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六十万大军，这样的规模在古代战争中是很难进行集中指挥的，即便强行集中，带来的更多也可能只是指挥失灵等各种灾难性境况频发。而且从物资补给的角度而言，六十万大军的供应堆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更是灾难中的灾难了。
不过即便高务实将六十万大军分作四路，但他本人所处的这一路仍然兵力雄厚。哪怕分出五万遮蔽侧翼之后，十五万大军进驻大宁也不是玩笑事，这对于重建不过数年的大宁城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考验。
大宁城中本来就有部分驻军，高务实切实带来的只有十三万左右。从喜峰口来大宁，这条路线是去年秋冬时曹簠走过一次的，这次高务实领军前来同样也由曹簠伴随，当然中军之中则依然高高飘扬着“禁卫军司令戚”的大纛。
大宁城自去年起便已经开始做屯驻大军的准备，城中的储粮十分充裕，即便之后没有额外输入，光是储粮便已经足够二十万大军食用两年之久，另外还储存了一些腌肉、鱼干、风干肉之类，可以说不惧坚守。
二十年的长期积累，数年来的专门囤积，这才是高务实敢于一次动员六十万大军打一场浩大决战的底气。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场仗的军事属性远不及政治宣誓重要，因为一场战争的准备充分到如此程度，装备也占据优势，兵力更是悬殊到几乎十倍的决战已经基本上不存在输的可能，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一场什么样的胜利”。
正如之前戚继光所言，打游牧的最佳办法是一次绝佳的战术欺骗加上突然袭击，完成霍去病式或者李靖式的犁庭扫穴，要尽量争取一锅端。
不过，对于“中兴大明”的一场宣誓性战争，高务实需要这次胜利具有更多政治意义，才会不断加强对皇帝的劝诱，让他认为只有大军围剿方能充分展示大明的威严。
这显然给军事指挥带来严重困扰，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单独战场上没有直接指挥几十万人和几百万人的例子，因为军队根本无法展开，而且军粮消耗也是问题，所以都不可能脱离补给线带五六十万人或上百万人在一个地方作战。
即便是人类大规模作战的巅峰，二战时期苏德战场几百万大军厮杀，那也是在极其宽大的正面展开，是由多个战役共同组成的，不能看做单独战场。
二战时期已经是机械化大生产到达较高水平时发生的战争，在农业社会则绝无可能。整个战争投入人力达到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有还是有过的，不过纯战斗人员几百万人就没有过。即使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封建社会晚期也需要举全国之力，哪怕大明这种大一统集权下的农业社会，其动员能力是有极限的。
事实古代战争并没有想象的复杂，因为通讯手段非常有限，除了靠喊、靠望就是靠脚来准确传达讯息。
因此一般而言，一场地区性战役里能指挥的人数十万就已经非常非常高，就古代生产力与运输能力来说，超过二十万在一个地区上就没有办法有效控制军队。更有甚者，前线指挥官增多等于意见的不统一，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意外，故而有时候人数反而是混乱的来源。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会在大规模战争爆发时由皇帝赐予主帅尚方剑来确保全军能够统一思想，避免指挥紊乱。
一场战斗中，一个地方能塞下的人是有限的，不会因为国力与将领领导力而可以进行压缩或提高。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战争，都是以几千人为一个部分做单位运动，过万人则是一整只军队，过十万那一定就达到了战役级的水平。
一个地区战役里，一个指挥官统领几万人，之后分为几个数千人或万余人的分队，每个分队由指挥官的嫡系人马指挥，而地方上的战斗几千人就是极限，更多的人则意味着更大的战场。
比如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分为八个五千人队，依次序对最高指挥官负责。地区战役的指挥官按照他对地形的理解分配这些五千人队，之后自己的本部兵马坐镇在可以随时支援各地要冲的位置。
此时可能会面临有大量道路而战略任务是防守而非进攻，于是很可能八个五千人队全部分出去纵向防御避免敌人迂回包抄；也有可能地形是狭窄的，兵力无法展开，一个通道只能放一个五千人队或者两个，其余的则要拉开一定距离方便有缓冲空间。
由于开打后基本不可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命令，所以大部分时候，命令都是提前得到了预知，指挥官会把自己对战局的理解和战略需求讲解给嫡系的将领，而显然指挥官不可能亲身考察所有地形，因此前方战场就有赖于一线将领的执行能力。
比如东线的预期情况是防守，西线则是进攻，指挥官最初的命令是这样的，并且给出了减少损失和如果作战不利可以撤退或停止进攻的保底标准，那么前线将领就不会傻到拼死作战，而是执行指挥官的战略需求。
这时候就主要考验地方指挥官对前线的控制力了，而除非有特殊情况与意外，否则大部分情况下传令兵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的确很难做到实时传送命令。假设是必须进攻打下来或死守的情况下，在开战前都做过交底，基本不会在战役开打后开所谓的指挥系统来调度部队。
当然，让预备队进行战术支援是可以的，可如果指挥官观测或无法判断前线情况，那还是要依赖最前线的部队靠传令兵来寻求救援，这样一来一回，命令的延时性就往往会导致前线出现各自变化。
这就是一个局部的地区战役全貌，它由大量前线战场汇聚而出，而整个战争，就是大量的地区战役所组成的全局。这其中通常有一方会是主力，但也不会过度密集的聚集在一个地区，多个战场的指挥官要向最高的军事领袖负责。
大致上的逻辑和模式，都跟地区指挥官与前线将领的指挥体系差不多。即都是在开战前军事领袖就对这些派出去的指挥官们交过底，解释了战略思维与需求，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交过底但突然因为被人进攻而卷入进来的，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前线将领的判断，要么死战等援兵，要么狭路相逢勇者胜反而击退敌军乃至大获全胜，再不然就只能战败撤退了。
假设一次战斗，可能有三个方向的局部战场组成整个战役，互相之间没有办法快速支援或连接，而每个地区都部署五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兵力。那么在开战之前，军队最高领袖通常就只能告知地方指挥官自己想要的军事战略需求，然后一切就是交给那位将领统管执行。
素以简单的说，就是大部分时候都靠随机应变，真正有决策权的军事领袖分身乏术，指挥是非常有限的。地方的指挥官与前线将领只能依靠之前军事领袖的大致战略部署，还有结合前线实境的情况来见招拆招。
如果前线战果普遍对战争利好，那么战争的赢面就比较大，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
假设双方兵力互相部署拉锯，其中一个局部战役失败，就意味着对方有更多兵力可以抽调来部署进攻，类似于打昆特牌[注：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也有不少希望集中兵力优势，实现以多打少的例子，红朝太祖最会这一手。不过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几千年来人类战争史中还是有很多明明以多打少结果被反杀的情况。
以多打少为什么也能输？原因其实不少，但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战场塞不下那么多人。就算一方人数再多，到了战场上可以包围和接触敌人的，也无非就只有那么一点，土地与道路对人数的承受能力有效，好比一个狭窄的地形一次性能通过两千人，你就算有十万人兵力也是无可奈何。诸如潼关、山海关之类要地之所以重要，这就是根源。
而这类情况还要看士气，一旦前线士气溃败，被敌人精锐反冲锋打垮了前面顶头的精锐部队，后面歪瓜裂枣士气不足，一触即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引发连锁效应就跟淝水之战没区别，看似军威鼎盛结果瞬间主力崩溃乃至于政权覆灭的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包括动员能力最强的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制度应对战争需求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
除了相互水平基本持平与前线军事条件对等的消耗外，还有一类寻找机会奔袭，在敌人的布防与战略没展开前，就先绕过军事要地对敌人袭击的手法。白起奔袭魏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类情况下也就不讲究太多指挥体系上的问题，而只求指挥官能力和军队质量来迅速达到战争目的。
同时这也反应了一个问题，即军队的调集是需要动员的，来不及动员部队，就很可能被人打情报差跟时间差的突袭。早期兵农合一，再到后来募兵与军户制度，都是为了方便迅速调动大量人力。
大部分封建朝代地方有自己的兵力构成，中央以南北朝后举例，有府兵一类的中央部队，如果对外有防御或征战，就会开始动员腹地的类似军户出身的农民，平时耕种战时打仗，很快就可以集中一支军队。
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几十万人的战争，大多数是几万人或万余人的纯战斗人员为单位，大量的分布在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一般到后期决战时，才会出现上十万人的单位大量密集的集中在战略要地，双方主力寻求突破点来决一胜负。
总而言之，高务实现在的情况就是挂名蒙元经略这个最高军事领袖，但实际指挥的军队也就大宁城这十五万人。侧翼不远的那五万人都很难实时掌握，更何况西线的明蒙联军、宣府太原联军以及东线的辽东军。
与京师报界大肆报道的那些“作战猜想”不同，高务实给其余三路大军主将的任务更加具有灵活性，也并没有简单的“任务规定”，主将们的自主度非常高。
大同、土默特、鄂尔多斯三方组成的明蒙联军主将是高务实的铁杆嫡系、大同总兵麻贵，他接受的命令是“北上外喀尔喀部相机作战”。
这可真是既简单又宽泛，甚至根本不像是一个作战任务，因为这个命令连任务目标都不存在。打哪里，怎么打，打成什么样，命令里通通没有交代，全凭麻贵自行判断。
而宣府、太原联军方面，主将依旧出自麻家将，是宣府总兵麻承恩。当初麻贵、麻承恩叔侄二人一个是大同总兵，一个是宣府总兵，在朝中还引起过讨论。不少人认为宣大两镇拥兵二十五万之巨，全都交给麻家非常危险。
不过高务实压下了这些杂音，一边是表示相信麻家的忠诚，一边也为皇帝和一些同僚释疑：宣大将门颇多，其中很多将门根基比麻家还要深厚不少，所以麻家实际上并不具备“一呼百应”的威望。
再加上“麻家将”虽然现在赫赫有名，但“麻家军”由于被家中好些子弟“瓜分”，导致他们家在宣大二镇的嫡系反而相对有限，加起来也只有三万出头，真要论威胁的话，甚至还不如辽东的李如松。
李如松那可是光自家就有四万骑兵，而从属李家军的将领更是一大串，个个都有为数不等的家丁亲军。这一点从李如松本次出兵六万，其中五万都是家丁级别的精锐就看得出来。麻家将全家都不知道能不能凑五万人出来，而且还分散各地，所以李家如果不算威胁，麻家自然也谈不上。
麻承恩接受的命令也很泛泛：“领军确保土默特安全后可东进觅敌”，同样没有明确作战目标，甚至没有说明“确保土默特安全”的标准是什么，全凭麻承恩自行判断。
二麻叔侄都是“自行判断”，那么辽东方面呢？辽东方面的主将当然是辽东总兵李如松，他得到的命令相比二麻更有意思。高务实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李氏久镇辽东，与察哈尔大小数十战，功难复加。今次之战，辽东战守缓急、进退相机，皆委兄自决，务实不为遥制。”
李如松原本还在担心此战自己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制——毕竟辽东巡抚是实学派的，副总兵也是实学派的，他一个总兵夹在中间很难办。想不到高务实大度如此，竟然把全权交给了他。当时李如松看完信，沉默良久，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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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高务实将六十万大军分作四路，但他本人所处的这一路仍然兵力雄厚。哪怕分出五万遮蔽侧翼之后，十五万大军进驻大宁也不是玩笑事，这对于重建不过数年的大宁城来说也是相当大的考验。
大宁城中本来就有部分驻军，高务实切实带来的只有十三万左右。从喜峰口来大宁，这条路线是去年秋冬时曹簠走过一次的，这次高务实领军前来同样也由曹簠伴随，当然中军之中则依然高高飘扬着“禁卫军司令戚”的大纛。
大宁城自去年起便已经开始做屯驻大军的准备，城中的储粮十分充裕，即便之后没有额外输入，光是储粮便已经足够二十万大军食用两年之久，另外还储存了一些腌肉、鱼干、风干肉之类，可以说不惧坚守。
二十年的长期积累，数年来的专门囤积，这才是高务实敢于一次动员六十万大军打一场浩大决战的底气。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场仗的军事属性远不及政治宣誓重要，因为一场战争的准备充分到如此程度，装备也占据优势，兵力更是悬殊到几乎十倍的决战已经基本上不存在输的可能，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需要一场什么样的胜利”。
正如之前戚继光所言，打游牧的最佳办法是一次绝佳的战术欺骗加上突然袭击，完成霍去病式或者李靖式的犁庭扫穴，要尽量争取一锅端。
不过，对于“中兴大明”的一场宣誓性战争，高务实需要这次胜利具有更多政治意义，才会不断加强对皇帝的劝诱，让他认为只有大军围剿方能充分展示大明的威严。
这显然给军事指挥带来严重困扰，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单独战场上没有直接指挥几十万人和几百万人的例子，因为军队根本无法展开，而且军粮消耗也是问题，所以都不可能脱离补给线带五六十万人或上百万人在一个地方作战。
即便是人类大规模作战的巅峰，二战时期苏德战场几百万大军厮杀，那也是在极其宽大的正面展开，是由多个战役共同组成的，不能看做单独战场。
二战时期已经是机械化大生产到达较高水平时发生的战争，在农业社会则绝无可能。整个战争投入人力达到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有还是有过的，不过纯战斗人员几百万人就没有过。即使几十万人的战争，在封建社会晚期也需要举全国之力，哪怕大明这种大一统集权下的农业社会，其动员能力是有极限的。
事实古代战争并没有想象的复杂，因为通讯手段非常有限，除了靠喊、靠望就是靠脚来准确传达讯息。
因此一般而言，一场地区性战役里能指挥的人数十万就已经非常非常高，就古代生产力与运输能力来说，超过二十万在一个地区上就没有办法有效控制军队。更有甚者，前线指挥官增多等于意见的不统一，增添大量不必要的意外，故而有时候人数反而是混乱的来源。
也正因如此，大明才会在大规模战争爆发时由皇帝赐予主帅尚方剑来确保全军能够统一思想，避免指挥紊乱。
一场战斗中，一个地方能塞下的人是有限的，不会因为国力与将领领导力而可以进行压缩或提高。冷兵器时代大部分战争，都是以几千人为一个部分做单位运动，过万人则是一整只军队，过十万那一定就达到了战役级的水平。
一个地区战役里，一个指挥官统领几万人，之后分为几个数千人或万余人的分队，每个分队由指挥官的嫡系人马指挥，而地方上的战斗几千人就是极限，更多的人则意味着更大的战场。
比如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分为八个五千人队，依次序对最高指挥官负责。地区战役的指挥官按照他对地形的理解分配这些五千人队，之后自己的本部兵马坐镇在可以随时支援各地要冲的位置。
此时可能会面临有大量道路而战略任务是防守而非进攻，于是很可能八个五千人队全部分出去纵向防御避免敌人迂回包抄；也有可能地形是狭窄的，兵力无法展开，一个通道只能放一个五千人队或者两个，其余的则要拉开一定距离方便有缓冲空间。
由于开打后基本不可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命令，所以大部分时候，命令都是提前得到了预知，指挥官会把自己对战局的理解和战略需求讲解给嫡系的将领，而显然指挥官不可能亲身考察所有地形，因此前方战场就有赖于一线将领的执行能力。
比如东线的预期情况是防守，西线则是进攻，指挥官最初的命令是这样的，并且给出了减少损失和如果作战不利可以撤退或停止进攻的保底标准，那么前线将领就不会傻到拼死作战，而是执行指挥官的战略需求。
这时候就主要考验地方指挥官对前线的控制力了，而除非有特殊情况与意外，否则大部分情况下传令兵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因为的确很难做到实时传送命令。假设是必须进攻打下来或死守的情况下，在开战前都做过交底，基本不会在战役开打后开所谓的指挥系统来调度部队。
当然，让预备队进行战术支援是可以的，可如果指挥官观测或无法判断前线情况，那还是要依赖最前线的部队靠传令兵来寻求救援，这样一来一回，命令的延时性就往往会导致前线出现各自变化。
这就是一个局部的地区战役全貌，它由大量前线战场汇聚而出，而整个战争，就是大量的地区战役所组成的全局。这其中通常有一方会是主力，但也不会过度密集的聚集在一个地区，多个战场的指挥官要向最高的军事领袖负责。
大致上的逻辑和模式，都跟地区指挥官与前线将领的指挥体系差不多。即都是在开战前军事领袖就对这些派出去的指挥官们交过底，解释了战略思维与需求，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交过底但突然因为被人进攻而卷入进来的，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前线将领的判断，要么死战等援兵，要么狭路相逢勇者胜反而击退敌军乃至大获全胜，再不然就只能战败撤退了。
假设一次战斗，可能有三个方向的局部战场组成整个战役，互相之间没有办法快速支援或连接，而每个地区都部署五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兵力。那么在开战之前，军队最高领袖通常就只能告知地方指挥官自己想要的军事战略需求，然后一切就是交给那位将领统管执行。
素以简单的说，就是大部分时候都靠随机应变，真正有决策权的军事领袖分身乏术，指挥是非常有限的。地方的指挥官与前线将领只能依靠之前军事领袖的大致战略部署，还有结合前线实境的情况来见招拆招。
如果前线战果普遍对战争利好，那么战争的赢面就比较大，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
假设双方兵力互相部署拉锯，其中一个局部战役失败，就意味着对方有更多兵力可以抽调来部署进攻，类似于打昆特牌[注：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也有不少希望集中兵力优势，实现以多打少的例子，红朝太祖最会这一手。不过这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几千年来人类战争史中还是有很多明明以多打少结果被反杀的情况。
以多打少为什么也能输？原因其实不少，但其中有很多就是因为战场塞不下那么多人。就算一方人数再多，到了战场上可以包围和接触敌人的，也无非就只有那么一点，土地与道路对人数的承受能力有效，好比一个狭窄的地形一次性能通过两千人，你就算有十万人兵力也是无可奈何。诸如潼关、山海关之类要地之所以重要，这就是根源。
而这类情况还要看士气，一旦前线士气溃败，被敌人精锐反冲锋打垮了前面顶头的精锐部队，后面歪瓜裂枣士气不足，一触即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引发连锁效应就跟淝水之战没区别，看似军威鼎盛结果瞬间主力崩溃乃至于政权覆灭的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包括动员能力最强的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制度应对战争需求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
除了相互水平基本持平与前线军事条件对等的消耗外，还有一类寻找机会奔袭，在敌人的布防与战略没展开前，就先绕过军事要地对敌人袭击的手法。白起奔袭魏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类情况下也就不讲究太多指挥体系上的问题，而只求指挥官能力和军队质量来迅速达到战争目的。
同时这也反应了一个问题，即军队的调集是需要动员的，来不及动员部队，就很可能被人打情报差跟时间差的突袭。早期兵农合一，再到后来募兵与军户制度，都是为了方便迅速调动大量人力。
大部分封建朝代地方有自己的兵力构成，中央以南北朝后举例，有府兵一类的中央部队，如果对外有防御或征战，就会开始动员腹地的类似军户出身的农民，平时耕种战时打仗，很快就可以集中一支军队。
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几十万人的战争，大多数是几万人或万余人的纯战斗人员为单位，大量的分布在整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一般到后期决战时，才会出现上十万人的单位大量密集的集中在战略要地，双方主力寻求突破点来决一胜负。
总而言之，高务实现在的情况就是挂名蒙元经略这个最高军事领袖，但实际指挥的军队也就大宁城这十五万人。侧翼不远的那五万人都很难实时掌握，更何况西线的明蒙联军、宣府太原联军以及东线的辽东军。
与京师报界大肆报道的那些“作战猜想”不同，高务实给其余三路大军主将的任务更加具有灵活性，也并没有简单的“任务规定”，主将们的自主度非常高。
大同、土默特、鄂尔多斯三方组成的明蒙联军主将是高务实的铁杆嫡系、大同总兵麻贵，他接受的命令是“北上外喀尔喀部相机作战”。
这可真是既简单又宽泛，甚至根本不像是一个作战任务，因为这个命令连任务目标都不存在。打哪里，怎么打，打成什么样，命令里通通没有交代，全凭麻贵自行判断。
而宣府、太原联军方面，主将依旧出自麻家将，是宣府总兵麻承恩。当初麻贵、麻承恩叔侄二人一个是大同总兵，一个是宣府总兵，在朝中还引起过讨论。不少人认为宣大两镇拥兵二十五万之巨，全都交给麻家非常危险。
不过高务实压下了这些杂音，一边是表示相信麻家的忠诚，一边也为皇帝和一些同僚释疑：宣大将门颇多，其中很多将门根基比麻家还要深厚不少，所以麻家实际上并不具备“一呼百应”的威望。
再加上“麻家将”虽然现在赫赫有名，但“麻家军”由于被家中好些子弟“瓜分”，导致他们家在宣大二镇的嫡系反而相对有限，加起来也只有三万出头，真要论威胁的话，甚至还不如辽东的李如松。
李如松那可是光自家就有四万骑兵，而从属李家军的将领更是一大串，个个都有为数不等的家丁亲军。这一点从李如松本次出兵六万，其中五万都是家丁级别的精锐就看得出来。麻家将全家都不知道能不能凑五万人出来，而且还分散各地，所以李家如果不算威胁，麻家自然也谈不上。
麻承恩接受的命令也很泛泛：“领军确保土默特安全后可东进觅敌”，同样没有明确作战目标，甚至没有说明“确保土默特安全”的标准是什么，全凭麻承恩自行判断。
二麻叔侄都是“自行判断”，那么辽东方面呢？辽东方面的主将当然是辽东总兵李如松，他得到的命令相比二麻更有意思。高务实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李氏久镇辽东，与察哈尔大小数十战，功难复加。今次之战，辽东战守缓急、进退相机，皆委兄自决，务实不为遥制。”
李如松原本还在担心此战自己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制——毕竟辽东巡抚是实学派的，副总兵也是实学派的，他一个总兵夹在中间很难办。想不到高务实大度如此，竟然把全权交给了他。当时李如松看完信，沉默良久，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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