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其实玻璃产业这块本身和朱应桢没多大关系，他在萨摩藩的买卖集中在樟脑产业上，通俗点说就是从萨摩收购樟脑，转手运回国内销售——其实转手主要也是转给京华，更具体来说就是转给京华药业。
樟脑这东西在后世的功用还挺多，但在眼下这个时代一般只做药用。京华药业是在原先的京华药行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本质上这个行动就是为了扩展产业链。比如原先京华药行主要做的是卖药和行医，在制药这一块涉及不多，主力产品就一个刘氏百宝丸(云南白药)。
后来因为李时珍加入京华工匠学堂医学系，根本没有版权意识的他将《本草纲目》中的药方无偿转让给了京华使用，京华这才开始生产一些……嗯，算是“中成药”。
不过得到消息的高务实后来下令将《本草》系中成药“净利之百一(1%)”作为专属使用费(此时无专利权一说)，并约定连续提供给李时珍及其子孙五十年，五十年后视为京华独有。
这件事当时还轰动了一下“医药界”，以至于后来一直有民间名医或者其他人给京华送来各种各样的药方，希望能仿李时珍的例子换来收益。
最神奇的是，不仅民间，连太医院都有太医来“卖”药方——反正大明对此又没有限制，而且大明的太医院本身也并非只给宫里服务。
不仅京官们有需要的时候皇帝会让太医院派人看诊，甚至京师出现疫病之类的情况，亦或者军队出现大规模伤亡等，大明的皇帝历来都是直接调派太医院力量去免费帮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对于太医院太医们的个人限制也很少。太医院的规矩主要集中在宫内，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给皇帝看诊绝不可能只有一名太医，至少都需要两到三人同去”，诸如此类。
由于获得的药方越来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药方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制造，针对的病症也越来越有指向性，因此京华药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制药行业。最终，高务实决定给京华药行升格，于是便有了“医药一条龙”的京华药业。
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朱应桢为什么对高务实分配给他的针对萨摩藩的任务这么在意。
樟脑这种东西并非樟树的果子，它其实是樟树的根、干、枝、叶经蒸馏精制而成的一种颗粒状物。樟树分布很广，大明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湾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现京华药业这个制药巨头之前，各地生产樟脑的药厂药铺并不多，偶有生产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难看做是什么大产业，几乎都是有需求才炼制一些。
自从有了京华药业之后，情况就出现变化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不必细说，什么质量高、产量大、成本下降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一来，各地的民间大小药铺就发现了一个现实：“造不如买”，因此纷纷放弃自己制造樟脑，几乎全都选择从京华药业直接购入。于是，京华药业很快便无意识地垄断了樟脑行业。
既然京华药业垄断了樟脑行业，那对于朱应桢这个在萨摩藩(其实他在整个九州岛都收购樟脑)垄断樟脑收购的“勋商”而言，就不得不有忧患意识。
什么忧患意识？两点：一是大明南方到处都有樟树，虽然分布散了点，但高务实理论上并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国公的日本货；二来台湾现在正是京华开发的重点，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将来高务实决定在台湾大量开发樟脑，那他朱应桢对日本樟脑的垄断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因此，朱应桢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务实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单靠一个成国公的牌面就想着高务实会永远给面子——人家新郑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勋贵多少助力，反而随时可以给勋贵找麻烦，谁需要谁是明摆着的。
所以在朱应桢看来，趁着这个机会帮高务实处理好萨摩藩的事情很有必要，更何况在这个处理过程中他还有其他发现。
此刻听了高务实的话，朱应桢立刻表示自己已经心领神会，然后还补充道：“日新，我觉得在岛津家摸索水晶玻璃磨花技术的这段时间，咱们也不能光闲着，有些事情其实可以先操办起来。”
高务实想不到朱应桢这个以前在他看来除了搂钱啥都不会的国公爷，闲着居然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禁颇有兴趣地问道：“国公说的是哪些事情？”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很有必要提前把在日本销售玻璃的市场打开。”朱应桢道：“现在京华有两大类玻璃，一是普通玻璃，一是水晶玻璃。普通玻璃的加工增值我看意义不太大，但日常使用似乎不错。
就像日新楼建成之后，由于全部窗户都使用玻璃，现在引得京师富户掀起了换窗热潮。大伙都觉得这种近乎透明(此时技术限制，普通玻璃无法全透)的窗户象征着地位和富有，都开始想办法换掉纸窗。
这是一笔大买卖啊日新！我看在日本也完全可以这样做，方法我都想好了，就在日本建一座楼。这座楼一定要多设窗户，全部使用玻璃窗，让全日本的大名、家老之类均以使用玻璃为荣。”
高务实这下还真有些意外，想不到自己的惯用招数之一现在竟然被朱应桢学到了。
不过，这不要紧，甚至还是好事。于是高务实很有兴致地问道：“国公所言甚是有理，不过国公可有想过这栋楼应该建在何处？”
朱应桢道：“我觉得有两个选择，一是建在京都(天皇所在)，一是建在伏见(秀吉所在)。此二处都是日本人所最为关注之地，有利于吸引整个日本的注意。”
高务实沉吟着没有立刻开口，旁边的刘馨倒是笑了一笑，说道：“国公的主意甚好，不过奴家倒觉得还有一处可以考虑。”
朱应桢已经知道她在高务实面前地位很特殊，闻言并不生气，反而客气地道：“刘小姐既有高见，还请速速道来。”
“岂敢言高见。”刘馨说道：“京都、伏见自是全日本最受瞩目之地，不过那也是秀吉的统治核心。我们与秀吉虽有生意往来，但这种往来并不直接，大多是通过一些富商大户，最多也不过是通过他的将、臣来进行，故我等很难知道秀吉会对我们这样的举动产生何等反应，此其一。”
她稍稍一顿，似乎是等朱应桢思索其中的意思，然后才继续道：“其二，我们援助岛津氏萨摩藩，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岛津氏获得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扶植岛津氏，让他们快速变得强大起来，籍此成为日本大名们的榜眼。
换句话说，岛津氏的快速变强只是我们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大名倾向于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在各个方面加强这种影响。奴家以为，将这座楼建设在岛津家的领地，比如鹿儿岛城或者周边，效果会更好。”
朱应桢想了想，问道：“刘小姐这一说倒的确有理，但有一个麻烦：萨摩藩被日本视为乡下，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地的情况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我们若将这座楼修在鹿儿岛城，恐怕很难引起其他大名的兴趣，也很难让他们关注到玻璃。不知这个问题刘小姐可有解决的办法？”
刘馨看了高务实一眼，见他冲自己微微颔首，这才微笑道：“办法倒也有一个。”
朱应桢略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问道：“哦？还请刘小姐指点。”
“不敢。”刘馨说道：“首先，我们要先预计这栋楼的工期，并确保不会出现工期不足的情况；其次，我们要在同日本各地的贸易过程中大力宣传这栋准备或正在建设的‘水晶楼’，吹得天花乱坠也无所谓；最后，我们还要宣布，在这栋‘水晶楼’落成之际，北洋海贸同盟将广邀日本名流富商齐聚一堂，于‘水晶楼’举行一次大型的商贸洽谈会。”
朱应桢一愣：“商贸洽谈会？那是要谈什么？”
“具体要谈什么，咱们可以容后再议。”刘馨认真地道：“重要的是广邀日本名流富商。当然，与此同时海贸同盟应该放出风声，将这次商贸洽谈会可能达到的巨大规模狠狠宣传一番，并且巧妙地将这次洽谈会和与会人士在日本的影响力挂钩。”
高务实这时淡淡地补充了一句：“总之就是说，在日本政界、商界影响力足够大的人，才会受到邀请。”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朱应桢恍然大悟，继而双目放光：“我几乎已经能够想象，到时候日本恐怕有很多人甚至会想方设法求得我们的邀请！”
刘馨微笑着补充道：“不错，以海贸同盟这些年来在日本政商两界建立的影响力，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
那是当然，自从北洋海贸同盟建立，迄今为止已经掌握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对外贸易份额，除此之外还能谈得上规模的，大概只有大明江南商帮、葡萄牙和朝鲜了，甚至朝鲜方面的占比还在一直萎缩。
朝日贸易的萎缩倒不是朝日双方的贸易绝对量萎缩，只是朝鲜本土的商船被海贸同盟逐步取代——因为海贸同盟的规模更大，运输成本能够做到更低，这是一种纯商业性的取代。
而偏偏朝鲜又不敢拒绝背靠大明朝廷的北洋海贸同盟，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民间商船主们亏本、丢掉生意、最终改行求生。
这就是小国的困局，尤其是并未处在上升期的小国。想想当初高丽变朝鲜的那个时期，朝鲜那时候虽然被朱元璋坑了一把(不予册封，以及技术和原料封锁)，但还敢趁着靖难、五伐漠北等时期悄悄窃取蚕食辽东领土，直到成祖下旨定界才基本老实下来。
现在的朝鲜和当时相比就真是毫无“进取心”了，乖乖上贡不说，上贡路过辽东时还经常会被辽东某些人勒索一番。现在的局面是辽东当地一个把总都敢勒索朝鲜使节，更何况北洋海贸同盟这种由顶级文官和顶级勋贵们组成的超级集团，朝鲜国王根本没有勇气反抗。
至于日本，地理因素已经决定了在这个时期它的主要贸易对象只有可能是大明，葡萄牙人虽然开辟了日本商路，但由于台湾被京华逐步控制，葡萄牙人现在去日本还要给京华交一笔过路费，因此贸易额也呈下降趋势。
这笔过路费名曰安全保障金，京华的说法嘛……和郑芝龙差不多。不过也有区别，那就是京华故意只针对去往日本的葡萄牙船只收取，如果是与大明贸易则不收。
这事葡萄牙也没地方说理，因为京华不光拿海盗说事，还表示这个行动与丹麦收取厄勒海峡过路费一样，完全合情合理——丹麦收取这笔钱是不是合理本身在欧洲也有不少异议，但潜台词是一样的：不满意你就和我的海军干一仗。
嗯，当年汉萨同盟干过这事，先败后胜，取得了一段时间的贸易霸权，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厄勒海峡已经再次被丹麦掌控。至于葡萄牙想和京华争一争南洋到日本的航道……洗洗睡吧。
西班牙船队在菲律宾海域的失败，已经说明京华作为南洋海上霸主的地位不可动摇，葡萄牙人与其做梦争夺南洋制海权，还不如担心一下马六甲的归属权何时易主来得现实。
萨摩藩的问题到此就算是基本谈完，三人又略微讨论了几点细节，话题很快转到日本朝政的异动上面。
不过，朱应桢报告的话题却是在一开口就让高务实愣住了。
“什么？丰臣秀吉要找我们买船？”高务实一脸诧异，心中也大惑不解，暗道：这不对啊，万历十六年才1588年，丰臣秀吉不可能这么早就准备进攻朝鲜啊。
朱应桢却笑着点头道：“不错——诶，日新不必担心。他的使者说了，他们并不打算买载炮的武装运输舰，他们只需要无炮版的，说是只做运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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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这东西在后世的功用还挺多，但在眼下这个时代一般只做药用。京华药业是在原先的京华药行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本质上这个行动就是为了扩展产业链。比如原先京华药行主要做的是卖药和行医，在制药这一块涉及不多，主力产品就一个刘氏百宝丸(云南白药)。
后来因为李时珍加入京华工匠学堂医学系，根本没有版权意识的他将《本草纲目》中的药方无偿转让给了京华使用，京华这才开始生产一些……嗯，算是“中成药”。
不过得到消息的高务实后来下令将《本草》系中成药“净利之百一(1%)”作为专属使用费(此时无专利权一说)，并约定连续提供给李时珍及其子孙五十年，五十年后视为京华独有。
这件事当时还轰动了一下“医药界”，以至于后来一直有民间名医或者其他人给京华送来各种各样的药方，希望能仿李时珍的例子换来收益。
最神奇的是，不仅民间，连太医院都有太医来“卖”药方——反正大明对此又没有限制，而且大明的太医院本身也并非只给宫里服务。
不仅京官们有需要的时候皇帝会让太医院派人看诊，甚至京师出现疫病之类的情况，亦或者军队出现大规模伤亡等，大明的皇帝历来都是直接调派太医院力量去免费帮忙的。
正因如此，大明朝廷或者皇室对于太医院太医们的个人限制也很少。太医院的规矩主要集中在宫内，比如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给皇帝看诊绝不可能只有一名太医，至少都需要两到三人同去”，诸如此类。
由于获得的药方越来越多，其中又有不少药方需要独特的方法来制造，针对的病症也越来越有指向性，因此京华药行不得不日益加大投入到制药行业。最终，高务实决定给京华药行升格，于是便有了“医药一条龙”的京华药业。
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朱应桢为什么对高务实分配给他的针对萨摩藩的任务这么在意。
樟脑这种东西并非樟树的果子，它其实是樟树的根、干、枝、叶经蒸馏精制而成的一种颗粒状物。樟树分布很广，大明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南直隶、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地都不少，而又尤以台湾为最多且最密集。
大明在出现京华药业这个制药巨头之前，各地生产樟脑的药厂药铺并不多，偶有生产也是小批量，分布得又很散，很难看做是什么大产业，几乎都是有需求才炼制一些。
自从有了京华药业之后，情况就出现变化了，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不必细说，什么质量高、产量大、成本下降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一来，各地的民间大小药铺就发现了一个现实：“造不如买”，因此纷纷放弃自己制造樟脑，几乎全都选择从京华药业直接购入。于是，京华药业很快便无意识地垄断了樟脑行业。
既然京华药业垄断了樟脑行业，那对于朱应桢这个在萨摩藩(其实他在整个九州岛都收购樟脑)垄断樟脑收购的“勋商”而言，就不得不有忧患意识。
什么忧患意识？两点：一是大明南方到处都有樟树，虽然分布散了点，但高务实理论上并不一定非要用他成国公的日本货；二来台湾现在正是京华开发的重点，甚至在大力移民，一旦将来高务实决定在台湾大量开发樟脑，那他朱应桢对日本樟脑的垄断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因此，朱应桢觉得自己也有必要提高一下自己在高务实心目中的分量，不能单靠一个成国公的牌面就想着高务实会永远给面子——人家新郑高氏是文官世宦家族，理论上根本不需要勋贵多少助力，反而随时可以给勋贵找麻烦，谁需要谁是明摆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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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想不到朱应桢这个以前在他看来除了搂钱啥都不会的国公爷，闲着居然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禁颇有兴趣地问道：“国公说的是哪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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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不要紧，甚至还是好事。于是高务实很有兴致地问道：“国公所言甚是有理，不过国公可有想过这栋楼应该建在何处？”
朱应桢道：“我觉得有两个选择，一是建在京都(天皇所在)，一是建在伏见(秀吉所在)。此二处都是日本人所最为关注之地，有利于吸引整个日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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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应桢已经知道她在高务实面前地位很特殊，闻言并不生气，反而客气地道：“刘小姐既有高见，还请速速道来。”
“岂敢言高见。”刘馨说道：“京都、伏见自是全日本最受瞩目之地，不过那也是秀吉的统治核心。我们与秀吉虽有生意往来，但这种往来并不直接，大多是通过一些富商大户，最多也不过是通过他的将、臣来进行，故我等很难知道秀吉会对我们这样的举动产生何等反应，此其一。”
她稍稍一顿，似乎是等朱应桢思索其中的意思，然后才继续道：“其二，我们援助岛津氏萨摩藩，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岛津氏获得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扶植岛津氏，让他们快速变得强大起来，籍此成为日本大名们的榜眼。
换句话说，岛津氏的快速变强只是我们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大名倾向于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在各个方面加强这种影响。奴家以为，将这座楼建设在岛津家的领地，比如鹿儿岛城或者周边，效果会更好。”
朱应桢想了想，问道：“刘小姐这一说倒的确有理，但有一个麻烦：萨摩藩被日本视为乡下，大多数日本人对此地的情况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我们若将这座楼修在鹿儿岛城，恐怕很难引起其他大名的兴趣，也很难让他们关注到玻璃。不知这个问题刘小姐可有解决的办法？”
刘馨看了高务实一眼，见他冲自己微微颔首，这才微笑道：“办法倒也有一个。”
朱应桢略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问道：“哦？还请刘小姐指点。”
“不敢。”刘馨说道：“首先，我们要先预计这栋楼的工期，并确保不会出现工期不足的情况；其次，我们要在同日本各地的贸易过程中大力宣传这栋准备或正在建设的‘水晶楼’，吹得天花乱坠也无所谓；最后，我们还要宣布，在这栋‘水晶楼’落成之际，北洋海贸同盟将广邀日本名流富商齐聚一堂，于‘水晶楼’举行一次大型的商贸洽谈会。”
朱应桢一愣：“商贸洽谈会？那是要谈什么？”
“具体要谈什么，咱们可以容后再议。”刘馨认真地道：“重要的是广邀日本名流富商。当然，与此同时海贸同盟应该放出风声，将这次商贸洽谈会可能达到的巨大规模狠狠宣传一番，并且巧妙地将这次洽谈会和与会人士在日本的影响力挂钩。”
高务实这时淡淡地补充了一句：“总之就是说，在日本政界、商界影响力足够大的人，才会受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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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当然，自从北洋海贸同盟建立，迄今为止已经掌握了全日本七成以上的对外贸易份额，除此之外还能谈得上规模的，大概只有大明江南商帮、葡萄牙和朝鲜了，甚至朝鲜方面的占比还在一直萎缩。
朝日贸易的萎缩倒不是朝日双方的贸易绝对量萎缩，只是朝鲜本土的商船被海贸同盟逐步取代——因为海贸同盟的规模更大，运输成本能够做到更低，这是一种纯商业性的取代。
而偏偏朝鲜又不敢拒绝背靠大明朝廷的北洋海贸同盟，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民间商船主们亏本、丢掉生意、最终改行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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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朝鲜和当时相比就真是毫无“进取心”了，乖乖上贡不说，上贡路过辽东时还经常会被辽东某些人勒索一番。现在的局面是辽东当地一个把总都敢勒索朝鲜使节，更何况北洋海贸同盟这种由顶级文官和顶级勋贵们组成的超级集团，朝鲜国王根本没有勇气反抗。
至于日本，地理因素已经决定了在这个时期它的主要贸易对象只有可能是大明，葡萄牙人虽然开辟了日本商路，但由于台湾被京华逐步控制，葡萄牙人现在去日本还要给京华交一笔过路费，因此贸易额也呈下降趋势。
这笔过路费名曰安全保障金，京华的说法嘛……和郑芝龙差不多。不过也有区别，那就是京华故意只针对去往日本的葡萄牙船只收取，如果是与大明贸易则不收。
这事葡萄牙也没地方说理，因为京华不光拿海盗说事，还表示这个行动与丹麦收取厄勒海峡过路费一样，完全合情合理——丹麦收取这笔钱是不是合理本身在欧洲也有不少异议，但潜台词是一样的：不满意你就和我的海军干一仗。
嗯，当年汉萨同盟干过这事，先败后胜，取得了一段时间的贸易霸权，可惜时过境迁，现在厄勒海峡已经再次被丹麦掌控。至于葡萄牙想和京华争一争南洋到日本的航道……洗洗睡吧。
西班牙船队在菲律宾海域的失败，已经说明京华作为南洋海上霸主的地位不可动摇，葡萄牙人与其做梦争夺南洋制海权，还不如担心一下马六甲的归属权何时易主来得现实。
萨摩藩的问题到此就算是基本谈完，三人又略微讨论了几点细节，话题很快转到日本朝政的异动上面。
不过，朱应桢报告的话题却是在一开口就让高务实愣住了。
“什么？丰臣秀吉要找我们买船？”高务实一脸诧异，心中也大惑不解，暗道：这不对啊，万历十六年才1588年，丰臣秀吉不可能这么早就准备进攻朝鲜啊。
朱应桢却笑着点头道：“不错——诶，日新不必担心。他的使者说了，他们并不打算买载炮的武装运输舰，他们只需要无炮版的，说是只做运输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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