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这番话说得可能还有些云山雾罩，他最小的庶弟高务若明显没有听懂，因此忍不住问道：“大兄，小弟愚钝，还请大兄指点明细。”
作为实学宗门之家，兄友弟恭是家风要求，加上高务若年仅十六岁，高务实自然要表现得友善些，因此面色和善地问道：“哪儿不懂？”
“都……不太懂。”高务若倒是老实，规规矩矩道：“大兄说‘百万漕工衣食所系’不难解决，小弟不懂。大兄说江南财阀与舒应龙之间还有其他故事，小弟也不懂。”
“呵呵，不懂没关系，愚兄为你释疑。”高务实颔首道：“先说‘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吧。首先，‘百万漕工’这个说法就颇有问题，漕军常年维持在十二万之数，虽有轮班，但都出自各卫所。
卫所原本就有土地，虽说如今制度已然大坏，但这些卫所终归还是卫所，卫所之兵即便不去轮班漕军，也能在本卫糊口。当然，也仅止于糊口。他们去做漕军，实际上是多了一项额外收入，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他们轮班做漕军时真正的收入并不在于运送漕粮的薪俸，而是私带货物的营收。
也即是说，假使朝廷停掉漕运，他们真正损失的也不过是假借漕运而私带货物之机。那么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朝廷停掉漕运，但却允许他们继续私带货物呢？”
高务若完全听懵了，纳闷道：“可朝廷若是连漕运都停了，他们又能以什么名义私带货物？”
“无非是个名义，给他们一个名义不就行了？”高务实笑了笑，道：“比如将漕军改为‘运河调度司’，从此面向普罗大众，接受各项货物承运，而调度司则在其中收取相应费用，这又有何不可？”
高务若思索了一下，迟疑道：“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朝廷在其中便无丝毫所得。若朝廷无所得，何以维持运河疏浚等治理？”
“好问题！”高务实对这位幼弟不吝赞赏地夸了一句，然后解释道：“这里就要进行税率调节了——简单地说就是设点征税。从原则上来说，朝廷首先要将整个运河进行运输量管控，以避免船只拥堵。
这就要求整条运河被分为许多小段，每一段都要按照一定的漕船进入量来进行控制，进入运河的船只都需要提前申报目的地与大致抵达日期，日期可以有一定时间的冗余，以避免途中因故拖延。
与此同时，朝廷在每段运河进行征税，但必须先有一个运河整体税率。如此则每段税率可以按比例划分，这样便可以控制运输总成本，避免税率过高使得来往船只无利可图，进而导致商家放弃运河运输。
这些征收上来的税金，除了养活征税人员与监督征税人员之外，多余部分主要就将作为运河维护之用。甚至将来若是别有盈余，还可以作为河道拓宽等用。
如此一来，朝廷不仅省却了每年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两的治河所费，还能逐渐扩大运河，乃至于依靠运河养活更多人、带动更多的商业往来，加强南北经济交往，尤其是运河沿线的经济交往，一举多得，何其美哉！”
高务若恍然大悟，旁边的商务秘书曹恪却有些疑虑，问道：“老师，若运河货运有利可图，那海运怎么办？”
“你是担心漕运抢了海运的生意？你多虑了。”高务实摇头道：“且不说运河只是联通京师到江南，而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根本难以覆盖。即便是京师到江南这一线，运河也没法完全包办——你要知道，运河的运力毕竟有限，河道之上的漕船也远小于海船，因此货物越多则越是适合海运。
何况，运河沿途收税，海运则有海港驻泊费(因为多数是私港)，这两笔税、费都是可以按照情况进行调整的。假使运河拥堵而海运不足，则可以提高运河税率；假使海运繁荣而运河窘迫，则可以提高海港泊费。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调整来使河海运输达到某种平衡。”
高务实这么一说，曹恪就明白过来了，欠身示意表示受教。
一旁的高务若见其他人没有疑问，便继续道：“那么大兄方才说江南财阀与舒应龙……”
“这件事虽然是我猜的，不过却也不难理解。”高务实道：“舒应龙与江南财阀虽然达成了某些私底下的协议，但他们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所作所为的目的当然也就不同。
舒应龙那边想要的是积攒政治资本。原本漕运总督积攒政治资本无非就是确保漕运安全有序，不过这太慢了。他已经做了好几年漕运总督，迄今为止也没捞到机会进入朝廷中枢，可见心学派上层过于固定，下面的人想要冒头着实困难。
那他希望位晋中枢就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上头有人让位，二是他能顺势递补。漕军暴动这样大的事情发生，一旦皇上要追究责任，这责任首先在哪？
你们或许以为，漕军出了事，漕运总督自然是第一责任人，是吧？但很可惜，不是。漕军本质上是沿线各地卫所之兵，漕运总督只是安排使用罢了，又不负责训练操演，仗打得好不好与他并无太多干系。
而此次漕军在南京暴动，是由倭寇袭击引起，但倭寇人数远低于漕军，谁也不能说舒应龙这漕运总督用兵有误，给了倭寇可趁之机——两三万人被千余倭寇给袭击成这样，怪他这漕运总督可说不过去。
于是责任在谁呢？自然是在兵部，甚或因为户部有了关税署和税警总队，弄不好也得沾点责任。那么站在舒应龙的角度来看，事情若是到了这一步，申元辅和王阁老肯定会把屎盆子往兵部头上扣，这一点毫无疑问。
周本兵上任不久，这事非要拿他开刀似乎理由不太足，但事情发生了总得有人负责吧？那么心学派如果操弄得法，罪责可能就要梁阁老(梁梦龙)担上，即便操弄得不太成功，说不定兵部或者户部也要献祭一位侍郎——如此一来，心学派也可能抓住机会推一位自己人上马。
此时此刻，若是舒应龙又平定了南京漕军暴动，他是不是就很有机会顶上这个缺，从此由地方大员位晋中枢，成为堂上官了？”
虽说有些地方大员地位很高，实权也大，但大明朝廷的风格是京官见人大三级，三品侍郎往往比二品地方大员地位更高，故舒应龙即便只是回京做侍郎，也比漕运总督更加接近皇帝——接近皇帝就意味着地位提升。
况且，很多时候吏部侍郎直接入阁也是常事(一般只有吏部侍郎会这样)，只要他先获得侍郎身份，将来有机会转去做吏部侍郎，便有可能跳过尚书一级直接入阁。
以上这些虽然说起来好像挺复杂，但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只要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了，那最终结果几乎水到渠成。
高务若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最后问道：“那江南财阀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切断漕运，自己拿下海运输粮这一买卖？”
“这是最直接的目的，但并不完全。”高务实微微摇头，沉吟着道：“我觉得江南财阀……或许在与京华对抗这件事上已经不如过去那般坚定，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的一种试探。”
“试探大兄？”高务若愕然道：“他们想试探什么？”
高务实道：“从浅层次来讲，自然是试探我能否允许他们在海运上多分一杯羹。而从深层次来讲，则或许是试探我有无将他们吞并之意。”
高务若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旁边曹恪却“啊”了一声，诧异道：“他们居然开始考虑投降了？这不应该啊，他们可是心学派的金主，心学派如今可是掌握着首辅之位的，他们何至于想着投降？”
曹恪到底是跟随高务实时间更久，陪高务实去过广西的首席大弟子，反应的确比较快。不过他这话说得还是有些夸张了，高务实倒没觉得江南财阀这么做就一定是“考虑投降”，人家没准只是考虑和自己签个“互不侵犯条约”呢。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曹恪不理解其中的道理，高务实却觉得很简单。
毕竟是江南财阀嘛，财阀的本质是什么？无非就是资本。资本只在乎利益，任何其他的事物只要和利益相冲突，在资本眼里就都是可以弃如敝履的。礼义廉耻是如此，盟友打手自然也是如此。
《是，大臣》里有两句经典对白：“我想有颗清白的良心。”“你几时有了这种奢侈的想法？”——用在资本身上实称完美。
江南财阀撑着心学派和高务实斗了这么多年，虽然双方好几次差点撕破脸，但最终还是因为申时行与高务实二人都有着典型的政客属性，总算维持住了“斗而不破”的体面。
然而，他们在政治层面斗成什么样其实并非江南财阀真正关心的，江南财阀真正关心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么多年下来，京华的实力越来越强，而江南的商税征收最终也还是一点一点被推动起来了。
眼见得心学派斗来斗去依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作为幕后金主的江南财阀当然只能另寻他途。
既然消灭不了对手，那就试试看能不能谈判呗。别说江南财阀了，就算后世那些整天自诩绅士的资本国家，谁又不是这副德行？
正因如此，舒应龙与江南财阀虽然不知道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虽然联合了，但却各怀鬼胎。
高务实嘲笑心学派的“团结”，便是因为如今申、王与舒应龙及江南财阀三者之间看似一体，实则各有各的小算盘，简直比实学派内部分裂得更厉害。
实学派内部虽然分作两派，但高务实这一派显然实力更强。欠缺的部分主要是高务实本人因为年龄和资历原因而未能入阁，从而造成了政治上的双核心。而只要伐元之战凯旋，高务实便足以取得名义，迫使许国一派接受他的领导。
本质上来说，实学派虽然分成了所谓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但二者政治目标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所争夺的无非领导权。只要一方在政治上明确占据优势，另一方就算服软也没什么大不了。
心学派现在反而复杂了，中枢高层与地方大员利益不一致，朝臣与他们身后的金主利益也不一致，看起来只要有人稍微加把火，他们内部闹掰就是一件很值得期许的事。
“加把火”这种事，一向急人所难的高务实自然是当仁不让的。
“皇上把平定漕军南京暴动之事交给了魏国公，此事我是要支持的。”高务实吩咐道：“让京华南直隶方面行动起来，力所能及地为魏国公提供便利。
同时还要让他们想办法放出传言，就说我正在考虑在下一步改革中将漕军改成一个与‘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类似的机构——大致上就是我方才所说漕军自负盈亏，面向商业货运来发展之类。”
曹恪作为商贸秘书，立刻记下了高务实的话。情报秘书高杞更不待言，将高务实的一字一句都默默记在心里。
不过若仅止于此，这把火加得显然不够，高务实还必须有其他举动。
他先朝曹恪吩咐道：“代我草拟一封奏疏，就说京师粮草足够，南京之事并不影响伐元，请皇上不必忧心。”然后顿了一顿，又转头对高杞道：“给刘秘书长通报一下今日的情况，请她安排京华南直隶方面……不，安排宁波的吴逊代表我去和江南财阀商议一桩买卖。
就说除了漕运目前掌握的那些漕粮输送额度都交给他们运营之外，我还打算大幅提高从南疆向日本运粮售卖的额度。这些大米的运输都可以交给他们，我京华愿出运费。”
曹恪和高杞都先应了，然后曹恪才又问道：“老师，对日本大量售卖南疆大米这件事，会不会导致丰臣家囤积粮食作为……”
“无妨，这正是我的目的，照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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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不懂没关系，愚兄为你释疑。”高务实颔首道：“先说‘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吧。首先，‘百万漕工’这个说法就颇有问题，漕军常年维持在十二万之数，虽有轮班，但都出自各卫所。
卫所原本就有土地，虽说如今制度已然大坏，但这些卫所终归还是卫所，卫所之兵即便不去轮班漕军，也能在本卫糊口。当然，也仅止于糊口。他们去做漕军，实际上是多了一项额外收入，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他们轮班做漕军时真正的收入并不在于运送漕粮的薪俸，而是私带货物的营收。
也即是说，假使朝廷停掉漕运，他们真正损失的也不过是假借漕运而私带货物之机。那么我们反过来想，如果朝廷停掉漕运，但却允许他们继续私带货物呢？”
高务若完全听懵了，纳闷道：“可朝廷若是连漕运都停了，他们又能以什么名义私带货物？”
“无非是个名义，给他们一个名义不就行了？”高务实笑了笑，道：“比如将漕军改为‘运河调度司’，从此面向普罗大众，接受各项货物承运，而调度司则在其中收取相应费用，这又有何不可？”
高务若思索了一下，迟疑道：“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朝廷在其中便无丝毫所得。若朝廷无所得，何以维持运河疏浚等治理？”
“好问题！”高务实对这位幼弟不吝赞赏地夸了一句，然后解释道：“这里就要进行税率调节了——简单地说就是设点征税。从原则上来说，朝廷首先要将整个运河进行运输量管控，以避免船只拥堵。
这就要求整条运河被分为许多小段，每一段都要按照一定的漕船进入量来进行控制，进入运河的船只都需要提前申报目的地与大致抵达日期，日期可以有一定时间的冗余，以避免途中因故拖延。
与此同时，朝廷在每段运河进行征税，但必须先有一个运河整体税率。如此则每段税率可以按比例划分，这样便可以控制运输总成本，避免税率过高使得来往船只无利可图，进而导致商家放弃运河运输。
这些征收上来的税金，除了养活征税人员与监督征税人员之外，多余部分主要就将作为运河维护之用。甚至将来若是别有盈余，还可以作为河道拓宽等用。
如此一来，朝廷不仅省却了每年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两的治河所费，还能逐渐扩大运河，乃至于依靠运河养活更多人、带动更多的商业往来，加强南北经济交往，尤其是运河沿线的经济交往，一举多得，何其美哉！”
高务若恍然大悟，旁边的商务秘书曹恪却有些疑虑，问道：“老师，若运河货运有利可图，那海运怎么办？”
“你是担心漕运抢了海运的生意？你多虑了。”高务实摇头道：“且不说运河只是联通京师到江南，而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根本难以覆盖。即便是京师到江南这一线，运河也没法完全包办——你要知道，运河的运力毕竟有限，河道之上的漕船也远小于海船，因此货物越多则越是适合海运。
何况，运河沿途收税，海运则有海港驻泊费(因为多数是私港)，这两笔税、费都是可以按照情况进行调整的。假使运河拥堵而海运不足，则可以提高运河税率；假使海运繁荣而运河窘迫，则可以提高海港泊费。总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调整来使河海运输达到某种平衡。”
高务实这么一说，曹恪就明白过来了，欠身示意表示受教。
一旁的高务若见其他人没有疑问，便继续道：“那么大兄方才说江南财阀与舒应龙……”
“这件事虽然是我猜的，不过却也不难理解。”高务实道：“舒应龙与江南财阀虽然达成了某些私底下的协议，但他们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所作所为的目的当然也就不同。
舒应龙那边想要的是积攒政治资本。原本漕运总督积攒政治资本无非就是确保漕运安全有序，不过这太慢了。他已经做了好几年漕运总督，迄今为止也没捞到机会进入朝廷中枢，可见心学派上层过于固定，下面的人想要冒头着实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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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或许以为，漕军出了事，漕运总督自然是第一责任人，是吧？但很可惜，不是。漕军本质上是沿线各地卫所之兵，漕运总督只是安排使用罢了，又不负责训练操演，仗打得好不好与他并无太多干系。
而此次漕军在南京暴动，是由倭寇袭击引起，但倭寇人数远低于漕军，谁也不能说舒应龙这漕运总督用兵有误，给了倭寇可趁之机——两三万人被千余倭寇给袭击成这样，怪他这漕运总督可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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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兵上任不久，这事非要拿他开刀似乎理由不太足，但事情发生了总得有人负责吧？那么心学派如果操弄得法，罪责可能就要梁阁老(梁梦龙)担上，即便操弄得不太成功，说不定兵部或者户部也要献祭一位侍郎——如此一来，心学派也可能抓住机会推一位自己人上马。
此时此刻，若是舒应龙又平定了南京漕军暴动，他是不是就很有机会顶上这个缺，从此由地方大员位晋中枢，成为堂上官了？”
虽说有些地方大员地位很高，实权也大，但大明朝廷的风格是京官见人大三级，三品侍郎往往比二品地方大员地位更高，故舒应龙即便只是回京做侍郎，也比漕运总督更加接近皇帝——接近皇帝就意味着地位提升。
况且，很多时候吏部侍郎直接入阁也是常事(一般只有吏部侍郎会这样)，只要他先获得侍郎身份，将来有机会转去做吏部侍郎，便有可能跳过尚书一级直接入阁。
以上这些虽然说起来好像挺复杂，但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只要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了，那最终结果几乎水到渠成。
高务若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最后问道：“那江南财阀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切断漕运，自己拿下海运输粮这一买卖？”
“这是最直接的目的，但并不完全。”高务实微微摇头，沉吟着道：“我觉得江南财阀……或许在与京华对抗这件事上已经不如过去那般坚定，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的一种试探。”
“试探大兄？”高务若愕然道：“他们想试探什么？”
高务实道：“从浅层次来讲，自然是试探我能否允许他们在海运上多分一杯羹。而从深层次来讲，则或许是试探我有无将他们吞并之意。”
高务若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旁边曹恪却“啊”了一声，诧异道：“他们居然开始考虑投降了？这不应该啊，他们可是心学派的金主，心学派如今可是掌握着首辅之位的，他们何至于想着投降？”
曹恪到底是跟随高务实时间更久，陪高务实去过广西的首席大弟子，反应的确比较快。不过他这话说得还是有些夸张了，高务实倒没觉得江南财阀这么做就一定是“考虑投降”，人家没准只是考虑和自己签个“互不侵犯条约”呢。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曹恪不理解其中的道理，高务实却觉得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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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臣》里有两句经典对白：“我想有颗清白的良心。”“你几时有了这种奢侈的想法？”——用在资本身上实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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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在政治层面斗成什么样其实并非江南财阀真正关心的，江南财阀真正关心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么多年下来，京华的实力越来越强，而江南的商税征收最终也还是一点一点被推动起来了。
眼见得心学派斗来斗去依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作为幕后金主的江南财阀当然只能另寻他途。
既然消灭不了对手，那就试试看能不能谈判呗。别说江南财阀了，就算后世那些整天自诩绅士的资本国家，谁又不是这副德行？
正因如此，舒应龙与江南财阀虽然不知道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虽然联合了，但却各怀鬼胎。
高务实嘲笑心学派的“团结”，便是因为如今申、王与舒应龙及江南财阀三者之间看似一体，实则各有各的小算盘，简直比实学派内部分裂得更厉害。
实学派内部虽然分作两派，但高务实这一派显然实力更强。欠缺的部分主要是高务实本人因为年龄和资历原因而未能入阁，从而造成了政治上的双核心。而只要伐元之战凯旋，高务实便足以取得名义，迫使许国一派接受他的领导。
本质上来说，实学派虽然分成了所谓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但二者政治目标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所争夺的无非领导权。只要一方在政治上明确占据优势，另一方就算服软也没什么大不了。
心学派现在反而复杂了，中枢高层与地方大员利益不一致，朝臣与他们身后的金主利益也不一致，看起来只要有人稍微加把火，他们内部闹掰就是一件很值得期许的事。
“加把火”这种事，一向急人所难的高务实自然是当仁不让的。
“皇上把平定漕军南京暴动之事交给了魏国公，此事我是要支持的。”高务实吩咐道：“让京华南直隶方面行动起来，力所能及地为魏国公提供便利。
同时还要让他们想办法放出传言，就说我正在考虑在下一步改革中将漕军改成一个与‘京营生产建设兵团’类似的机构——大致上就是我方才所说漕军自负盈亏，面向商业货运来发展之类。”
曹恪作为商贸秘书，立刻记下了高务实的话。情报秘书高杞更不待言，将高务实的一字一句都默默记在心里。
不过若仅止于此，这把火加得显然不够，高务实还必须有其他举动。
他先朝曹恪吩咐道：“代我草拟一封奏疏，就说京师粮草足够，南京之事并不影响伐元，请皇上不必忧心。”然后顿了一顿，又转头对高杞道：“给刘秘书长通报一下今日的情况，请她安排京华南直隶方面……不，安排宁波的吴逊代表我去和江南财阀商议一桩买卖。
就说除了漕运目前掌握的那些漕粮输送额度都交给他们运营之外，我还打算大幅提高从南疆向日本运粮售卖的额度。这些大米的运输都可以交给他们，我京华愿出运费。”
曹恪和高杞都先应了，然后曹恪才又问道：“老师，对日本大量售卖南疆大米这件事，会不会导致丰臣家囤积粮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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