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的护照不好使，持中国护照在国外总是被歧视，极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曲盛曾在美国留过学，去过曼哈顿唐人街。
现在又被外派到南非工作，几乎天天与旅居南非的华人华侨打交道。对海外华人华侨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华人应该多找找自身原因。
远的不说，就说眼前。
总理访问完南非之后，约堡西罗町唐人街上的治安状况有恶化之虞，华人与华人之间的各类纠纷、打架斗殴事件不断。因为大街两侧商铺林立，街上的停车位明显不足，所以时常发生为抢车位而引发争斗，有的口角对骂，有的则大打出手，每次都吸引众多当地人围观。
前天两帮华人因为争抢一个门面，发生一起数十人参加的群殴事件，更引来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报社记者的争相报道，新闻播出后，难免触发人们对唐人街治安很糟糕的联想，进而危及整个华人社区乃至中国的正面形象
此外，唐人街上华人住家、商家违章经营、乱搭乱盖等涉法违纪现象，在南非执法部门一次次“围剿”中不断暴露，每每登上当地报纸的新闻版面。一些对华人乃至中国始终抱有成见的媒体兴风作浪，在文章中常常暗示，称唐人街及西罗町华人社区已沦为红灯区和毒品交易场所，是遍布吸毒、贩毒、卖-yin等违法分子的藏污纳垢之地。
面对层出不穷的治安事件和违法现象，华人自己真要反省，唐人街是华人社区的代表，唐人街面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南非华人整体的形象，所以要想改善南非人心目中的华人及华人社区的印象，一定要首先从扭转唐人街“脏、乱、差”等不良现状做起。
偷渡、非法滞留，伪造证件或文件申请工作签证更让人头疼，曲盛越来想越憋屈，越想越窝火，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韩博放下判决书。
“韩局，上诉有没有希望赢？”
“希望不大。”韩博长叹口气，把判决书放到一边。
“不是证据确凿，还有目击者吗。”李晓蕾比三位男士更关心这个案子。
“警方认为证据确凿，但那些证据法官根本不会采信。至于目击者，他只看见被告尾随柳小洁，没看见被告开枪。南非的法律体系充分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对证据质量要求很高，真正的疑罪从无，不可能凭目击者的证词就认定被告有罪。”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曲盛难以置信，他之前了解过案情，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铁案。
“被警局搞砸了。”
韩博拍拍大腿，解释道：“警局提供的文件漏洞百出，侦探所记录的证词前言不搭后语，技术部门连检材都搞错了，鉴定报告等于一张废纸。”
“怎么会搞砸！”
“不奇怪。”
韩博起身揉了揉腰，轻叹道：“南非警察人员素质存在很大问题，非国大掌权之后，警界可能是技术人员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大量有经验的警察离开警队。与一些警察参与过对反抗力量的镇压有关，个人的种族歧视倾向有关，也与警队新兴起的逆向种族主义有关。
不管与什么有关，这种人员流失对南非警方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经验没传承下来，很多事情要重新学起。而且南非基层警察机构的结构变化也对破案不利，转型期以前，侦探在警局内的地位很高，警局的主要目的是打击犯罪，设置以破案为中心，侦探可以动用很多的资源进行调查，国家范围内也有一个有效的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支持。
调整之后，警局变成了以防止犯罪为中心，想法是好的，但结果却造成了侦探的地位下低，升职通道不顺，侦探能够动用的调查资源大幅度缩减。侦探不再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行当，愿意干这一行的人数不断减少，质量也在不断下降。”
“警察素质确实有问题，一线警察里的半文盲很多，他们大多无法独立完成一个文件的书写，不会取证，不会完整记录证词。直接导致收集的证据质量非常差。”想到接触过的那些黑人警察，刘心存深以为然。
韩博指指判决书，补充道：“更麻烦的是，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手续越来越官僚，能提供的技术支持越来越少，使用的刑事技术手段大都过时，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也很令人怀疑，可能由于出过几个明显因为政治立场而改变鉴定结果的丑闻，整个技术部门几乎到完全瘫痪的地步。”
这么一帮警察，这么一个司法鉴定机构，提交的证据和鉴定报告质量可想而知。
“警队一塌糊涂，法院系统却很专业，想想就讽刺。”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柳小洁的案子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韩博遗憾归遗憾，不想在这上面做无用功，话锋一转：“曲处，有没有余清芳的消息？”
“暂时没打听到，南非西山人不多，她过来能投奔谁，是不是西山的情报有问题？”
“情报不太可能有问题，她应该在南非。”
“干脆登报吧，死马当活马医。”想起刚认识的几个华文媒体记者，李晓蕾很难得地提出一个建议。
“不能登报，万一她在呢，在南非我们还能想想办法把她弄回去。如果打草惊蛇，她闻风潜逃到欧美，我们再想把她抓回去就难了。”
余清芳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只要能搞清其下落，想把她引渡回去不能，毕竟南非前任国家警察总监现在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南非在国际司法协作方面要作出一些表率。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找到人！
南非警方是靠不住的，他们自己一堆麻烦，根本不会给你帮这个忙，只能靠自己。
约堡的警民合作中心总共三四个人，专职的只有两个，而且没经费，同样指望不上；心系祖国的侨领倒是愿意帮忙，可人家的社交圈就那么大，在华人圈又有一点名气，余清芳肯定对他们敬而远之，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非法集资，涉案金额好几个亿，多少老百姓上当受骗，或许其中有人家的救命钱。众人很想帮西山同行把余清芳抓回去，把赃款追回去，可手头上的资源就这么多，只能干着急。
集思广益，一起研究，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半。
李晓蕾跟报警人约好的，韩博和曲盛二人准备了一下，开使馆的车来到约定的商场。
这是一个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室内商业中心，这样的商业中心南非有很多，安保措施严密，非常安全。地方也够大，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在里面走走逛逛能呆一天。
韩博环顾四周，终于找到约定见面的咖啡厅。
曲盛先进去观察，确认没什么可疑，很默契地走到门口，买来一张报纸，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看。
韩博整整西服，走进店里要了一杯咖啡，坐到靠墙的位置掏出手机，等了十几分钟，一个背着旅行包、戴着墨镜的亚裔小伙子过来了，用一口不是很流利的英语跟服务生说了几句，偷偷观察了好一会儿，才走到韩博面前。
“韩参赞吧？”
他说得是普通话，韩博微笑着点点头，指指对面的椅子。
小伙子摘下墨镜，露出一双“熊猫眼”，回头看看身后，不无紧张地坐下身。韩博注意到他不仅眼眶肿了，左边脸颊还有擦伤，手腕处有很明显的青色淤痕，如果没判断错，应该是手铐造成的。
“遇到什么事了，怎么弄成这样？”他很紧张，韩博没问姓名，而是先关心起他的遭遇。
“韩参赞，我被人陷害了，这些是约堡的腐败警察弄的。”
“需不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个信得过的律师？”
“事情没那么简单！”来就是告状的，小伙子不吐不快，根本不用韩博刻意问，便一脸愤慨地诉说起来。
“韩参赞，我姓黄，叫黄雨军，这是我的护照，这是工作签证。我跟那些偷渡过来的闽省人不一样，我是做外贸的，公司在东海，我是公司派过来的。”
手续齐全，跟那些偷渡客果然不一样。
韩博掏出笔记本，一边记录一边示意他接着说。
“我们的货柜原来是从华洋清关走货柜，后来发现这家报关行收费太高，就找另一家清关行。华洋的一个叫阿生的台湾人，也可能是香港人，打电话问我怎么不从他们那儿走柜子？我当时没在意，就说你那里价格不太合适。没想到，这就是厄运的开始！”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的办事处被一帮警察堵住了，有两个是海关的，还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穿便衣的印度人。海关的人说我的货柜里有走私物品，后来改口说低报税款。那帮警察开始在办事处里翻箱倒柜，后来又把我拷起来，让我带他们去仓库搜查。”
韩博能想象到他当时多么无助，抬头问：“他们有没有搜查手续？”
“有。”
小伙子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有搜查令，我一样有手续，没走私，没低报税款，有什么好怕的。结果一到仓库，那个印度人站出来说，只要我拿出20万兰特，他就能把事情摆平，我当然严词拒绝。当场要求打电话给清关行，想让清关行帮我把当时的材料送过来。
没想到，一看我这个态度，警察就把我押上警车，押到西罗丁附近的克里夫兰警察局。我同事当时不在办事处，后来听说我被抓走了，就赶紧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让他赶快请律师。”
处置得当，没什么问题，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秘，韩博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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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盛曾在美国留过学，去过曼哈顿唐人街。
现在又被外派到南非工作，几乎天天与旅居南非的华人华侨打交道。对海外华人华侨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华人应该多找找自身原因。
远的不说，就说眼前。
总理访问完南非之后，约堡西罗町唐人街上的治安状况有恶化之虞，华人与华人之间的各类纠纷、打架斗殴事件不断。因为大街两侧商铺林立，街上的停车位明显不足，所以时常发生为抢车位而引发争斗，有的口角对骂，有的则大打出手，每次都吸引众多当地人围观。
前天两帮华人因为争抢一个门面，发生一起数十人参加的群殴事件，更引来当地电视台、电台和报社记者的争相报道，新闻播出后，难免触发人们对唐人街治安很糟糕的联想，进而危及整个华人社区乃至中国的正面形象
此外，唐人街上华人住家、商家违章经营、乱搭乱盖等涉法违纪现象，在南非执法部门一次次“围剿”中不断暴露，每每登上当地报纸的新闻版面。一些对华人乃至中国始终抱有成见的媒体兴风作浪，在文章中常常暗示，称唐人街及西罗町华人社区已沦为红灯区和毒品交易场所，是遍布吸毒、贩毒、卖-yin等违法分子的藏污纳垢之地。
面对层出不穷的治安事件和违法现象，华人自己真要反省，唐人街是华人社区的代表，唐人街面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南非华人整体的形象，所以要想改善南非人心目中的华人及华人社区的印象，一定要首先从扭转唐人街“脏、乱、差”等不良现状做起。
偷渡、非法滞留，伪造证件或文件申请工作签证更让人头疼，曲盛越来想越憋屈，越想越窝火，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韩博放下判决书。
“韩局，上诉有没有希望赢？”
“希望不大。”韩博长叹口气，把判决书放到一边。
“不是证据确凿，还有目击者吗。”李晓蕾比三位男士更关心这个案子。
“警方认为证据确凿，但那些证据法官根本不会采信。至于目击者，他只看见被告尾随柳小洁，没看见被告开枪。南非的法律体系充分保护嫌疑人的权利，对证据质量要求很高，真正的疑罪从无，不可能凭目击者的证词就认定被告有罪。”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曲盛难以置信，他之前了解过案情，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铁案。
“被警局搞砸了。”
韩博拍拍大腿，解释道：“警局提供的文件漏洞百出，侦探所记录的证词前言不搭后语，技术部门连检材都搞错了，鉴定报告等于一张废纸。”
“怎么会搞砸！”
“不奇怪。”
韩博起身揉了揉腰，轻叹道：“南非警察人员素质存在很大问题，非国大掌权之后，警界可能是技术人员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大量有经验的警察离开警队。与一些警察参与过对反抗力量的镇压有关，个人的种族歧视倾向有关，也与警队新兴起的逆向种族主义有关。
不管与什么有关，这种人员流失对南非警方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经验没传承下来，很多事情要重新学起。而且南非基层警察机构的结构变化也对破案不利，转型期以前，侦探在警局内的地位很高，警局的主要目的是打击犯罪，设置以破案为中心，侦探可以动用很多的资源进行调查，国家范围内也有一个有效的技术部门进行技术支持。
调整之后，警局变成了以防止犯罪为中心，想法是好的，但结果却造成了侦探的地位下低，升职通道不顺，侦探能够动用的调查资源大幅度缩减。侦探不再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行当，愿意干这一行的人数不断减少，质量也在不断下降。”
“警察素质确实有问题，一线警察里的半文盲很多，他们大多无法独立完成一个文件的书写，不会取证，不会完整记录证词。直接导致收集的证据质量非常差。”想到接触过的那些黑人警察，刘心存深以为然。
韩博指指判决书，补充道：“更麻烦的是，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手续越来越官僚，能提供的技术支持越来越少，使用的刑事技术手段大都过时，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也很令人怀疑，可能由于出过几个明显因为政治立场而改变鉴定结果的丑闻，整个技术部门几乎到完全瘫痪的地步。”
这么一帮警察，这么一个司法鉴定机构，提交的证据和鉴定报告质量可想而知。
“警队一塌糊涂，法院系统却很专业，想想就讽刺。”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柳小洁的案子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韩博遗憾归遗憾，不想在这上面做无用功，话锋一转：“曲处，有没有余清芳的消息？”
“暂时没打听到，南非西山人不多，她过来能投奔谁，是不是西山的情报有问题？”
“情报不太可能有问题，她应该在南非。”
“干脆登报吧，死马当活马医。”想起刚认识的几个华文媒体记者，李晓蕾很难得地提出一个建议。
“不能登报，万一她在呢，在南非我们还能想想办法把她弄回去。如果打草惊蛇，她闻风潜逃到欧美，我们再想把她抓回去就难了。”
余清芳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只要能搞清其下落，想把她引渡回去不能，毕竟南非前任国家警察总监现在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南非在国际司法协作方面要作出一些表率。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找到人！
南非警方是靠不住的，他们自己一堆麻烦，根本不会给你帮这个忙，只能靠自己。
约堡的警民合作中心总共三四个人，专职的只有两个，而且没经费，同样指望不上；心系祖国的侨领倒是愿意帮忙，可人家的社交圈就那么大，在华人圈又有一点名气，余清芳肯定对他们敬而远之，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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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蕾跟报警人约好的，韩博和曲盛二人准备了一下，开使馆的车来到约定的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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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盛先进去观察，确认没什么可疑，很默契地走到门口，买来一张报纸，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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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摘下墨镜，露出一双“熊猫眼”，回头看看身后，不无紧张地坐下身。韩博注意到他不仅眼眶肿了，左边脸颊还有擦伤，手腕处有很明显的青色淤痕，如果没判断错，应该是手铐造成的。
“遇到什么事了，怎么弄成这样？”他很紧张，韩博没问姓名，而是先关心起他的遭遇。
“韩参赞，我被人陷害了，这些是约堡的腐败警察弄的。”
“需不需要我给你推荐一个信得过的律师？”
“事情没那么简单！”来就是告状的，小伙子不吐不快，根本不用韩博刻意问，便一脸愤慨地诉说起来。
“韩参赞，我姓黄，叫黄雨军，这是我的护照，这是工作签证。我跟那些偷渡过来的闽省人不一样，我是做外贸的，公司在东海，我是公司派过来的。”
手续齐全，跟那些偷渡客果然不一样。
韩博掏出笔记本，一边记录一边示意他接着说。
“我们的货柜原来是从华洋清关走货柜，后来发现这家报关行收费太高，就找另一家清关行。华洋的一个叫阿生的台湾人，也可能是香港人，打电话问我怎么不从他们那儿走柜子？我当时没在意，就说你那里价格不太合适。没想到，这就是厄运的开始！”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们的办事处被一帮警察堵住了，有两个是海关的，还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穿便衣的印度人。海关的人说我的货柜里有走私物品，后来改口说低报税款。那帮警察开始在办事处里翻箱倒柜，后来又把我拷起来，让我带他们去仓库搜查。”
韩博能想象到他当时多么无助，抬头问：“他们有没有搜查手续？”
“有。”
小伙子义愤填膺，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有搜查令，我一样有手续，没走私，没低报税款，有什么好怕的。结果一到仓库，那个印度人站出来说，只要我拿出20万兰特，他就能把事情摆平，我当然严词拒绝。当场要求打电话给清关行，想让清关行帮我把当时的材料送过来。
没想到，一看我这个态度，警察就把我押上警车，押到西罗丁附近的克里夫兰警察局。我同事当时不在办事处，后来听说我被抓走了，就赶紧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让他赶快请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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