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要说堪合辽北战功确定赏格这件事，本身倒是没什么不对。从捷报传来到现在，也有几天时间了，要不是被南察的异动耽搁，其实这事前两天就应该开始行动，现在已经算是被意外推迟而晚点了。
不过皇帝这道口谕来的时间如此赶巧，这就难免有些耐人寻味：外廷正热闹呢，心学派、实学派两方的言官一南一北，你先唱罢我登台，正开始打起口水仗。
这个时候大家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了，分属心学、实学两派的官员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加入战团；中立派的官员兴致勃勃，瓜子花生小板凳，准备又看一场好戏。
谁知道这种时候皇帝却只当没看见外廷的热闹，反而把确定辽北战功和赏格的事提出来，根本不搭理外廷这一茬，自说自话忙自己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皇上是在逃避什么，亦或者暗示什么吗？
逃避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双方虽然都已经有所行动，但毕竟还没有重量级大臣表态。皇帝如果真想早些将这些声音压下去，哪怕不等海瑞的自辩疏也是可以的，只需要一道圣旨下来，把前尘往事朝先帝身上一推，说自己不敢质疑先帝的圣断就好。此时外廷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也只好闭嘴。
既然不是逃避，那很可能就是暗示。能暗示什么呢？众人觉得皇帝多半是想表达一种态度，即朕现在不想看到这些扯皮的事，朕的心思在边疆。
这个思路说得过去，皇帝近几年的关注点几乎从来没有变化，一直都在察哈尔。西北之乱也好，叶赫河之战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察哈尔才出现的。
再推及国内证据，仅从皇上最亲密的伴读高务实的调动，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高务实自南方北归打赢漠南之战以后，历任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辽东巡抚、兵部左侍郎、户部尚书，每一任都与察哈尔脱不开干系。
皇帝显然不会把他最信任和重用的臣子放在毫无意义的闲职之上，既然高务实北归之后历任职务皆与察哈尔有关，这便足以说明皇帝的目光聚焦在察哈尔，从未发生改变。
此时，聪明的人已经恍然大悟：南察或者说本次丁亥京察是因何而起？
因为皇帝要转移百官对于正国本一事的关注，所以才立刻把被西北之战给拖延了数月的京察临时祭出。
换言之，京察本身对于皇帝来说并不一定多么重要，它只是对百官很重要，皇帝却未必十分重视。
既然如此，指望皇帝因为京察而忽视他最关注的察哈尔，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不仅不可能，他还会竭力避免百官在这件事上牵扯太多精力，让他备战察哈尔的计划遭到怠慢。因此到了现在这一步，皇帝才会想方设法把京察的热度淡化降低，把辽北之战的赏赐摆上台面。
至此，这些聪明人便明白过来了：心学派对于南察反应如此之大，可见海瑞一定是抓住了他们某些痛脚，那么此时此刻，包括王锡爵在内的心学派官员肯定无法像京察之前那样清闲，竭力鼓吹什么早正国本。
“正国本”这件很惹皇帝烦心的事，已经被高务实的建议所化解，因此皇帝又要把朝廷的关注重点转回察哈尔去了。这便是皇帝的真实用意。
不过，大明的官员历来不是很听招呼，哪怕严嵩当权的时期，反对严党的官员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敢于大骂皇帝的官员存在——如海瑞便是其中典型。
在这样的风气下，尤其京察又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切身利益，想要他们不理京察而关注察哈尔，似乎……也不太现实。
就像王锡爵现在的尴尬一样，引爆风潮不难，难的是结束风潮。皇帝提出京察，把百官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不再逼着皇帝册封太子，如今目的达到之后想要让他们收回目光，转而投向察哈尔，这显然也很难。
虽说这些聪明人都懂得“看破不说破”的道理，但现实中总有些难以控制的情况，比如同僚好友一时没能领悟皇帝的动机，此时你很难忍住不指点他一二。因此这么一来，一传二二传三，到了最后大伙儿都明白过来，原来当前的形式都不过是皇上在操弄。
到底是御极十五载的九五至尊，不是当初懵懵懂懂的小皇帝了。虽说用丁亥京察转移正国本的视线多半是出自高务实的手笔，但现在高务实自己还陷在“南北之争”中出不来，皇帝便已经用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态度引导事态发展，可见今上真的长大了。
不过大伙儿转头一想，似乎又不由得心生疑虑：高务实作为提出这一手策略之人，真的是陷在里头出不来了么？似乎也不太合理。
既然聪明人能想到这一点，聪明如申时行、王锡爵，显然也早已明悟过来。
就在皇帝口谕下达的当天晚上，王锡爵便悄然造访了申大学士府拜访申元辅。
申时行似乎这几日精神不佳，与王锡爵见面的时候，家中仆人端上来的是两杯参茶，浓郁的参香让人一闻就清醒了不少。
王锡爵却忍不住苦笑，有些歉然地道：“让元辅操心了，锡爵甚是不安。”
申时行的眼泡略微有些浮肿，看起来状态的确萎靡，但他的态度依然如故，平静地摆了摆手，摇头道：“身在直庐，哪有一日不操心的，高求真早年有句话说得挺好，‘既有地位尊崇，莫嫌责任重大’。我为首辅，天下之事皆要审视，即便没有今次之事，也清闲不到哪去。”
王锡爵诧异道：“高求真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地位显隆也是漠南之战以后的事，但……”
“这话不是近来说的，很早以前便说了，当时皇上御极未久，圣学繁多，每每天不亮便要开始晨客。那一日正巧是我督学，圣上怕是还有些许起床气，对我和侍君伴读的高求真说‘世人都说做皇帝好，谁知做皇帝连何时起床都做不得主！’”
王锡爵面色一僵，心道：这起床气可不小，而且这话叫臣子如何作答？
申时行也顿了一顿，苦笑道：“不瞒元驭兄，当时我也有些发愣，不知该是训诫好，还是劝谏好。倒是高求真，虽然当时只有十一二岁，且每日比圣上还要早起一个时辰左右才能赶到宫中伴读，却毫无怨言，立刻肃然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王锡爵悚然动容，严肃地道：“多闻此子早慧，却未曾料到竟能早慧至此。他若是近年说出这些话，我倒也还能理解，可他十一二岁便有这般领悟，这……就有些过于惊人了。”
“时人总将他与杨升庵做比较，甚至高文正当年也曾为此自得，以为侄儿能与杨升庵相提并论乃是莫大荣耀。殊不知我早已知晓，高求真比杨升庵厉害何啻十倍！
杨升庵之早慧不过文才了得，高求真却何止于文才？此子除了不能阵前斗将，几乎无所不通，智计百出、心思深沉，垂髫之年便玩弄冯保等人于股掌之中。这般人物，却总为自诩聪明者所轻，其败岂能无因？”
申时行说到这里，忍不住长叹一声：“他若真是我门下弟子，那该有多好。”
王锡爵默然片刻，忽然醒悟申时行这话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之外，还有点醒自己之意，想是担心自己也轻视了高务实。
他连忙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锡爵此次回京，对高求真的重视也有不够，以至于如今陷入两难之境。元辅今日之警示正如当头棒喝，锡爵必当谨记。”
“元驭兄，你我之间就不必说这样的话了。”申时行微微摇头，端起参茶饮下一大口，又道：“高求真便有天纵之才，如今也是你我对手，我说这些话也不是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是，我与他毕竟打交道更多一些，有些了解也属应当，非是怪你什么，你不要误会。”
“锡爵岂敢。”王锡爵忙拱了拱手，道：“今日外头有不少人论及皇上下午那道口谕，说是……”
“这些说法我已知晓。”申时行摆手制止王锡爵复述，皱着眉头道：“但知道这些又有何益，难道你我不知丁亥京察因何而起？知道缘由并不甚难，难的是如何应对。”
申时行加重语气，强调道：“以丁亥京察转移百官对正国本的呼声，这一点从京察提出之时你我便心知肚明。可这是一出阳谋，名正言顺，难道我们可以不加应对么？既然是要应对的，那就必然‘中计’，如之奈何？”
王锡爵一时无言以对。他在苏州时，总觉得申时行面对高务实有些畏首畏尾，别说占高务实的便宜了，能不吃亏，甚至能不吃大亏就算难得，是以王锡爵当时老觉得申时行能力有所欠缺，对不住当初那顶状元郎的帽子。
谁知道他王锡爵自己来京之后，意气风发了不到半个月，就落入高务实套中，被人牵着鼻子走。甚至如今还半只脚踏进泥泞之中，要不是申时行的提醒，搞不好这次还得被海瑞抹一脸稀泥，声名尽毁。
看来不是申时行能力不足，委实是高务实这小子过于阴毒，满肚子坏水，沾都不能沾一点，否则必遭毒害。申时行是深知此子厉害，故而宁可小心无大错，也不肯行任何冒险之举，这才总让高务实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占些便宜。
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心学派底子虽厚，但现在实学派在北方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对南方诸省也开始了渗透。
如果心学派方面始终如此被动，任由高务实今天割一刀、明天切块肉，再牢固的墙角也会有被挖倒的一天。
何况如今反对心学的还不止是实学派，例如顾宪成那厮，本非实学派出身，骂起心学来却比实学派还狠毒得多，简直句句诛心，尤为可恨。
这些人都和心学不对付，特别是顾宪成的出现，还意味着南方心学大本营内部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动摇——顾宪成可是常州府无锡县人，实在是出身心学鼎盛之地的人了，竟然也是如此，可见形势之严峻。
在这般局面之下，倘若申时行与自己联手都还压制不住高务实，那么将来自己二人不在，谁还能压制得了他？可别忘了，高务实年仅二十五六岁，便已经是部堂高官，掌握大明财政大权的重臣了。再过几年的察哈尔决战如果他又获胜，谁也阻止不了他入阁辅政。
三十岁，绝大多数学霸们也只是刚刚名登金榜，初步踏入仕途而已，高务实却极有可能在那时便成为阁老，这其中的分量和影响，谁敢言轻？而当他成为首辅，其内阁之中的其他人，谁又熬得过他？万一没有什么意外，他的圣眷又如今日一般稳固，这岂不是要秉政数十年的征兆！
到那时，心学可就真是大势去矣，恐怕再无翻身之日。
想到此处，王锡爵不自觉的看了看申时行浮肿的双眼，忽然能理解面前这位一边被称之为八面玲珑，又一边被认为不够强硬的首辅来了。
有高务实这样一位具备各种优势的对手在，申元辅肩上的担子之重，不到一定的地位哪能理解！在家坐而论道容易，有本事去和高务实放对试试看？
真当高务实几乎从未人前发火就是他好相与？
肤浅！
人家那是根本犯不着冲谁发火，挥挥手就能灭了对象，他有必要发你的火？更不要说，这些在背后编排申元辅不够强硬的人，真要是让他们站在高务实面前，恐怕连腰杆都站不直呢。
“元辅辛苦了。”王锡爵慨然一叹，真心实意却又颇为落寞地道：“南察之事，我已致函各员，敦促他们偃旗息鼓。请元辅不必操心南京局势，一力保住李成梁，保住我心学一脉在九边诸镇唯一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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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码字期间靠在桌上睡着了，我也不知道睡着了多久，反正后来冻醒来继续码完就这个点了，十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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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国本”这件很惹皇帝烦心的事，已经被高务实的建议所化解，因此皇帝又要把朝廷的关注重点转回察哈尔去了。这便是皇帝的真实用意。
不过，大明的官员历来不是很听招呼，哪怕严嵩当权的时期，反对严党的官员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敢于大骂皇帝的官员存在——如海瑞便是其中典型。
在这样的风气下，尤其京察又涉及到众多官员的切身利益，想要他们不理京察而关注察哈尔，似乎……也不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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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诧异道：“高求真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地位显隆也是漠南之战以后的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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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面色一僵，心道：这起床气可不小，而且这话叫臣子如何作答？
申时行也顿了一顿，苦笑道：“不瞒元驭兄，当时我也有些发愣，不知该是训诫好，还是劝谏好。倒是高求真，虽然当时只有十一二岁，且每日比圣上还要早起一个时辰左右才能赶到宫中伴读，却毫无怨言，立刻肃然说出了上面那句话。”
王锡爵悚然动容，严肃地道：“多闻此子早慧，却未曾料到竟能早慧至此。他若是近年说出这些话，我倒也还能理解，可他十一二岁便有这般领悟，这……就有些过于惊人了。”
“时人总将他与杨升庵做比较，甚至高文正当年也曾为此自得，以为侄儿能与杨升庵相提并论乃是莫大荣耀。殊不知我早已知晓，高求真比杨升庵厉害何啻十倍！
杨升庵之早慧不过文才了得，高求真却何止于文才？此子除了不能阵前斗将，几乎无所不通，智计百出、心思深沉，垂髫之年便玩弄冯保等人于股掌之中。这般人物，却总为自诩聪明者所轻，其败岂能无因？”
申时行说到这里，忍不住长叹一声：“他若真是我门下弟子，那该有多好。”
王锡爵默然片刻，忽然醒悟申时行这话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之外，还有点醒自己之意，想是担心自己也轻视了高务实。
他连忙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锡爵此次回京，对高求真的重视也有不够，以至于如今陷入两难之境。元辅今日之警示正如当头棒喝，锡爵必当谨记。”
“元驭兄，你我之间就不必说这样的话了。”申时行微微摇头，端起参茶饮下一大口，又道：“高求真便有天纵之才，如今也是你我对手，我说这些话也不是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是，我与他毕竟打交道更多一些，有些了解也属应当，非是怪你什么，你不要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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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爵一时无言以对。他在苏州时，总觉得申时行面对高务实有些畏首畏尾，别说占高务实的便宜了，能不吃亏，甚至能不吃大亏就算难得，是以王锡爵当时老觉得申时行能力有所欠缺，对不住当初那顶状元郎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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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是申时行能力不足，委实是高务实这小子过于阴毒，满肚子坏水，沾都不能沾一点，否则必遭毒害。申时行是深知此子厉害，故而宁可小心无大错，也不肯行任何冒险之举，这才总让高务实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占些便宜。
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心学派底子虽厚，但现在实学派在北方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对南方诸省也开始了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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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和心学不对付，特别是顾宪成的出现，还意味着南方心学大本营内部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动摇——顾宪成可是常州府无锡县人，实在是出身心学鼎盛之地的人了，竟然也是如此，可见形势之严峻。
在这般局面之下，倘若申时行与自己联手都还压制不住高务实，那么将来自己二人不在，谁还能压制得了他？可别忘了，高务实年仅二十五六岁，便已经是部堂高官，掌握大明财政大权的重臣了。再过几年的察哈尔决战如果他又获胜，谁也阻止不了他入阁辅政。
三十岁，绝大多数学霸们也只是刚刚名登金榜，初步踏入仕途而已，高务实却极有可能在那时便成为阁老，这其中的分量和影响，谁敢言轻？而当他成为首辅，其内阁之中的其他人，谁又熬得过他？万一没有什么意外，他的圣眷又如今日一般稳固，这岂不是要秉政数十年的征兆！
到那时，心学可就真是大势去矣，恐怕再无翻身之日。
想到此处，王锡爵不自觉的看了看申时行浮肿的双眼，忽然能理解面前这位一边被称之为八面玲珑，又一边被认为不够强硬的首辅来了。
有高务实这样一位具备各种优势的对手在，申元辅肩上的担子之重，不到一定的地位哪能理解！在家坐而论道容易，有本事去和高务实放对试试看？
真当高务实几乎从未人前发火就是他好相与？
肤浅！
人家那是根本犯不着冲谁发火，挥挥手就能灭了对象，他有必要发你的火？更不要说，这些在背后编排申元辅不够强硬的人，真要是让他们站在高务实面前，恐怕连腰杆都站不直呢。
“元辅辛苦了。”王锡爵慨然一叹，真心实意却又颇为落寞地道：“南察之事，我已致函各员，敦促他们偃旗息鼓。请元辅不必操心南京局势，一力保住李成梁，保住我心学一脉在九边诸镇唯一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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