府，外人不得与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但是，随着宣宗于宣德十年正月突然驾崩，三杨内阁乘英宗年幼之机，将兵部尚书王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军主帅的位置，兵部由此第一次触碰到了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在王骥的率领下，明军接连三次确定麓川之役的胜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驾驭战争的能力。然而，有大量战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将坐镇五军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
这种情况下，土木堡之变的发生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参战的二十万明军损失过半，武将勋贵集团的中坚力量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等人，以及经过他们悉心调教的新生力量尽数阵亡。
而另一边，在接下来的京师保卫战中，兵部尚书于谦却以几近一己之力而挽狂澜于既倒，这就给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种关键时刻还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后，以于谦提督京营，兵部地位开始飞速崛起，而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开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间，每遇重大军事行动，朱祁钰都会跟于谦商议，并且卫所将领的选拔和更替、卫所士卒的操练都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就只剩下了管理军户户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复辟后，虽然通过废除于谦所设团营、召回天下镇守文官等办法打压兵部，但是随着石亨以图谋不轨被诛，大明终于彻底由文武并重转向为重文抑武。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连管理军户户籍的权力也被收归兵部，五军都督府彻底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门，都督府里的各种左、右都督几乎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赠官、挂名。
“凡在京在外武职袭替优给，都司卫所呈送该府，过送兵部奏请定夺。后行奏俱改属兵部。”
五军都督府乃至于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想过挣扎一下。譬如正德年间，武宗就通过宠幸武将江彬、设立两官厅的办法打压兵部的地位，但是……武宗随即就驾崩了。他究竟是不是“被驾崩”，后人已经无法证明，总之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
如此，到了嘉靖年间，五军都督府仅剩的管理军户屯田的权力也被收归户部，五军都督府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也彻底成为了武将的荣誉职衔。此后，凡遇征战，武将都由挂兵部职衔的巡抚或总督节制，当然像高务实这样的经略以及更往后出现的督师，那就更胜一筹了。
“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见若以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
以高务实之所见，五军都督府的衰落有其必然性，纵然他站在后世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衰落趋势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无非是时间早晚罢了。
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划分过武将和文官，统治者对大臣最为看中的其实是文武兼备，例如唐代甚至还有边帅立功后要入朝为相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本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宋代以后，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才有了明确的文官和武将的划分。但是，文官看待战争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武将看待战争则更多的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将的培养单纯强调武勇而轻视谋略。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种情况，明代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会出现问题了。
像宋代文官那样从政治的角度看待战争的明代文官统领武将们作战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尴尬的现象：武将领兵快速投入战斗会被文官指责为轻敌冒进、好勇嗜杀；武将选择等待有利时机再出战，又会被文官指责为畏敌避战、养寇自保。
这样一来，武将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战争机器，彻底失去了战争中的主动权。而如果统领武将的文官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那还好说，一旦文臣统帅像杨镐那样，等待明军的就只能是萨尔浒那样的惨败。
最糟糕的是，在没有高务实这个穿越者出现的原历史上，为了防止武将势力抬头，文官们还拒绝一切有助于提高武将地位的建议——即便这些建议的出发点其实是希望提高军队战斗力。
比如隆、万时期，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曾提出过整训明军的计划，结果其中的建议大半被文官否决(保留了很小一部分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如戚继光在蓟镇轮练各镇之兵多年)，大明从而错失了最后一次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良机。
当然更加严重的是，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文官轻视武将、武将对文官阳奉阴违。这种情况下，文官和武将在战争中离心离德就成了一种必然，再配合上大明糟糕透顶的财政制度，结果就是像松锦大战那样的惨败在末期明军中不断上演。
正是由于五军都督府权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明末才出现了国家军事形势由主要领军文官的军事素养决定的诡异局面。当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等军事素养较高的文官在时，明末的军事形势看起来就很好，而当他们先后阵亡或被俘后，明末的军事形势就瞬间急转直下，并最终在不久之后灭亡。
灭亡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只是能打仗的文官们损失殆尽，高务实一直坚持认为财政问题才是首要原因，正如同后世公认的那个道理一样：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经济是政治的根源。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烂透了，政治必然一塌糊涂，于是战争也肯定是“费拉不堪”。而如果经济强大，国家就算在战争决策、战争指挥中出现很大的问题，最糟糕也无非就像是带英打出布尔战争那种国际笑柄之战——场面虽然极度难看，但最终它还是能赢的。
这可不能拿“我大清”对列强几乎每战必败来做对比，说鞑清经济总量明明占优势为啥还是会输呢？
这个不具备可比性的原因在于，以上所说的“经济”不仅仅是指总量，还指经济结构的先进程度、经济能力的转化和利用率等方面。否则的话，那也不必说鞑清后期了，明末时大明的经济总量也一样吊打建奴不是？
扯远了，言归正传。总之，国家武力虽然是任何国家存在的必须基础，但文官政府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否则只能出现****，那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只会导致灾难。这个道理古人很早以前就懂：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所以，文官集团的权力大于武将集团在本质上没有问题，李如松这种强行要求和文官平起平坐才是有问题的。但是，文官直接不把武将当人看肯定是有问题的，权力的压制有正当性不代表人格压制也有正当性。
高务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既要在权力上确保对李如松的强势压制，又不应该让李如松觉得自己在人格上被侮辱了，这就很考验手腕。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当然是因为高务实要用这件事给大明的文武之争立下一个规矩、一个标杆。
后世之人常说“一流企业卖标准”，那么转换一下，高务实现在就认为“一流大臣定规矩”。
一道由高务实亲笔写就的奏报在当日下午被送出，朝京师而去。此奏名曰《题闪电湖之战告捷兼论文武于国家之当位》，后世则将称其为《论文武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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