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北洋海贸同盟比较突兀地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连久不露面的定国公徐文璧都拖着病体出席了会议，几个本在京郊疗养的侯爷伯爷也都移驾到新近落成的日新楼，无一缺席的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公布出来，高务实在此次会议上先就海贸同盟预备对西班牙人占据的吕宋诸岛发起进攻一事做了通报，然后同与会诸公讨论了一下作战方略、战后安排等事项。
攻打吕宋诸岛一事，在众勋贵看来最大的麻烦不在于西班牙人强或不强——反正高盟主说了，那地方的西班牙人很少，兵不过两千，船不过二十。
这点人手，就算他们个个都是以一敌十的猛将兄，那也一样白给。家门口作战的好处明摆着，海贸同盟不可能打输这场仗。
更不必说，高务实自听了刘馨那日的分析之后，已经把南洋舰队方面对马尼拉等地的调查报告仔细审视了一番，对于水淹马尼拉战术的成功几率做了充分肯定。
这个战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说很有问题，高务实从内心来讲，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宛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果的战术。
不过丝毫也不意外的则是，勋贵们对于这个战术极其满意，纷纷盛赞“刘姑娘不愧将门虎女”、“巾帼英雄，不让须眉”之类，根本没人提什么殃及无辜有违天道这样的话。
也是，当年都掌蛮造反，大明是硬生生给人杀到灭族了的，指望这些人讲人道主义精神那是太过分了。高务实甚至怀疑是不是他自己考虑太多。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人道主义之外，高务实纠结这一点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就是他不希望一下子把马尼拉打成一座死城。
死城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哪怕可以重建、移民，毕竟也很麻烦，而且费时费力。他需要的是马尼拉一刻不停地充当美洲白银的中转站，为自己的银本位纸币计划添砖加瓦。
白银这玩意，来源不外有三，一是政府库藏银，大明朝廷前期曾一度禁止白银在民间流通，加之钞券提举司只能单向兑入金银的制度安排，使得朝廷早期囤积了一定数量的白银。
二是国内银矿产银，大明自建立伊始就在国内大开银矿，到了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对白银需求日渐增加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没有规模较大的银脉经过，因此国内白银产量极为有限。
到了现在，通过以上这两条渠道进入流通的白银占市面上白银总量的比例很小，其余大部分白银均来自国外，是通过大明对外贸易的出超流入国内的。
后世学者梁方仲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大明自己开采银矿的数据是可考的，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银课”。高务实作为户部尚书，能轻松查到相关案卷。
成祖朝与宣宗朝是大明银课收入最多的两个时期，到了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就开始显著减少；孝宗至武宗朝，呈现直线下降趋势。
略微具体一点说，大明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后期，实际上早已不足10万两。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仅达到10万或12万两而已。
偌大一个国家，十万两银子的产能够干点什么啊？这说明国内银矿开采的白银数量严重不足，根本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
不过，如果看太仓(基本等于国库)白银收入的话则有一点值得说，即直接的白银入库到隆庆朝开始，突然之间出现了暴增。更确切一点说，是在隆庆五年开始暴增，即高拱回朝秉政的第二年。
【注：这条也是史实。不知道那些看了本书开篇就说我吹高拱的读者还在看没，看到这里会不会无言以对？】
隆庆四年的太仓白银入库为230万两，这个数据从嘉靖早期开始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动，而到了隆庆五年，太仓白银入库直接达到310万两。考虑到财政是按年计算的，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从高拱回朝秉政的那一年开始，国家的收入就直接出现了一波暴涨。
这笔钱是怎么涨出来的？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高拱派海瑞去江南(应天巡抚)推广一条鞭法，通过松江退田案一事的威慑，把一条鞭法推行了下去，因此江南地区缴纳的白银税收大幅上升；
其二就简单了，那一年高拱把因为他之前被徐阶搞下台而几乎暂停运行的“隆庆开关”继续推行，月港的关税收入大幅上涨。换句话说，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流入大明。
回顾一下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就能更加清楚看到当时中国大量海外白银的来源。
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10世纪后)就广泛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到了15世纪，欧洲因货币供给不足而陷入“银荒”的困境。于是，欧洲人就开始了在全世界寻找金银的历程。
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1519年至1522年(正德十四年到嘉靖元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的航海家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大量低成本的美洲金银自16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
之后，这些金银财富又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注入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后世有学者估计，这些金银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恰好在此时，因为高拱的坚持，大明“隆庆开关”，凭借外贸出超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满足了大明朝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物产难以满足殖民当局开支，而大明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菲律宾殖民当局只能就近依靠大明供给，于是开始从事对华转口贸易。
为了吸引华人前往菲律宾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一开始对华人商旅、货物采取了一些保护和优待措施。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大明商人(除京华外，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刺激了明菲贸易的发展。
按照京华的报告，如今的马尼拉已成为南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可以与葡萄牙占据的马六甲分庭抗礼。
输入马尼拉的大明货物主要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居多。西属美洲每年就有200-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往马尼拉。
这个数据符合高务实的记忆，他记得后世学者全汉升在《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曾说：“自隆庆五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比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
实际上，哪怕现在有京华的加入，目前双方的贸易量都没有达到历史最高点。因为按照高务实的记忆，原历史上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有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年-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平均岁入的3.8倍。
历史上的郑芝龙为什么富可敌国？现在的京华为什么富可敌国？
海洋贸易收入仅西班牙的菲律宾中转站这边，就能达到大明全国的几乎四倍啊！这能不富可敌国吗？而回过头来看，这笔白银收入对于稳定大明的银本位货币政策又该多么重要？
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白银，与同时代大明的货币问题联系起来了：大明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驱动大明不断扩大商品生产的，却是大明紧缺的贵金属——白银。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尽管一无所有，但手里却掌握着经墨西哥出口的白银。
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国内贵金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
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有明一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大明朝廷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家无法像滥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凭白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不过，这样的财政体系虽然稳健，但并不具有弹性，是一种很僵硬的制度。
打个比方说：崇祯末年如果朝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弹性货币政策，那么大明朝一定不会是那样一种死法——在士绅阶层个个巨富、江南民众堪称整体殷实的情况下，这个朝廷居然死于贫穷。
纸币需要准备金，但纸币在需要调控经济的情况下，是可以按照具体情况进行超发的，这其中准备金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给使用纸币的人建立信心，为该纸币建立信誉。
当信誉有了绝对的保证，纸币的多少其实就可以按照当时的具体经济情况来进行调节。当国内有通货紧缩危险时，他可以多发纸币，缓解钱荒；当开始出现通货膨胀时，他可以在回笼纸币之后少发少补，平稳物价。
而在朝廷万一出现有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也可以通过直接增发纸币而获得财富，使朝廷渡过危机——这当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有时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总比战争失败之类的局面要好，只要这种通货膨胀的幅度还在控制之内就行。
所谓财政弹性，大抵便是这个意思。
然而单靠高务实自己手里的现银也不足以搞出个“明联储”来，甚至就算够，他也不敢这样搞——你一个人的资本就掌握了全国的经济运行，那还得了？
所以他必须拉拢更多的力量，这其中勋贵和皇帝是两个关键力量，因为这两派力量从法理上来说是最具备稳定性的——他们是世袭的。
文官们的投入就没这么稳定了，因为文官是科举考出来的，一个家族连续两三代人考不中进士，这个家族就很有可能家道中落。因此，文官的投资只能算作是“封建地主阶级”或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投资，与他们的官职地位关系不大。
为了拉拢京师勋贵这个最为关键、也是第一个必须拉拢的团体，高务实在说完攻打马尼拉的相关事宜之后，立刻抛出了“明联储”的概念。
按照他的说法，“明联储”将以京华钱庄为基础打造。在“联储”内部，白银不在作为直接交易货币，凡是加入“联储”的商家都需要向“联储”缴纳数额不等的白银作为保证金，以保证金而获得信誉金。
比如说，如果成国公府缴纳了十万两白银保证金，那么朱应桢可以直接拥有二十万信誉金的纸币，这些纸币可以从“联储”内部按照币值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货物。超额部分的风险，由“联储”承担——考虑到出资比例，也可以说主要由京华承担。
不过，京华在承担这样的风险同时，也拥有对成国公府这笔保证金的处置权，以及根据事前约定的规章制度，对成国公府贸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权力。
众人一听，先是明白了其中的利益：一两银子当成二两银子花，相当于本钱直接翻倍！在海贸获利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本钱翻倍的效果谁听了不流口水？
但大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因为他们需要思索一下京华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不是开善堂的，哪怕高务实顶着“万家生佛”的美名，勋贵们也不会忘了他是天下头号点金圣手。
京华怎么赚钱？嗯，当大家都交了保证金，这些保证金实际上就是京华的钱了，虽然大家会用这些保证金带来的信誉金在内部交易，但既然不是直接拿银子，京华就好操作。而京华本身可能会用这些真金白银去做别的事……
具体做什么事大家现在想不到，但其中的道理应该大差不差。这样一来，还需要考虑的就是监察和惩罚制度，不过高务实既然说了这个是要提前商议、经过双方认可的，那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显然他们还小看了高务实的手笔。如果只是内部交易，高务实搞这个“明联储”的意义根本不大，因为京华钱庄的银票现在大家本来就都在用。
所以高务实在得到他们原则性同意的表态之后，立刻拿出了进一步的计划：由他去说服皇室参股，也加入到“明联储”中来。按照他的说法，他会让皇帝直接把整个内帑投入到“明联储”中，全部成为保证金！
更让勋贵们目瞪口呆的是，高务实还说让内帑加入“明联储”也不过是第二步计划，他还有第三步、第四步，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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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曹面子”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曹面子”、“好事终”、“啊里巴巴四十大盗”、“destinyzxx”、“maomaofengle”、“书友20181128233110910”、“河马骑兵”、“定庸”、“zhou4770”、“书友20190224103304146”、“Dr.徐嘉辉”、“Nazgeer”、“儿子我爱你”、“soviet2003”、“宇少_2008”、“单骑照碧心”、“Myzen0915”的月票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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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说很有问题，高务实从内心来讲，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宛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果的战术。
不过丝毫也不意外的则是，勋贵们对于这个战术极其满意，纷纷盛赞“刘姑娘不愧将门虎女”、“巾帼英雄，不让须眉”之类，根本没人提什么殃及无辜有违天道这样的话。
也是，当年都掌蛮造反，大明是硬生生给人杀到灭族了的，指望这些人讲人道主义精神那是太过分了。高务实甚至怀疑是不是他自己考虑太多。
不过话说回来，除了人道主义之外，高务实纠结这一点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就是他不希望一下子把马尼拉打成一座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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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这玩意，来源不外有三，一是政府库藏银，大明朝廷前期曾一度禁止白银在民间流通，加之钞券提举司只能单向兑入金银的制度安排，使得朝廷早期囤积了一定数量的白银。
二是国内银矿产银，大明自建立伊始就在国内大开银矿，到了中后期由于经济发展，对白银需求日渐增加以及冶炼技术的提高，国内白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在地理位置上没有规模较大的银脉经过，因此国内白银产量极为有限。
到了现在，通过以上这两条渠道进入流通的白银占市面上白银总量的比例很小，其余大部分白银均来自国外，是通过大明对外贸易的出超流入国内的。
后世学者梁方仲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大明自己开采银矿的数据是可考的，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银课”。高务实作为户部尚书，能轻松查到相关案卷。
成祖朝与宣宗朝是大明银课收入最多的两个时期，到了英宗朝以后，银课收入就开始显著减少；孝宗至武宗朝，呈现直线下降趋势。
略微具体一点说，大明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大约在10万两左右，进入后期，实际上早已不足10万两。全国银课在最多时，每年也仅达到10万或12万两而已。
偌大一个国家，十万两银子的产能够干点什么啊？这说明国内银矿开采的白银数量严重不足，根本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对白银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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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同时期的世界历史，就能更加清楚看到当时中国大量海外白银的来源。
由于贸易经济的发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10世纪后)就广泛使用金银作为交易货币，到了15世纪，欧洲因货币供给不足而陷入“银荒”的困境。于是，欧洲人就开始了在全世界寻找金银的历程。
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到了美洲，1498年(弘治十一年)达﹒伽马开辟了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的新航线，1519年至1522年(正德十四年到嘉靖元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为西方世界的航海家打开了通往美洲的大门。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和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波托西(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的特大型银矿。大量低成本的美洲金银自16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
之后，这些金银财富又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操作、走私、海盗掠夺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注入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后世有学者估计，这些金银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恰好在此时，因为高拱的坚持，大明“隆庆开关”，凭借外贸出超优势，巨额海外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满足了大明朝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物产难以满足殖民当局开支，而大明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菲律宾殖民当局只能就近依靠大明供给，于是开始从事对华转口贸易。
为了吸引华人前往菲律宾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一开始对华人商旅、货物采取了一些保护和优待措施。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大明商人(除京华外，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刺激了明菲贸易的发展。
按照京华的报告，如今的马尼拉已成为南洋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可以与葡萄牙占据的马六甲分庭抗礼。
输入马尼拉的大明货物主要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居多。西属美洲每年就有200-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往马尼拉。
这个数据符合高务实的记忆，他记得后世学者全汉升在《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曾说：“自隆庆五年马尼拉开港以来，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经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可能在6000万比索以上，约合4000多万库平两。”
实际上，哪怕现在有京华的加入，目前双方的贸易量都没有达到历史最高点。因为按照高务实的记忆，原历史上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有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年-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平均岁入的3.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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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国内贵金属短缺而没有建立起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制度。
白银货币化大大推进有明一代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也约束了当权者滥发货币的权利，切断了大明朝廷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国家无法像滥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凭白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也大大推动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不过，这样的财政体系虽然稳健，但并不具有弹性，是一种很僵硬的制度。
打个比方说：崇祯末年如果朝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弹性货币政策，那么大明朝一定不会是那样一种死法——在士绅阶层个个巨富、江南民众堪称整体殷实的情况下，这个朝廷居然死于贫穷。
纸币需要准备金，但纸币在需要调控经济的情况下，是可以按照具体情况进行超发的，这其中准备金最大的意义其实是给使用纸币的人建立信心，为该纸币建立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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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没有马上答应下来，因为他们需要思索一下京华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不是开善堂的，哪怕高务实顶着“万家生佛”的美名，勋贵们也不会忘了他是天下头号点金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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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做什么事大家现在想不到，但其中的道理应该大差不差。这样一来，还需要考虑的就是监察和惩罚制度，不过高务实既然说了这个是要提前商议、经过双方认可的，那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显然他们还小看了高务实的手笔。如果只是内部交易，高务实搞这个“明联储”的意义根本不大，因为京华钱庄的银票现在大家本来就都在用。
所以高务实在得到他们原则性同意的表态之后，立刻拿出了进一步的计划：由他去说服皇室参股，也加入到“明联储”中来。按照他的说法，他会让皇帝直接把整个内帑投入到“明联储”中，全部成为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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