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一直认为，所谓“张居正改革”不仅用词过于狭隘，本应该归于“嘉隆万大改革”之中却仅仅提到一人，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不治本，根本没有深入，无非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整体上来看，明明从始而终都是想要为国家财政续命，却又根本不敢挤破脓包再上药，最终自然只能半途而废。
这场针对已然满身肿瘤的大明朝的手术，其失败根源不在于主治医师张居正之死，而在于这位主治医师一开始就决定只进行保守治疗，不进行手术切除肿瘤、不进行放疗化疗，而是给点消炎药、止痛药就算了事，撑不撑得下去全看体格、意志，以及老天爷。
但凡还有其他办法可想，拼运气就从来不是高务实的选择项，所以他选择提前摁死张居正，亲自操刀进行系统性治疗，也就是“深化改革”。
从军工体制到驿站系统，从一条鞭法到商税必缴，从开关通商到收拢财权……高务实一步一步坚定地走来，虽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渐艰难。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粮长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粮长制虽然在朱元璋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但其从人人趋之若鹜演变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着大明朝内部的问题愈发严重，几近于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断兼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权贵有办法避税，导致公粮越来越难收。大明养了一堆王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来越多。王爷们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经多次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官僚、勋贵集团也仗着手中的势力不断地抢占土地，徐阶在老家松江的那档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绍。这些权贵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减免赋税，甚至不必纳税。
又或者有些大太监，因其权势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们家的税，但在高拱的考课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证足额，于是官老爷们便把损失转嫁给当地寻常百姓。
这些事情被发现过一些，大多数得到了惩处，但高务实知道，发现的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发现的还有不知多少！而这些问题想要解决，根子上在于士绅优待，亦或者说是“功名特权”——而这，对于高务实这位六首状元而言，其实正是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
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
如此，税收开始下降，但开支却逐渐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南倭北虏之下，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局面如此，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于是如朱国桢所说“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粮长)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
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那自然没人愿意做。
此外，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虽然弊端很多，至少权力很大。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原本的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
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
但即便如此，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打个比方，京华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或许一个县就会设一个类似于菜鸟驿站的托运代办点，但在西南很多地区，哪怕一个府也未必有一个，经常是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府共用一个托运代办点。
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务实也无法例外。同样的情况就好比后世红朝和米帝在网络覆盖率方面的区别，米帝虽然是所谓发达国家、全球一哥，但在乡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区网络覆盖率远低于红朝。
有些人一说某些发达国家网络平均速度高于红朝就很兴奋，却闭口不言他们的网速之所以快，是因为这些私营的网络供应商只覆盖“重点地区”，而红朝即便某个村只有几户人家也得保证他们不断网。(电力等系统也是一样。)
所以这能比吗？谁才是更在乎人民利益的啊？
可是如今京华也是私营的，高务实也做不到无视亏损全国铺开粮税及金花银托运。如果一来，假如真的全面取消粮长制，将来的税粮及金花银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一定难辞其咎。
倘若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乱子，高务实就只能不惜成本地把京华的托运业务无序铺开，这又势必给京华本身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
要知道，如今京华的托运业务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在南方，主要靠着河流水运，最终转向海运北上天津港；一条是在北方，主要靠着京华日益壮大的马队，负责区域则以九边沿线和相邻内陆省份为主，而黄河流域倒也能以水运做一定的补充，但并非主力。
在这样的规划下，西南山区甚至包括湖广的西南部——即后世湖南西部，都是京华很难深入开展业务的。当地倒也有不少水系，只是当地水系很多河流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尤其是作为上游地区，一些地区的河流宽但是浅，一些地区水够深但是河道窄、流速急，总之不是很方便建立统一体系。
京华喜欢的模式是一条船从上货到卸货中途无须转运，比如在武昌起运，直接驶往苏州卸货(此时的苏州府地域划分与现代有所区别，长江口附近的常熟县、嘉定县都属于苏州府)，这就可以省时省力省成本。
倘若是西南内陆，就有可能哪怕是同一河流都得分段，中间有些地方需要改陆路走一节甚至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在管理上也十分不便。
以上还只是各类成本上的麻烦，除此之外高务实还认为有其他的阴谋可能。
比如说，全国田赋无论是实物粮税还是金花银都由京华统一托运，这说出来都叫人寝食难安啊——你京华万一忽然卷款逃跑，我大明朝明年怎么办，全国官员和军队都得饿肚子吗？当官的还可能不至于饿到造反，可那当兵的要是全都饿肚子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
一旦京华真的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按照“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这个态度看，京华就能以此倒逼朝廷，迫使朝廷对它进行各种让步。
或许高务实根本不会这样想，但别人要这样揣度的话，高务实也没法自证清白啊。毕竟我不是说你一定会这样做，我说的是你有这样做的能力——万一呢？
高部堂想到这一层，当真是惊出自己一身冷汗。如果这一手当真是有人故意设计，那此计可真是太过歹毒了！
如果高务实不是穿越者而真是这个时代的官僚，恐怕很难拒绝这种一旦成功就能拥有足以倒逼朝廷妥协的力量，这其中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道是“皇帝不差饿兵”，如果户部的钱粮能否到位都得看京华的脸色，可想而知京华会有很多办法影响朝政。考虑到高务实本身的政治地位，甚至把“影响”换成“控制”也未必有多夸张。
皇帝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吗？显然不能！只要皇帝还没糊涂，就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局面出现，哪怕那个人是高务实也不行。
然而，目前风潮已经掀起，高务实作为“激进改革派”的一面旗帜，从政治影响上而言，根本容不得他有所退却。
名望可以为一位领袖人物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以此为后盾便能凝聚人心，为人所不能为之大事。可是反过来，名望有时候也会逼得人做出违背本心的举动，在不合适的时候做出原本应该合适的决策。
此次阴谋的设计者是谁，高务实还不清楚，但他清楚此人下了一步好棋。
此计狠在哪里？狠就狠在如果没看穿，高务实这一脚踏下去，不仅经济上要吃大亏，政治上也要吃大亏；而即便看穿了，不踩这一脚，经济上不吃亏了，政治上还是要吃亏。
经济上不必再解释，只说政治上。
前一个吃亏，是指京华接下这个差事就必然被皇帝惦记，其最糟糕的结果或许能到“莫须有”的程度；后一个吃亏，是指京华不接这个差事，那么高务实手中这面改革旗帜就举不稳了，只能被迫交出政治主动权。他手头那“三代元辅之恩荫”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出现严重动摇。
好算计啊，好算计！
不过，既然你如此瞧得起我，高某人又岂好让你失望？
我实学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和存在的，我高务实能有今日，可也不是只靠父辈三位元辅之恩荫！我能入仕不到十年便为户部尚书，你真以为只是靠着圣眷？
那你就错了，我依靠的是每次都能解决问题！
高务实心中有了定计，却并不急于出手，反而又沉默了一段时间，耐心等待此次“废除粮长”事件持续发酵。
到了八月中旬，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恰逢万圣节(朱翊钧生日)是八月十七，皇帝都觉得这事得先有个说法，不然这万寿都过不痛快，天天光看着各种奏疏扯皮了。
有的说粮长制早就不可救药必须废除，有的说那是太祖祖制焉能轻易，有的说即便维持粮长存在也要更易职责，有的说此乃旧疾，医之宜缓。
皇帝看了半个月奏疏，大多都是说这事的，终于搞得头大如斗。在始终等不到高务实反应的情况下，他也知道高务实的为难，可是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因此只好亲自下了一道手谕送到户部衙门，语气委婉地问高部堂对于近来粮长制存废之争有何看法。
“爱卿倘有建言，无问其余，切切道来便是，朕必深审细查。”
高务实看了手谕，发现这道手谕居然是御笔，不由微微一笑，心道：火候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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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来看，明明从始而终都是想要为国家财政续命，却又根本不敢挤破脓包再上药，最终自然只能半途而废。
这场针对已然满身肿瘤的大明朝的手术，其失败根源不在于主治医师张居正之死，而在于这位主治医师一开始就决定只进行保守治疗，不进行手术切除肿瘤、不进行放疗化疗，而是给点消炎药、止痛药就算了事，撑不撑得下去全看体格、意志，以及老天爷。
但凡还有其他办法可想，拼运气就从来不是高务实的选择项，所以他选择提前摁死张居正，亲自操刀进行系统性治疗，也就是“深化改革”。
从军工体制到驿站系统，从一条鞭法到商税必缴，从开关通商到收拢财权……高务实一步一步坚定地走来，虽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渐艰难。
眼下摆在他面前的粮长制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拦路虎。实际上，粮长制虽然在朱元璋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但其从人人趋之若鹜演变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着大明朝内部的问题愈发严重，几近于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断兼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权贵有办法避税，导致公粮越来越难收。大明养了一堆王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来越多。王爷们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经多次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官僚、勋贵集团也仗着手中的势力不断地抢占土地，徐阶在老家松江的那档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绍。这些权贵享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减免赋税，甚至不必纳税。
又或者有些大太监，因其权势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们家的税，但在高拱的考课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证足额，于是官老爷们便把损失转嫁给当地寻常百姓。
这些事情被发现过一些，大多数得到了惩处，但高务实知道，发现的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发现的还有不知多少！而这些问题想要解决，根子上在于士绅优待，亦或者说是“功名特权”——而这，对于高务实这位六首状元而言，其实正是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
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富的人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
如此，税收开始下降，但开支却逐渐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南倭北虏之下，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局面如此，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于是如朱国桢所说“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粮长)即为乞丐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乞丐矣。”
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那自然没人愿意做。
此外，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虽然弊端很多，至少权力很大。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有“催办粮长”、“兑收粮长”和“长运粮长”，由原本的一人包揽，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
成祖以后，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
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权力也小，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永充”变成了“轮充”。
但即便如此，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粮长，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既然大伙都要倒霉，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完全解决了，因为即便是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条鞭法，西南方面只有一个成都府是收银子的，其他地区依然全部是收粮食。
另外，京华的“托运”也不是如后世红朝的快递业那般全国铺开，很多地区其实没有的，或者即便有，覆盖面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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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私人资本不如国营资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务实也无法例外。同样的情况就好比后世红朝和米帝在网络覆盖率方面的区别，米帝虽然是所谓发达国家、全球一哥，但在乡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区网络覆盖率远低于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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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今京华也是私营的，高务实也做不到无视亏损全国铺开粮税及金花银托运。如果一来，假如真的全面取消粮长制，将来的税粮及金花银运输一旦出现问题，他这个户部尚书一定难辞其咎。
倘若为了避免出现那样的乱子，高务实就只能不惜成本地把京华的托运业务无序铺开，这又势必给京华本身造成很大的财务压力。
要知道，如今京华的托运业务主要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在南方，主要靠着河流水运，最终转向海运北上天津港；一条是在北方，主要靠着京华日益壮大的马队，负责区域则以九边沿线和相邻内陆省份为主，而黄河流域倒也能以水运做一定的补充，但并非主力。
在这样的规划下，西南山区甚至包括湖广的西南部——即后世湖南西部，都是京华很难深入开展业务的。当地倒也有不少水系，只是当地水系很多河流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尤其是作为上游地区，一些地区的河流宽但是浅，一些地区水够深但是河道窄、流速急，总之不是很方便建立统一体系。
京华喜欢的模式是一条船从上货到卸货中途无须转运，比如在武昌起运，直接驶往苏州卸货(此时的苏州府地域划分与现代有所区别，长江口附近的常熟县、嘉定县都属于苏州府)，这就可以省时省力省成本。
倘若是西南内陆，就有可能哪怕是同一河流都得分段，中间有些地方需要改陆路走一节甚至一会儿水路，一会儿陆路，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在管理上也十分不便。
以上还只是各类成本上的麻烦，除此之外高务实还认为有其他的阴谋可能。
比如说，全国田赋无论是实物粮税还是金花银都由京华统一托运，这说出来都叫人寝食难安啊——你京华万一忽然卷款逃跑，我大明朝明年怎么办，全国官员和军队都得饿肚子吗？当官的还可能不至于饿到造反，可那当兵的要是全都饿肚子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
一旦京华真的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按照“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这个态度看，京华就能以此倒逼朝廷，迫使朝廷对它进行各种让步。
或许高务实根本不会这样想，但别人要这样揣度的话，高务实也没法自证清白啊。毕竟我不是说你一定会这样做，我说的是你有这样做的能力——万一呢？
高部堂想到这一层，当真是惊出自己一身冷汗。如果这一手当真是有人故意设计，那此计可真是太过歹毒了！
如果高务实不是穿越者而真是这个时代的官僚，恐怕很难拒绝这种一旦成功就能拥有足以倒逼朝廷妥协的力量，这其中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道是“皇帝不差饿兵”，如果户部的钱粮能否到位都得看京华的脸色，可想而知京华会有很多办法影响朝政。考虑到高务实本身的政治地位，甚至把“影响”换成“控制”也未必有多夸张。
皇帝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吗？显然不能！只要皇帝还没糊涂，就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局面出现，哪怕那个人是高务实也不行。
然而，目前风潮已经掀起，高务实作为“激进改革派”的一面旗帜，从政治影响上而言，根本容不得他有所退却。
名望可以为一位领袖人物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以此为后盾便能凝聚人心，为人所不能为之大事。可是反过来，名望有时候也会逼得人做出违背本心的举动，在不合适的时候做出原本应该合适的决策。
此次阴谋的设计者是谁，高务实还不清楚，但他清楚此人下了一步好棋。
此计狠在哪里？狠就狠在如果没看穿，高务实这一脚踏下去，不仅经济上要吃大亏，政治上也要吃大亏；而即便看穿了，不踩这一脚，经济上不吃亏了，政治上还是要吃亏。
经济上不必再解释，只说政治上。
前一个吃亏，是指京华接下这个差事就必然被皇帝惦记，其最糟糕的结果或许能到“莫须有”的程度；后一个吃亏，是指京华不接这个差事，那么高务实手中这面改革旗帜就举不稳了，只能被迫交出政治主动权。他手头那“三代元辅之恩荫”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出现严重动摇。
好算计啊，好算计！
不过，既然你如此瞧得起我，高某人又岂好让你失望？
我实学本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和存在的，我高务实能有今日，可也不是只靠父辈三位元辅之恩荫！我能入仕不到十年便为户部尚书，你真以为只是靠着圣眷？
那你就错了，我依靠的是每次都能解决问题！
高务实心中有了定计，却并不急于出手，反而又沉默了一段时间，耐心等待此次“废除粮长”事件持续发酵。
到了八月中旬，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恰逢万圣节(朱翊钧生日)是八月十七，皇帝都觉得这事得先有个说法，不然这万寿都过不痛快，天天光看着各种奏疏扯皮了。
有的说粮长制早就不可救药必须废除，有的说那是太祖祖制焉能轻易，有的说即便维持粮长存在也要更易职责，有的说此乃旧疾，医之宜缓。
皇帝看了半个月奏疏，大多都是说这事的，终于搞得头大如斗。在始终等不到高务实反应的情况下，他也知道高务实的为难，可是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因此只好亲自下了一道手谕送到户部衙门，语气委婉地问高部堂对于近来粮长制存废之争有何看法。
“爱卿倘有建言，无问其余，切切道来便是，朕必深审细查。”
高务实看了手谕，发现这道手谕居然是御笔，不由微微一笑，心道：火候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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