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由于宋良佐这次的两封信不是上奏给朝廷的正式疏文，因此可以跳过常规，利用京华从成都到京师的一条“西南信鸽通道”来传讯。信鸽的好处不仅是飞行速度快，还有一点是它基本不必绕路，这可以大大降低联络距离。
从成都到京师走路的话当然很远很远，但其实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刚刚超过三千里。京华培养的信鸽平均飞行速度大概是半个时辰(一小时)飞两百里，但鸽子毕竟不是永动机，并不能一次飞达，中途还要停留以及换鸽子来搞“接力赛”。但即便如此，消息还是在次日送达了京师。
京华的信鸽体系建立时间也还不长，比如整个大明西南就只有成都有一个“全国辐射”的信鸽站。不过，京师周边相对密集一些，比如去年的救援战中就表明大宁有一个。
如此一来，周咏是在次日中午收到宋良佐的报信，而高务实也在下午收到了这个消息。高务实收到的消息还不止是宋良佐送来的这封，周咏也送来了一封——是他在召集实学派相关官员尤其是兵部官员紧急商议之后写给高务实的。
之所以大家都急急忙忙通知高务实，那倒不是说催他赶紧打完蒙元再去播州，而是现在西南方面的应对太过失败，不得不请他这位“天下第一文帅”给点指导意见。
说实话，西南打了两仗，两仗都是真的拉胯。一战贵州出兵，损失三四千；二战四川出兵，又损失七八千，这前后相加算是直接报销了一万军队。
这不是闹吗？高务实当初打完整场漠南之战都没损失这么多明军，现在他们打个土司居然已经折进去一万人了！这局面已经难看道和日本****时期打不过敌人只能被迫请求上级“战术指导”差不多了。
高务实看了两封信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好家伙，我特意给你把刘綎调过去坐镇，结果你这边因为刘綎所部陷入水土不服导致的某些疫病就直接把人无视了，非要火急火燎去送一波人头？
倒是前线领兵的两个“败军之将”王之翰和郭成其实表现还可以，郭成本人英勇战死这没什么好说，只能是厚赐重抚了；王之翰虽然在宋良佐的信中成了中计的废材，但高务实审视了一番发现他的表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重大失误。
对于敌方的诈降他是有防备的，即便穆照使出了那样的苦肉计，明军也在合兵之后才出兵向前，而且实际上仅仅走了三十里左右。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失误，那应该是对播州军的军力出现了误判，从其行军表现来看，他似乎认为合兵之后的明军是能稳操胜券的。
王之翰所部平越卫是贵阳东部的明军主力，郭成所部前两年还北上打过哱拜，两支军队算起来都是南方强军了，他有较强的自信可以理解。
误判很大概率应该是出在对播州军的兵力上。播州军和其他土司类似，跟随朝廷出兵的时候一般能派个两三千就算很“给面子”了，而平日里在领地上长期维持的军力可能不超过两三万。
在这种情况下，王之翰极有可能把播州军的总兵力按照两三万来看待，扣除掉一些不能抽调的兵力，他或许认为播州军能动的军队也就一万多，撑死不会超过两万，这就麻烦了。
对土司极其熟悉的高务实很清楚，对于这些大山里的土司而言，他麾下的成年男性土民几乎个个都能随时拉过来变成土兵，而且这些土兵在山区使用竹矛一类武器作战时的战斗力简直好像与生俱来，只要集训一下基本的军规之类就能用与作战。
杨应龙这档子事前后已经有些时间了，人家凭什么不会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将麾下土民操演操演？当年黄芷汀就说过，她家平时顶多维持两三万狼兵，但真要拼命的话，拉出八万大军那是一点也不奇怪。
高务实当年还问过黄芷汀，说广西土司各大世家的力量相对比播州土司如何？黄芷汀的回答是，从兵力而言播州杨氏略胜岑家，更胜黄家。而且播州杨氏靠近“三不管”的苗疆腹地，历来与苗人关系不错，如果发生战争，杨氏有不小的可能得到苗人相助。
黄芷汀这回答的后半部分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原因是她觉得高务实问起这个问题可能是想在播州改土归流，因此得把最坏的可能先告诉他。
换言之，从她的判断来看，播州只靠自家的实力就能做到战时拉出十万以上的土兵来，剩下还有很难准确估算的苗人支援。
她的这个判断高务实是相信的，因为他前世看三大征时期史料的时候看到过，杨应龙在战争最强势之时拥兵高达十六万。也正是因为杨应龙之患十分严重且发生在国内腹地，大明才不得已把一场可以完胜的援朝之战弄得略有些虎头蛇尾——赢是毫无疑问赢了，但总觉得差点意思。
如今杨应龙之乱看来是提前爆发了，这显然打乱了高务实的计划，碰到了他所备“西南预案”中几乎最糟糕的一种。不过，既然有预案，那事情就还可以应对。
高务实出任蒙元经略并未卸任户部尚书，这和前一次他出战宁夏而未卸任戎政侍郎一样，在朝廷而言比较特殊，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好处。比如这一次，他就可以在回信中表示户部所属的西南一些官仓可以开放供应包括军饷、粮食、军械之类物资——其实周咏来信的目的之中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只是不必点穿罢了。
除了资金与物资支持之外，西南方面到底如何用兵，周咏也必须以高务实的意见为主。原因嘛，无非两点：一是高务实在实学派中的名声、地位和能力都超过周咏，如果高务实不答应，西南方面能用上几分力谁也不知道；二是高务实的边功初创于西南，他在西南明显早有布置，而周咏是从辽东巡抚、蓟辽总督升上大司马的，对西南的情况几乎两眼一抹黑，不问高务实的话几乎就只能照着兵部的册子胡乱安排，然后瞎打一气。
那么，高务实有什么奇策妙计能够轻易摆平播州吗？没有。
如果说只要按下播州之乱，那还可能考虑一下利用名望，将杨应龙骗个“调虎离山”，几率虽然难以保证，到底还是可以试一试。
但问题是播州之乱闹到这个地步，实际上已经和贵州改土归流的成败直接挂钩了，那就意味着除非能有法子把杨家一网打尽，否则光杀一个杨应龙毫无意义。他的儿子还在，甚至再不行也还有一溜的侄儿之类亲属，杨家不可能坐视播州土司就此消失，必然抵抗到底。
政治手段失效，经济手段……人家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高务实也不能出钱买他们自己砍了自己的脑袋，所以剩下的也就只有武力征服了。
播州杨氏能凑出十六万大军，这是高务实的“困难程度预计”，虽然现在还未必到达这个数，但料敌从宽，总得按照这个数来计算才稳妥。播州军是内线防御，对兵力的需求相对于进攻方来说还要小一点，那么朝廷出兵可能要超过二十万。
明军在南方要出动二十万以上的大军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勉强出了，恐怕其中大多都是只会种田打杂的卫所兵，因此这些兵力是无效兵力，真要出兵二十万，在九边主力不能南下支援的情况下，主要还得从土司方面想办法。
大明的南方土司在战争中表现历来都很抢眼，僮人的狼兵也好，苗兵、瑶兵、土家兵等土兵也罢，都是大明朝廷经常性要求随征的部队，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在征讨播州一战中复制。
于是高务实找来京华版的大明堪舆图，从播州周边诸省开始考虑征调土司。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播州周边的土司那叫一个多。
播州北方就是重庆，重庆东部有石砫宣慰司、酉阳宣抚司两大家(级别上宣慰司大于宣抚司)，他们所在地再继续往东看就是湖广西南部，也就是“偏沅巡抚”辖地，即后世的湘西地区。这一片更厉害，有两个宣慰司，三个宣抚司，还有一个土州，一个长官司。
贵州本省也了不得，水西土司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田家就在这里。虽然思州、思南田家本家被朝廷多年来拆分得厉害，但受田氏恩惠而类似“推恩”造成的各地土司却依然有一大片，这些力量现在都是朝廷能够调用的。
所谓贵州土司“四大天王”，安、宋、田、杨四大土司没一个好惹，但如今杨氏造反，其余三家显然面临各不相同的选择困难——倒不是说他们敢反对朝廷征调，而是出力程度如何恐怕各有不同。
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较好，难免会打着出工不出力的想法；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一般，或许也会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心思磨洋工；还有一些家族可能与杨氏有冲突，利用起来会顺利一些，但考虑到他们也可能想要尽可能保存实力，同样未必全力以赴，只是对比前两种要好一点。
但无论如此，贵州现在有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就算他们每家只出兵一百人，那也是好几万大军了，何况还有一些土府，那是不可能拿“百人”这种规模交差的。
播州西边便是四川，川西北的那些土司有边防任务，轻易不能动，但川南的土司显然是随时可以抽调的。川南土司是什么情况？答案是镇雄、乌蒙、乌撒、东川四大军民府再加一个永宁宣抚司，同样是随时能抽调几万大军的规模。
如果这还不够，广西、云南两个土司集群还能作为后备。广西土司虽然被高务实抽走了最强的岑黄两家和他们的一些附属势力，但如赵氏、李氏等大土司和他们的附属势力仍在其中，这些力量显然也能抽调。
而且，广西这些年因为京华的木材、桐油等开发购买，连带着土司们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自带兵甲干粮随征反而还变轻松了，甚至他们更不敢拒绝朝廷，也更不敢出工不出力。高务实估摸着，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从广西再调几万狼兵也不是不行。
至于云南，那更别说了，比如刘綎在滇南、缅北负责镇守之时，自家手里不到三万兵，却在名义上管着辖区内十万土司兵。
于是高务实便按照明军三成、土兵七成的比例，给进攻播州划出了兵员构成。此次全军调集二十四万大军，明军“经制之军”约七万，各路土司兵马约十七万，依旧分成数路前进围剿——这不是不想集中兵力，但山区不便，真集中太多别说山上根本没大路，基本走不动道，后勤方面的压力大到很可能要把大军饿死在路上。
高务实当然也担心被杨应龙玩内线机动、各个击破，所以他的这个计划很像某个时期常凯申的第三次围剿，采用“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
简单说就是其余诸路集结兵力不弱，但不轻易冒进，占据一地巩固一地，层层推进，逐渐缩小包围圈；而以刘綎所部为核心的那一路则是主攻，从北路直插向南，如高悬的利剑向下刺入播州心脏，这同时也是逼杨应龙主力前来决战，意图依靠刘綎所部正面击败播州军核心部队。
毫无疑问，这次作战的核心还是要围绕刘綎所部进行，这也是高务实把刘綎调去四川的目的所在。不过作战规划好办，政治上的麻烦却不那么好办，比如说宋良佐这波浪战送掉了七八千人头，在朝廷得知消息之后肯定掀起轩然大波，实学派将面临巨大压力。
实学派不同于心学派，靠的不是嘴皮子而是实效，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求情的意义其实不大。然而，宋良佐还是要保一手的，即便不从政治考虑，也得从军事考虑，此时如果换一个非实学派的官员去做这个四川巡抚，高务实现在定下的围剿策略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会存疑。
败绩已然出现，怎么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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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的信鸽体系建立时间也还不长，比如整个大明西南就只有成都有一个“全国辐射”的信鸽站。不过，京师周边相对密集一些，比如去年的救援战中就表明大宁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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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翰所部平越卫是贵阳东部的明军主力，郭成所部前两年还北上打过哱拜，两支军队算起来都是南方强军了，他有较强的自信可以理解。
误判很大概率应该是出在对播州军的兵力上。播州军和其他土司类似，跟随朝廷出兵的时候一般能派个两三千就算很“给面子”了，而平日里在领地上长期维持的军力可能不超过两三万。
在这种情况下，王之翰极有可能把播州军的总兵力按照两三万来看待，扣除掉一些不能抽调的兵力，他或许认为播州军能动的军队也就一万多，撑死不会超过两万，这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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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高务实有什么奇策妙计能够轻易摆平播州吗？没有。
如果说只要按下播州之乱，那还可能考虑一下利用名望，将杨应龙骗个“调虎离山”，几率虽然难以保证，到底还是可以试一试。
但问题是播州之乱闹到这个地步，实际上已经和贵州改土归流的成败直接挂钩了，那就意味着除非能有法子把杨家一网打尽，否则光杀一个杨应龙毫无意义。他的儿子还在，甚至再不行也还有一溜的侄儿之类亲属，杨家不可能坐视播州土司就此消失，必然抵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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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氏能凑出十六万大军，这是高务实的“困难程度预计”，虽然现在还未必到达这个数，但料敌从宽，总得按照这个数来计算才稳妥。播州军是内线防御，对兵力的需求相对于进攻方来说还要小一点，那么朝廷出兵可能要超过二十万。
明军在南方要出动二十万以上的大军是非常困难的，就算勉强出了，恐怕其中大多都是只会种田打杂的卫所兵，因此这些兵力是无效兵力，真要出兵二十万，在九边主力不能南下支援的情况下，主要还得从土司方面想办法。
大明的南方土司在战争中表现历来都很抢眼，僮人的狼兵也好，苗兵、瑶兵、土家兵等土兵也罢，都是大明朝廷经常性要求随征的部队，这种情况当然也可以在征讨播州一战中复制。
于是高务实找来京华版的大明堪舆图，从播州周边诸省开始考虑征调土司。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播州周边的土司那叫一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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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贵州土司“四大天王”，安、宋、田、杨四大土司没一个好惹，但如今杨氏造反，其余三家显然面临各不相同的选择困难——倒不是说他们敢反对朝廷征调，而是出力程度如何恐怕各有不同。
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较好，难免会打着出工不出力的想法；一些家族与杨氏关系一般，或许也会因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心思磨洋工；还有一些家族可能与杨氏有冲突，利用起来会顺利一些，但考虑到他们也可能想要尽可能保存实力，同样未必全力以赴，只是对比前两种要好一点。
但无论如此，贵州现在有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就算他们每家只出兵一百人，那也是好几万大军了，何况还有一些土府，那是不可能拿“百人”这种规模交差的。
播州西边便是四川，川西北的那些土司有边防任务，轻易不能动，但川南的土司显然是随时可以抽调的。川南土司是什么情况？答案是镇雄、乌蒙、乌撒、东川四大军民府再加一个永宁宣抚司，同样是随时能抽调几万大军的规模。
如果这还不够，广西、云南两个土司集群还能作为后备。广西土司虽然被高务实抽走了最强的岑黄两家和他们的一些附属势力，但如赵氏、李氏等大土司和他们的附属势力仍在其中，这些力量显然也能抽调。
而且，广西这些年因为京华的木材、桐油等开发购买，连带着土司们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强，自带兵甲干粮随征反而还变轻松了，甚至他们更不敢拒绝朝廷，也更不敢出工不出力。高务实估摸着，如果确实需要的话，从广西再调几万狼兵也不是不行。
至于云南，那更别说了，比如刘綎在滇南、缅北负责镇守之时，自家手里不到三万兵，却在名义上管着辖区内十万土司兵。
于是高务实便按照明军三成、土兵七成的比例，给进攻播州划出了兵员构成。此次全军调集二十四万大军，明军“经制之军”约七万，各路土司兵马约十七万，依旧分成数路前进围剿——这不是不想集中兵力，但山区不便，真集中太多别说山上根本没大路，基本走不动道，后勤方面的压力大到很可能要把大军饿死在路上。
高务实当然也担心被杨应龙玩内线机动、各个击破，所以他的这个计划很像某个时期常凯申的第三次围剿，采用“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战法。
简单说就是其余诸路集结兵力不弱，但不轻易冒进，占据一地巩固一地，层层推进，逐渐缩小包围圈；而以刘綎所部为核心的那一路则是主攻，从北路直插向南，如高悬的利剑向下刺入播州心脏，这同时也是逼杨应龙主力前来决战，意图依靠刘綎所部正面击败播州军核心部队。
毫无疑问，这次作战的核心还是要围绕刘綎所部进行，这也是高务实把刘綎调去四川的目的所在。不过作战规划好办，政治上的麻烦却不那么好办，比如说宋良佐这波浪战送掉了七八千人头，在朝廷得知消息之后肯定掀起轩然大波，实学派将面临巨大压力。
实学派不同于心学派，靠的不是嘴皮子而是实效，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求情的意义其实不大。然而，宋良佐还是要保一手的，即便不从政治考虑，也得从军事考虑，此时如果换一个非实学派的官员去做这个四川巡抚，高务实现在定下的围剿策略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会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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