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的《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小石子，而是往海里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它掀起的绝不是区区涟漪，而是惊世狂澜、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著称，怎么你高务实好的不学，偏要学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时，常言其苛捐杂税十倍于汉、五倍于唐，以至于广泛出现“不举子”。
举者，养也。不举子，就是不肯养育自己所出的子女。这么说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不举子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其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说，类似于“不举子”这一类的现象，一般只会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
然而在“以富著称”的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他被贬黄州，又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出自《东坡志林》。
可不是只有苏轼记载这些，朱熹的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也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然而要说杀溺幼婴风俗最盛之地，恐怕还属福建。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的《麈史·风俗》则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对此风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朝廷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过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然而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不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类似情况的记载绝非零星散记，实在举不胜举，可见宋朝的税负已经重到让人连人伦大道都顾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实别说道德规范不了，连严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国时便以绝前宋苛政为要，但高务实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惧地拿宋朝举例并进行了对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其中有些简单的数据就已经很能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
宋朝既然“生产力”不及大明，那么其真实财货的丰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举子”之风的地区，人们好歹也还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后，这才开始杀婴，此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
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还是不可轻易全面铺开等说法。
虽然如此，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满朝弹劾”。
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先等皇帝表态的。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他就只能闭门府上，不肯出而视事了。
申时行是旗帜鲜明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最高官员，但他作为首辅，对于题奏疏文之用词非常讲究，绝不肯胡乱拔高，去骂高务实“奸佞”，只是就事论事，找高务实疏文中的破绽。
申元辅觉得高务实疏文中最大的破绽，便是他因为要收商税而制定的新式财政制度。
首先，这些制度如要实现，都必须增加官员。例如高务实说“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
这意味着全国上下但凡管账之人，都必须设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账，右主官查账。且不说这会不会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敌视，引起不和甚至内斗，单说这么一来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员，那就绝非一个小数目。
按照明人习惯于“小政府”的思路，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开支。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管账的是如此，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而且申时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库管人员”本就很多——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粮草、军器、布帛、贡献、仪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
更不必说高务实的加强监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绝贪墨，那也是没准的事。
深悉官场之道的申时行太清楚这其中的猫腻了，别的不说，就说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监督左主官，但倘若这左右主官两人合谋，一起贪墨分赃，你怎么办？
哦，你说你还有审计署？好，那我问你，你这审计署要多大的编制才能监督天下间如此数量巨大的账目、仓库等机构？我就是给你一个都察院，只怕你也管不过来吧！
申时行的奏疏写到此处，就开始引出他们心学派的“道统级论调”：治理官员，还是要看教化，不能仅靠这些“平白无故增添人手”的手段，唯有人人为君子，道德出众，自律严谨，这才能清明吏治，才能真正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申时行的奏疏呈递去司礼监之后，他才看起百官们对高务实的弹劾。这一看不得了，他发现可能要出事了。
一些和他类似，“就事论事”的弹劾也就罢了，关键是弹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弹劾高务实“奸佞”、“遗毒”甚至“谤君”的说法。
这其中最让申时行惊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弹劾高务实“谤君”。
谤君？高务实怎么就谤君了？
还真有，这些奏疏都抓住高务实《取用疏》里的一段话开始怒斥：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有人说：古时候既有商汤、周文姬昌这样的明君，也有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我皇上虽然英明神武到了极点，但怎么知道皇上的后世子孙也是个个都像皇上这样完美呢？万一要是有一两个不肖子孙，则我朝制度若是轻徭薄赋，那还影响不大，因为那不肖的皇帝也能浪费的钱财也还有所限度；可如果已经开始收了重税，这不肖的皇帝岂不是拿着百姓的血汗在挥霍无度？那是虐民啊！
从行文的角度而言，高务实这段话属于“设问”，因为他后面有“自答”。从道理上来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假设——谁还能保证自家从来不出不肖子孙吗？
然而问题在于，你假设谁家可能会出不肖子孙都没关系，但你怎么能假设天家出现不肖子孙呢！
为什么不能这么假设？因为哪怕天家真的出了不肖子孙，当这个不肖子孙成了皇帝，他依然是你的君上，你说他不肖，依然就是“谤君”！
所以此处的“谤君”，不是说他毁谤了今上，而是毁谤了将来的皇帝们！
这是你为人臣子该做、能做之事？
于是，很多弹劾都把高务实的这个罪名摆在了首位，惟独首辅申时行看得冷汗涔涔。
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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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千古第一帝”、“霜之宝瓶”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书友20191124105331057”、“嘉辉”、“书友20180208230738556”、“流光剑语”、“千古第一帝”、“尘*埃”、“心上人是我的人”、“曹面子”、“岳晓遥”、“熊猫小盼盼”的月票支持，谢谢！
PS：今晚有事，提前更新。
另PS：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复的书评好像显示不出来了，难道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书评区还能被禁言或者被系统删掉？什么鬼啊这都是，我手机打字回复本来就慢，还被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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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著称，怎么你高务实好的不学，偏要学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时，常言其苛捐杂税十倍于汉、五倍于唐，以至于广泛出现“不举子”。
举者，养也。不举子，就是不肯养育自己所出的子女。这么说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说得更直白一点：不举子也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税负是其出现广泛的杀婴现象、杀婴习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说，类似于“不举子”这一类的现象，一般只会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
然而在“以富著称”的宋朝，即使是没有灾害与战争动乱的阶段，仍然出现广泛的“不举子”现象，甚至演变成一种社会习俗——杀婴习俗。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他被贬黄州，又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出自《东坡志林》。
可不是只有苏轼记载这些，朱熹的父亲朱松在《韦斋集·戒杀子文》也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然而要说杀溺幼婴风俗最盛之地，恐怕还属福建。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王得臣的《麈史·风俗》则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对此风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朝廷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过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然而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不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
类似情况的记载绝非零星散记，实在举不胜举，可见宋朝的税负已经重到让人连人伦大道都顾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实别说道德规范不了，连严刑峻法都已遏制不住。
朱元璋立国时便以绝前宋苛政为要，但高务实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惧地拿宋朝举例并进行了对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烦了，而是其中有些简单的数据就已经很能说明当下存在的问题。
宋朝既然“生产力”不及大明，那么其真实财货的丰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举子”之风的地区，人们好歹也还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后，这才开始杀婴，此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苛捐杂税虽重，但三个孩子还是勉勉强强能够养活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当于税负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贫民之家依然能养活三个孩子。那么，推而广之一看，大明的贫民之家岂不是能养活三十个孩子？这还叫贫民吗？这……是真的吗？
以上推论肯定不是真实情况，且不必说其他，单说大明民间那许多以自宫而求为宦官的人，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倒霉蛋？
自然不是，他们大多都是失地农民，本来就被盘剥得厉害，一旦出点什么天灾人祸，就只好行此下策。
但这里面还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农民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卫所军户。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却几乎不分职业属性，除了朝廷官员、皇亲贵戚等极少数人之外，谁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过头来一看，就会发现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农民的处境要好得多，虽然他们的“理论社会地位”比农民还不如，但其实过得远比农民要好。
这合理吗？显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务实刻意渲染的“十倍论”，任谁来算这笔账都会觉得大明的这种“轻徭薄赋”，对农民而言似乎帮助并不算很大，反倒是对于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过分了——他们近乎没有税负了。
如此说来，咱们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来征税，最起码我征它个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这总不为过吧？
前宋的杂税加起来七千万贯，就算只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万贯啊！
好，就算咱们的税种没有前宋那么多，就再打个对折罢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万贯啊！
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
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还是不可轻易全面铺开等说法。
虽然如此，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满朝弹劾”。
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先等皇帝表态的。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他就只能闭门府上，不肯出而视事了。
申时行是旗帜鲜明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最高官员，但他作为首辅，对于题奏疏文之用词非常讲究，绝不肯胡乱拔高，去骂高务实“奸佞”，只是就事论事，找高务实疏文中的破绽。
申元辅觉得高务实疏文中最大的破绽，便是他因为要收商税而制定的新式财政制度。
首先，这些制度如要实现，都必须增加官员。例如高务实说“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
这意味着全国上下但凡管账之人，都必须设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账，右主官查账。且不说这会不会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敌视，引起不和甚至内斗，单说这么一来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员，那就绝非一个小数目。
按照明人习惯于“小政府”的思路，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开支。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管账的是如此，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而且申时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库管人员”本就很多——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粮草、军器、布帛、贡献、仪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
更不必说高务实的加强监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绝贪墨，那也是没准的事。
深悉官场之道的申时行太清楚这其中的猫腻了，别的不说，就说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监督左主官，但倘若这左右主官两人合谋，一起贪墨分赃，你怎么办？
哦，你说你还有审计署？好，那我问你，你这审计署要多大的编制才能监督天下间如此数量巨大的账目、仓库等机构？我就是给你一个都察院，只怕你也管不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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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和他类似，“就事论事”的弹劾也就罢了，关键是弹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弹劾高务实“奸佞”、“遗毒”甚至“谤君”的说法。
这其中最让申时行惊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弹劾高务实“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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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有，这些奏疏都抓住高务实《取用疏》里的一段话开始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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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文的角度而言，高务实这段话属于“设问”，因为他后面有“自答”。从道理上来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假设——谁还能保证自家从来不出不肖子孙吗？
然而问题在于，你假设谁家可能会出不肖子孙都没关系，但你怎么能假设天家出现不肖子孙呢！
为什么不能这么假设？因为哪怕天家真的出了不肖子孙，当这个不肖子孙成了皇帝，他依然是你的君上，你说他不肖，依然就是“谤君”！
所以此处的“谤君”，不是说他毁谤了今上，而是毁谤了将来的皇帝们！
这是你为人臣子该做、能做之事？
于是，很多弹劾都把高务实的这个罪名摆在了首位，惟独首辅申时行看得冷汗涔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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