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夜幕降临,秋风嗖嗖,正对着北大楼的南大校史馆门前,显得格外的寂寥和阴冷,昏暗的灯光下,树影绰绰,虫鸟无声。
民国初年,这里曾是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的图书馆,据传,北伐期间有一位名为文怀恩的洋人博士在此被杀,其后就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了,夜晚更是鲜有人走,特别是在有月光的晚上,高大的树冠,婆娑魅影,显得更加的诡异阴森。即便夏日酷暑,路过此处,令人有毛骨悚然,寒气摄魂之感。
不远处的小礼堂,原为金陵大学年轻的数学教授戴赖三先生的纪念堂,是一栋南北向的单层建筑结构,歇山顶样式的屋顶,烟灰色筒瓦,墙身为青砖水砌,乍看之下,犹如土地庙一般,两边墙上各有一个十字内心的圆形盲窗,门前有一对葵花纹的鼓石,踏道的中央,有一方刻着莲花祥云图案的丹陛石,后面有四扇拱顶的直方格木窗。正门数十步外之东侧,是一座爬满枝蔓青藤的钟架凉亭。
此时,小礼堂的门正敞开着,屋内橘黄色灯光,将门前的空地树丛,照得一片明亮通透,里面的交谈声和寒暄声,虽不十分响亮,但在十几米外的校史馆门前,还是听得很清晰。
“哈哈哈,老兄身体可好?听说你有个学生很了不起哦,今年连续在SCI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我今年真是忙死了,两个博士要毕业,手上还有一个部里课题和两个省里课题,另外,还有三个横向课题”
“你们院里明年进人吗?工资福利等方面怎么样啊?我有个学生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
“现在向上面申请科研经费,真是越来越难了,腿都要跑断了,还要看人家脸色,哎…”
“我们院里,前段时间一直在搞职称考核,真是不胜其烦,啰啰嗦嗦…一大堆材料要审”
…
此时的小礼堂内,如年终的茶话会一般,热闹非凡,专家学者们,三三两两,散聚在大厅中间,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神情。枣红色的柚木地板,在灯光照射下,晶莹锃亮。里面摆放着几排方便折叠的软椅,在椅子的前方稍右的位置,一张半身高的演讲台正矗立在那里,最里面的墙体上,南京大学的紫色校徽,和“南京大学”四个大字,在橘黄色的射灯照耀下,显得格外的雅致和沉稳。
这是一个小范围的学术座谈会,每隔两年就会在此定期召开,参会人员是相对固定的,人数往往只有十几个,大都来自于南京地区各大院校、社科院、博物院等单位研究明史的专家学者,会议的主题多年来一直未变,只有一项,就是探讨和交流明初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研究成果,因此,从表面上看,该座谈会犹如春秋时期的墨家一样,是个较为稳定和严谨的学术团体,研究的也是孟子所称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世之显学,但不同的是,其并不存在墨家 “巨子”式的领袖人物,参会者也无须奉献任何束脩或专著论文。当然,也与当下红学界索隐派的学术研讨有着明显不同,更与西方大学里的一些社团,比如骷髅会等,有着天囊之别。
今年的座谈会,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吴影教授负责统筹和主持,为此,他特地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刚退休的姜副馆长今晚前来参会,现在眼看就要八点了,不知何故,姜副馆长还没到,吴教授的心里未免有点焦急。
他站在小礼堂的门前,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大家,一边心神不定地向门前的小径尽头望去,忽然间,他发现斜对面的校史馆门前,正悄然地站着一人。
此人身材并不高,略显驼背,穿着一套旧式的中山装,站在大门右边的卷毛石狮子边,也正朝着小礼堂这里张望,吴教授的心里暗暗一怔:“这老头还真是神经兮兮的,站在那里、探头探脑的“。
其实,他很早就听闻,这老头姓徐,六十年代初曾在地理系任教。其祖上好像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徐乃昌,一个以“不求宋元珍本,却爱明清罕传”的大家,师从大清两朝帝师翁同和,曾总办过南京大学的前身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工作。也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家渊,这徐老头在摩崖石刻、古籍拓本等方面颇有研究,三十岁未到,就被聘为副教授,后因发表过一篇有关镇江焦山“瘗鹤铭”方面的文章,其中的观点过于荒诞奇异,引起了考古界和书法界的一致挞伐、谴责甚至鄙视。文化革命期间,这徐老头被作为第一批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关进了牛棚,精神上还受了点刺激。据闻,他时常会在电闪雷鸣的雨天,冲入雨中,仰天狂笑不已,狂呼什么“崩塌了,水淹了,玉儿不见了”等怪言怪语。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校见他精神似乎并无异常,并且又是孤鸿寡鹄一个,也许出于对其先祖的感恩,便将其安排在老图书馆里,做些档案整理、看护馆门等工作。
平日里,这徐老头并无什么异常,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总是穿一身褪色发白的中山装,沉默寡言,偶偶也会与人交谈,每当此时,外人会发现他似乎满腹锦纶。馆里有时会安排些脏活累活,但他从无怨言,并总能一丝不苟完成,只不过,在工作闲暇之余,同事们会经常发现他拿张报纸,对着窗外,看了半天,却从不见他翻过页,有时甚至能看到他嘴唇似乎在颤动,好像还念念有词,可从未听到他发出过一个字,更不知其意何为。直到有一年的暑假,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校卫队在巡园时,发现他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目光呆滞,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对着校史馆门前石狮子在破口大骂。骂声时断时续,时而高亢,响彻校园,时而低沉,弱如蚊吟。一开始,校卫队以为他是酒喝多了,在此发酒疯,而近前一查看,却发现他一点儿酒气都没有。两个年轻的校卫队人员,试图将他从地上扶起,却见他双手紧紧攥着一张早已湿透破烂的报纸,神色诡异地对着两人说到:“梦…梦…真梦”,然后猛然狂笑了起来,吓得两人手脚发软,脸色大变。从此之后,这徐老头神经不正常之事,在校园里又慢慢传了开来,周围的同事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此刻,徐老头正茕茕孑立地站在寒风中,幽暗昏黄的灯光,令他显得更加的孤独恓惶,看到此,吴教授的心里感到有点刺痛,鼻子有点酸楚,真所谓“老怀凄断,夜凉知共谁诉?” 。
忽然间,一阵急促又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忧虑和思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教授“,
吴教授循声望去,只见姜副馆长那胖乎乎的身体终于出现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汗,犹如从转磨中转出一样,呼啦一下,从钟架凉亭快速冒了出来,然后沿着小径,小跑步似地来到了他的跟前。
“哈哈哈…姜大馆长,您真是个大忙人,今天好像是踩着点儿来的,不早也不迟,刚好八点,快快请进!“,一个优雅的欧式邀请姿势。
其实,吴教授之所以邀请姜副馆长参加今晚的会议,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这么多年来,有关建文帝的生死之谜,以及明故宫地下是否有暗道等探讨和交流的学术座谈会,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他深感到,座谈的内容越来越缺乏新意或深度了。有的专家,为了标榜自己所谓的学术成果,采用西方辨伪学派的那一套,建模论证,洋为中用,故弄玄虚,有的则无征不信、无据不闻,摆着一副治学严谨、立论堂皇之面孔,有的,则是老调重弹,甚至以讹传讹。严谨踏实的学术氛围少了,空洞乏味的话题多了。
前段时间,吴教授无意中在一本档案学的期刊中,看到了姜副馆长所写的一篇有关建文帝生死之谜方面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其认为: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入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逃离皇宫时,所带走的红箧中的玉玺,绝非是建文帝的天子宝玺,也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玉玺,而是失传千年的秦皇嬴政令李斯篆刻的那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这一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契合,并且也多少应景了时下对有关“世界末日”之热门话题。
吴教授暗暗认为,姜副馆长参加这一学术座谈会,也许会引起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并给座谈会带来异乎寻常的震撼和生机。
果然,当姜副馆长将上述研究观点在座谈会上宣讲后,顿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
“这倒是一个新潮问题, 哈哈哈…”
“这是传记,还是学术啊?”
“还真能跟上形势”
“几百年来,有哪位金石大家,或明史研究者,或文献史料中,曾提及过的…,哪怕是野史杂记中,也鲜有所闻”
…
一阵低沉的窃窃私语之后,坐在最前面欧式椅上的一位老者,终于有点按耐不住了,只见他激动得连连摇头,并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咳嗽声。据说,此人是建文帝的嫡传后孙,在明史研究领域,颇为德高望重。
此时,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然后将身体略转向姜副馆长,用一种教导的口吻说到:
“姜副馆长,恕兄弟我直言。您刚才的高论,兄弟我,实难苟同,实难苟同…您仅凭朱棣之言和《建文年谱》之序,就贸然地认定建文帝带走的玉玺,就是那秦传玉玺,这…这未免有点戏谑了吧。大胆假设,合理推断,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是不可以,但缺乏扎实的历史溯源和坚实的史料证据来支撑,无疑是一种空中之阁,水中之月,水中之月。兄弟我…不想多说了,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姜副馆长海涵。”
姜副馆长顿时满脸堆笑,两手互握,一副仰望之态,可心里却不禁想起了电视剧《围城》中的那位开口就称“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专员,真是太神形相似了。
老者刚一落座,一位社科院的中年学者,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会场上顿时又静了下来,只见他傲然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到:
“本人也来谈一点感受。今天参会的专家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敝人有个小小的爱好,就是对金石玉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有兴趣,也曾经出过几本拙作,哈哈哈…刚才聆听了贾副馆长的一番教诲,对其所提的那秦传玉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浅见、浅见”,
一段凡尔赛式的开场白过后,他忽见礼堂的窗户外,似乎有个黑影在闪动,心中顿时怦怦乱跳,便连忙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吹了吹,这才定下神来,开口说到:
“秦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令丞相李斯,将赵国宫中的那块十五城不换的和氏璧,篆刻成传国玉玺,以作天授皇权之正统凭证,其后,虽然朝代更迭,但正史中却清晰地记载传国玉玺传承之脉络,直至后唐末帝李从珂,洛阳玄武楼,一个纵身火海,世上从此就再无秦传玉玺了。 也许,有人会说,在宋元明清的一些野史中,曾有过传国玉玺重现之记载,也有人称,当初陈友谅称帝时,曾得到过秦传玉玺,交由其小妾达佩兰保管,后被朱元璋抢走。朱元璋去世前,将传国玉玺传给了建文帝,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留于江湖传闻,并无过硬的文献典籍予以佐证。不错,明史中曾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派大将徐达和其侄子朱远忠,领十万大军横扫漠北元大都,追寻那传国玉玺,但事实上最后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故此,敝人大胆断定,建文帝逃亡之时,所携之玉玺,决不可能是秦传玉玺…”
一阵沉寂之后,一位博物院的学者也站了起来,灯光照着他的额头,显得格外的光溜明亮,只见他挺直着身体,斜望着天花板,说到:
“刚才,两位专家的观点,本人深表赞同,呵呵呵…”,笑声之中,不乏傲娇和嘲笑之意。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忆往昔的口吻,深情说到:
“我记得,朱棣在初登大位时,正史中是这么记载的:‘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而明朝崇祯年间的著名学者李焕章,其在为赵士喆的《建文年谱》所作的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壬午之变,让皇果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对于上述这些记载,只要我们本着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断出“此玉玺就是秦传玉玺”这一结论的。 姜副馆长刚才认为,‘历代帝王皆认为,只有拥有了秦传玉玺,皇位才被视为正统合法。朱棣当年发动靖难之役,名为仿周公辅政,实为谋逆篡位,皇位来得不正。因此,为了向天下昭示其皇位是正统合法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用秦传玉玺来证明,他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如果朱棣仅仅是为了朱元璋的开国玉玺,或建文帝的宝玺,根本无须如此大费周章,派特使胡滢,五湖四海追寻,又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对此,本人以为: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实际上理据是极不缜密,主观想象的成分过于浓重。“
学者略微停顿了一下,将额头上一缕长发向后捋了一下,继续说到:
“最近,学术界上流传着一个新的研究成果。有部分专家,通过对明代的《菽园杂记》,《弇山堂别集》,《酌中志》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里,一共出了十六位皇帝,可是每一位皇帝的登基都极为不顺,似乎都陷入了登基魔咒。对此,他们认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明朝没有得到秦传玉玺。哈哈哈…这一观点…是不是与姜副馆长的宏论,有点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啊?!哈哈哈…”
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又哗然了起来。
此时,坐在角落一旁的吴影教授,一边听着演讲,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悄悄地瞟了姜副馆长一眼,却惊奇地发现,此时的姜副馆长,神色非常淡定,早已没有了先前的躁情不安和尴尬之色,更无起身辩驳澄清之意,相反却从公文包中悄悄地掏出了手机,滑开机盖,快速地点击了几下,然后又略有所思地合上了机盖。
等了片刻,吴教授见无人发言,便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微微摇了下头,然后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对着众人说到:
“刚才姜副馆长的一番高论,引起了各位专家如此激烈的争议,这是我事前没有料到的。哈哈哈…非常好,颇有启发,颇有新意,辩驳和理论,很有见地,哈哈哈…作为本次座谈的召集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欣慰“,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转身面向姜副馆长,歉意地说到:
”当然,我有愧疚之处…哈哈哈…就是对我们的姜副馆长,第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受到各位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款待。哈哈哈…姜副馆长,请原谅我在会前没跟您提醒,哈哈哈…您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这个座谈会,可能与您以往所参加的座谈会,方式有所不同。哈哈哈…我们提倡的是,大马金刀,直抒己见,不搞‘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这一套虚礼。哈哈哈…刚才专家们的发言,可能有点直率、言语有点犀利,甚至有点不留情面,还望您海涵见谅。”
姜副馆长欠了欠身,笑着扬了扬手,以示回应。
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吴教授慢慢收起了笑容,脸色也变得冷峻起来。他看了看众人,说到:
“我想…对建文帝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外学术界硕果累累,多有建树,但对姜副馆长刚才所提及的玉玺问题,似乎鲜有专家潜心研究过,我以为,姜副馆长今天的观点,未尝不失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研究领域 “
他稍作停息了一下,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到:
“记得,上一次座谈会时,我们大家在这里,争论的是建文帝逃出后的藏匿地。当时,有部分专家认为,根据《明史》中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等文献记载和部分野史资料,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这一历史事件,认为建文帝实际上已逃亡了海外,当时,我并不赞同,其理由在此就不再赘言了。经过这一二年来的研究,我倒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而这新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
众人一听,顿时屏住了气息。
“这一新的看法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过南京皇宫的地下密道,从通济门逃出后,他既未逃亡海外,也未如一些史学家所称逃到广西、湖南等地,而是逃到了苏州西郊的穹窿山,一直藏在山中的一个寺庙内。这是我近一二年来对《明史纪年本末》、明末张有誉的《积翠庵记略》、唐鹤徵的《常州府志•人物志》以及民国初年的《吴县志•寺观》等古籍文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此,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其为苏州穹窿山的壮哉楼,曾写过这样一副楹联,上联为:‘燕飞来竟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下联为:‘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传惟许法王居’,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建文帝逃至苏州,被主录僧溥洽藏匿于穹窿山的普济寺之全过程。”
话音刚落,台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吴教授待议论声渐平,便伸出右手食指,说到: “这是其一。其二,在《明史姚广孝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久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相信各位专家都清楚,在明永乐十六年,作为朱棣的军师姚广孝,道衍和尚,此时已84岁高龄了,身患重病,他竟然不顾生死,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难道就是为了恳请朱棣放了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和尚的吗?! 另,根据《明史•胡濙传》记载,作为追寻建文帝的特使胡濙,‘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这一段文字中,特地用了‘驰’、“已‘、‘急’这三个字,太令人遐想联翩了。是什么样的大事,令特使胡濙胆敢擅自回京?要知道当年他老母亲去世,朱棣都不准他回京服丧,并且,还是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朱棣都已睡下,听到他来,竟然急忙起身,漏夜召见,并且聊至天明,而最为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至是疑始释’,这是何意?疑什么?。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专家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可以证实,姚广孝和胡濙,当时皆是从苏州出发去的北京。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从苏州到北京,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以为,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两人到北京后不久,朱棣就放了主录僧溥恰,同时下令停止对建文帝的追寻。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足以让朱棣能‘疑始释’”的重大原因,那么,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死讯?书函口信?还是建文帝同意放弃江山的承诺?抑或是朱元璋的开国宝玺?我以为,皆不是,而应该…应该是一件足以能令朱棣从此高枕无忧,并能证明其取得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同时又能堵天下悠悠之口的东西,很显然,就只有那秦传玉玺了。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有足够的史料予以证实,但…但…我以为,建文帝藏匿于穹窿山上的普济寺,朱棣应该是清楚的,军师姚文孝和特使胡濙应该是在其授意下,与建文帝见过面,并且建文帝同意交出秦传玉玺,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释放自己的大师溥恰和尚。也就是说,刚才姜副馆长所提之观点,在时空上、逻辑上与这些史料及历史背景相当契合。事实上,明代的沈德符在其编撰的《万历野获篇》之《秦玺始末》一文中,也曾对此作过隐晦的暗示。
综上,我以为:姜副馆长关于建文帝携秦传玉玺之学术观点,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当然啰,由于目前的证据尚存薄弱,相关论证的观点还有待补正推敲,但仍不失为我们今后探究明史的一个新的思路。”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时近十点半,小礼堂外,秋风瑟瑟,寒意浓重,姜副馆长站在门前的小径旁,见吴教授从里面走了出来,便欣然地迎了上去。
他将吴教授拉到一旁,掏出手机,打开滑盖,然后轻点了几下,屏幕上顿时闪现出一张图片出来。然后轻声说到:
“吴教授,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说罢,便将手机屏幕摆在他的眼前。
吴教授将鼻梁上的眼镜拿开,眯起双眼,正准备凑近看清。
“请稍等一下,我将这照片放大一点“
借着门前的灯光,吴教授隐约看到照片中是一张灰黄色的笺纸,上面的文字,呈正方形排列,字体十分古灵精怪,犹如蝇头鸟虫,既非甲骨,又非金镏,也非小篆,而是一种他并不熟悉的非常奇特的字体。于是,疑惑地问到:
“这…这东西是从哪里拍来的?“
姜副馆长正欲解释,见有人围了上来,便连忙向来人解释到:
“嘿嘿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嘿嘿嘿…”,说完,将手机在众人面前快速地晃了一下,便收了回去。
吴教授见状,知其并不想让其他人知晓,于是连忙说到:
“姜副馆长,这样…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可能都很累了,你看…我们能不能等到国庆节之后,约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聊聊,好不好?“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节后,我们另约时间,见面再谈”,姜副馆长说完,便迅即关上手机,放进了公文包中。
不远处的钟架凉亭旁,一个朦胧的黑影,闪动了一下,便悄无声息不见了。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民国初年,这里曾是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的图书馆,据传,北伐期间有一位名为文怀恩的洋人博士在此被杀,其后就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了,夜晚更是鲜有人走,特别是在有月光的晚上,高大的树冠,婆娑魅影,显得更加的诡异阴森。即便夏日酷暑,路过此处,令人有毛骨悚然,寒气摄魂之感。
不远处的小礼堂,原为金陵大学年轻的数学教授戴赖三先生的纪念堂,是一栋南北向的单层建筑结构,歇山顶样式的屋顶,烟灰色筒瓦,墙身为青砖水砌,乍看之下,犹如土地庙一般,两边墙上各有一个十字内心的圆形盲窗,门前有一对葵花纹的鼓石,踏道的中央,有一方刻着莲花祥云图案的丹陛石,后面有四扇拱顶的直方格木窗。正门数十步外之东侧,是一座爬满枝蔓青藤的钟架凉亭。
此时,小礼堂的门正敞开着,屋内橘黄色灯光,将门前的空地树丛,照得一片明亮通透,里面的交谈声和寒暄声,虽不十分响亮,但在十几米外的校史馆门前,还是听得很清晰。
“哈哈哈,老兄身体可好?听说你有个学生很了不起哦,今年连续在SCI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我今年真是忙死了,两个博士要毕业,手上还有一个部里课题和两个省里课题,另外,还有三个横向课题”
“你们院里明年进人吗?工资福利等方面怎么样啊?我有个学生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
“现在向上面申请科研经费,真是越来越难了,腿都要跑断了,还要看人家脸色,哎…”
“我们院里,前段时间一直在搞职称考核,真是不胜其烦,啰啰嗦嗦…一大堆材料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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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小礼堂内,如年终的茶话会一般,热闹非凡,专家学者们,三三两两,散聚在大厅中间,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神情。枣红色的柚木地板,在灯光照射下,晶莹锃亮。里面摆放着几排方便折叠的软椅,在椅子的前方稍右的位置,一张半身高的演讲台正矗立在那里,最里面的墙体上,南京大学的紫色校徽,和“南京大学”四个大字,在橘黄色的射灯照耀下,显得格外的雅致和沉稳。
这是一个小范围的学术座谈会,每隔两年就会在此定期召开,参会人员是相对固定的,人数往往只有十几个,大都来自于南京地区各大院校、社科院、博物院等单位研究明史的专家学者,会议的主题多年来一直未变,只有一项,就是探讨和交流明初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研究成果,因此,从表面上看,该座谈会犹如春秋时期的墨家一样,是个较为稳定和严谨的学术团体,研究的也是孟子所称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世之显学,但不同的是,其并不存在墨家 “巨子”式的领袖人物,参会者也无须奉献任何束脩或专著论文。当然,也与当下红学界索隐派的学术研讨有着明显不同,更与西方大学里的一些社团,比如骷髅会等,有着天囊之别。
今年的座谈会,是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吴影教授负责统筹和主持,为此,他特地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刚退休的姜副馆长今晚前来参会,现在眼看就要八点了,不知何故,姜副馆长还没到,吴教授的心里未免有点焦急。
他站在小礼堂的门前,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大家,一边心神不定地向门前的小径尽头望去,忽然间,他发现斜对面的校史馆门前,正悄然地站着一人。
此人身材并不高,略显驼背,穿着一套旧式的中山装,站在大门右边的卷毛石狮子边,也正朝着小礼堂这里张望,吴教授的心里暗暗一怔:“这老头还真是神经兮兮的,站在那里、探头探脑的“。
其实,他很早就听闻,这老头姓徐,六十年代初曾在地理系任教。其祖上好像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徐乃昌,一个以“不求宋元珍本,却爱明清罕传”的大家,师从大清两朝帝师翁同和,曾总办过南京大学的前身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建工作。也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家渊,这徐老头在摩崖石刻、古籍拓本等方面颇有研究,三十岁未到,就被聘为副教授,后因发表过一篇有关镇江焦山“瘗鹤铭”方面的文章,其中的观点过于荒诞奇异,引起了考古界和书法界的一致挞伐、谴责甚至鄙视。文化革命期间,这徐老头被作为第一批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关进了牛棚,精神上还受了点刺激。据闻,他时常会在电闪雷鸣的雨天,冲入雨中,仰天狂笑不已,狂呼什么“崩塌了,水淹了,玉儿不见了”等怪言怪语。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校见他精神似乎并无异常,并且又是孤鸿寡鹄一个,也许出于对其先祖的感恩,便将其安排在老图书馆里,做些档案整理、看护馆门等工作。
平日里,这徐老头并无什么异常,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总是穿一身褪色发白的中山装,沉默寡言,偶偶也会与人交谈,每当此时,外人会发现他似乎满腹锦纶。馆里有时会安排些脏活累活,但他从无怨言,并总能一丝不苟完成,只不过,在工作闲暇之余,同事们会经常发现他拿张报纸,对着窗外,看了半天,却从不见他翻过页,有时甚至能看到他嘴唇似乎在颤动,好像还念念有词,可从未听到他发出过一个字,更不知其意何为。直到有一年的暑假,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校卫队在巡园时,发现他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目光呆滞,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对着校史馆门前石狮子在破口大骂。骂声时断时续,时而高亢,响彻校园,时而低沉,弱如蚊吟。一开始,校卫队以为他是酒喝多了,在此发酒疯,而近前一查看,却发现他一点儿酒气都没有。两个年轻的校卫队人员,试图将他从地上扶起,却见他双手紧紧攥着一张早已湿透破烂的报纸,神色诡异地对着两人说到:“梦…梦…真梦”,然后猛然狂笑了起来,吓得两人手脚发软,脸色大变。从此之后,这徐老头神经不正常之事,在校园里又慢慢传了开来,周围的同事也对他敬而远之了。
此刻,徐老头正茕茕孑立地站在寒风中,幽暗昏黄的灯光,令他显得更加的孤独恓惶,看到此,吴教授的心里感到有点刺痛,鼻子有点酸楚,真所谓“老怀凄断,夜凉知共谁诉?” 。
忽然间,一阵急促又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忧虑和思愁。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吴教授“,
吴教授循声望去,只见姜副馆长那胖乎乎的身体终于出现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汗,犹如从转磨中转出一样,呼啦一下,从钟架凉亭快速冒了出来,然后沿着小径,小跑步似地来到了他的跟前。
“哈哈哈…姜大馆长,您真是个大忙人,今天好像是踩着点儿来的,不早也不迟,刚好八点,快快请进!“,一个优雅的欧式邀请姿势。
其实,吴教授之所以邀请姜副馆长参加今晚的会议,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这么多年来,有关建文帝的生死之谜,以及明故宫地下是否有暗道等探讨和交流的学术座谈会,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他深感到,座谈的内容越来越缺乏新意或深度了。有的专家,为了标榜自己所谓的学术成果,采用西方辨伪学派的那一套,建模论证,洋为中用,故弄玄虚,有的则无征不信、无据不闻,摆着一副治学严谨、立论堂皇之面孔,有的,则是老调重弹,甚至以讹传讹。严谨踏实的学术氛围少了,空洞乏味的话题多了。
前段时间,吴教授无意中在一本档案学的期刊中,看到了姜副馆长所写的一篇有关建文帝生死之谜方面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其认为: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入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逃离皇宫时,所带走的红箧中的玉玺,绝非是建文帝的天子宝玺,也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玉玺,而是失传千年的秦皇嬴政令李斯篆刻的那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这一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契合,并且也多少应景了时下对有关“世界末日”之热门话题。
吴教授暗暗认为,姜副馆长参加这一学术座谈会,也许会引起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并给座谈会带来异乎寻常的震撼和生机。
果然,当姜副馆长将上述研究观点在座谈会上宣讲后,顿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
“这倒是一个新潮问题, 哈哈哈…”
“这是传记,还是学术啊?”
“还真能跟上形势”
“几百年来,有哪位金石大家,或明史研究者,或文献史料中,曾提及过的…,哪怕是野史杂记中,也鲜有所闻”
…
一阵低沉的窃窃私语之后,坐在最前面欧式椅上的一位老者,终于有点按耐不住了,只见他激动得连连摇头,并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咳嗽声。据说,此人是建文帝的嫡传后孙,在明史研究领域,颇为德高望重。
此时,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然后将身体略转向姜副馆长,用一种教导的口吻说到:
“姜副馆长,恕兄弟我直言。您刚才的高论,兄弟我,实难苟同,实难苟同…您仅凭朱棣之言和《建文年谱》之序,就贸然地认定建文帝带走的玉玺,就是那秦传玉玺,这…这未免有点戏谑了吧。大胆假设,合理推断,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是不可以,但缺乏扎实的历史溯源和坚实的史料证据来支撑,无疑是一种空中之阁,水中之月,水中之月。兄弟我…不想多说了,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姜副馆长海涵。”
姜副馆长顿时满脸堆笑,两手互握,一副仰望之态,可心里却不禁想起了电视剧《围城》中的那位开口就称“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专员,真是太神形相似了。
老者刚一落座,一位社科院的中年学者,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会场上顿时又静了下来,只见他傲然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到:
“本人也来谈一点感受。今天参会的专家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敝人有个小小的爱好,就是对金石玉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有兴趣,也曾经出过几本拙作,哈哈哈…刚才聆听了贾副馆长的一番教诲,对其所提的那秦传玉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浅见、浅见”,
一段凡尔赛式的开场白过后,他忽见礼堂的窗户外,似乎有个黑影在闪动,心中顿时怦怦乱跳,便连忙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吹了吹,这才定下神来,开口说到:
“秦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令丞相李斯,将赵国宫中的那块十五城不换的和氏璧,篆刻成传国玉玺,以作天授皇权之正统凭证,其后,虽然朝代更迭,但正史中却清晰地记载传国玉玺传承之脉络,直至后唐末帝李从珂,洛阳玄武楼,一个纵身火海,世上从此就再无秦传玉玺了。 也许,有人会说,在宋元明清的一些野史中,曾有过传国玉玺重现之记载,也有人称,当初陈友谅称帝时,曾得到过秦传玉玺,交由其小妾达佩兰保管,后被朱元璋抢走。朱元璋去世前,将传国玉玺传给了建文帝,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留于江湖传闻,并无过硬的文献典籍予以佐证。不错,明史中曾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派大将徐达和其侄子朱远忠,领十万大军横扫漠北元大都,追寻那传国玉玺,但事实上最后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故此,敝人大胆断定,建文帝逃亡之时,所携之玉玺,决不可能是秦传玉玺…”
一阵沉寂之后,一位博物院的学者也站了起来,灯光照着他的额头,显得格外的光溜明亮,只见他挺直着身体,斜望着天花板,说到:
“刚才,两位专家的观点,本人深表赞同,呵呵呵…”,笑声之中,不乏傲娇和嘲笑之意。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忆往昔的口吻,深情说到:
“我记得,朱棣在初登大位时,正史中是这么记载的:‘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而明朝崇祯年间的著名学者李焕章,其在为赵士喆的《建文年谱》所作的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壬午之变,让皇果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 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对于上述这些记载,只要我们本着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推断出“此玉玺就是秦传玉玺”这一结论的。 姜副馆长刚才认为,‘历代帝王皆认为,只有拥有了秦传玉玺,皇位才被视为正统合法。朱棣当年发动靖难之役,名为仿周公辅政,实为谋逆篡位,皇位来得不正。因此,为了向天下昭示其皇位是正统合法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用秦传玉玺来证明,他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如果朱棣仅仅是为了朱元璋的开国玉玺,或建文帝的宝玺,根本无须如此大费周章,派特使胡滢,五湖四海追寻,又派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对此,本人以为: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表面上看,似乎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实际上理据是极不缜密,主观想象的成分过于浓重。“
学者略微停顿了一下,将额头上一缕长发向后捋了一下,继续说到:
“最近,学术界上流传着一个新的研究成果。有部分专家,通过对明代的《菽园杂记》,《弇山堂别集》,《酌中志》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里,一共出了十六位皇帝,可是每一位皇帝的登基都极为不顺,似乎都陷入了登基魔咒。对此,他们认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明朝没有得到秦传玉玺。哈哈哈…这一观点…是不是与姜副馆长的宏论,有点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啊?!哈哈哈…”
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又哗然了起来。
此时,坐在角落一旁的吴影教授,一边听着演讲,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悄悄地瞟了姜副馆长一眼,却惊奇地发现,此时的姜副馆长,神色非常淡定,早已没有了先前的躁情不安和尴尬之色,更无起身辩驳澄清之意,相反却从公文包中悄悄地掏出了手机,滑开机盖,快速地点击了几下,然后又略有所思地合上了机盖。
等了片刻,吴教授见无人发言,便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微微摇了下头,然后笑容可掬地站起身来,对着众人说到:
“刚才姜副馆长的一番高论,引起了各位专家如此激烈的争议,这是我事前没有料到的。哈哈哈…非常好,颇有启发,颇有新意,辩驳和理论,很有见地,哈哈哈…作为本次座谈的召集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十分欣慰“,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转身面向姜副馆长,歉意地说到:
”当然,我有愧疚之处…哈哈哈…就是对我们的姜副馆长,第一次受邀,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就受到各位如此…疾风暴雨般的…款待。哈哈哈…姜副馆长,请原谅我在会前没跟您提醒,哈哈哈…您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这个座谈会,可能与您以往所参加的座谈会,方式有所不同。哈哈哈…我们提倡的是,大马金刀,直抒己见,不搞‘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这一套虚礼。哈哈哈…刚才专家们的发言,可能有点直率、言语有点犀利,甚至有点不留情面,还望您海涵见谅。”
姜副馆长欠了欠身,笑着扬了扬手,以示回应。
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吴教授慢慢收起了笑容,脸色也变得冷峻起来。他看了看众人,说到:
“我想…对建文帝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外学术界硕果累累,多有建树,但对姜副馆长刚才所提及的玉玺问题,似乎鲜有专家潜心研究过,我以为,姜副馆长今天的观点,未尝不失为我们研究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或研究领域 “
他稍作停息了一下,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继续说到:
“记得,上一次座谈会时,我们大家在这里,争论的是建文帝逃出后的藏匿地。当时,有部分专家认为,根据《明史》中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等文献记载和部分野史资料,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这一历史事件,认为建文帝实际上已逃亡了海外,当时,我并不赞同,其理由在此就不再赘言了。经过这一二年来的研究,我倒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而这新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姜副馆长的上述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
众人一听,顿时屏住了气息。
“这一新的看法就是,当年建文帝通过南京皇宫的地下密道,从通济门逃出后,他既未逃亡海外,也未如一些史学家所称逃到广西、湖南等地,而是逃到了苏州西郊的穹窿山,一直藏在山中的一个寺庙内。这是我近一二年来对《明史纪年本末》、明末张有誉的《积翠庵记略》、唐鹤徵的《常州府志•人物志》以及民国初年的《吴县志•寺观》等古籍文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此,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其为苏州穹窿山的壮哉楼,曾写过这样一副楹联,上联为:‘燕飞来竟啄皇孙,后嗣休随和尚误’,下联为:‘龙角葬当致天子,此传惟许法王居’,十分清晰地描绘了建文帝逃至苏州,被主录僧溥洽藏匿于穹窿山的普济寺之全过程。”
话音刚落,台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吴教授待议论声渐平,便伸出右手食指,说到: “这是其一。其二,在《明史姚广孝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久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相信各位专家都清楚,在明永乐十六年,作为朱棣的军师姚广孝,道衍和尚,此时已84岁高龄了,身患重病,他竟然不顾生死,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难道就是为了恳请朱棣放了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和尚的吗?! 另,根据《明史•胡濙传》记载,作为追寻建文帝的特使胡濙,‘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至是疑始释’。 这一段文字中,特地用了‘驰’、“已‘、‘急’这三个字,太令人遐想联翩了。是什么样的大事,令特使胡濙胆敢擅自回京?要知道当年他老母亲去世,朱棣都不准他回京服丧,并且,还是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朱棣都已睡下,听到他来,竟然急忙起身,漏夜召见,并且聊至天明,而最为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至是疑始释’,这是何意?疑什么?。
在此,我想提醒各位专家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可以证实,姚广孝和胡濙,当时皆是从苏州出发去的北京。两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从苏州到北京,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我以为,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两人到北京后不久,朱棣就放了主录僧溥恰,同时下令停止对建文帝的追寻。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足以让朱棣能‘疑始释’”的重大原因,那么,是什么呢? 建文帝的死讯?书函口信?还是建文帝同意放弃江山的承诺?抑或是朱元璋的开国宝玺?我以为,皆不是,而应该…应该是一件足以能令朱棣从此高枕无忧,并能证明其取得的皇位是天赋神授的,同时又能堵天下悠悠之口的东西,很显然,就只有那秦传玉玺了。
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有足够的史料予以证实,但…但…我以为,建文帝藏匿于穹窿山上的普济寺,朱棣应该是清楚的,军师姚文孝和特使胡濙应该是在其授意下,与建文帝见过面,并且建文帝同意交出秦传玉玺,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释放自己的大师溥恰和尚。也就是说,刚才姜副馆长所提之观点,在时空上、逻辑上与这些史料及历史背景相当契合。事实上,明代的沈德符在其编撰的《万历野获篇》之《秦玺始末》一文中,也曾对此作过隐晦的暗示。
综上,我以为:姜副馆长关于建文帝携秦传玉玺之学术观点,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当然啰,由于目前的证据尚存薄弱,相关论证的观点还有待补正推敲,但仍不失为我们今后探究明史的一个新的思路。”
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时近十点半,小礼堂外,秋风瑟瑟,寒意浓重,姜副馆长站在门前的小径旁,见吴教授从里面走了出来,便欣然地迎了上去。
他将吴教授拉到一旁,掏出手机,打开滑盖,然后轻点了几下,屏幕上顿时闪现出一张图片出来。然后轻声说到:
“吴教授,我这里有个东西,你帮我看看“,说罢,便将手机屏幕摆在他的眼前。
吴教授将鼻梁上的眼镜拿开,眯起双眼,正准备凑近看清。
“请稍等一下,我将这照片放大一点“
借着门前的灯光,吴教授隐约看到照片中是一张灰黄色的笺纸,上面的文字,呈正方形排列,字体十分古灵精怪,犹如蝇头鸟虫,既非甲骨,又非金镏,也非小篆,而是一种他并不熟悉的非常奇特的字体。于是,疑惑地问到:
“这…这东西是从哪里拍来的?“
姜副馆长正欲解释,见有人围了上来,便连忙向来人解释到:
“嘿嘿嘿…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嘿嘿嘿…”,说完,将手机在众人面前快速地晃了一下,便收了回去。
吴教授见状,知其并不想让其他人知晓,于是连忙说到:
“姜副馆长,这样…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大家可能都很累了,你看…我们能不能等到国庆节之后,约个时间,坐下来慢慢聊聊,好不好?“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节后,我们另约时间,见面再谈”,姜副馆长说完,便迅即关上手机,放进了公文包中。
不远处的钟架凉亭旁,一个朦胧的黑影,闪动了一下,便悄无声息不见了。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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