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统治集团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派别,即荆州集团,益州旧有的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为首,主要包括刘备在荆州时加入其集团的荆州人士;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则由益州本地的地主构成,以黄权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地区、甚至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在军事上,益州集团也无法与东州集团相抗衡,一直处于劣势地位。
刘备入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团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董和、费祎等,因此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
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其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倾向,他选择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荆州集团以及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而益州集团中的马忠、张嶷等人,虽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诸葛亮的重用。刘备夷陵惨败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马忠此时却及时给刘备送来5000精兵。刘备极为欣赏马忠的才华,不由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刘备将马忠比作益州集团的杰出人物黄权,足见其才能出众。后主时,马忠在平定南中叛乱后,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南中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马忠在治理南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虽然马忠也曾短时间出任丞相参军,但是终诸葛亮之世,其一直无法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与马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州集团的马谡。马谡为襄阳大族出身,“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其兄马良与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诸葛亮对马谡也是“深加器异”。刘备临终时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马谡给诸葛亮信中则声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很显然,由于马谡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诸葛亮已经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足见其对马谡的信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结果不仅平定叛乱,且“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诸葛亮误用了马谡,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荆州集团中皆是“浮华”之徒,没有人能够堪当大任。事实上,诸葛亮培养、考察接班人还是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他并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马谡一人身上,而且,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包括曹魏降将在内,都不乏才智出众之士。
刘备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附刘备,对刘备攻占益州帮助极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便是最好的说明。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刘备的重用,孟达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镇守荆、益要冲,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东州集团另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东州集团的地位骤然提升,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看出其对法正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法正是东州集团的杰出人才,其后法正本人也改善了行事作风,当时刘备、诸葛亮治理益州,一改刘璋以前纵容豪强,尾大不掉的陋习,此举无疑触动了益州原有利益阶级的痛处。而这时为他们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先前被人认为在蜀郡纵横威福的法正。可见当时法正虽然在一面快意恩仇,一面却也没忘了和益州人士拉好关系。另一方面法正也没漏过益州的中原人士,当时益州的中土士人,以许靖最先,刘璋对其礼遇有加,任命其为蜀郡太守。可这位仁兄在刘备杀到成都后却第一个想扒出城墙投降,故此刘备对许靖为人是持鄙薄的态度。在入成都后以法正代替许靖当蜀郡太守,对许靖却是不予任用。这时为许靖说话的却又是这位刚占据许靖位置的法正,刘备因此厚待许靖。可见法正长袖善舞,使得东州集团和各派系的关系趋于融洽。
盛极必衰,法正死前正是蜀汉和东州集团最为辉煌的时代,可是法正的死亡改变了东州集团,也更改变了蜀汉的未来,建安二十五年,孟达因为和刘备的内讧,干脆投奔了曹魏。如果法正在世,有他调解斡旋,就不会让矛盾升级到这个地步。孟达叛变,使蜀汉在失去荆州后,更失去了上庸三郡。其后刘备东征大败而回,使得蜀汉的国力和夺战汉中后辉煌衰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东征大败后,诸葛亮曾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那是因为刘备东征是为了夺还荆州,这完全符合荆州集团的利益,诸葛亮自身为荆州集团一员,当然不好出面阻谏,而东州集团恐怕更热心赵云所提的“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毕竟关中是东州集团的故土。
法正死亡、孟达投魏、东州集团也暂时退出了蜀汉历史的主导舞台。其后,李严极力恢复东州集团的势力,拉拢各派人士,但是,辉煌已经不再,后来也终因不敌诸葛亮的权术,败下阵来,落得个贬为庶民。此后东州集团群龙无首、各为已战,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益州集团,是本土集团,不加细说,原因只有一个,益州集团虽然从没有占有主导地位,可却从来没有退出过蜀汉的政治舞台,直到蜀汉最后灭亡,益州集团依然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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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入益州之后,东州和益州集团在对待新政权的态度上不尽相同。东州集团中大部分为荆州人士,如李严、董和、费祎等,因此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有一种地域性的内在联系,对荆州人士占多数的刘备集团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益州土著地主由于其本身未形成统一的强势集团,故对刘备集团存在两种态度,一部分人意欲依靠新的外来势力推翻东州集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地位;而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新入主的刘备集团则持有较强的对立情绪。
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其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的倾向,他选择接班人主要集中在荆州集团以及东州集团中的荆州人士,而益州集团中的马忠、张嶷等人,虽才华出众,却得不到诸葛亮的重用。刘备夷陵惨败后,黄权被阻隔在江北,不得已而降魏,而马忠此时却及时给刘备送来5000精兵。刘备极为欣赏马忠的才华,不由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刘备将马忠比作益州集团的杰出人物黄权,足见其才能出众。后主时,马忠在平定南中叛乱后,以政治手腕代替军事行动,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南中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马忠在治理南中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军事才能,虽然马忠也曾短时间出任丞相参军,但是终诸葛亮之世,其一直无法参与到中央政权之中。与马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荆州集团的马谡。马谡为襄阳大族出身,“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其兄马良与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诸葛亮对马谡也是“深加器异”。刘备临终时曾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马谡给诸葛亮信中则声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很显然,由于马谡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诸葛亮已经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足见其对马谡的信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即是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结果不仅平定叛乱,且“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诸葛亮误用了马谡,但并不能就此证明荆州集团中皆是“浮华”之徒,没有人能够堪当大任。事实上,诸葛亮培养、考察接班人还是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他并不是把希望和重任都寄托在马谡一人身上,而且,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包括曹魏降将在内,都不乏才智出众之士。
刘备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附刘备,对刘备攻占益州帮助极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便是最好的说明。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刘备的重用,孟达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镇守荆、益要冲,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东州集团另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东州集团的地位骤然提升,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看出其对法正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法正是东州集团的杰出人才,其后法正本人也改善了行事作风,当时刘备、诸葛亮治理益州,一改刘璋以前纵容豪强,尾大不掉的陋习,此举无疑触动了益州原有利益阶级的痛处。而这时为他们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先前被人认为在蜀郡纵横威福的法正。可见当时法正虽然在一面快意恩仇,一面却也没忘了和益州人士拉好关系。另一方面法正也没漏过益州的中原人士,当时益州的中土士人,以许靖最先,刘璋对其礼遇有加,任命其为蜀郡太守。可这位仁兄在刘备杀到成都后却第一个想扒出城墙投降,故此刘备对许靖为人是持鄙薄的态度。在入成都后以法正代替许靖当蜀郡太守,对许靖却是不予任用。这时为许靖说话的却又是这位刚占据许靖位置的法正,刘备因此厚待许靖。可见法正长袖善舞,使得东州集团和各派系的关系趋于融洽。
盛极必衰,法正死前正是蜀汉和东州集团最为辉煌的时代,可是法正的死亡改变了东州集团,也更改变了蜀汉的未来,建安二十五年,孟达因为和刘备的内讧,干脆投奔了曹魏。如果法正在世,有他调解斡旋,就不会让矛盾升级到这个地步。孟达叛变,使蜀汉在失去荆州后,更失去了上庸三郡。其后刘备东征大败而回,使得蜀汉的国力和夺战汉中后辉煌衰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东征大败后,诸葛亮曾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那是因为刘备东征是为了夺还荆州,这完全符合荆州集团的利益,诸葛亮自身为荆州集团一员,当然不好出面阻谏,而东州集团恐怕更热心赵云所提的“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毕竟关中是东州集团的故土。
法正死亡、孟达投魏、东州集团也暂时退出了蜀汉历史的主导舞台。其后,李严极力恢复东州集团的势力,拉拢各派人士,但是,辉煌已经不再,后来也终因不敌诸葛亮的权术,败下阵来,落得个贬为庶民。此后东州集团群龙无首、各为已战,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益州集团,是本土集团,不加细说,原因只有一个,益州集团虽然从没有占有主导地位,可却从来没有退出过蜀汉的政治舞台,直到蜀汉最后灭亡,益州集团依然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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