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高务实这句“该弹劾的就该弹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阳大会一锤定音的最终表态。其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高党、整个实学派集团的战斗宣言。
以高务实的意志所发动的第一次万历党争，就此爆发。
在他看来，这次党争的核心驱动力，是保证阁权优势在没有实学派首辅压阵的情况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驱动力，则是确保申时行此次无法在内阁中塞进第二位心学派官员。
即便大舅丁忧去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
还有潘晟。
不管你是见利忘义，还是迫不得已，总而言之，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
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我还怎么“带队伍”？
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
一位阁老，够资格当这只猴了。
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居然那样大杀功臣？
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说不准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
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隆、万时代，派系更加分明的“党争”正式登场。
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等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注意，这时候的“清流”二字不带贬义。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说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说一说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
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天启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阉党”。
由于魏忠贤得天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
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但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
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金榜题名”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因此到了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等，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
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高拱的那个“高党”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党便直接烟消云散了。
同样，如果没有高务实帮高拱整合出一个高党的话，张四维的晋党其实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控制的——除了蒲州张家之外，王家、马家等都是晋党的大佬，原来是不逊于张家的。
只是由于高务实把张四维和高拱给“串”了起来，使得张四维可以反过来借高党之力树立自己在晋党之中的绝对优势，从而形成独大的权威，这才把本来有些零散的晋党也整合了出来。
双方联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形成了实学派的基本盘，而站在它对面的，便是如今的心学派了。(实际上也由于高务实的经营，浙党几乎难以出现，至少难以如历史上的浙党那样出现。)
而眼下，随着高拱离世、郭朴致仕、张四维丁忧，心学派终于从十多年的隐忍中发觉机会，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开始做出了“收复失地”的第一次试探。
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
许国没有看出这一点，或者即便看出来了，但却因为自己这个党魁有些名不副实而显得犹豫。
如此，高务实这个实际上基础了三代首辅政治资源的幕后之人、昔日的小阁老终于站了出来。
重阳大会结束之后，高务实站在白玉楼上，忽然念出一句他曾经读得滚瓜烂熟的词句。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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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书友“胖得飞不动”、“莫问七剑”、“曹面子”、“HAMW05”的月票支持，谢谢！
PS：下一章的章节名我想好了，就叫“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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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大舅丁忧去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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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见利忘义，还是迫不得已，总而言之，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
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我还怎么“带队伍”？
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
一位阁老，够资格当这只猴了。
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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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居然那样大杀功臣？
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说不准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
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隆、万时代，派系更加分明的“党争”正式登场。
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等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注意，这时候的“清流”二字不带贬义。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说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说一说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
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天启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阉党”。
由于魏忠贤得天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招“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说这还只是开国皇帝所作所为形成的“祖制”惯性，那么实际的社会根源也是有的。
这个社会根源的关键点，就在于长江流域的开发。
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
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但到了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
自此就导致了一个结果，“金榜题名”者大多来自于这个区域，以至于皇帝不得不改变科举的全国一榜，将之划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并不是特别好，至少应该没有达到皇帝们想要的结果。因此到了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等，更是无一例外集中于苏锡常地区。
这就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高务实若是没有出现，高拱的那个“高党”不过就是昙花一现，完全只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党便直接烟消云散了。
同样，如果没有高务实帮高拱整合出一个高党的话，张四维的晋党其实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控制的——除了蒲州张家之外，王家、马家等都是晋党的大佬，原来是不逊于张家的。
只是由于高务实把张四维和高拱给“串”了起来，使得张四维可以反过来借高党之力树立自己在晋党之中的绝对优势，从而形成独大的权威，这才把本来有些零散的晋党也整合了出来。
双方联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形成了实学派的基本盘，而站在它对面的，便是如今的心学派了。(实际上也由于高务实的经营，浙党几乎难以出现，至少难以如历史上的浙党那样出现。)
而眼下，随着高拱离世、郭朴致仕、张四维丁忧，心学派终于从十多年的隐忍中发觉机会，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开始做出了“收复失地”的第一次试探。
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
许国没有看出这一点，或者即便看出来了，但却因为自己这个党魁有些名不副实而显得犹豫。
如此，高务实这个实际上基础了三代首辅政治资源的幕后之人、昔日的小阁老终于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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