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次日一早，刘馨“秘书处”名单中提到的人便得到了通知，知道自己“将被重用”，并需在今晚拜见高务实。一众人等虽然不知道这重用究竟是如何一个重用法，但还是根据自身情况纷纷做了准备。
高务实依旧去户部当值，顺便接待来访的吏部与兵部两位尚书。
吏部尚书杨巍是来询问关于明年百官俸禄预存情况的。“来年官俸预存制度”是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的新举措，不过其实类似的做法以前也不是没有，只是高务实将其制度化和标准化了，并且将之加入了户部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当中。
由于这个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是一个相当浩大的整体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与户部联系协商，达成一致。
否则的话，你要是不积极主动来找，那来年你部衙的钱不够可就不关我户部的事了，我户部又没损失，您老爱来不爱。
话虽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类的衙门真要是连办公经费都不够，肯定到时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只不过这事一来丢脸，二来也显得堂上官能力不够，大家肯定是不乐意发生这一幕的。
吏部和兵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来找高务实也不怎么担心会被卡脖子，不过这两部今年的预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还是得早些过来与高务实通通气。
这两部的支出之所以会提高，吏部方面其实是被户部和兵部给“害”了。
先说户部，由于户部收权并改成了四侍郎制，正式变成“大户部”，光是两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员，户部人员整体膨胀了四成。这些官员虽然属于户部，但天下官员的“编制工作”责任在吏部，发俸禄也要在吏部先通过，因此杨巍反而要来向高务实说明情况。
好在两署十三司与原先的各省司颇有区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两署十三司的用人贯彻了当年高拱的一个著名观点：进士少而举人多，举人中有实才而不精于文章者大有人在，故当多用举人。
这当然是个很务实的观点，春闱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开恩科)，虽然中试人数并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来说每年能“当官”的只有一百人。
大明如此广大，致仕退休者、政争失败者、丁忧守制者、因故挂冠者……各种各样的离岗官员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光靠那点进士能管什么用？
进士们真正的意义在于做大官，继而刺激民间向学之风，而真正在基层办事的官员在大明实际上是所谓“吏员”，他们并不在“官”这一阶级。
但问题也出在这个“吏员”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员，其职务几乎是世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该家族在主管项目上拥有充分的“经验”，却也一定会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县的财务工作始终是某家族负责，则其县尊不管如何换来换去，都无法深入“改革”当地弊病，而该家族却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地方实力，只手遮天、胡作非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只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或者提出了“指导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务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但与后世搞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
到了深水区就有深水区的讲究，任何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改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
当前，大明的实学派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些问题之所以难推进、难解决，是因为有的属于体制机制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属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源自思想观念障碍，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时候，最关键的两点在于：一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二是措施得宜，进退有度。
具体来说，高务实在前几天的一次实学派高层聚会中，就提到了当前实学改革之“四要”：方向要正确，措施要精准，推进要有序，步调要一致。
方向要正确，是指实学派改革始终要记得自己的目的。改革不是为了实学派及其官员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确保大明这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获得好处，于国于民都要有益。既不能是损公肥私，也不能偏重某士农工商某一阶层，导致国家不稳，治理失序。
措施要精准，是指实学派官员们在具体的工作措施当中要有针对性，要能实际解决问题。这一点高务实非常看重，并认为这是实学派与心学派的一个极大不同。
他当时便强调说，跻身于实学派的官员，一定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态度，不能遇事就打太极，得过且过，把问题推给接任者。
推进要有序，是指改革的推进要有计划，不能盲目。改革一定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先做的事情要能给后做的事情提供基础。
他举例说，就好比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关税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没有之前的开关，没有京华大笔投入建设海港，没有建立舰队打击海盗、逼迫沿海私商放弃走私入境为“良商”的话，那现在一年能收的银子，可能也就还是之前那十来万两，怎么可能翻了将近三十倍？
步调要一致，指的是实学派内部要保持团结，推行政策的时候要能齐心协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后腿。
这一点看起来有些像高务实要树立个人权威，但其实他的出发点还真不在这。整个派系团结起来做某件事的时候，除心学派之外的其他派系或无派系官员哪怕持不同意见，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
甚至就算是心学派，通常也不会很乐意与实学派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点在申时行当政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王锡爵回京之后，心学派的作风有日渐转硬的趋向，不过也没有完全变化罢了。
言归正传，两署十三司中除了两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余具体负责办事的官员清一色由举人身份的候补官员充任，基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
这些官员人数虽多，俸禄倒不高，吏部来高务实这里商议，本身也只能算走个过场，毕竟高务实自己设立的机构，不可能不管饭。
兵部这边的情况则麻烦一些，因为相较于去年和今年，他们为明年做出的财政预算提高了着实不少，梁梦龙亲自带着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来，便是让三位侍郎分别说明——戎政侍郎不必来，因为京营现在是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出钱出力，户部不插手那一茬。
兵部来商议预算，规格很高，排面十足，但其实归根结底来讲，花钱变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务实早有预计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战前储备。大明明确态度要一举覆灭残元，这事已经有好几年了，由于之前皇帝态度坚决并且发力过度，甚至还闹出了西北之乱。
不过在高务实平定了这次叛乱之后，皇帝干脆把财务工作交给他来办。让他干财务，当然不是让他否决这个国策，而正是让他更好的执行这个国策。
昔年永乐朝，成祖五伐漠北时，以那样雄厚的国力也要进行战前储备，何况当前？更何况此番大明还不是以驱逐察哈尔蒙古人为目的，而是要直接连锅端，这需要储备的力量显然会更多。
永乐朝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火器部队，但当时的火器与现在不能比，火器部队在军中的比重也不能比，于是消耗自然也就更不能比。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俺答封贡以来，大明从土默特购入的战马已经越来越多，朝廷的军马存量年年上涨。战马的消耗与驽马不同，非战时的食物虽然不需要顿顿喂精饲料，但隔三差五还是得喂一些以免掉膘或体质变差。
然而对于大明而言，还有更麻烦的事：精饲料固然价格贵，但如果吃草，也需要更多的马场才行——前者还能花钱解决，后者反而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大明的马场并不多。
如果九边只是如以前一样，拢共才几万骑兵，那草场的压力还算不太大，基本能将就过去。可现在的局面早就不比当年，封贡十八年了，大明九边的骑兵已经差不多有十几万，战马存量高达三十多万匹，什么马场经得住？
就算前次高务实拿下大宁，获得了部分关外马场，而后又在辽南之战后获得了辽河河套马场，但也供应不起这三十多万匹战马——何况也不能把骑兵全放在这两处啊！
这样一来，饲料方面的缺口日益成为让朝廷头疼的老大难，直到高务实在辽东推广玉米并获得成功，才算看见了解决之道。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又转回去了。玉米的种植并非军屯，乃是号召当地战乱流民和普通百姓种植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开荒得来。按照当时高务实给出的政策，开荒所得归开荒人自己所有，且三年免征。
也就是说，朝廷喂马虽然可以用玉米，而玉米本身也极其适合喂马，但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花钱，得从玉米地所有者手中购买才行。
大多数玉米地的三年免征之期都还没过，兵部要用玉米喂马，就不得不拨付更多的银子，而兵部本身也没剩下什么财权了，一切都得找户部来买单。
这笔钱高务实倒不打算省，只不过看了看价格，他还是有些皱眉。后来他便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由兵部出面建议皇帝给辽东下旨，要求辽东开辟更多的玉米地。
反正辽东盐碱地太多，那些地种粮食的产量着实让人头大，而北海道水稻方面的推进工作虽然正在加速，却水稻这种精粮的种植难度更高，也没有玉米推广起来容易。
除了辽东外，他还建议北方地区都可以利用闲地种植玉米，甚至某些不算闲地但种麦子产量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同样可以改种。
按照他的想法，当前玉米的价格虽然比米、麦便宜，但便宜得也有限，应该还是占了“吃新鲜”的光。只要继续扩大玉米种植，等总产量上来了，这东西的价格肯定要随之下降，成为一种商品性不如维稳性重要的粮产品。
本来嘛，他引进玉米也不是给大明百姓改善口味来的，他是当做小冰河期的救命粮来引进的，这东西价格差点赶上米、麦了还得了？
兵部方面见他批准了这笔款子，对于他的建议自然大声说好，梁梦龙当即表示回衙门就写题奏，一定要对皇上进行耐心说服。
第二个花钱的地方是训练经费上升了。这一点高务实倒是心里有数，因为这事细论起来还是他在兵部的时候提出来的。
火枪、火炮这种东西不比刀剑，不是某些人天生拿起来就知道怎么杀人的货。虽然比较而言，训练一个合格的火枪手所需的时间比训练一个刀客剑客短得多，但火枪的特点是会耗费火药，而且枪管本身也有磨损，所以训练中的花费就远超冷兵器部队了。
但不训练却肯定不行，不会用火器的人，给他再好的枪上了战场也只相当于拿了根烧火棍，那还要什么万历二式，直接把以前的三眼铳拿出来使岂不是更合适，反正砸人而已。
所以这笔钱虽然不少，光是增量部分竟然就高达二十多万两，但高务实二话不说就签字画押了。
最后一笔钱稍稍有些意外：兵部居然“良心发现”，认为边军的生活过于困苦，因此打算给边军稍微加点饷——真的只是“一点”，因为平均每个人每年只加了大概五钱银子。
然而高务实这一次偏偏犹豫了起来，道理并不复杂：九边现在有兵多少？将近九十万，每人一年多拿五钱银子，这就是四十五万两银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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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依旧去户部当值，顺便接待来访的吏部与兵部两位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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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是一个相当浩大的整体工作，因此各部衙都需要在年前与户部联系协商，达成一致。
否则的话，你要是不积极主动来找，那来年你部衙的钱不够可就不关我户部的事了，我户部又没损失，您老爱来不爱。
话虽如此，六部、都察院以及大理寺之类的衙门真要是连办公经费都不够，肯定到时候也能去找皇帝申述，只不过这事一来丢脸，二来也显得堂上官能力不够，大家肯定是不乐意发生这一幕的。
吏部和兵部是实学派的基本盘，来找高务实也不怎么担心会被卡脖子，不过这两部今年的预算都比往年高了一些，所以还是得早些过来与高务实通通气。
这两部的支出之所以会提高，吏部方面其实是被户部和兵部给“害”了。
先说户部，由于户部收权并改成了四侍郎制，正式变成“大户部”，光是两署十三司便多了好多官员，户部人员整体膨胀了四成。这些官员虽然属于户部，但天下官员的“编制工作”责任在吏部，发俸禄也要在吏部先通过，因此杨巍反而要来向高务实说明情况。
好在两署十三司与原先的各省司颇有区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两署十三司的用人贯彻了当年高拱的一个著名观点：进士少而举人多，举人中有实才而不精于文章者大有人在，故当多用举人。
这当然是个很务实的观点，春闱每三年才有一次(除非开恩科)，虽然中试人数并不固定，但通常一次也就三百人左右，平均来说每年能“当官”的只有一百人。
大明如此广大，致仕退休者、政争失败者、丁忧守制者、因故挂冠者……各种各样的离岗官员都可能超过这个数，光靠那点进士能管什么用？
进士们真正的意义在于做大官，继而刺激民间向学之风，而真正在基层办事的官员在大明实际上是所谓“吏员”，他们并不在“官”这一阶级。
但问题也出在这个“吏员”上，很多地方上的吏员，其职务几乎是世袭的，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该家族在主管项目上拥有充分的“经验”，却也一定会形成很多弊端。
比如某县的财务工作始终是某家族负责，则其县尊不管如何换来换去，都无法深入“改革”当地弊病，而该家族却会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地方实力，只手遮天、胡作非为。
所以高拱生前就一直有意改变这种情况，只可惜天不假年，他的很多改革还只是开了个头，或者提出了“指导思想”，自己便撒手人寰了。
高务实作为他的衣钵继承者，自然要把很多改革继续推进下去，但与后世搞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
到了深水区就有深水区的讲究，任何实践都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改革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
当前，大明的实学派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些问题之所以难推进、难解决，是因为有的属于体制机制遗留的老问题，有的属于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源自思想观念障碍，有的受到利益格局掣肘。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时候，最关键的两点在于：一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二是措施得宜，进退有度。
具体来说，高务实在前几天的一次实学派高层聚会中，就提到了当前实学改革之“四要”：方向要正确，措施要精准，推进要有序，步调要一致。
方向要正确，是指实学派改革始终要记得自己的目的。改革不是为了实学派及其官员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确保大明这个国家能够通过改革获得好处，于国于民都要有益。既不能是损公肥私，也不能偏重某士农工商某一阶层，导致国家不稳，治理失序。
措施要精准，是指实学派官员们在具体的工作措施当中要有针对性，要能实际解决问题。这一点高务实非常看重，并认为这是实学派与心学派的一个极大不同。
他当时便强调说，跻身于实学派的官员，一定要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态度，不能遇事就打太极，得过且过，把问题推给接任者。
推进要有序，是指改革的推进要有计划，不能盲目。改革一定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先做的事情要能给后做的事情提供基础。
他举例说，就好比现在大家都知道海关税的重要性了，但如果没有之前的开关，没有京华大笔投入建设海港，没有建立舰队打击海盗、逼迫沿海私商放弃走私入境为“良商”的话，那现在一年能收的银子，可能也就还是之前那十来万两，怎么可能翻了将近三十倍？
步调要一致，指的是实学派内部要保持团结，推行政策的时候要能齐心协力，而不是互相扯皮拖后腿。
这一点看起来有些像高务实要树立个人权威，但其实他的出发点还真不在这。整个派系团结起来做某件事的时候，除心学派之外的其他派系或无派系官员哪怕持不同意见，也一定不得不斟酌一番。
甚至就算是心学派，通常也不会很乐意与实学派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点在申时行当政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王锡爵回京之后，心学派的作风有日渐转硬的趋向，不过也没有完全变化罢了。
言归正传，两署十三司中除了两位侍郎和各司正副主官之外，其余具体负责办事的官员清一色由举人身份的候补官员充任，基本都是八九品的小官。
这些官员人数虽多，俸禄倒不高，吏部来高务实这里商议，本身也只能算走个过场，毕竟高务实自己设立的机构，不可能不管饭。
兵部这边的情况则麻烦一些，因为相较于去年和今年，他们为明年做出的财政预算提高了着实不少，梁梦龙亲自带着四位侍郎中的三位同来，便是让三位侍郎分别说明——戎政侍郎不必来，因为京营现在是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出钱出力，户部不插手那一茬。
兵部来商议预算，规格很高，排面十足，但其实归根结底来讲，花钱变多的原因主要出在高务实早有预计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战前储备。大明明确态度要一举覆灭残元，这事已经有好几年了，由于之前皇帝态度坚决并且发力过度，甚至还闹出了西北之乱。
不过在高务实平定了这次叛乱之后，皇帝干脆把财务工作交给他来办。让他干财务，当然不是让他否决这个国策，而正是让他更好的执行这个国策。
昔年永乐朝，成祖五伐漠北时，以那样雄厚的国力也要进行战前储备，何况当前？更何况此番大明还不是以驱逐察哈尔蒙古人为目的，而是要直接连锅端，这需要储备的力量显然会更多。
永乐朝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火器部队，但当时的火器与现在不能比，火器部队在军中的比重也不能比，于是消耗自然也就更不能比。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俺答封贡以来，大明从土默特购入的战马已经越来越多，朝廷的军马存量年年上涨。战马的消耗与驽马不同，非战时的食物虽然不需要顿顿喂精饲料，但隔三差五还是得喂一些以免掉膘或体质变差。
然而对于大明而言，还有更麻烦的事：精饲料固然价格贵，但如果吃草，也需要更多的马场才行——前者还能花钱解决，后者反而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大明的马场并不多。
如果九边只是如以前一样，拢共才几万骑兵，那草场的压力还算不太大，基本能将就过去。可现在的局面早就不比当年，封贡十八年了，大明九边的骑兵已经差不多有十几万，战马存量高达三十多万匹，什么马场经得住？
就算前次高务实拿下大宁，获得了部分关外马场，而后又在辽南之战后获得了辽河河套马场，但也供应不起这三十多万匹战马——何况也不能把骑兵全放在这两处啊！
这样一来，饲料方面的缺口日益成为让朝廷头疼的老大难，直到高务实在辽东推广玉米并获得成功，才算看见了解决之道。
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又转回去了。玉米的种植并非军屯，乃是号召当地战乱流民和普通百姓种植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开荒得来。按照当时高务实给出的政策，开荒所得归开荒人自己所有，且三年免征。
也就是说，朝廷喂马虽然可以用玉米，而玉米本身也极其适合喂马，但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花钱，得从玉米地所有者手中购买才行。
大多数玉米地的三年免征之期都还没过，兵部要用玉米喂马，就不得不拨付更多的银子，而兵部本身也没剩下什么财权了，一切都得找户部来买单。
这笔钱高务实倒不打算省，只不过看了看价格，他还是有些皱眉。后来他便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由兵部出面建议皇帝给辽东下旨，要求辽东开辟更多的玉米地。
反正辽东盐碱地太多，那些地种粮食的产量着实让人头大，而北海道水稻方面的推进工作虽然正在加速，却水稻这种精粮的种植难度更高，也没有玉米推广起来容易。
除了辽东外，他还建议北方地区都可以利用闲地种植玉米，甚至某些不算闲地但种麦子产量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同样可以改种。
按照他的想法，当前玉米的价格虽然比米、麦便宜，但便宜得也有限，应该还是占了“吃新鲜”的光。只要继续扩大玉米种植，等总产量上来了，这东西的价格肯定要随之下降，成为一种商品性不如维稳性重要的粮产品。
本来嘛，他引进玉米也不是给大明百姓改善口味来的，他是当做小冰河期的救命粮来引进的，这东西价格差点赶上米、麦了还得了？
兵部方面见他批准了这笔款子，对于他的建议自然大声说好，梁梦龙当即表示回衙门就写题奏，一定要对皇上进行耐心说服。
第二个花钱的地方是训练经费上升了。这一点高务实倒是心里有数，因为这事细论起来还是他在兵部的时候提出来的。
火枪、火炮这种东西不比刀剑，不是某些人天生拿起来就知道怎么杀人的货。虽然比较而言，训练一个合格的火枪手所需的时间比训练一个刀客剑客短得多，但火枪的特点是会耗费火药，而且枪管本身也有磨损，所以训练中的花费就远超冷兵器部队了。
但不训练却肯定不行，不会用火器的人，给他再好的枪上了战场也只相当于拿了根烧火棍，那还要什么万历二式，直接把以前的三眼铳拿出来使岂不是更合适，反正砸人而已。
所以这笔钱虽然不少，光是增量部分竟然就高达二十多万两，但高务实二话不说就签字画押了。
最后一笔钱稍稍有些意外：兵部居然“良心发现”，认为边军的生活过于困苦，因此打算给边军稍微加点饷——真的只是“一点”，因为平均每个人每年只加了大概五钱银子。
然而高务实这一次偏偏犹豫了起来，道理并不复杂：九边现在有兵多少？将近九十万，每人一年多拿五钱银子，这就是四十五万两银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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