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朱简烜挂掉电话之后，就叫来值守的大学士和枢密使，按照自己的意思拟定几份圣旨，把刚才给大儿子的承诺落实下来。
然后再次考虑刚才儿子最后的那份建议。
在省级衙门拆分提刑按察使司，在府州县衙门设立专管刑狱的官员，按照前世的现代说法似乎就是“司法独立”。
大明现在的司法体系是不独立的，但是以前搞过。
大约是崇祯中后期的时候，在大明朝廷的直辖区域内，曾经尝试过搞司法独立。
按照朱简烜的判断，崇祯去搞司法独立的尝试，应该是受近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理所当然的做出的选择。
并不是根据神洲本土的现实情况做的改革，所以最终也事实上完全失败了。
欧洲的司法独立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
是欧洲的宗教、国王、领主三头统治，加上工商业群体夹杂其中导致的结果。
宗教法庭夺取世俗领主的权力，国王派遣法庭夺取地方领主的权力，城市的行业协会夺取封建领主的权力。
中世纪的欧洲，地方上的封建领主权力极大，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的真正的土皇帝。
他们天然拥有包括死刑判决和批准权在内的一切权力。
教会、国王、自治城市，都想方设法的从领主手中夺取权力，他们都有着强烈而又持久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这些人不会特别在意司法独立的成本。
同时欧洲的地方基层管理，本来就是封建领主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教会和国王不但不会给他们发俸禄，反而还要收取税金。
自治城市工会也只会为自己获得的权力支付报酬和税金。
欧洲的立法权独立，也就是近现代议会的形成，也是工商业群体向国王夺权的结果。
所以欧洲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都天然的与行政机构互相对立。
因为行政机构是国王和领主权力剩余部分的延伸，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是反抗者夺走的那部分。
欧洲国王是通过夺权完成中央集权的。
神洲古典时代没有类似欧洲的特殊环境，本来所有权力就默认都是属于皇帝和朝廷的。
皇帝皇朝廷还要给所有的官员发俸禄。
就算是有人意识到司法独立的好处，到底要不要实施的时候也会重点考虑成本问题。
一旦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就很容易放弃这种没有强烈需求的改革。
相比于欧洲的教会、国王、领主、工会的四方角力，神洲古典时代的权力争夺更多的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上。
神洲古典时代早期，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极大，除了军事之外的其他绝大部分事务都能管。
甚至很多时候军事也能管，地方官都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州、郡、府、县这种规模的行政区的资源和能量有限，主政官员就算是大权独揽也很难对中央朝廷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神洲的省级行政区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是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欧洲的大中型国家规模了。
一个人完全掌握一个省的资源和人力，在中央朝廷上也会有巨大的话语权，自然也最容易被皇帝和中央朝廷官员忌惮。
汉代发现疆域太大，郡县两级区划管不过来，于是设置了刺史作为地方监督人员，最终演变成了权力巨大的州牧。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再次归于一统，皇帝为了避免州牧这种能量巨大的地方官出现，意图恢复郡县两级区划。
但是后来发现两级区划不现实，不得不另外设置了“道”，作为监查、调查、考察机构，结果再次逐渐变成了行政机构。
到了宋朝的时候，中央朝廷确定两级行政区划没有可行性，三级区划又容易在省级行政区形成地方割据，于是就开始在省级机构里面搞分权制衡。
宋朝围绕“路”这个机制，陆续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这四个互不统属的机构。
转运司负责财政，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审判，提举常平司专管榷场事务，安抚司负责军事。
四个机构统称四监司，他们都带有“监查”和“临时”的背景，也没有单独设立负责一路行政权的机构。
所以宋代的“路”不能算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有了三司加上监查御史，正式落实了三级行政区划，也正式落实了省级机构分权。将地方权力完全分成了四份。
布政使司，专管常规政务包括财政，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机构，也是宋代所没有的。
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狱和地方监督，监督其他的地方官员，监督水利、屯田、驿站、招兵、警备相关的工作。
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地方卫所，镇守地方。
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地方。
神洲的地方分权，是将地方权力做合理的拆分，是单纯的职责层面的分担和制衡。
是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导致的，不是同级别官员内部的斗争导致的。
同级不同类型官员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
所以相同机构的地方官，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
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
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
单就制度方面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
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
最后是分权制衡，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互相监督掣肘制衡。
但是制度的复杂化，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必须在廉洁、可靠、廉价、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
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
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
在三司层面，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
三司下属的府、州、县衙门，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
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当时的改造就并不彻底。
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设置了提刑官，但是后来又将其并入了原有的府通判、州判官、县丞身上。
通判、判官、县丞本来都是地方佐贰官，他们平时替地方主政官员分担处理部分常规政务，也用来制衡主政官员的权力。
当时不再允许主政官员审判，只允许佐贰官审判，结果就是让双方的地位变成了两头大。
甚至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佐贰官实权更大的情况。
这种倒反天罡导致的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崇祯不得不再次调整了主官和佐贰官的职责。
让通判、判官、县丞只管审判，其他政务全部交给知府、知州、县令。
结果又导致知府、知州、县令的权力过大，事务过多。
最后又再次搞职责拆分，让知府和通判都能审判，权力分配也恢复了最初的方式。
专门的提刑官存在了一段时间又消失了。
朱靖坤认为，崇祯皇帝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朝廷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无法额外维持独立的审判体系。
现在大明具备这种条件了。
现在大明的工业化迅速铺开，生产力有了大幅度提升，朝廷有了更多的资源。
关键是交通和通讯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了。
现在可以再次实施崇祯朝的改革，在保持原有的主官和佐贰官的基础上，额外设立了府州县级的地方提刑官。
可以再次拆分提刑按察使司了。
虽然崇祯的考量，大概是刻舟求剑的参考现代经验，以司法独立本身为目的的去搞。
而朱靖坤是根据他面对的局势，建议再次做地方机构的权力和职责拆分。
两人的判断逻辑和目的不同，但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决定。
而在朱简烜看来，现在将司法权力独立出来，也符合神洲的分权思路。
朱简烜考虑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采纳儿子的建议，让内阁和吏部去讨论拟定正式方案。
以后省级衙门的三司就要变成四司了。
提点邢狱司的职责接近于后世的法院，按察使司的职责接近于后世的检察院。
府州县衙门单独设立提刑官，以后地方的主政官和佐贰官都不再负责刑狱，他们的直接权力会明显下降。
这种部门拆分改革能够增加岗位，属于最容易完成的改革。
除了独立出来的提点邢狱司和府州县提刑官肯定归大理寺管，对中央朝廷的官员的权力和收入几乎没有影响，
地方官员的权力虽然稍微缩小了，但是却会多出一批新的缺额，有大批官员可以多出一次晋升机会。
大量官员因此能够提前晋升，这符合大部分官员的利益，遇到的阻力自然不会很高。
只是今年的财政支出，以及以后每年的财政预算，都要做专门的调整。
但是花钱的事情都好办，特别是朝廷有钱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想办也办不成，强行上马只能从其他地方抠钱，那就可能会抠出问题来。
现在的大明当然没有问题。
朱简烜的几条命令发出去，内阁和相关部门都忙活起来了。
江南的朱靖坤等待父亲的支持到位，同时开始按照预定的方案调查地方士绅的意向。
从苏州城开始，到处开会接见地方士绅，也就是有功名的人。
当地的部分官员，当地功名最高的百姓，以及当地知名度最高的青壮年学者。
对于是否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这些地方士绅的态度分布特征，与朱靖坤自己的预判非常的接近。
至少有五成士绅，难以接受女性官员，明确拒绝与女子同朝为官。
他们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本不宜抛头露面，女子为官根本不成体统，关键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烦。
无论是官员之间协调做事，还是百姓与官员打交道，女官都是麻烦。
差不多有两成士绅强烈反对，完全无法接受女子参加科举，认为那是牝鸡司晨，有悖伦常。
认为这些年参加科举的女子都是瞎胡闹，有些人和梁章钜一样认为那些女子和和涉事的提学官已经是舞弊了。
大概有两成士绅表示，可以接受女子参加科举，但女子不应该跟男子混在一起。
女子应该单独考试，单独担任适合女子的职责，比如接待没有男亲属的百姓，处理涉及到女子的案件等等。
只有大概一成士绅觉得，应该允许女子直接参加科举，也能够接受与她们同朝为官。
这些人觉得女子的智慧与男子没有明显差异，能够发挥作用。
不过朱靖坤专门单独询问了一下，最后这一成能够接受女子科举的士绅，自己家里就有妻子和女儿希望参加科举。
甚至其中有些已经参加过了，已经通过了县试和府试。
朱靖坤自己心中倒是明白，自己的调查出现这种结果的最关键原因，是因为这种调查是针对男性的。
这个现场根本就没有女人说话。
但是朱靖坤觉得，就算是让女人来表达意见，支持女人参加科举并入朝为官的女人，比例也应该不会特别高。
肯定不会超过一半，大概率不会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因为大部分女子本来就对科举没兴趣，本来就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想要参加科举的女子比例肯定是很低的。
不过朱靖坤和自己分析男子的态度一样，做了预判之后还要安排人去调研验证。
朱靖坤同时安排了自己的两个妾室出面，举行宴会邀请本地士绅家中的女眷参加，询问这些女眷们的意向。
几天的见面调研会之后，朱靖坤通过自己的妾室得知了苏州士绅女眷的总体态度。
对科举非常感兴趣的士绅家庭女子，只占总数的不到两成。
其中有一些已经参加过考试了，只是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参加岁试，被梁章钜给卡住了。
认为朝廷应该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能够接受也乐意看到其他女子参加科举的人，也差不多是总人数的两成。
她们觉得女人不比男人蠢笨，只是大部分没有机会学习。
还有三成士绅女子不在乎这种事情，无所谓朝廷是不是允许女子参加科举。
同时还有三成士绅女子强烈反对女子科举，认为女子不应该抛头露面，参加科举和当官都是不守妇道。苦读书 www.kudushu.org
然后再次考虑刚才儿子最后的那份建议。
在省级衙门拆分提刑按察使司，在府州县衙门设立专管刑狱的官员，按照前世的现代说法似乎就是“司法独立”。
大明现在的司法体系是不独立的，但是以前搞过。
大约是崇祯中后期的时候，在大明朝廷的直辖区域内，曾经尝试过搞司法独立。
按照朱简烜的判断，崇祯去搞司法独立的尝试，应该是受近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理所当然的做出的选择。
并不是根据神洲本土的现实情况做的改革，所以最终也事实上完全失败了。
欧洲的司法独立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
是欧洲的宗教、国王、领主三头统治，加上工商业群体夹杂其中导致的结果。
宗教法庭夺取世俗领主的权力，国王派遣法庭夺取地方领主的权力，城市的行业协会夺取封建领主的权力。
中世纪的欧洲，地方上的封建领主权力极大，本质上就是一个个的真正的土皇帝。
他们天然拥有包括死刑判决和批准权在内的一切权力。
教会、国王、自治城市，都想方设法的从领主手中夺取权力，他们都有着强烈而又持久的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这些人不会特别在意司法独立的成本。
同时欧洲的地方基层管理，本来就是封建领主自己的权力和职责，教会和国王不但不会给他们发俸禄，反而还要收取税金。
自治城市工会也只会为自己获得的权力支付报酬和税金。
欧洲的立法权独立，也就是近现代议会的形成，也是工商业群体向国王夺权的结果。
所以欧洲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都天然的与行政机构互相对立。
因为行政机构是国王和领主权力剩余部分的延伸，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是反抗者夺走的那部分。
欧洲国王是通过夺权完成中央集权的。
神洲古典时代没有类似欧洲的特殊环境，本来所有权力就默认都是属于皇帝和朝廷的。
皇帝皇朝廷还要给所有的官员发俸禄。
就算是有人意识到司法独立的好处，到底要不要实施的时候也会重点考虑成本问题。
一旦有其他的更重要的事情，就很容易放弃这种没有强烈需求的改革。
相比于欧洲的教会、国王、领主、工会的四方角力，神洲古典时代的权力争夺更多的体现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上。
神洲古典时代早期，地方主政官员的权力极大，除了军事之外的其他绝大部分事务都能管。
甚至很多时候军事也能管，地方官都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州、郡、府、县这种规模的行政区的资源和能量有限，主政官员就算是大权独揽也很难对中央朝廷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神洲的省级行政区的规模太大了，已经是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欧洲的大中型国家规模了。
一个人完全掌握一个省的资源和人力，在中央朝廷上也会有巨大的话语权，自然也最容易被皇帝和中央朝廷官员忌惮。
汉代发现疆域太大，郡县两级区划管不过来，于是设置了刺史作为地方监督人员，最终演变成了权力巨大的州牧。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再次归于一统，皇帝为了避免州牧这种能量巨大的地方官出现，意图恢复郡县两级区划。
但是后来发现两级区划不现实，不得不另外设置了“道”，作为监查、调查、考察机构，结果再次逐渐变成了行政机构。
到了宋朝的时候，中央朝廷确定两级行政区划没有可行性，三级区划又容易在省级行政区形成地方割据，于是就开始在省级机构里面搞分权制衡。
宋朝围绕“路”这个机制，陆续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这四个互不统属的机构。
转运司负责财政，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审判，提举常平司专管榷场事务，安抚司负责军事。
四个机构统称四监司，他们都带有“监查”和“临时”的背景，也没有单独设立负责一路行政权的机构。
所以宋代的“路”不能算是正式的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有了三司加上监查御史，正式落实了三级行政区划，也正式落实了省级机构分权。将地方权力完全分成了四份。
布政使司，专管常规政务包括财政，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机构，也是宋代所没有的。
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狱和地方监督，监督其他的地方官员，监督水利、屯田、驿站、招兵、警备相关的工作。
都指挥使司，负责管理地方卫所，镇守地方。
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地方。
神洲的地方分权，是将地方权力做合理的拆分，是单纯的职责层面的分担和制衡。
是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导致的，不是同级别官员内部的斗争导致的。
同级不同类型官员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对抗关系。
所以相同机构的地方官，会天然倾向于内部抱团，互相遮掩并欺上瞒下。
除非是本来就有远大抱负的官员，绝大部分传统地方官僚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对于其他的陌生官员的各种事情，他们会习惯性的无视甚至主动协助掩护。
为了压制和规避这种倾向，神洲历代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
单就制度方面而言，首先是最基本的流官制度，避免官员在一地扎根抱团。
然后是各种监督制度，从中央直接派遣官员去地方巡视，或者派遣中央官员临时镇守地方。
最后是分权制衡，在同一级别设置不同类型的衙门，分管相近甚至相同的职责，互相监督掣肘制衡。
但是制度的复杂化，通常意味着效率低下与成本高昂，必须在廉洁、可靠、廉价、效率等重要因素之间折中。
所以全面的分权只在省级行政区实施，府州县等基层机构仍然是主官独揽大权，佐贰官对主官的限制能力相对有限。
崇祯当时将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责，从地方的的主政官员身上剥离，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的官员。
在三司层面，将提刑按察使司拆分成两个衙门，成立单独的提刑司掌管刑狱。
三司下属的府、州、县衙门，也同时设立本级的提刑官。
但是由于朝廷的财力有限，由于社会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由于对行政效率的拖慢等原因，当时的改造就并不彻底。
有些地方开始的时候设置了提刑官，但是后来又将其并入了原有的府通判、州判官、县丞身上。
通判、判官、县丞本来都是地方佐贰官，他们平时替地方主政官员分担处理部分常规政务，也用来制衡主政官员的权力。
当时不再允许主政官员审判，只允许佐贰官审判，结果就是让双方的地位变成了两头大。
甚至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佐贰官实权更大的情况。
这种倒反天罡导致的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崇祯不得不再次调整了主官和佐贰官的职责。
让通判、判官、县丞只管审判，其他政务全部交给知府、知州、县令。
结果又导致知府、知州、县令的权力过大，事务过多。
最后又再次搞职责拆分，让知府和通判都能审判，权力分配也恢复了最初的方式。
专门的提刑官存在了一段时间又消失了。
朱靖坤认为，崇祯皇帝的改革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朝廷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无法额外维持独立的审判体系。
现在大明具备这种条件了。
现在大明的工业化迅速铺开，生产力有了大幅度提升，朝廷有了更多的资源。
关键是交通和通讯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了。
现在可以再次实施崇祯朝的改革，在保持原有的主官和佐贰官的基础上，额外设立了府州县级的地方提刑官。
可以再次拆分提刑按察使司了。
虽然崇祯的考量，大概是刻舟求剑的参考现代经验，以司法独立本身为目的的去搞。
而朱靖坤是根据他面对的局势，建议再次做地方机构的权力和职责拆分。
两人的判断逻辑和目的不同，但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决定。
而在朱简烜看来，现在将司法权力独立出来，也符合神洲的分权思路。
朱简烜考虑了许久，最终还是决定采纳儿子的建议，让内阁和吏部去讨论拟定正式方案。
以后省级衙门的三司就要变成四司了。
提点邢狱司的职责接近于后世的法院，按察使司的职责接近于后世的检察院。
府州县衙门单独设立提刑官，以后地方的主政官和佐贰官都不再负责刑狱，他们的直接权力会明显下降。
这种部门拆分改革能够增加岗位，属于最容易完成的改革。
除了独立出来的提点邢狱司和府州县提刑官肯定归大理寺管，对中央朝廷的官员的权力和收入几乎没有影响，
地方官员的权力虽然稍微缩小了，但是却会多出一批新的缺额，有大批官员可以多出一次晋升机会。
大量官员因此能够提前晋升，这符合大部分官员的利益，遇到的阻力自然不会很高。
只是今年的财政支出，以及以后每年的财政预算，都要做专门的调整。
但是花钱的事情都好办，特别是朝廷有钱的时候。
没钱的时候想办也办不成，强行上马只能从其他地方抠钱，那就可能会抠出问题来。
现在的大明当然没有问题。
朱简烜的几条命令发出去，内阁和相关部门都忙活起来了。
江南的朱靖坤等待父亲的支持到位，同时开始按照预定的方案调查地方士绅的意向。
从苏州城开始，到处开会接见地方士绅，也就是有功名的人。
当地的部分官员，当地功名最高的百姓，以及当地知名度最高的青壮年学者。
对于是否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这些地方士绅的态度分布特征，与朱靖坤自己的预判非常的接近。
至少有五成士绅，难以接受女性官员，明确拒绝与女子同朝为官。
他们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本不宜抛头露面，女子为官根本不成体统，关键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烦。
无论是官员之间协调做事，还是百姓与官员打交道，女官都是麻烦。
差不多有两成士绅强烈反对，完全无法接受女子参加科举，认为那是牝鸡司晨，有悖伦常。
认为这些年参加科举的女子都是瞎胡闹，有些人和梁章钜一样认为那些女子和和涉事的提学官已经是舞弊了。
大概有两成士绅表示，可以接受女子参加科举，但女子不应该跟男子混在一起。
女子应该单独考试，单独担任适合女子的职责，比如接待没有男亲属的百姓，处理涉及到女子的案件等等。
只有大概一成士绅觉得，应该允许女子直接参加科举，也能够接受与她们同朝为官。
这些人觉得女子的智慧与男子没有明显差异，能够发挥作用。
不过朱靖坤专门单独询问了一下，最后这一成能够接受女子科举的士绅，自己家里就有妻子和女儿希望参加科举。
甚至其中有些已经参加过了，已经通过了县试和府试。
朱靖坤自己心中倒是明白，自己的调查出现这种结果的最关键原因，是因为这种调查是针对男性的。
这个现场根本就没有女人说话。
但是朱靖坤觉得，就算是让女人来表达意见，支持女人参加科举并入朝为官的女人，比例也应该不会特别高。
肯定不会超过一半，大概率不会超过三分之一，甚至更低。
因为大部分女子本来就对科举没兴趣，本来就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
想要参加科举的女子比例肯定是很低的。
不过朱靖坤和自己分析男子的态度一样，做了预判之后还要安排人去调研验证。
朱靖坤同时安排了自己的两个妾室出面，举行宴会邀请本地士绅家中的女眷参加，询问这些女眷们的意向。
几天的见面调研会之后，朱靖坤通过自己的妾室得知了苏州士绅女眷的总体态度。
对科举非常感兴趣的士绅家庭女子，只占总数的不到两成。
其中有一些已经参加过考试了，只是现在都还没有机会参加岁试，被梁章钜给卡住了。
认为朝廷应该允许女子参加科举，能够接受也乐意看到其他女子参加科举的人，也差不多是总人数的两成。
她们觉得女人不比男人蠢笨，只是大部分没有机会学习。
还有三成士绅女子不在乎这种事情，无所谓朝廷是不是允许女子参加科举。
同时还有三成士绅女子强烈反对女子科举，认为女子不应该抛头露面，参加科举和当官都是不守妇道。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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