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说修书一封给努尔哈赤，这倒不是因为他膨胀了，而是他的确自信有这样的威望可以压制住努尔哈赤。
至少在此时，他相信努尔哈赤不敢有激怒自己的勇气。
也许漠南之战离辽东还有些太远，可是辽南之战对于女真而言，那就是爆发在家门口的一场大战了。其战争过程，辽东周边的各部，无论女真还是蒙古，现在都很清楚。
高务实在此战中不仅运筹帷幄，而且展示出了女真人无可企及的力量。他手下不仅悍将云集，而且除了可以动用大明朝廷的力量之外，还有一支随时可以化为战兵的家丁队伍，这支家丁队伍的人数还特别巨大。
怎样的数量可以叫特别巨大？反正努尔哈赤掰着指头算了算，他现在控制的人口都还不如京华在辽东所拥有各类雇工的两成，即便排除那些从事柞丝产业女工，建州左卫的人口也不到京华在辽东雇工的一半。
人口和雇工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京华在辽东的产业因为新建辽阳基地的缘故，现在有大量的矿工、铁匠等青壮为主的雇。按照京华的习惯，这样的基地一定会有护矿队、护厂队，努尔哈赤知道，这些人是可以随时化为战兵的，一定要算在京华的武装力量之中。
而努尔哈赤本身有多少兵力呢？
别看他刚刚击败了尼堪外兰，实际上他的兵力也就三千多人，还不到四千之众，这点人连京华辽阳钢铁厂都未必能拿下，何况其余。
要知道，高务实可不仅仅是京华的东家，他还是大明的兵部左侍郎，真把高务实惹毛了，说动朝廷先剿了他努尔哈赤也不奇怪。
更何况，因为人参贸易的原因，现在努尔哈赤根本就离不开高务实。
控制了辽河水道的高务实，现在已经事实上成为辽东商业的幕后天子，几乎任何大宗贸易，都难以避开京华的贸易网络。
在辽东的贸易市场上，人参、毛皮、蜂蜜、蘑菇、木耳、榛子、松子都深受关内欢迎的特产，而其中尤以人参最受欢迎且几乎不可替代。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医宝典里，人参都被列为药中上品。历代医家认为它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治男妇一切虚症等功效，因此人参的价格一直不菲。
而偏偏此时原本盛产人参的山西上党，因为人为采摘过度，当地的人参几乎灭绝，因此人参的主要产区已经转移到了女真聚集的辽东地区，这就让辽东抚顺的边市成为了全大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人参贸易市场。
据京华这边自己的统计，女真对大明的人参年交易量均在数万斤以上，按此时的人参价格，依照人参品相的不同，大约每斤在三两到五两白银上下(注：此为《本草纲目》中记载，即约莫在万历初年的价格，而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20两)，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说，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重要经济支柱。换句话说，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那也是没准的。
这种时候，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
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不会做傻事。
你不是要韬光养晦积累实力么？可以，那你就继续老老实实呆着，现在这几年别跳出来给我惹事。至于几年后，到底是你养出的力气更大，还是我搞定了辽东最大的威胁图们汗后回头来找你算账，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与胡萝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成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荣登“神药”地位。
方才曾说，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早年间，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就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至少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只有其中个别特产参品别高看一筹。但这也没什么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叶才值几个钱，但你要说名茶，那价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而到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原因前文说了。而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
而人参地位大变，直接成为神药，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
其一便是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本来人参的命名，就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影响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这是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这个说法明显是捧鞑清臭脚的问题，那倒是不必多谈，总之这些说法加强了人参迷信，这是肯定的。187
其二则是清廷垄断人参贸易，推动参价暴涨，加剧了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大明只能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财源。
比如在原历史上，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仅大明朝廷为购买人参就付出了白银三万两。
以上这两次交易还只是官方收购，不算数量更大的民间贸易。所以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原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关闭边市，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十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暂时先不详说，总之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鞑清入关后，其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其结果就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于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六百至八百两白银每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两千两白银每斤。
参价的暴涨，是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曾经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这段话的大意很简单：患者觉得参价既然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病情好转当然是人参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也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后世某些所谓气功大师，对这种思维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则是鞑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了示范效应。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是因为皇室对人参的消耗量很大。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参，其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十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三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最后一条则是江南的“温补”文化，迎合了人参迷信的盛行。大概也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高务实觉得也比较玄乎，只能理解为病毒感染什么的。总之当时很多江南医生都喜欢开补药，而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医界的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也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鞑清对人参的神化影响至高务实穿越前，当时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但科学检测早已证实，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
唯一让高务实不敢完全否定人参的原因，不在于人参本身，而在于中医用药与西医有很根本的差别。
西医用药通常很直接，我这个药是治什么病的，你就用于什么病，它的药效是很明确的，指向性很强。但中医则不同，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同样的几味药，哪怕只是搭配的分量不同，有时候药效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可能不是针对同一种病的，这就复杂了。
高务实不通医学，虽然他很相信现代医学，但中医几千年来治愈的患者也数不尽数，他可不敢认为中医无用，所以眼下对于大明进口人参一事，他也不敢仗着商场地位直接给断掉。
不过，断虽然不断轻易断，可拿来威胁努尔哈赤却是完全可以的。
按照高务实在信中的说法，断绝人参贸易，大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对于你建州左卫而言，却有生死存亡之虞。如果你再不退兵，今年的边市就将不会再有大明商人去抚顺关收参。
至于我是不是能做到……你若想证实，那就不妨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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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曹面子”的打赏支持，谢谢！
感谢书友“胖得飞不动”、“特斯拉的漏电保护器”、“神秘的菠萝”、“ASolaF”的月票支持，谢谢！
PS：问一下，其他中可有说到努尔哈赤崛起的命脉其实是人参贸易的吗？
再PS：本章说明人参神话用了些篇幅，所以这章送了800字。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至少在此时，他相信努尔哈赤不敢有激怒自己的勇气。
也许漠南之战离辽东还有些太远，可是辽南之战对于女真而言，那就是爆发在家门口的一场大战了。其战争过程，辽东周边的各部，无论女真还是蒙古，现在都很清楚。
高务实在此战中不仅运筹帷幄，而且展示出了女真人无可企及的力量。他手下不仅悍将云集，而且除了可以动用大明朝廷的力量之外，还有一支随时可以化为战兵的家丁队伍，这支家丁队伍的人数还特别巨大。
怎样的数量可以叫特别巨大？反正努尔哈赤掰着指头算了算，他现在控制的人口都还不如京华在辽东所拥有各类雇工的两成，即便排除那些从事柞丝产业女工，建州左卫的人口也不到京华在辽东雇工的一半。
人口和雇工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京华在辽东的产业因为新建辽阳基地的缘故，现在有大量的矿工、铁匠等青壮为主的雇。按照京华的习惯，这样的基地一定会有护矿队、护厂队，努尔哈赤知道，这些人是可以随时化为战兵的，一定要算在京华的武装力量之中。
而努尔哈赤本身有多少兵力呢？
别看他刚刚击败了尼堪外兰，实际上他的兵力也就三千多人，还不到四千之众，这点人连京华辽阳钢铁厂都未必能拿下，何况其余。
要知道，高务实可不仅仅是京华的东家，他还是大明的兵部左侍郎，真把高务实惹毛了，说动朝廷先剿了他努尔哈赤也不奇怪。
更何况，因为人参贸易的原因，现在努尔哈赤根本就离不开高务实。
控制了辽河水道的高务实，现在已经事实上成为辽东商业的幕后天子，几乎任何大宗贸易，都难以避开京华的贸易网络。
在辽东的贸易市场上，人参、毛皮、蜂蜜、蘑菇、木耳、榛子、松子都深受关内欢迎的特产，而其中尤以人参最受欢迎且几乎不可替代。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医宝典里，人参都被列为药中上品。历代医家认为它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治男妇一切虚症等功效，因此人参的价格一直不菲。
而偏偏此时原本盛产人参的山西上党，因为人为采摘过度，当地的人参几乎灭绝，因此人参的主要产区已经转移到了女真聚集的辽东地区，这就让辽东抚顺的边市成为了全大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人参贸易市场。
据京华这边自己的统计，女真对大明的人参年交易量均在数万斤以上，按此时的人参价格，依照人参品相的不同，大约每斤在三两到五两白银上下(注：此为《本草纲目》中记载，即约莫在万历初年的价格，而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20两)，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
可以说，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重要经济支柱。换句话说，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那也是没准的。
这种时候，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
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不会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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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与胡萝卜根差不多”，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
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人参“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后来南朝《名医别录》、唐朝《药性本草》、宋朝《诸家本草》、元朝《用药法象》等历代医书，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成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包括“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及“痎疾、滑泻久病”等。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荣登“神药”地位。
方才曾说，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于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被称为“上党参”；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又称辽参。
早年间，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药材。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苏轼而言，人参就和干枣一样，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数斤”，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
当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上。《梦溪笔谈》里就有记载，说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团参医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来几两，王安石坚辞不受，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不过，从苏轼为满足“口腹”之欲，“朝夕”食用人参来看，至少普通上党参在北宋仍属普通之物，只有其中个别特产参品别高看一筹。但这也没什么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叶才值几个钱，但你要说名茶，那价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一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参只要白银一钱五分。而到了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每斤——原因前文说了。而至崇祯时，参价已高达到十六两白银每斤。
而人参地位大变，直接成为神药，其实还是发生在鞑清代明之后，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条。
其一便是人参被视为清朝王气的具现。本来人参的命名，就有着很强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传奇《广古今五行记》中有一个故事：“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这种说法一直流传下来，甚至影响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将这种志怪玄谈视作人参药效的由来写了进去：“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具体到清朝，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比如，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说：“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这是明确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的地气联系在一起，至于他这个说法明显是捧鞑清臭脚的问题，那倒是不必多谈，总之这些说法加强了人参迷信，这是肯定的。187
其二则是清廷垄断人参贸易，推动参价暴涨，加剧了民间的人参迷信。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大明只能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财源。
比如在原历史上，从万历十一年七月到次年三月，八个月时间里，海西女真人在边境和大明交易二十六次，售出人参1733.75斤。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仅大明朝廷为购买人参就付出了白银三万两。
以上这两次交易还只是官方收购，不算数量更大的民间贸易。所以为减轻国库压力，降低人参价格，原历史上的大明朝廷就曾一度关闭边市，导致建州女真积压的十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事，眼下暂时先不详说，总之在纠葛不断的人参贸易中，女真渐渐集聚起了对抗明朝的力量。
鞑清入关后，其皇室继续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
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但归根结底，其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其结果就是参价的暴涨。比如，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江宁织造、杭州织造、苏州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于是到了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六百至八百两白银每斤；嘉庆年间，更突破至两千两白银每斤。
参价的暴涨，是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生徐灵胎，曾经写过一篇《人参论》，提到时人存在着一种“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的心理：“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这段话的大意很简单：患者觉得参价既然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患者吃了人参后，病情好转当然是人参的神妙，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也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就是真治不好了。
嗯……后世某些所谓气功大师，对这种思维的利用也是很到位的。
其三则是鞑清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对民间起到了示范效应。大量上品人参被清宫留用，是因为皇室对人参的消耗量很大。
据清宫档案《人参上用底簿》，乾隆帝生命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他还写过一首《咏人参》诗，说人参“五叶三丫云吉拥，**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乾隆朝的妃嫔、公主也服用人参。乃至慈禧也常吃人参，其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300多天的时间里，“共用噙化人参二斤一两一钱。”
清朝皇帝还时常用人参赏赐大臣。如大学士嵇曾筠请求回乡养病，乾隆帝下令赏赐人参十斤；大学士傅恒在金川领兵作战，水土不服，乾隆帝赏赐人参三斤。清朝的藩属，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也都收到过人参这种特别赏赐。
有了皇室带头示范，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
最后一条则是江南的“温补”文化，迎合了人参迷信的盛行。大概也是从乾隆时期开始，江南发展起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如当时的医生徐大椿说：“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
徐大椿的批评非常到位——当然，他所说的“外邪入里”云云，高务实觉得也比较玄乎，只能理解为病毒感染什么的。总之当时很多江南医生都喜欢开补药，而各种补药之中，最受欢迎的，又数人参。
医界的这种风气，其实也是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都门诸贵人喜服人参，虽极清苦亦竭力购参以服之”——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也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鞑清对人参的神化影响至高务实穿越前，当时仍有很多中国人相信人参是一种包治百病的补药。但科学检测早已证实，被认为药效最强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也仅表现出很低的药性。
唯一让高务实不敢完全否定人参的原因，不在于人参本身，而在于中医用药与西医有很根本的差别。
西医用药通常很直接，我这个药是治什么病的，你就用于什么病，它的药效是很明确的，指向性很强。但中医则不同，中医讲究君臣佐使，同样的几味药，哪怕只是搭配的分量不同，有时候药效也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可能不是针对同一种病的，这就复杂了。
高务实不通医学，虽然他很相信现代医学，但中医几千年来治愈的患者也数不尽数，他可不敢认为中医无用，所以眼下对于大明进口人参一事，他也不敢仗着商场地位直接给断掉。
不过，断虽然不断轻易断，可拿来威胁努尔哈赤却是完全可以的。
按照高务实在信中的说法，断绝人参贸易，大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对于你建州左卫而言，却有生死存亡之虞。如果你再不退兵，今年的边市就将不会再有大明商人去抚顺关收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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