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顾宪成的职务是不是高务实的安排，杨天官一时半会显然难以查清，不过当他回忆了一下顾宪成的仕途轨迹之后，却很难相信高务实没有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如那支隐藏于幕后，虽看不见却一定感受得到其力量之大的黑手。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这三位称之为堂上官。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相当于后世的司长。这四个清吏司分别为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四个清吏司虽然是平行单位，但这四个司的地位那可是大大不同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文选司和考功司。
为什么厉害？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
这两个司的正式官员虽然很少，但向来无人敢惹，因为你只要是个当官的，升官还是免职，发达亦或破产，基本上就取决于他们一念之间。
别说大明朝这么一个“封建王朝”了，即便你是在后世，组织部长找你谈话，你难道不会兴高采烈？可要是换成纪委S记找你谈话，你就算心中无鬼，也少不得胆战心惊，生怕自己不小心犯了什么错吧？
正因于此，有明一朝的吏部尚书和侍郎，除了由皇帝宸断指派的“空降”选手以外，其余大多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杨巍记得很清楚，顾宪成的仕途履历是这样的：
万历八年，他高中金榜，为廷试二甲第二名，通过馆选为庶吉士。散馆后，因成绩优异留京，授户部主事。
万历十年，改吏部考功司主事，但其后不久他就请假丁忧去了，这一去就是三年。
万历十三年，顾宪成销假返回朝廷，补吏部验封司主事。按理说，从考功司换去验封司，实权那是大大的下降了，但作为补官而言，能够留京就已经很幸运了，哪里还能强求其他。
然而，神奇的情况出现了，还没过三个月，顾宪成便升授考功司员外郎——这是考功司的副职，仅次于郎中，也是顾宪成目前依旧担任的职务。
以杨巍数十年的官场经验来看，顾宪成能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叫做简在帝心：皇帝对他印象深刻，回京之后才三个月，屁股都没坐热就立刻给他升了官。而且不止是简单的升官，还是从冷板凳换了热板凳。
第二种叫做朝中有人：上头有大人物关照着，而且这位大人物还能在吏部这种敏感衙门一言九鼎，天底下最热门的职务之一，他老人家说给就能给。
第三种叫做踩了狗屎：好吧，这是个运气活，不说也罢。况且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杨天官肯定不相信顾宪成只是走了狗屎运。
顾宪成简在帝心吗？看起来不太像。“简在帝心”的标准现在可高得很——看看人家高务实，那个才叫简在帝心。同样是万历八年的金榜，高务实现在已经官居一品，是堂堂太子太师、户部尚书了！
你看看人家王锡爵，这都已经是阁老了，加衔也不过太子太傅，还差了高务实一丢丢。
所以，有高务实珠玉在前，顾宪成虽然总能混上实权要职，但这个升官速度就委实不敢恭维了，怎么看也没达到“简在帝心”的程度。
这样一来，唯一的可能就是第二条，顾宪成“朝中有人”。
然而顾宪成虽然有些文名，可如今东林书院都还没出现呢，他在朝中能有什么人照应？朝中现在连中立派都越来越少，大佬们要么是实学派的，要么就是心学派的，即便偶有中立派的大佬，但一看顾宪成动不动就逮着“王学精要”一通嘲讽呵斥的派头，估计也不敢跟他扯上什么关系。
杨天官就此认为，唯一比较靠谱的推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务实悄悄布局了。
其实杨巍的猜测虽不全对，但也不能算错。高务实的确有插手过，但主要插手的点并不是顾宪成的职务。
顾宪成在原先的历史上，升官轨迹也和这一世界区别不大，高务实没有特意给他安排。他之所以经常抨击心学派却依旧能始终在吏部混，甚至多半都在考功司，原因在于原历史上的连续几任吏部尚书也都不太喜欢心学，而更多偏向于经世实学。
高务实这次起到的作用，只是暗中交待了时任吏部右侍郎的宋之韩“师兄”，不要让顾宪成莫名其妙的被人参劾下去。换句话说，就是没事不用管，有事则保他一保。
吏部多年来都是实学派的主场，宋之韩作为高拱的门生呆在吏部，杨巍肯定不会轻易反对他的意见，因此顾宪成一帆风顺。
高务实这次真正的伏笔，是他刚奉诏回京出任户部尚书，人还没回到京师，就通知吏部考功司郎中王岳锡“忽染急病”，立刻回家休养。
王岳锡，号肖塘，癸未进士，锦衣卫人。癸未科，就是万历十一年那一科，高务实的三位门生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都是这一科的。
不过王岳锡不是高务实的门生，他的老师另有其人，乃是韩楫——没错，就是高务实的师兄，当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现任刑部左侍郎的韩师兄。
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是不是实学派的嫡系，影响还是很大的。顾宪成与高务实同科，如今还只是员外郎。王岳锡比他晚了一科，却因为是实学派的嫡系，现在就做到了郎中。
至于李廷机等三人，则不能如此对比，他们三人虽然都只是“翰林闲官”，但却是清贵之官，只要熬一熬资历，一旦有个重量级的大佬推荐，随时都可能外放侍郎。而郎中要熬成侍郎，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功的机会远低于翰林。
“天上神仙”和“半路修仙”，那至少都是修仙的人，可不是凡夫俗子能比。
高务实还没回京，就猜到自己出任户部尚书之后肯定会因为“搞事”而出事，到那个时候，忽然祭出京察这一手杀招一定很管用。
但是京察这一招有点像“七伤拳”，打别人的威力当然很大，但也极有可能把自己搞伤搞残，所以高务实提前让王岳锡“忽染急病”，到时候就算祭出京察杀招，也可以临时再决定要不要王岳锡亲自出马——现在看来估计是不要了。
这一手不光是考虑到要保护王岳锡，也是为了让自己一方处于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毕竟是“急病”嘛，说不定缠绵许久，也说不定转天就痊愈，连头牛能一拳打死。
什么时候这“病”能好，不是李时珍说了算，而是高务实说了算的。
这一日京师百官忙得不可开交，可惜大多不是正事，基本都是赶紧去拜码头了。有老师在高官位置的，门生必去拜访；没有老师在京的，搜肠刮肚也要去找老师的同年长辈们；再不行就只好去拜见自己衙门的堂上官，期待领导给自己一个美评。
杨天官在确认了考功司郎中不能主持京察细务之后，很客气地把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找过来，当场指定他代行郎中权限，全权负责此次京察之事。
顾宪成在原历史上能够拉起东林书院来，自然不是个怕事之辈，当场就应了下来，面无惧色，一脸肃然，腰杆挺得笔直。
杨天官温言细语地勉慰了一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就差说天下兴亡在你一人了。
他这官场老江湖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搞得目前还不到四十岁的顾宪成豪气冲霄，当场表态，说这次京察关键就是要考察官员们“明四要”，并希望天官老大人支持。
杨巍已经七十有二，对于他这套理论没有细问，稍稍一听就按照高务实借刀杀人的思路直接表示赞同了。其实这是高务实不在，高务实要是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主旨，你顾宪成这么早就已经归纳出来了？
其实顾宪成在中不止说了“四要”，他的原话是“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不过后面几项大多是说明“为什么要讲学”，是为东林书院量身定做的，与此时京察无关。
他这里所谓“明四要”，明是明白、明确的意思。至于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
而这“四要”，最根本的则是“知本”。
其实后来东林书院搞出来的，最核心的也是“知本”二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以正统地位，摒弃陆王心学之虚夸学风。
杨天官虽然没有细听，但顾宪成一说“知本”他就明白了，这次京察顾宪成的炮口一定是对着心学派而去的。
原因很简单，心学派一贯跟理学过不去，也不承认什么格物致知，他们讲究“心外无物”——这个本身已经背离了王阳明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因为王阳明最重视的其实是“致良知”。陆王心学后辈完全走偏，直接偏去了玄、禅一流，完全唯心主义去了。
而经世实学则不同，他们是自认“理学”一脉的，尤其是在高务实接过大旗之后，非常认可“格物致知”，只是他提出的“格物致知”与原先的格物致知有所不同，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学”就是应该找出其中的“理”来。
甚至高务实还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诸如他曾问：“无边落木萧萧下，为何落木一定会下？”
有人便说：“天清地浊，清者升，浊者落也。”
高务实便问：“清者何以必升，浊者何以必落？此中之理是何？”众人皆不能答，而高务实笑言：“此即我辈当有所‘格’之处矣。”
总而言之，顾宪成目前要反对的第一目标肯定是“虚妄浮夸”的心学派，而对于同样和他一样自认为“理学一脉”的经世实学，则还能够容忍。
至于什么时候会对经世实学也变得不能忍，那估计得等到他完成“正本清源”的大业，把心学派这批异端分子彻底干翻再说了。
杨巍对这些学术争议兴趣不高，但他“论学主明明德，论治主六经，论时政则主大学衍义”，所以他的立场一贯是谁有用听谁的。
以杨巍的观点来看，满朝诸公论“施政实效”，无人能出高务实之右。如今既然是高务实要借顾宪成这把刀一用，那自己只要让这把刀去放手施为就好，至于这把刀在想什么，并不重要。
这一日的晚上自然甚不消停，高务实在他昭回靖恭坊的尚书府也接待了好几拨来客，忙乎到将近半夜才得以就寝。
次日一早，内阁诸阁老以及吏部尚书杨巍、左都御史沈鲤便再次联袂求见皇帝，朱翊钧仍在文华殿召对。
会后不久，圣意下达各部院，丁亥京察之北察于明日开始，南察于半月之后开始。北察主官为吏部尚书杨巍，南察主官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
这又是大事件——不是说杨巍主持北察有什么稀奇的，而是南察这件事居然丢给了海瑞，这……这TM搞不好能直接吓死几个。
海瑞本来不用介绍，但本书中海瑞的仕途与原历史有些区别，这里不得不稍加说明。
原历史上早前的事不必说，等到了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持国政，因为他是徐阶的门生，而海瑞当时秉承高拱的意思在应天清丈田亩，把徐阶搞了个灰头土面，连带着张居正也不喜欢海瑞，于是张居正便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
结果御史亲自去了，海瑞自己杀鸡做菜招待御史，房屋居舍冷清简陋之极，御史味同嚼蜡的吃了顿饭，直接叹息而去。但张居正本身也不怎么干净，一直惧怕海瑞的严峻刚直，所以即便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
这一世的海瑞却不同，他本来被高拱调去总督仓场，一干就是好几年，抓了好些贪官出来。不过高拱给他升了三阶文散官，两级加衔，但就是不肯升官——这明显也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高拱认为海瑞的破坏力太大，而当时搞改革，还是要谨慎求稳的。
等到郭朴上台，也没有大动海瑞，只是给他兼任了一项新职务，让他巡视南直隶港口——这个是高务实要求的，因为高务实不偷税漏税，他不怕查。
结果海瑞把其他私港查炸毛了，间接导致了刘守有针对高务实的事件——针对海瑞肯定没用，所以刘守有他们决定直接针对高务实，谁知道没成功不说，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件事之后，海瑞才“莫名其妙”的升了官，成了南京都察院的一把手——南院右都御史。
现在皇帝把海瑞这大杀器祭了出来，显然是听懂了那天高务实的建议。
王锡爵，王先生，你们南榜官员非要跟我闹这个“国本”是吧？
行行行，等你们先过了海青天这一关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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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清吏司虽然是平行单位，但这四个司的地位那可是大大不同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文选司和考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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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司的正式官员虽然很少，但向来无人敢惹，因为你只要是个当官的，升官还是免职，发达亦或破产，基本上就取决于他们一念之间。
别说大明朝这么一个“封建王朝”了，即便你是在后世，组织部长找你谈话，你难道不会兴高采烈？可要是换成纪委S记找你谈话，你就算心中无鬼，也少不得胆战心惊，生怕自己不小心犯了什么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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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巍记得很清楚，顾宪成的仕途履历是这样的：
万历八年，他高中金榜，为廷试二甲第二名，通过馆选为庶吉士。散馆后，因成绩优异留京，授户部主事。
万历十年，改吏部考功司主事，但其后不久他就请假丁忧去了，这一去就是三年。
万历十三年，顾宪成销假返回朝廷，补吏部验封司主事。按理说，从考功司换去验封司，实权那是大大的下降了，但作为补官而言，能够留京就已经很幸运了，哪里还能强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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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高务实珠玉在前，顾宪成虽然总能混上实权要职，但这个升官速度就委实不敢恭维了，怎么看也没达到“简在帝心”的程度。
这样一来，唯一的可能就是第二条，顾宪成“朝中有人”。
然而顾宪成虽然有些文名，可如今东林书院都还没出现呢，他在朝中能有什么人照应？朝中现在连中立派都越来越少，大佬们要么是实学派的，要么就是心学派的，即便偶有中立派的大佬，但一看顾宪成动不动就逮着“王学精要”一通嘲讽呵斥的派头，估计也不敢跟他扯上什么关系。
杨天官就此认为，唯一比较靠谱的推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务实悄悄布局了。
其实杨巍的猜测虽不全对，但也不能算错。高务实的确有插手过，但主要插手的点并不是顾宪成的职务。
顾宪成在原先的历史上，升官轨迹也和这一世界区别不大，高务实没有特意给他安排。他之所以经常抨击心学派却依旧能始终在吏部混，甚至多半都在考功司，原因在于原历史上的连续几任吏部尚书也都不太喜欢心学，而更多偏向于经世实学。
高务实这次起到的作用，只是暗中交待了时任吏部右侍郎的宋之韩“师兄”，不要让顾宪成莫名其妙的被人参劾下去。换句话说，就是没事不用管，有事则保他一保。
吏部多年来都是实学派的主场，宋之韩作为高拱的门生呆在吏部，杨巍肯定不会轻易反对他的意见，因此顾宪成一帆风顺。
高务实这次真正的伏笔，是他刚奉诏回京出任户部尚书，人还没回到京师，就通知吏部考功司郎中王岳锡“忽染急病”，立刻回家休养。
王岳锡，号肖塘，癸未进士，锦衣卫人。癸未科，就是万历十一年那一科，高务实的三位门生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都是这一科的。
不过王岳锡不是高务实的门生，他的老师另有其人，乃是韩楫——没错，就是高务实的师兄，当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现任刑部左侍郎的韩师兄。
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是不是实学派的嫡系，影响还是很大的。顾宪成与高务实同科，如今还只是员外郎。王岳锡比他晚了一科，却因为是实学派的嫡系，现在就做到了郎中。
至于李廷机等三人，则不能如此对比，他们三人虽然都只是“翰林闲官”，但却是清贵之官，只要熬一熬资历，一旦有个重量级的大佬推荐，随时都可能外放侍郎。而郎中要熬成侍郎，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功的机会远低于翰林。
“天上神仙”和“半路修仙”，那至少都是修仙的人，可不是凡夫俗子能比。
高务实还没回京，就猜到自己出任户部尚书之后肯定会因为“搞事”而出事，到那个时候，忽然祭出京察这一手杀招一定很管用。
但是京察这一招有点像“七伤拳”，打别人的威力当然很大，但也极有可能把自己搞伤搞残，所以高务实提前让王岳锡“忽染急病”，到时候就算祭出京察杀招，也可以临时再决定要不要王岳锡亲自出马——现在看来估计是不要了。
这一手不光是考虑到要保护王岳锡，也是为了让自己一方处于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毕竟是“急病”嘛，说不定缠绵许久，也说不定转天就痊愈，连头牛能一拳打死。
什么时候这“病”能好，不是李时珍说了算，而是高务实说了算的。
这一日京师百官忙得不可开交，可惜大多不是正事，基本都是赶紧去拜码头了。有老师在高官位置的，门生必去拜访；没有老师在京的，搜肠刮肚也要去找老师的同年长辈们；再不行就只好去拜见自己衙门的堂上官，期待领导给自己一个美评。
杨天官在确认了考功司郎中不能主持京察细务之后，很客气地把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找过来，当场指定他代行郎中权限，全权负责此次京察之事。
顾宪成在原历史上能够拉起东林书院来，自然不是个怕事之辈，当场就应了下来，面无惧色，一脸肃然，腰杆挺得笔直。
杨天官温言细语地勉慰了一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就差说天下兴亡在你一人了。
他这官场老江湖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搞得目前还不到四十岁的顾宪成豪气冲霄，当场表态，说这次京察关键就是要考察官员们“明四要”，并希望天官老大人支持。
杨巍已经七十有二，对于他这套理论没有细问，稍稍一听就按照高务实借刀杀人的思路直接表示赞同了。其实这是高务实不在，高务实要是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主旨，你顾宪成这么早就已经归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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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四要”，最根本的则是“知本”。
其实后来东林书院搞出来的，最核心的也是“知本”二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以正统地位，摒弃陆王心学之虚夸学风。
杨天官虽然没有细听，但顾宪成一说“知本”他就明白了，这次京察顾宪成的炮口一定是对着心学派而去的。
原因很简单，心学派一贯跟理学过不去，也不承认什么格物致知，他们讲究“心外无物”——这个本身已经背离了王阳明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因为王阳明最重视的其实是“致良知”。陆王心学后辈完全走偏，直接偏去了玄、禅一流，完全唯心主义去了。
而经世实学则不同，他们是自认“理学”一脉的，尤其是在高务实接过大旗之后，非常认可“格物致知”，只是他提出的“格物致知”与原先的格物致知有所不同，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学”就是应该找出其中的“理”来。
甚至高务实还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诸如他曾问：“无边落木萧萧下，为何落木一定会下？”
有人便说：“天清地浊，清者升，浊者落也。”
高务实便问：“清者何以必升，浊者何以必落？此中之理是何？”众人皆不能答，而高务实笑言：“此即我辈当有所‘格’之处矣。”
总而言之，顾宪成目前要反对的第一目标肯定是“虚妄浮夸”的心学派，而对于同样和他一样自认为“理学一脉”的经世实学，则还能够容忍。
至于什么时候会对经世实学也变得不能忍，那估计得等到他完成“正本清源”的大业，把心学派这批异端分子彻底干翻再说了。
杨巍对这些学术争议兴趣不高，但他“论学主明明德，论治主六经，论时政则主大学衍义”，所以他的立场一贯是谁有用听谁的。
以杨巍的观点来看，满朝诸公论“施政实效”，无人能出高务实之右。如今既然是高务实要借顾宪成这把刀一用，那自己只要让这把刀去放手施为就好，至于这把刀在想什么，并不重要。
这一日的晚上自然甚不消停，高务实在他昭回靖恭坊的尚书府也接待了好几拨来客，忙乎到将近半夜才得以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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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不久，圣意下达各部院，丁亥京察之北察于明日开始，南察于半月之后开始。北察主官为吏部尚书杨巍，南察主官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
这又是大事件——不是说杨巍主持北察有什么稀奇的，而是南察这件事居然丢给了海瑞，这……这TM搞不好能直接吓死几个。
海瑞本来不用介绍，但本书中海瑞的仕途与原历史有些区别，这里不得不稍加说明。
原历史上早前的事不必说，等到了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持国政，因为他是徐阶的门生，而海瑞当时秉承高拱的意思在应天清丈田亩，把徐阶搞了个灰头土面，连带着张居正也不喜欢海瑞，于是张居正便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
结果御史亲自去了，海瑞自己杀鸡做菜招待御史，房屋居舍冷清简陋之极，御史味同嚼蜡的吃了顿饭，直接叹息而去。但张居正本身也不怎么干净，一直惧怕海瑞的严峻刚直，所以即便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
这一世的海瑞却不同，他本来被高拱调去总督仓场，一干就是好几年，抓了好些贪官出来。不过高拱给他升了三阶文散官，两级加衔，但就是不肯升官——这明显也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高拱认为海瑞的破坏力太大，而当时搞改革，还是要谨慎求稳的。
等到郭朴上台，也没有大动海瑞，只是给他兼任了一项新职务，让他巡视南直隶港口——这个是高务实要求的，因为高务实不偷税漏税，他不怕查。
结果海瑞把其他私港查炸毛了，间接导致了刘守有针对高务实的事件——针对海瑞肯定没用，所以刘守有他们决定直接针对高务实，谁知道没成功不说，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件事之后，海瑞才“莫名其妙”的升了官，成了南京都察院的一把手——南院右都御史。
现在皇帝把海瑞这大杀器祭了出来，显然是听懂了那天高务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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