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申大学士府中，王锡爵气得打转，甚至连平时的宰相气度都快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时不时咬牙切齿的痛斥几句。
申时行本人也是面沉如水，一张脸黑得跟锅底似的，若非天生的好脾气打底，这会儿估计也得开骂。
下人们老早就知道气氛不对，一个个早就趁机溜得远远的，生怕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话，知道什么不该知道的事，如今整个书房周边空无一人，只剩两位相公各自生气。
王锡爵转了好一会儿，忍不住道：“不行，此事绝不能就这般算了。高日新尚未入阁便不惜羽毛也要与我等为难，我等绝不能任由他这般放肆！”
申时行沉沉地叹息了一声，摇头道：“道理好说，事却难办啊！眼下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左一步是悬崖，右一步是峭壁，一个不小心就是粉身碎骨的结局，如之奈何？”
“我方才仔细推敲了一番，觉得此事尚有疑点。”王锡爵陡然站定，目光灼灼地道：“元辅你想，高务本是他的叔伯兄弟，听他的指示挂冠而去，这可以理解；王之桢跟他的关系就远了不少，所以他只是请辞，并未挂冠，眼下依旧还在等皇上的答复，这意味着他的请辞并不能说十分坚定……这也合理。
可是，杨无棣为什么如此老实，堂堂天官说辞就辞？他在朝中这几年，虽然因为事事听高日新的招呼，自己全无主见，因此素望大减，可是至少他也没吃到多少弹劾。既然这天官的位置还是坐得挺稳的，凭什么高日新一下子就能说服他走人？这里头难道就没有什么猫腻吗？”
申时行略微沉吟，问道：“即便是有猫腻，我等眼下又能如何？”
王锡爵一怔：“何谓‘又能如何’？堂堂天官，因私下与高日新之间的猫腻说辞便辞，这本身就是忌讳啊，是视朝廷法度于无物，是将天下铨务私相授受啊！”
“哪有‘授受’了呢？”申时行把手一摊：“高日新说他要做这个天官了吗？或者他推举自己的私人去做这个天官了吗？都没有。
他根本没有对空缺出来的天官一职发表任何看法，甚至还好巧不巧地因为受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弹劾而闭门谢客。这一手玩得妙啊，他闭门谢客之后，朝廷这段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可以一推二五六，全然当做不知。”
“三岁小孩才会信他闭门谢客！”王锡爵恨恨地道：“他京华有个什么内务部，外界传言此部比昔年厂卫横行之时还要了得，虽然没有诏狱这些，但打探消息、传递舌头什么的，怕是比昔年之厂卫还要拿手……他闭门开门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啊，区别就是他只要这么做了，我等便只能当他真就闭门谢客了。”申时行苦着脸道：“内务部什么的，就算外界传言再如何汹汹，那也没法拿到台面上说事。他现在完全是按着规矩在做，我等即便要反击，也只能按着规矩来。”
王锡爵用力哼了一声，一屁股坐下来，瞪着眼睛道：“他现在这么做，就是宁可自己折本，也不肯让别人赚上一星半点儿，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依我之见，杨无棣这次请辞之内幕，无论如何也要查一查。”
“查一查我倒是不反对，问题在于如何去查，以及查完之后又能如何。”申时行稍稍挪了挪屁股，换了个向王锡爵微倾的姿势，道：“元驭兄，你也是知道的，如今按照我朝之惯例，似杨无棣这样的大员，除非是犯了谋反、欺君之类的大罪，否则几乎都不过是一个辞官便能了结的。
现如今他已经辞任，即便之前有什么差池、有什么问题，现在也都一了百了，是不该也不能追究的了。如果我们现在执意追究，只恐不仅无人应和，反被群起而攻之呀。”
王锡爵一时语塞。这个道理他当然是懂的，正如申时行所言，文官大员出了事一般不会怎样，除非造反谋逆什么的，否则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辞官更是如免死金牌一般，只要当事人请辞，什么首尾都不必管，顶多拍拍屁股回家也就是了。
级别低一些的文官倒可能被稍微处理得重一些，如那些御史言官们，降级罢官什么的并不少见，更有甚者可能流徙三千里，但这通常而言就是最重的处罚了。
只有极个别人在极个别时期里，被皇帝廷杖至死或者打入诏狱等死。如嘉靖时期这种事就多一些，隆庆时期完全没有，当今万历天子亲政之后打死的暂时没有，入狱的倒有几个——还就是因为喷高务实入狱的。
相比起开国时期勋贵武臣们根本不拿文官当人看，如今文官们这样的特殊待遇也算是来之不易了，故而整个文官集团大群体对此都非常珍惜，同时也坚定维护。
在这般情况之下，如果堂堂天官乞骸骨去职之后还被追究这个追究那个，甚至还是被同为文官之人追究，那无疑会造成满朝哗然。哪怕要追究的人是某位阁老，也一样不会被文官们原谅。
这是整个文官集团的福利，你作为集团的一员如此不珍惜、不维护，甚至还主动破坏，你的立场在哪？
这性质和“自绝于人民”就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申时行这样一说，即便是王锡爵也只能沉默以对。但他又不甘心沉默，想了想，又道：“不对，我等查明此事之后，又不一定非要把矛头对准杨无棣，为什么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
他目光闪动，用手指点了点太师椅的扶手，很确定地道：“以我对高日新之了解，此次之事定是他以钱财收买杨无棣，让杨无棣甘心舍去天官一职。既然如此，只要查明了事实真相，便可以说是高日新暗自操弄铨务，将所有罪责往高日新头上推去就是了。
至于杨无棣，我等甚至还可以暗示上疏弹劾之人，帮他求情说些好话……唔，就说高日新势大，他也是明知无法阻止，只好听之任之便是了。如此一来，即便杨无棣多少也有些责任，但已然不足追究，我等也就摆脱了不利后果。”
这个设想倒是明显合理多了，申时行也不禁有些意动，不再表示反对，只是问道：“可这件事如何查证呢？如此要事，经手之人不说没有，即便有也一定极少，并且一定是高日新之心腹。我等漫说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哪怕知道，恐怕也难以从其口中得知什么线索、内幕。”
王锡爵却笑了笑，道：“京华既有内务部，咱们要从高日新这边找线索，那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不过，就算不能顺藤摸瓜，可我等难道便不能顺瓜摸藤吗？”
“顺瓜摸藤？”申时行稍稍一怔，马上反应过来，思索着问道：“元驭兄是说，从杨无棣那边打探消息？”
申元辅皱起眉头来，迟疑道：“这怕是也不容易吧？杨无棣可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雏儿，他是丁未金榜出身(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比你我还早了足足五科，乃是张江陵当日之同年，资历极老不说，还历任外官大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等要从他口中得知消息，这只怕……”
“为何一定是要从他‘口’中呢？”王锡爵把手一摊：“按着高日新的习惯，他要么直接给钱，要么给某些生意的分红，无论怎么给，都必然让杨家的财富陡然大增。
杨无棣家中的情况我倒是有些了解，不贫不富罢了。其家有田产四五千亩，在当地还算排得上号。不过却也仅止于此，在商业上却并无太多涉足，只不过是在府城、县城有三五处铺面罢了。”
“那便如何？”申时行一时没理解王锡爵的意思。
王锡爵作为苏州首富，大概率也是南方首富，对于这些事可就比申时行在行多了，当下便笑道：“豪富之家纵得万金，家中上下与往昔难有差别；寻常之家偶获横财，却恐阖家老幼陡然骄妄。”
申时行恍然大悟：“哦，元驭兄是说，如果杨无棣真的因此收受了高日新大笔钱财，家中上下必然因暴富而生骄妄……至少也应该会广置田宅才是。”
王锡爵刚点了点头，谁知申时行又皱眉道：“可如果高日新给的是某些买卖的干股呢？这样一来却未必让杨无棣马上拿到多少现银，元驭兄所预计的情况也就未必能出现了呀。”
“这个嘛……”王锡爵皱了皱眉，也觉得有些棘手。
申时行却又道：“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担忧：杨无棣老于官场，本身也不以求财闻名，即便未将高日新输款之事见告族人。
而他本人虽然以诗文著称，其子孙数人却都拙于书卷，不过庸碌之辈而已。若他将这笔银钱亦或分红隐而不言，待其老病将死之时才和盘托出，我等总不能也一直等下去吧？”
这本来的确是个很大的麻烦，谁知道他话里却有一事提醒了王锡爵，后者目中精芒大放，猛然道：“得亏了元辅提醒，我方才说不定还想岔了！”
申时行愕然道：“元驭兄此言何解？”
王锡爵立刻答道：“方才元辅提到，杨无棣子孙诸人皆尽庸碌……元辅，我等设身处地站在杨无棣的立场去想一想：若是我年已七十有五，偏偏子孙不肖，个个庸庸碌碌，我为父祖该当如何？”
王锡爵这一问却有问题，忘了考虑申时行和他的出身有别。他王锡爵家中乃是巨富，考虑子孙的事情很正常，一般是尽量支持子孙读书做官——反正家里良田阡陌、产业无数，就算出了一二败家子，恐怕都难得败干净。
而申时行却与他完全不同，他的身世至今都没有“官方”说法，申时行本人也讳莫如深，从来不肯多谈，以至于如今外界流传的说法都有两种。
民间的说法是，申家在苏州当地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申时行的父亲跟他夫人感情不好，有一次陪着夫人去一个尼姑庵进香，岂料居然与庵里的一个美貌尼姑一见钟情，后来俩人有了私情，就生了申时行。
尼姑生产后想把孩子送回申家认祖归宗，但申家好歹也是大户人家，即便是因为家族名声，也不可能承认这个私生子。无奈之下，尼姑就把孩子遗弃在了苏州街头，并把孩子的出生时间及身世情况写了血书，放在襁褓之中。
孩子的哭声被好心人发现，于是就报了官。时任苏州知府徐尚珍闻报，大感震惊，决议亲审此案。然而老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年代又没有DNA检测，申家坚持不承认，光凭一纸血书明显证据不足。
没奈何，徐知府思来想去觉得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孩子，于是就把孩子收为养子，起名为徐时行。后来徐时行高中状元，名分之高，整个申家的人绑在一块儿也没他“值钱”，这才得以认祖归宗，改回了申姓。
多说一句：申时行认祖归宗一事，以当时的伦理道德观而言，还真不算什么忘恩负义，因为认祖归宗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同理，被扫地出门、不得葬入祖坟、不得供灵牌于祖祠，那也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相当于“你这没爹没娘的畜生东西，天厌之，天弃之！”
而且据说那位老徐知府本身也极有胸襟涵养，非常支持申时行认祖归宗，因此这件事当时甚至是苏州的一桩佳话，人人传颂。
除此之外，第二种说法则是出自申时行家谱之中，说是他的爷爷过继给了其舅舅，改为姓徐，跟了舅舅姓，所以申的爷爷、父亲都姓徐，时行自然也姓徐了。
但是出于同样的道理，申时行考得状元，身份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按照当时的习俗，认祖归宗也是正理。
但是不管哪一个说法才是真的，总之申时行幼年肯定过得不算很如意。后一种不必说了，即便是前一种，徐知府家里又不是没有亲儿子，即便徐知府胸襟博大，对他多有关照，可家中族中的其他人难道也能如此？故而他一个养子肯定过得战战兢兢。
家世不同，想法必然有异，所以申时行听了这句话，只是稍稍一怔，随口答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他们若是不成器，我考虑再多也无用处。”
王锡爵没料到他会是这个回答，免不得愣了一愣，但马上苦笑道：“似元辅这般豁达者，天下又有几人？况令郎翰林出身，自然不必担忧了。”[注：指申时行长子申用懋，万历十一年进士二甲第二十一名，选庶吉士入翰林院。]
说到这事，申时行才想起王锡爵心里的一根刺。王锡爵的嫡子只有一人，名叫王衡，才华横溢，时文也写得极好，万历十六年时斩获顺天乡试第一。
然而那次考试之后，他莫名其妙的被攻讧，非说他那成绩是因为王锡爵乃是朝廷重臣之故，气得脾气刚直又极好名声的王锡爵一边上疏，指天誓地般强硬辩驳，一边则勒令儿子放弃继续参加会试的机会，继续闭门读书。
说起来，王衡的遭遇倒和高务实当年有些相似，只不过高务实当时更加主动一些，为了避嫌而不肯会试。
原历史上，王衡直到老父致仕，才于万历二十九年参加会试。结果证明他是真的有才，考了个第二名榜眼，结果王家“一门三进士，父子双榜眼”——王锡爵的弟弟王鼎爵也是进士学霸，并且同样考得也很好：会试第五，殿试第九。
因此，眼下正是王衡闷在家中不能考试的时期，心情自然不好，连带着王锡爵一想到这茬也很生气。
申时行忙安慰道：“辰玉(王衡字)之才不逊你我，何愁异日不能问鼎金榜，至于眼下……元驭兄就当是在磨练他的心性好了，也未必就是坏事。”
王锡爵轻叹一声，摆了摆手，道：“不提这事了，我且接着说：似这等人家，子孙固然庸碌，却无太大过失，我若为父祖，多半要为其找个靠山。即便不能得入宦海，至少也会想着保全家业，因此……”
“哦！”申时行恍然大悟，目光一亮：“元驭兄的意思是说，高日新会收杨无棣之儿孙于门下，无论是读书也好，从商也罢，都会从此关照着？”
王锡爵捋须笑道：“正是。”
申时行想了想，皱眉道：“眼下海丰知县为何人？”
海丰就是无棣，明史载：洪武初州县俱废，洪武六年六月，置海丰县(另旧县志载：明建文四年九月初四无棣改海丰)，以县境有海丰乡，西北有海丰场取名，初属滨州，后属乐安州。
宣德元年乐安州改武定州，随属之。由于此地在大明时期名字改来改去，再加上自古就叫无棣，是以当地人也好，外地人也罢，反倒更习惯于以无棣称之。
不过申时行才一开口，王锡爵立刻摆手：“让当地知县去查肯定不行，且不说这北地知县以北榜士子居多，即便南榜士子来了北地，如今也有不少受实学影响者，已然不可尽信了。”
他稍稍一顿，微微眯起眼睛，捻须道：“何不让东厂来做此事呢？咱们张大厂督如今可正是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啊。”
申时行闻言大笑：“善，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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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本人也是面沉如水，一张脸黑得跟锅底似的，若非天生的好脾气打底，这会儿估计也得开骂。
下人们老早就知道气氛不对，一个个早就趁机溜得远远的，生怕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话，知道什么不该知道的事，如今整个书房周边空无一人，只剩两位相公各自生气。
王锡爵转了好一会儿，忍不住道：“不行，此事绝不能就这般算了。高日新尚未入阁便不惜羽毛也要与我等为难，我等绝不能任由他这般放肆！”
申时行沉沉地叹息了一声，摇头道：“道理好说，事却难办啊！眼下面对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左一步是悬崖，右一步是峭壁，一个不小心就是粉身碎骨的结局，如之奈何？”
“我方才仔细推敲了一番，觉得此事尚有疑点。”王锡爵陡然站定，目光灼灼地道：“元辅你想，高务本是他的叔伯兄弟，听他的指示挂冠而去，这可以理解；王之桢跟他的关系就远了不少，所以他只是请辞，并未挂冠，眼下依旧还在等皇上的答复，这意味着他的请辞并不能说十分坚定……这也合理。
可是，杨无棣为什么如此老实，堂堂天官说辞就辞？他在朝中这几年，虽然因为事事听高日新的招呼，自己全无主见，因此素望大减，可是至少他也没吃到多少弹劾。既然这天官的位置还是坐得挺稳的，凭什么高日新一下子就能说服他走人？这里头难道就没有什么猫腻吗？”
申时行略微沉吟，问道：“即便是有猫腻，我等眼下又能如何？”
王锡爵一怔：“何谓‘又能如何’？堂堂天官，因私下与高日新之间的猫腻说辞便辞，这本身就是忌讳啊，是视朝廷法度于无物，是将天下铨务私相授受啊！”
“哪有‘授受’了呢？”申时行把手一摊：“高日新说他要做这个天官了吗？或者他推举自己的私人去做这个天官了吗？都没有。
他根本没有对空缺出来的天官一职发表任何看法，甚至还好巧不巧地因为受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弹劾而闭门谢客。这一手玩得妙啊，他闭门谢客之后，朝廷这段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可以一推二五六，全然当做不知。”
“三岁小孩才会信他闭门谢客！”王锡爵恨恨地道：“他京华有个什么内务部，外界传言此部比昔年厂卫横行之时还要了得，虽然没有诏狱这些，但打探消息、传递舌头什么的，怕是比昔年之厂卫还要拿手……他闭门开门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啊，区别就是他只要这么做了，我等便只能当他真就闭门谢客了。”申时行苦着脸道：“内务部什么的，就算外界传言再如何汹汹，那也没法拿到台面上说事。他现在完全是按着规矩在做，我等即便要反击，也只能按着规矩来。”
王锡爵用力哼了一声，一屁股坐下来，瞪着眼睛道：“他现在这么做，就是宁可自己折本，也不肯让别人赚上一星半点儿，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依我之见，杨无棣这次请辞之内幕，无论如何也要查一查。”
“查一查我倒是不反对，问题在于如何去查，以及查完之后又能如何。”申时行稍稍挪了挪屁股，换了个向王锡爵微倾的姿势，道：“元驭兄，你也是知道的，如今按照我朝之惯例，似杨无棣这样的大员，除非是犯了谋反、欺君之类的大罪，否则几乎都不过是一个辞官便能了结的。
现如今他已经辞任，即便之前有什么差池、有什么问题，现在也都一了百了，是不该也不能追究的了。如果我们现在执意追究，只恐不仅无人应和，反被群起而攻之呀。”
王锡爵一时语塞。这个道理他当然是懂的，正如申时行所言，文官大员出了事一般不会怎样，除非造反谋逆什么的，否则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辞官更是如免死金牌一般，只要当事人请辞，什么首尾都不必管，顶多拍拍屁股回家也就是了。
级别低一些的文官倒可能被稍微处理得重一些，如那些御史言官们，降级罢官什么的并不少见，更有甚者可能流徙三千里，但这通常而言就是最重的处罚了。
只有极个别人在极个别时期里，被皇帝廷杖至死或者打入诏狱等死。如嘉靖时期这种事就多一些，隆庆时期完全没有，当今万历天子亲政之后打死的暂时没有，入狱的倒有几个——还就是因为喷高务实入狱的。
相比起开国时期勋贵武臣们根本不拿文官当人看，如今文官们这样的特殊待遇也算是来之不易了，故而整个文官集团大群体对此都非常珍惜，同时也坚定维护。
在这般情况之下，如果堂堂天官乞骸骨去职之后还被追究这个追究那个，甚至还是被同为文官之人追究，那无疑会造成满朝哗然。哪怕要追究的人是某位阁老，也一样不会被文官们原谅。
这是整个文官集团的福利，你作为集团的一员如此不珍惜、不维护，甚至还主动破坏，你的立场在哪？
这性质和“自绝于人民”就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申时行这样一说，即便是王锡爵也只能沉默以对。但他又不甘心沉默，想了想，又道：“不对，我等查明此事之后，又不一定非要把矛头对准杨无棣，为什么一定会被群起而攻之？”
他目光闪动，用手指点了点太师椅的扶手，很确定地道：“以我对高日新之了解，此次之事定是他以钱财收买杨无棣，让杨无棣甘心舍去天官一职。既然如此，只要查明了事实真相，便可以说是高日新暗自操弄铨务，将所有罪责往高日新头上推去就是了。
至于杨无棣，我等甚至还可以暗示上疏弹劾之人，帮他求情说些好话……唔，就说高日新势大，他也是明知无法阻止，只好听之任之便是了。如此一来，即便杨无棣多少也有些责任，但已然不足追究，我等也就摆脱了不利后果。”
这个设想倒是明显合理多了，申时行也不禁有些意动，不再表示反对，只是问道：“可这件事如何查证呢？如此要事，经手之人不说没有，即便有也一定极少，并且一定是高日新之心腹。我等漫说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哪怕知道，恐怕也难以从其口中得知什么线索、内幕。”
王锡爵却笑了笑，道：“京华既有内务部，咱们要从高日新这边找线索，那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不过，就算不能顺藤摸瓜，可我等难道便不能顺瓜摸藤吗？”
“顺瓜摸藤？”申时行稍稍一怔，马上反应过来，思索着问道：“元驭兄是说，从杨无棣那边打探消息？”
申元辅皱起眉头来，迟疑道：“这怕是也不容易吧？杨无棣可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雏儿，他是丁未金榜出身(即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比你我还早了足足五科，乃是张江陵当日之同年，资历极老不说，还历任外官大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等要从他口中得知消息，这只怕……”
“为何一定是要从他‘口’中呢？”王锡爵把手一摊：“按着高日新的习惯，他要么直接给钱，要么给某些生意的分红，无论怎么给，都必然让杨家的财富陡然大增。
杨无棣家中的情况我倒是有些了解，不贫不富罢了。其家有田产四五千亩，在当地还算排得上号。不过却也仅止于此，在商业上却并无太多涉足，只不过是在府城、县城有三五处铺面罢了。”
“那便如何？”申时行一时没理解王锡爵的意思。
王锡爵作为苏州首富，大概率也是南方首富，对于这些事可就比申时行在行多了，当下便笑道：“豪富之家纵得万金，家中上下与往昔难有差别；寻常之家偶获横财，却恐阖家老幼陡然骄妄。”
申时行恍然大悟：“哦，元驭兄是说，如果杨无棣真的因此收受了高日新大笔钱财，家中上下必然因暴富而生骄妄……至少也应该会广置田宅才是。”
王锡爵刚点了点头，谁知申时行又皱眉道：“可如果高日新给的是某些买卖的干股呢？这样一来却未必让杨无棣马上拿到多少现银，元驭兄所预计的情况也就未必能出现了呀。”
“这个嘛……”王锡爵皱了皱眉，也觉得有些棘手。
申时行却又道：“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担忧：杨无棣老于官场，本身也不以求财闻名，即便未将高日新输款之事见告族人。
而他本人虽然以诗文著称，其子孙数人却都拙于书卷，不过庸碌之辈而已。若他将这笔银钱亦或分红隐而不言，待其老病将死之时才和盘托出，我等总不能也一直等下去吧？”
这本来的确是个很大的麻烦，谁知道他话里却有一事提醒了王锡爵，后者目中精芒大放，猛然道：“得亏了元辅提醒，我方才说不定还想岔了！”
申时行愕然道：“元驭兄此言何解？”
王锡爵立刻答道：“方才元辅提到，杨无棣子孙诸人皆尽庸碌……元辅，我等设身处地站在杨无棣的立场去想一想：若是我年已七十有五，偏偏子孙不肖，个个庸庸碌碌，我为父祖该当如何？”
王锡爵这一问却有问题，忘了考虑申时行和他的出身有别。他王锡爵家中乃是巨富，考虑子孙的事情很正常，一般是尽量支持子孙读书做官——反正家里良田阡陌、产业无数，就算出了一二败家子，恐怕都难得败干净。
而申时行却与他完全不同，他的身世至今都没有“官方”说法，申时行本人也讳莫如深，从来不肯多谈，以至于如今外界流传的说法都有两种。
民间的说法是，申家在苏州当地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申时行的父亲跟他夫人感情不好，有一次陪着夫人去一个尼姑庵进香，岂料居然与庵里的一个美貌尼姑一见钟情，后来俩人有了私情，就生了申时行。
尼姑生产后想把孩子送回申家认祖归宗，但申家好歹也是大户人家，即便是因为家族名声，也不可能承认这个私生子。无奈之下，尼姑就把孩子遗弃在了苏州街头，并把孩子的出生时间及身世情况写了血书，放在襁褓之中。
孩子的哭声被好心人发现，于是就报了官。时任苏州知府徐尚珍闻报，大感震惊，决议亲审此案。然而老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年代又没有DNA检测，申家坚持不承认，光凭一纸血书明显证据不足。
没奈何，徐知府思来想去觉得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孩子，于是就把孩子收为养子，起名为徐时行。后来徐时行高中状元，名分之高，整个申家的人绑在一块儿也没他“值钱”，这才得以认祖归宗，改回了申姓。
多说一句：申时行认祖归宗一事，以当时的伦理道德观而言，还真不算什么忘恩负义，因为认祖归宗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同理，被扫地出门、不得葬入祖坟、不得供灵牌于祖祠，那也是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相当于“你这没爹没娘的畜生东西，天厌之，天弃之！”
而且据说那位老徐知府本身也极有胸襟涵养，非常支持申时行认祖归宗，因此这件事当时甚至是苏州的一桩佳话，人人传颂。
除此之外，第二种说法则是出自申时行家谱之中，说是他的爷爷过继给了其舅舅，改为姓徐，跟了舅舅姓，所以申的爷爷、父亲都姓徐，时行自然也姓徐了。
但是出于同样的道理，申时行考得状元，身份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按照当时的习俗，认祖归宗也是正理。
但是不管哪一个说法才是真的，总之申时行幼年肯定过得不算很如意。后一种不必说了，即便是前一种，徐知府家里又不是没有亲儿子，即便徐知府胸襟博大，对他多有关照，可家中族中的其他人难道也能如此？故而他一个养子肯定过得战战兢兢。
家世不同，想法必然有异，所以申时行听了这句话，只是稍稍一怔，随口答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他们若是不成器，我考虑再多也无用处。”
王锡爵没料到他会是这个回答，免不得愣了一愣，但马上苦笑道：“似元辅这般豁达者，天下又有几人？况令郎翰林出身，自然不必担忧了。”[注：指申时行长子申用懋，万历十一年进士二甲第二十一名，选庶吉士入翰林院。]
说到这事，申时行才想起王锡爵心里的一根刺。王锡爵的嫡子只有一人，名叫王衡，才华横溢，时文也写得极好，万历十六年时斩获顺天乡试第一。
然而那次考试之后，他莫名其妙的被攻讧，非说他那成绩是因为王锡爵乃是朝廷重臣之故，气得脾气刚直又极好名声的王锡爵一边上疏，指天誓地般强硬辩驳，一边则勒令儿子放弃继续参加会试的机会，继续闭门读书。
说起来，王衡的遭遇倒和高务实当年有些相似，只不过高务实当时更加主动一些，为了避嫌而不肯会试。
原历史上，王衡直到老父致仕，才于万历二十九年参加会试。结果证明他是真的有才，考了个第二名榜眼，结果王家“一门三进士，父子双榜眼”——王锡爵的弟弟王鼎爵也是进士学霸，并且同样考得也很好：会试第五，殿试第九。
因此，眼下正是王衡闷在家中不能考试的时期，心情自然不好，连带着王锡爵一想到这茬也很生气。
申时行忙安慰道：“辰玉(王衡字)之才不逊你我，何愁异日不能问鼎金榜，至于眼下……元驭兄就当是在磨练他的心性好了，也未必就是坏事。”
王锡爵轻叹一声，摆了摆手，道：“不提这事了，我且接着说：似这等人家，子孙固然庸碌，却无太大过失，我若为父祖，多半要为其找个靠山。即便不能得入宦海，至少也会想着保全家业，因此……”
“哦！”申时行恍然大悟，目光一亮：“元驭兄的意思是说，高日新会收杨无棣之儿孙于门下，无论是读书也好，从商也罢，都会从此关照着？”
王锡爵捋须笑道：“正是。”
申时行想了想，皱眉道：“眼下海丰知县为何人？”
海丰就是无棣，明史载：洪武初州县俱废，洪武六年六月，置海丰县(另旧县志载：明建文四年九月初四无棣改海丰)，以县境有海丰乡，西北有海丰场取名，初属滨州，后属乐安州。
宣德元年乐安州改武定州，随属之。由于此地在大明时期名字改来改去，再加上自古就叫无棣，是以当地人也好，外地人也罢，反倒更习惯于以无棣称之。
不过申时行才一开口，王锡爵立刻摆手：“让当地知县去查肯定不行，且不说这北地知县以北榜士子居多，即便南榜士子来了北地，如今也有不少受实学影响者，已然不可尽信了。”
他稍稍一顿，微微眯起眼睛，捻须道：“何不让东厂来做此事呢？咱们张大厂督如今可正是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啊。”
申时行闻言大笑：“善，大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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