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辽东副总兵，这个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大明诸边镇之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副总兵，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单独负责辽河以东的大片防区，如果单以面积来论，其防区甚至比辽东总兵平时负责的辽西地区更大。
而且，这位副总兵和巡抚、镇守太监同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担负着保护巡抚和镇守太监的责任。相反，辽东总兵倒是单独驻于广宁，头上既无总督，也无巡抚，更无镇守太监，他的责任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应对蒙古人。
当然，如果辽河以东出现大的战事，总兵还是要去管一管的，只不过通常都不是第一责任人。
因此高务实这个新任巡抚想要做得安稳，甚至说想要睡个安稳觉，副总兵最好是能确保听命于他的。
确保听命，这是第一前提，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得有当这个副总兵的能力。
能力这种东西不好一概而论，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有一条必须关注，那就是武装家丁的多寡。
在大致相同的这个时代里，高务实心目中认可的全球两大军事家，一是大明的戚继光，二是荷兰的莫里斯，而这两位军事大家的军事思想都有一个相同或者十分类似的点，就是强调军队本身，而不是如古典军事思想那般，过于强调谋略的作用。
当然，在原历史上，由于莫里斯是尼德兰的统治核心人物，他对尼德兰军事体系的改革可以不用看别人的眼色，在取得成效之后更可以将其军事思想放进军校，供人学习深造。
而戚继光则不同，在大明的政治体制之下，戚继光一旦失去了文官大佬的支持和保护，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更不必说他的军事思想能否流传了。
虽然戚继光的兵书《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在日后被一再重印，得到一大批明末将领的推崇，可他理想中的那支军队却始终没能真正出现。
这是最大的遗憾。
戚继光军事思想中最能区别于古典军事思想的部分是什么呢？
用戚继光自己的话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手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
实际上，不止是《孙子》，应该说从《武经七书》到《武经总要》都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大问题——过去的军事思想大多偏重谋略，而没有形成全面和系统的“战斗力构成”，简单的说就是瘸腿。
而戚继光则认为，构成军队战斗力的，是士兵、将官、武备、后勤等各个方面，必须全面发展，缺一不可。
而武装家丁部队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大明各边镇真正的核心力量，则是由于武装家丁几乎天生就在这其中的士兵、武备、后勤三个方面占据了优势，所缺的几乎只有将官一条。
而实际上，由于家丁部队的特性，其部队主将对部队的控制力度是远胜于其他部队的，也就是说该主将可以做到对自己的家丁部队如臂使指，只要不犯过于愚蠢的错误，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完全有保障。
所以，新任副总兵需要拥有一支不弱的家丁部队，这一条现在也是高务实必须考虑的了。
眼下高务实手里头没有这样的人选，比如马栋，他带来的家丁有约莫千骑左右，战斗力不错，但人数太少，况且马栋的封赏还没下来不说，就算下来，他一个“外地人”突然力压一大批辽东本地的参将，直接做到副总兵，这本身也容易引起对立情绪。
再加上高务实现在和李成梁这个本地派将领的核心人物关系明显不对劲，一旦还强行推荐马栋，只怕就要在辽东军中从上到下上演派系斗争了。
派系斗争这种事其实免不了，但必须要能控制在一定的层面，一定的范围内，光是上层有些斗争，问题还不大，但如果整个辽东的本地部队都把宣大将领乃至宣大将领带来的家丁部队当做抢食的对手，那麻烦就大了。
马栋既然不行，麻承恩和张万邦就更是想也别想，光是级别差太多这一条就没辙。他们又不是高务实，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资源给他们做靠山，就算高务实要提拔他们，也得一步步来。
宣大将领不适合，那就只好考虑辽东本地派，而考虑辽东本地派则要尽量避免李成梁的影响。
这显然很难。
高务实思来想去，唯一一个“可能”符合条件的人物，恐怕只有去年被革职审问的前辽东副总兵曹簠。
之所以这里要加一个“可能”，原因在于曹簠早年的升迁与李成梁也非常的同步，而且他本人也是辽北五庆堂曹氏的人。
换句话说，他跟李成梁不仅是辽北老乡，而且早年间应该是亲密战友的关系。
顺便提一句题外话：五庆堂曹氏就是曹雪芹家的宗嗣，后来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兴兵伐明，李曹两家的命运都随之发生改变。
当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克抚顺，李成梁的堂孙李思忠归降。当年五月，在铁岭城东南十一堡战事中，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被俘“归旗”，成为包衣。第二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铁岭，李如梴(chān，李成梁堂侄)、李如梓(李如梴之弟)、李存忠(李思忠二哥)等奋起抵御，殉难者20人，李家的私宅看花楼被毁，李氏家族和曹氏家族溃散。
定都辽阳后，努尔哈赤命李思忠搜罗李氏族人为后金效命。此时，被编入正白旗的曹振彦来辽阳定居。
此外，李、曹二氏都还有其他族人陆续降清，并且两家在鞑清时期都混得不错。比如曹振彦屡立战功，天聪初年即升为牛录章京，官居四品。
而天聪初年的八旗只有40多甲喇、200多牛录，加上贝勒、议政大臣、六部和内三院官员，总共500余人。成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已属于这500余骨干中的一员，标志着曹家踏入后金上层社会的圈子。
李思忠更是飞黄腾达，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军功卓著，历任牛录额真、二等参将、西安驻防副都统、陕西提督总兵官兼四旗汉军官兵昂邦章京(将军)等职，其子孙在顺治至康熙朝共有近30人在朝廷任要职。
但是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五庆堂曹氏方面对曹簠的记载似乎失传了。
这件事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曹簠本是万历初年在辽东将领中仅次于李成梁的存在，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为何会没有记载呢？
他本人肯定活不到抗清时期，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参与了抗清战争，甚至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让鞑清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按照鞑清的传统，干脆从历史上抹去了他这一支的痕迹。
当然，是否参与抗清，不能算是高务实判断一个武将是否可用的关键，因为奢求这个年代的武将们个个都讲究家国大义，那实在有些幼稚，与其要求那些武将，不如要求文官们——武将们不理解大义可以说是读书少，你文官难道也读书少？
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之前，抱着为国捐躯心态的人是很少的，即便一些战死的将领，多数也是“为皇上尽忠”——这种忠诚是来源于封建愚忠的洗脑，而不是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那些不肯“为皇上尽忠”的人，无非是洗脑不够彻底罢了。能够自我升华思想到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言归正传，曹簠既然又是辽北人(开原三万卫，铁岭隔壁)，早年的升迁又和李成梁颇为同步，高务实为何还觉得此人可以考虑呢？
关键就在于长安堡一战之后李成梁对曹簠的态度。
长安堡一战，明军方面损失了一名千总、一名把总，阵亡官军三百一十七人，马四百六十四匹，被掳去男女百姓二百九十八人，牲畜粮米数百。
这个败绩严重不严重？要看怎么比。
单独拧出来说，这个败绩是挺严重的，尤其是死了个千总和近五百匹战马，这不仅在战死将领层面来说损失不小，重要战略物资(战马)的损失更是让朝廷感到愤怒。
但问题在于，这一战不是一场单独的战役，它有前提，首先是蒙古左翼黑石炭部侵犯辽阳，曹簠率军顽强阻击，黑军战败退走。然后曹簠才乘胜追击，进至长安堡(今辽宁辽阳西)遇伏，结果明军四面受敌，经苦战仅部分人员得以突围，造成“大败”。
也就是说，这场仗有两种可能：一是黑石炭部攻辽阳不成，被曹簠追击，黑石炭部绝地反击，打败曹簠；二是黑石炭部早有预计，一开始就是在设计曹簠，所以诈败而走，引曹簠追击，继而打败曹簠。
哪种可能是实情呢？第一种，因为黑石炭部打败曹簠之后，并没有回过头继续在大明境内肆掠，而是转头回蒙古去了。
试想一下，曹簠所部是明军在辽东的野战核心，他既然遭到重创，黑石炭部如果尚有余力，怎么可能不抓住机会在辽阳附近大抢一波，而是仅仅抓走百姓三百来人，牲畜米粮数百？
因此整个战役联系起来看，曹簠只能算先胜后败，而且损失虽然不小，可对方的损失也未见得不严重——至少对方不敢继续在大明境内逗留了。
既然如此，这场仗就算曹簠应该受到惩罚，看起来也不至于直接丢官这么严重，何况他手底下是有仅次于李成梁的精锐家丁部队的。
说李成梁可能悄悄动了什么手脚陷害曹簠，那不能瞎说，毕竟没有证据，但李成梁显然也没有出手搭救。
如果他俩真的是老战友、铁哥们，李成梁只要随便上疏为他说几句好话，曹簠最起码不至于落得“革任，下巡按御史提问”这样的下场。
另外，曹簠革任下狱之后，其弟曹简苦心维持曹簠留下的家丁队伍，穷得叮当响，可李成梁也根本没有丝毫要伸手援助的意思，“拉兄弟一把”是完全不存在的。
高务实不得不认为，李成梁这是在等曹简养不起这些人之后主动遣散，然后自己再出手把这批家丁接手过来壮大自身。
在自身利益面前，战友情谊算什么？如果还在讲战友情谊，那无非是这利益还不够大。
在山东坐牢的曹簠怎么看待这件事，高务实不是很清楚，但金州卫指挥使曹简是高务实在辽南时的下属，他对李成梁的观感可不太好，这是高务实很清楚的。
想必，曹簠如果知道李成梁在打他家家丁的主意，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家丁本身就是他“戴罪立功”的基础，只要家丁还在，曹簠或者说曹家就还有希望，如果家丁散了，那他曹簠就真的完蛋了。
因此，高务实觉得重新启用曹簠作为辽东副总兵，算是当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了。既有可堪一用的武装家丁，又是辽东本地将领，曾经做过多年副总兵，威望也是够的，再加上他现在很难不怨恨李成梁，可以说各个方面都符合高务实眼下的用人标准。
不过眼下曹簠人在山东坐牢，具体情况还得了解一下，高务实送走韩光之后，便亲自手书一封给山东的安直指，向他了解曹簠目前的情况，同时稍稍透露了一下自己有意再次启用曹簠的意思。
高务实的信可以走海路、水路，只花了不到十日便抵达济南，安直指的回信也很快，信中表示他已经单独与曹簠谈了话，曹簠对辽东的现状已经有了了解，并且指天发誓，只要自己能够起复，一定万事以抚台的意思马首是瞻，抚台说撵鸡，他绝不赶狗。
安直指同时表示，曹簠得知李成梁不仅根本没有想法子救他，甚至还冷漠地等着曹家养不起家丁好自行遣散的时候，先是愕然半晌，继而破口大骂，甚至说出“我视其为兄长，其视我为草芥！”的话来，然后一下子撕破衣袖丢在脚下猛踩。
割袍断义么？呵呵……
收到安直指回信的高务实不再迟疑，当下开始写奏疏，请求起复曹簠，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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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辽河以东出现大的战事，总兵还是要去管一管的，只不过通常都不是第一责任人。
因此高务实这个新任巡抚想要做得安稳，甚至说想要睡个安稳觉，副总兵最好是能确保听命于他的。
确保听命，这是第一前提，但仅仅如此还不够，还得有当这个副总兵的能力。
能力这种东西不好一概而论，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有一条必须关注，那就是武装家丁的多寡。
在大致相同的这个时代里，高务实心目中认可的全球两大军事家，一是大明的戚继光，二是荷兰的莫里斯，而这两位军事大家的军事思想都有一个相同或者十分类似的点，就是强调军队本身，而不是如古典军事思想那般，过于强调谋略的作用。
当然，在原历史上，由于莫里斯是尼德兰的统治核心人物，他对尼德兰军事体系的改革可以不用看别人的眼色，在取得成效之后更可以将其军事思想放进军校，供人学习深造。
而戚继光则不同，在大明的政治体制之下，戚继光一旦失去了文官大佬的支持和保护，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更不必说他的军事思想能否流传了。
虽然戚继光的兵书《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在日后被一再重印，得到一大批明末将领的推崇，可他理想中的那支军队却始终没能真正出现。
这是最大的遗憾。
戚继光军事思想中最能区别于古典军事思想的部分是什么呢？
用戚继光自己的话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手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
实际上，不止是《孙子》，应该说从《武经七书》到《武经总要》都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大问题——过去的军事思想大多偏重谋略，而没有形成全面和系统的“战斗力构成”，简单的说就是瘸腿。
而戚继光则认为，构成军队战斗力的，是士兵、将官、武备、后勤等各个方面，必须全面发展，缺一不可。
而武装家丁部队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大明各边镇真正的核心力量，则是由于武装家丁几乎天生就在这其中的士兵、武备、后勤三个方面占据了优势，所缺的几乎只有将官一条。
而实际上，由于家丁部队的特性，其部队主将对部队的控制力度是远胜于其他部队的，也就是说该主将可以做到对自己的家丁部队如臂使指，只要不犯过于愚蠢的错误，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完全有保障。
所以，新任副总兵需要拥有一支不弱的家丁部队，这一条现在也是高务实必须考虑的了。
眼下高务实手里头没有这样的人选，比如马栋，他带来的家丁有约莫千骑左右，战斗力不错，但人数太少，况且马栋的封赏还没下来不说，就算下来，他一个“外地人”突然力压一大批辽东本地的参将，直接做到副总兵，这本身也容易引起对立情绪。
再加上高务实现在和李成梁这个本地派将领的核心人物关系明显不对劲，一旦还强行推荐马栋，只怕就要在辽东军中从上到下上演派系斗争了。
派系斗争这种事其实免不了，但必须要能控制在一定的层面，一定的范围内，光是上层有些斗争，问题还不大，但如果整个辽东的本地部队都把宣大将领乃至宣大将领带来的家丁部队当做抢食的对手，那麻烦就大了。
马栋既然不行，麻承恩和张万邦就更是想也别想，光是级别差太多这一条就没辙。他们又不是高务实，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资源给他们做靠山，就算高务实要提拔他们，也得一步步来。
宣大将领不适合，那就只好考虑辽东本地派，而考虑辽东本地派则要尽量避免李成梁的影响。
这显然很难。
高务实思来想去，唯一一个“可能”符合条件的人物，恐怕只有去年被革职审问的前辽东副总兵曹簠。
之所以这里要加一个“可能”，原因在于曹簠早年的升迁与李成梁也非常的同步，而且他本人也是辽北五庆堂曹氏的人。
换句话说，他跟李成梁不仅是辽北老乡，而且早年间应该是亲密战友的关系。
顺便提一句题外话：五庆堂曹氏就是曹雪芹家的宗嗣，后来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兴兵伐明，李曹两家的命运都随之发生改变。
当年四月，努尔哈赤攻克抚顺，李成梁的堂孙李思忠归降。当年五月，在铁岭城东南十一堡战事中，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被俘“归旗”，成为包衣。第二年，努尔哈赤率军攻打铁岭，李如梴(chān，李成梁堂侄)、李如梓(李如梴之弟)、李存忠(李思忠二哥)等奋起抵御，殉难者20人，李家的私宅看花楼被毁，李氏家族和曹氏家族溃散。
定都辽阳后，努尔哈赤命李思忠搜罗李氏族人为后金效命。此时，被编入正白旗的曹振彦来辽阳定居。
此外，李、曹二氏都还有其他族人陆续降清，并且两家在鞑清时期都混得不错。比如曹振彦屡立战功，天聪初年即升为牛录章京，官居四品。
而天聪初年的八旗只有40多甲喇、200多牛录，加上贝勒、议政大臣、六部和内三院官员，总共500余人。成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已属于这500余骨干中的一员，标志着曹家踏入后金上层社会的圈子。
李思忠更是飞黄腾达，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军功卓著，历任牛录额真、二等参将、西安驻防副都统、陕西提督总兵官兼四旗汉军官兵昂邦章京(将军)等职，其子孙在顺治至康熙朝共有近30人在朝廷任要职。
但是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五庆堂曹氏方面对曹簠的记载似乎失传了。
这件事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曹簠本是万历初年在辽东将领中仅次于李成梁的存在，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为何会没有记载呢？
他本人肯定活不到抗清时期，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参与了抗清战争，甚至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让鞑清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按照鞑清的传统，干脆从历史上抹去了他这一支的痕迹。
当然，是否参与抗清，不能算是高务实判断一个武将是否可用的关键，因为奢求这个年代的武将们个个都讲究家国大义，那实在有些幼稚，与其要求那些武将，不如要求文官们——武将们不理解大义可以说是读书少，你文官难道也读书少？
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之前，抱着为国捐躯心态的人是很少的，即便一些战死的将领，多数也是“为皇上尽忠”——这种忠诚是来源于封建愚忠的洗脑，而不是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那些不肯“为皇上尽忠”的人，无非是洗脑不够彻底罢了。能够自我升华思想到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言归正传，曹簠既然又是辽北人(开原三万卫，铁岭隔壁)，早年的升迁又和李成梁颇为同步，高务实为何还觉得此人可以考虑呢？
关键就在于长安堡一战之后李成梁对曹簠的态度。
长安堡一战，明军方面损失了一名千总、一名把总，阵亡官军三百一十七人，马四百六十四匹，被掳去男女百姓二百九十八人，牲畜粮米数百。
这个败绩严重不严重？要看怎么比。
单独拧出来说，这个败绩是挺严重的，尤其是死了个千总和近五百匹战马，这不仅在战死将领层面来说损失不小，重要战略物资(战马)的损失更是让朝廷感到愤怒。
但问题在于，这一战不是一场单独的战役，它有前提，首先是蒙古左翼黑石炭部侵犯辽阳，曹簠率军顽强阻击，黑军战败退走。然后曹簠才乘胜追击，进至长安堡(今辽宁辽阳西)遇伏，结果明军四面受敌，经苦战仅部分人员得以突围，造成“大败”。
也就是说，这场仗有两种可能：一是黑石炭部攻辽阳不成，被曹簠追击，黑石炭部绝地反击，打败曹簠；二是黑石炭部早有预计，一开始就是在设计曹簠，所以诈败而走，引曹簠追击，继而打败曹簠。
哪种可能是实情呢？第一种，因为黑石炭部打败曹簠之后，并没有回过头继续在大明境内肆掠，而是转头回蒙古去了。
试想一下，曹簠所部是明军在辽东的野战核心，他既然遭到重创，黑石炭部如果尚有余力，怎么可能不抓住机会在辽阳附近大抢一波，而是仅仅抓走百姓三百来人，牲畜米粮数百？
因此整个战役联系起来看，曹簠只能算先胜后败，而且损失虽然不小，可对方的损失也未见得不严重——至少对方不敢继续在大明境内逗留了。
既然如此，这场仗就算曹簠应该受到惩罚，看起来也不至于直接丢官这么严重，何况他手底下是有仅次于李成梁的精锐家丁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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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不得不认为，李成梁这是在等曹简养不起这些人之后主动遣散，然后自己再出手把这批家丁接手过来壮大自身。
在自身利益面前，战友情谊算什么？如果还在讲战友情谊，那无非是这利益还不够大。
在山东坐牢的曹簠怎么看待这件事，高务实不是很清楚，但金州卫指挥使曹简是高务实在辽南时的下属，他对李成梁的观感可不太好，这是高务实很清楚的。
想必，曹簠如果知道李成梁在打他家家丁的主意，也一定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家丁本身就是他“戴罪立功”的基础，只要家丁还在，曹簠或者说曹家就还有希望，如果家丁散了，那他曹簠就真的完蛋了。
因此，高务实觉得重新启用曹簠作为辽东副总兵，算是当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了。既有可堪一用的武装家丁，又是辽东本地将领，曾经做过多年副总兵，威望也是够的，再加上他现在很难不怨恨李成梁，可以说各个方面都符合高务实眼下的用人标准。
不过眼下曹簠人在山东坐牢，具体情况还得了解一下，高务实送走韩光之后，便亲自手书一封给山东的安直指，向他了解曹簠目前的情况，同时稍稍透露了一下自己有意再次启用曹簠的意思。
高务实的信可以走海路、水路，只花了不到十日便抵达济南，安直指的回信也很快，信中表示他已经单独与曹簠谈了话，曹簠对辽东的现状已经有了了解，并且指天发誓，只要自己能够起复，一定万事以抚台的意思马首是瞻，抚台说撵鸡，他绝不赶狗。
安直指同时表示，曹簠得知李成梁不仅根本没有想法子救他，甚至还冷漠地等着曹家养不起家丁好自行遣散的时候，先是愕然半晌，继而破口大骂，甚至说出“我视其为兄长，其视我为草芥！”的话来，然后一下子撕破衣袖丢在脚下猛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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