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刘綎走后,高务实便笑着道:“若是我猜得没错,百里峡的生财之道,大概是在北边?”
曹淦大吃一惊:“你……少爷怎会知晓?”
这一声“少爷”,可是在没有刘綎在场的情况下叫出来的,高务实心里颇为满意,但更满意的是曹淦的反应。
看来我的估计没有错,百里峡真正赖以为生的买卖,真的是和蒙古人交易。
高务实并不是和朝廷里面的某些大臣一般,持着坚决反对和蒙古人进行任何商贸的思想。在高务实看来,明朝对蒙古的贸易不仅有利可图,甚至因为大明有着完全碾压蒙古的巨大经济体量,大可以达成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蒙古各部的目的,因此他不仅支持对蒙古进行贸易,而且希望大力扩大这种贸易的规模,直到蒙古各部形成“离开了大明根本没法活”的严重经济依赖。届时的蒙古,说是大明臣属,有何不可?
这才是高务实前世作为一个小小政治人物所养成的思维定式: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政治手段;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军事手段。
我坚持要有能打死你的能力,但我同时坚持,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打。毕竟,打仗这种事,第一难免损耗太大,第二难免出现意外。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经济手段逐渐控制蒙古,使蒙古渐渐为我所用,难道不比倾全国之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去打下蒙古来得划算?再说,即便打下蒙古,汉人难道去蒙古左建一个城,右建一个城?不适合农耕的蒙古草原,汉人得花多少力气去维持占领?
除非生产力和军事革命已经达到后世那般程度,否则高务实都坚持认为,以蒙治蒙才是长治久安的好办法。
更何况,蒙古人不仅可以跟汉人化敌为友,甚至还可以跟汉人成为战友:要知道将来说不定还有野猪皮会跳出来为患,需要蒙古朋友出兵和大明配合一下呢——当然,现在还不是朋友。
曹淦这么一问,高务实便哈哈一笑,但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继续问道:“你们和蒙古人交易,你们卖什么,他们卖什么?或者说,你们是以货易货?”
高务实这么一问,倒是让曹淦有些兴奋起来了,道:“蒙古人需要的东西可多着呢,绸缎、布绢、绵花、针线索、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子……啥玩意儿都喜欢,啥玩意儿都要。”顿了一顿,又道:“至于咱们,收得也算宽泛,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这些,咱们也都收。”
高务实略微诧异:“为何我们还有水獭皮能出售?蒙古没有?”不得不说,高务实的对野生动物的了解不怎么样,他还以为蒙古那边各种兽皮应该都很是充足,连带制皮技术也很先进来着。
“水獭多在河流湖泊边栖息,蒙古那边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相比咱们就少得多了,再说他们平日以游牧为生,反倒不是经常去猎捕水獭之类的东西。而蒙古冬天颇冷,水獭皮对他们很是有用,再加上咱们汉人手巧,制皮精美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欢找咱们汉人买水獭皮,特别是蒙古贵人们,都喜欢水獭皮。”曹淦解释道。
高务实又想了想,问道:“你们不卖那些铁锅之类的东西?”
曹淦摇头道:“铁锅这等物什,价格倒也不能说不划算,但官府、边军也有时候会查。小人是觉得,反正做其他买卖也能养活百里峡这一帮子人,犯不着为了几口铁锅犯禁,惹得官府侧目,自找麻烦。”
高务实赞道:“好,你这个想法很聪明。”然后又问道:“不过我听说官市并不常开……你是走的私市这条线?”
其实蒙古人与汉人直接的贸易往来根本就没怎么断过,远的不说,就说大明,永乐年间,阿鲁台就与明朝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这种“朝贡贸易”属于官方间的贸易,主要出于蒙古封建主的请求。他们希望通过朝贡获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他们自己生产不了却又很想享用的高档产品。
这种“朝贡贸易”与百姓之间互通有无的互市贸易是性质不同的商业活动,与游牧和农业两种经济之间的交换活动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不是说过么,“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明初的“朝贡贸易”是与当时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后,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里被称为小王子的达延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割据和混战局面。嘉靖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年来收养残秽.兼之卤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耶?衰耶”。
可见这个时期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交换,另一方面自身也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必然要萌发出对外贸易的强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人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消费品。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蒙古统治者就只能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人进行贸易的大门。“庚戌之变”其实就是这类战争的一个缩影。
在这段时期中,尽管蒙汉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但其实在民间却已自发地出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市”。
“私市”并非近来才有,实际上早在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市者得之皆以归势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趋之若鹜,“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尽管大明朝廷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企图禁绝“私市”,但是蒙汉间的贸易活动是蒙古与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错非如此,来年高拱怎么可能借机推动“俺答封贡”这桩大事?可见做这件事是有各种基础的,大明朝廷只要有个能够真正站在实际立场看问题的政治家,就一定会顺势而为。
私市,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具体表现。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曹淦大吃一惊:“你……少爷怎会知晓?”
这一声“少爷”,可是在没有刘綎在场的情况下叫出来的,高务实心里颇为满意,但更满意的是曹淦的反应。
看来我的估计没有错,百里峡真正赖以为生的买卖,真的是和蒙古人交易。
高务实并不是和朝廷里面的某些大臣一般,持着坚决反对和蒙古人进行任何商贸的思想。在高务实看来,明朝对蒙古的贸易不仅有利可图,甚至因为大明有着完全碾压蒙古的巨大经济体量,大可以达成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蒙古各部的目的,因此他不仅支持对蒙古进行贸易,而且希望大力扩大这种贸易的规模,直到蒙古各部形成“离开了大明根本没法活”的严重经济依赖。届时的蒙古,说是大明臣属,有何不可?
这才是高务实前世作为一个小小政治人物所养成的思维定式:能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政治手段;能用政治手段解决的,坚决不用军事手段。
我坚持要有能打死你的能力,但我同时坚持,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打。毕竟,打仗这种事,第一难免损耗太大,第二难免出现意外。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用经济手段逐渐控制蒙古,使蒙古渐渐为我所用,难道不比倾全国之力,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去打下蒙古来得划算?再说,即便打下蒙古,汉人难道去蒙古左建一个城,右建一个城?不适合农耕的蒙古草原,汉人得花多少力气去维持占领?
除非生产力和军事革命已经达到后世那般程度,否则高务实都坚持认为,以蒙治蒙才是长治久安的好办法。
更何况,蒙古人不仅可以跟汉人化敌为友,甚至还可以跟汉人成为战友:要知道将来说不定还有野猪皮会跳出来为患,需要蒙古朋友出兵和大明配合一下呢——当然,现在还不是朋友。
曹淦这么一问,高务实便哈哈一笑,但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继续问道:“你们和蒙古人交易,你们卖什么,他们卖什么?或者说,你们是以货易货?”
高务实这么一问,倒是让曹淦有些兴奋起来了,道:“蒙古人需要的东西可多着呢,绸缎、布绢、绵花、针线索、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皮、羊皮盒子……啥玩意儿都喜欢,啥玩意儿都要。”顿了一顿,又道:“至于咱们,收得也算宽泛,马、牛、羊、骡、驴及马尾、羊皮、皮袄这些,咱们也都收。”
高务实略微诧异:“为何我们还有水獭皮能出售?蒙古没有?”不得不说,高务实的对野生动物的了解不怎么样,他还以为蒙古那边各种兽皮应该都很是充足,连带制皮技术也很先进来着。
“水獭多在河流湖泊边栖息,蒙古那边倒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相比咱们就少得多了,再说他们平日以游牧为生,反倒不是经常去猎捕水獭之类的东西。而蒙古冬天颇冷,水獭皮对他们很是有用,再加上咱们汉人手巧,制皮精美耐用,因此蒙古人很喜欢找咱们汉人买水獭皮,特别是蒙古贵人们,都喜欢水獭皮。”曹淦解释道。
高务实又想了想,问道:“你们不卖那些铁锅之类的东西?”
曹淦摇头道:“铁锅这等物什,价格倒也不能说不划算,但官府、边军也有时候会查。小人是觉得,反正做其他买卖也能养活百里峡这一帮子人,犯不着为了几口铁锅犯禁,惹得官府侧目,自找麻烦。”
高务实赞道:“好,你这个想法很聪明。”然后又问道:“不过我听说官市并不常开……你是走的私市这条线?”
其实蒙古人与汉人直接的贸易往来根本就没怎么断过,远的不说,就说大明,永乐年间,阿鲁台就与明朝开始了“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这种“朝贡贸易”属于官方间的贸易,主要出于蒙古封建主的请求。他们希望通过朝贡获得加倍的回赐,取得绸缎等他们自己生产不了却又很想享用的高档产品。
这种“朝贡贸易”与百姓之间互通有无的互市贸易是性质不同的商业活动,与游牧和农业两种经济之间的交换活动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不是说过么,“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明初的“朝贡贸易”是与当时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
到了明中期前后,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成化十六年,在《明史》里被称为小王子的达延汗消除了蒙古社会内部的割据和混战局面。嘉靖时,“小王子最富强,控弦十余万,多畜货贝,稍厌兵,乃徙幕东方,称土蛮,分诸部落在西北边者甚众”。“年来收养残秽.兼之卤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令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视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耶?衰耶”。
可见这个时期蒙古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畜产品作为商品而用于交换,另一方面自身也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必然要萌发出对外贸易的强烈要求,以便用自己的畜产品来换取汉人生产的粮食及其他生活消费品。而当这种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蒙古统治者就只能发动战争,企图打开与汉人进行贸易的大门。“庚戌之变”其实就是这类战争的一个缩影。
在这段时期中,尽管蒙汉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民族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但其实在民间却已自发地出现了贸易活动,史称“私市”。
“私市”并非近来才有,实际上早在弘治年间就已经出现了,“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市者得之皆以归势家,因取厚利”。“厚利”之下,商民必趋之若鹜,“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尽管大明朝廷颁发了一系列的禁令,企图禁绝“私市”,但是蒙汉间的贸易活动是蒙古与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大明朝廷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
错非如此,来年高拱怎么可能借机推动“俺答封贡”这桩大事?可见做这件事是有各种基础的,大明朝廷只要有个能够真正站在实际立场看问题的政治家,就一定会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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