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不过，随着后来的七十年代末的政策转向，郑良才就觉得，自己的父母和邻居们的腰杆，就逐渐弯下去了。
甚至全部的乡亲们也都没有了往日的那种神气和自豪。
当然，一开始乡亲们也是高兴过一段时间的，因为包产到户了之后，大家都分到了地。
然后大家的干活积极性就很高了，毕竟都是给自己种田嘛，不是以前那样搞大锅饭了。
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积极性虽然高了，但是大家的身体普遍感觉吃不消了，以前是给集体干活，虽然大家也没有多少人偷懒的，
但是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即使每天不用干这么多，也不会饿死人的，而且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水平，
互相之间也不会有攀比。
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队，不会说有你的地我的地分的这么清楚的，而都是连片连片在一起的。
江汉省的话，平原地区还是蛮广阔的，一片片农田连在一起，是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广阔天地。
郑良才清楚的记得，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生产队就已经普及了一台台东方红拖拉机和其他的农用机械了。
这些机械到了农忙时节的时候，就会轰隆隆的开动起来，在拖拉机上套上不同的工具组建，就可以干各种农活了，插秧、犁地、收割、播种，几乎是个万能多面手。
而这样的机械，每个生产队都在县里的统一收购下，弄了好几台，那些上万人的生产队甚至可以把规模扩大到十几台。
而且，因为是全国一盘棋，天下是一家的格局，大家也都会互相借用机器，那个时候的江汉省的大平原上，一到农忙时节的时候，到处都跑满了这种农用拖拉机。
这也是小时后的郑良才最喜欢看到的场景。
因为有了机械的普及，所以生产队的队员们，已经没有感觉种地的劳累了。
但是，政策转向之后，农村的地都分掉了，都成为了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私人领地，当然在法律上所有权还是属于农村集体的，但实际上占有者已经变成个人了。
这种时候，因为地块太小了，用机械反而不划算了，因为开动一次机器都要很多油的，光是油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并且租用村里的农机，以前是免费的，现在也是要交钱的。
市场经济了嘛，既然收上来的粮食不归生产队了，那么用生产队的机器自然是不能白用。
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放弃使用，这样体力劳动反而又再次加重了。
当然，过了几年之后，就算有些人想借用这些农机，也都没有地方去借了，因为人们会发现，因为这些农机长时间缺人管理，只是短短的几年就已经损毁的不成样子了，都变得锈迹斑斑了。
当然，还有很多零件，也莫名其妙的缺失了。
据说是被村干部和村里的一些无赖们，偷偷拿出去卖了，反正没人管理就是这样，这个不像政策没变之前的那个年代，
生产队是有专门的人员来看护这些机械的。
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也不需要去干农活，只要把这些机械保养好维护好，使用好驾驶好，就可以记公分，而且公分比别的普通生产队员都要高很多，
因为这是一个技术活儿。
是一个人人羡慕而光荣的岗位。
所以，正是一方面大家为了赚更多的钱，所以拼命的不计劳累的投入自己的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农耕机械在农村逐渐的萎靡消失，大家又都回到了以往数千年的传统纯劳力畜力的耕地模式，
导致从七十年代末的政策转向后，农民们一下子就感觉比之前辛劳了。
当然，换取的粮食和各种农作物的产量自然也更多了。
但是，和付出的这些更多的辛苦相比起来，这么点多出来粮食和农作物，性价比其实不高的。
不过，如果只是辛劳的话，其实农民们都还是愿意接受的。
最为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那些原来的生产队干部们，摇身一变都成了什么村两委的干部，然后说话做事情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话，生产队的干部们一个个都是以身作则去劳作的，干的活儿不说是整个生产队最多的，但肯定不会比平均水平少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少说多做，干部们不会讲很多大道理，但是一个吐沫一个钉，说过的话就要做到，办起来的事情就是有模有样。
干部们其实都不怎么需要群众监督，因为他们自己的廉耻心就极强，做了一些稍微出格一点的事情，真的都会自己不好意思的。
而且那个年代，真的出了那么几个有点不合格的村干部，别说是那种心黑的作奸犯科贪污受贿的那种了，就算是那些只是稍微有些道德瑕疵的，都会第一时间被举报，而且不是像现在这样跑到省里甚至是京城去一次次信访，
而是直接在村口贴上一张红色或者白色的纸张就可以了。
方便省事。
只要贴了这么一张纸张，大家都会看，都会评论，然后都会把自己关于这个干部所见所闻和看法说出来。
这个时候，只要有人觉得这个干部实在不像话了，或者说村里的一些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各种文哥派别）举的这个村干部需要被提醒一下了，
就会组织起来对这个村干部的批判会。
这种时候，大队干部是不可能有任何拒绝的权利的，因为他去做这个干部的时候就已经被告知了接受群众随时随地的批评，这是他们的义务。
当然，那个年代的群众也是不会胡乱批评人的，大家都是有公心的，
只有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干部有问题的时候，才会走到这一步。
批评会之后，有问题的大队干部就会被狠狠的警醒了一次，就会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愈发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了。
很多人会问，这个时候如果说那大队干部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怎么办？比如贪污受贿了很多钱的那种？
这样问的朋友应该就是不了解那个年代了，在那个时候的那种如此高压的氛围之下，什么干部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和胆量去干这些严重的违法？
所以那个年代从上到下，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大家的思想都是相对纯洁的。
而现在，这些生产队的干部变成了村两委的干部之后，说话都开始变得摇头晃脑起来。
都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让很多农民都听不懂的话了。
之前每个大队干部身上，都会自发产生的那种公正公道的气质，现在在这些村干部身上，倒是一丁点也找不到了。
不过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甚至全部的乡亲们也都没有了往日的那种神气和自豪。
当然，一开始乡亲们也是高兴过一段时间的，因为包产到户了之后，大家都分到了地。
然后大家的干活积极性就很高了，毕竟都是给自己种田嘛，不是以前那样搞大锅饭了。
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积极性虽然高了，但是大家的身体普遍感觉吃不消了，以前是给集体干活，虽然大家也没有多少人偷懒的，
但是也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即使每天不用干这么多，也不会饿死人的，而且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水平，
互相之间也不会有攀比。
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队，不会说有你的地我的地分的这么清楚的，而都是连片连片在一起的。
江汉省的话，平原地区还是蛮广阔的，一片片农田连在一起，是机械化农业生产的广阔天地。
郑良才清楚的记得，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生产队就已经普及了一台台东方红拖拉机和其他的农用机械了。
这些机械到了农忙时节的时候，就会轰隆隆的开动起来，在拖拉机上套上不同的工具组建，就可以干各种农活了，插秧、犁地、收割、播种，几乎是个万能多面手。
而这样的机械，每个生产队都在县里的统一收购下，弄了好几台，那些上万人的生产队甚至可以把规模扩大到十几台。
而且，因为是全国一盘棋，天下是一家的格局，大家也都会互相借用机器，那个时候的江汉省的大平原上，一到农忙时节的时候，到处都跑满了这种农用拖拉机。
这也是小时后的郑良才最喜欢看到的场景。
因为有了机械的普及，所以生产队的队员们，已经没有感觉种地的劳累了。
但是，政策转向之后，农村的地都分掉了，都成为了一块块互不干涉的私人领地，当然在法律上所有权还是属于农村集体的，但实际上占有者已经变成个人了。
这种时候，因为地块太小了，用机械反而不划算了，因为开动一次机器都要很多油的，光是油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并且租用村里的农机，以前是免费的，现在也是要交钱的。
市场经济了嘛，既然收上来的粮食不归生产队了，那么用生产队的机器自然是不能白用。
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放弃使用，这样体力劳动反而又再次加重了。
当然，过了几年之后，就算有些人想借用这些农机，也都没有地方去借了，因为人们会发现，因为这些农机长时间缺人管理，只是短短的几年就已经损毁的不成样子了，都变得锈迹斑斑了。
当然，还有很多零件，也莫名其妙的缺失了。
据说是被村干部和村里的一些无赖们，偷偷拿出去卖了，反正没人管理就是这样，这个不像政策没变之前的那个年代，
生产队是有专门的人员来看护这些机械的。
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也不需要去干农活，只要把这些机械保养好维护好，使用好驾驶好，就可以记公分，而且公分比别的普通生产队员都要高很多，
因为这是一个技术活儿。
是一个人人羡慕而光荣的岗位。
所以，正是一方面大家为了赚更多的钱，所以拼命的不计劳累的投入自己的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农耕机械在农村逐渐的萎靡消失，大家又都回到了以往数千年的传统纯劳力畜力的耕地模式，
导致从七十年代末的政策转向后，农民们一下子就感觉比之前辛劳了。
当然，换取的粮食和各种农作物的产量自然也更多了。
但是，和付出的这些更多的辛苦相比起来，这么点多出来粮食和农作物，性价比其实不高的。
不过，如果只是辛劳的话，其实农民们都还是愿意接受的。
最为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那些原来的生产队干部们，摇身一变都成了什么村两委的干部，然后说话做事情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话，生产队的干部们一个个都是以身作则去劳作的，干的活儿不说是整个生产队最多的，但肯定不会比平均水平少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少说多做，干部们不会讲很多大道理，但是一个吐沫一个钉，说过的话就要做到，办起来的事情就是有模有样。
干部们其实都不怎么需要群众监督，因为他们自己的廉耻心就极强，做了一些稍微出格一点的事情，真的都会自己不好意思的。
而且那个年代，真的出了那么几个有点不合格的村干部，别说是那种心黑的作奸犯科贪污受贿的那种了，就算是那些只是稍微有些道德瑕疵的，都会第一时间被举报，而且不是像现在这样跑到省里甚至是京城去一次次信访，
而是直接在村口贴上一张红色或者白色的纸张就可以了。
方便省事。
只要贴了这么一张纸张，大家都会看，都会评论，然后都会把自己关于这个干部所见所闻和看法说出来。
这个时候，只要有人觉得这个干部实在不像话了，或者说村里的一些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各种文哥派别）举的这个村干部需要被提醒一下了，
就会组织起来对这个村干部的批判会。
这种时候，大队干部是不可能有任何拒绝的权利的，因为他去做这个干部的时候就已经被告知了接受群众随时随地的批评，这是他们的义务。
当然，那个年代的群众也是不会胡乱批评人的，大家都是有公心的，
只有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干部有问题的时候，才会走到这一步。
批评会之后，有问题的大队干部就会被狠狠的警醒了一次，就会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愈发的注意自己的言行了。
很多人会问，这个时候如果说那大队干部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怎么办？比如贪污受贿了很多钱的那种？
这样问的朋友应该就是不了解那个年代了，在那个时候的那种如此高压的氛围之下，什么干部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和胆量去干这些严重的违法？
所以那个年代从上到下，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大家的思想都是相对纯洁的。
而现在，这些生产队的干部变成了村两委的干部之后，说话都开始变得摇头晃脑起来。
都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让很多农民都听不懂的话了。
之前每个大队干部身上，都会自发产生的那种公正公道的气质，现在在这些村干部身上，倒是一丁点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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