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这一期《延河》主编推荐的是余桦写的中篇《现实一种》，讲述的是兄弟互相残杀，以消灭对方子患为目的的故事。作者以极为冷漠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一种”。
余桦自从去年在鲁院学习回去之后，对于先锋类技巧掌握日渐成熟，创作也进入一个高潮期，相继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世事如烟》，这次又写出《现实一种》。
一部具有先锋实验色彩的荒诞，余桦以极为冷漠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一种”，表现了理性的脆弱和荒谬，饱含着对人性凶恶的愤怒和焦虑。
余桦的风格已经为大众读者所熟悉，有人称他为国内“最血腥、最冷漠”的作者，当然指的是他写的文章。
不过这一期让读者最感兴趣的不是这篇先锋类，而是方明华写的那篇《秋菊打官司》。
没有过多晦涩难懂的句子，更没有飘忽变幻人物思绪、交叉拼接情节段落，用平实的语言写一个农村妇女不屈不挠打官司的事。
“讨个说法。”是女主人公最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秋菊，还有中作为“反面人物”的村长王善堂，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上去是还那么熟悉，还有那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第一次看到民告“官”，最后竟然还赢了！
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热议，著名评论家李坨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中是这样描写的：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伟人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個隐喻。
方明华用自己细腻的笔，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法律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最后问一句方明华同志：从去年那篇《站台》，到今年的这篇《秋菊打官司》，如果再算上前几年写的那篇《一个都不能少》，写的都是现实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文坛一片“先锋”笼罩中，依旧有着现实主义的生存根基？而你称之为新写实。”
方明华看到这篇评论文章已经是三天以后。
对于李坨的评论，他是认可的，不愧是后面的“坨爷”之称，当然李坨在文章最后的发问，方明华并不打算回答。
急什么？
后面不是要举办一个新写实研讨会吗？
也请李坨过来，大家畅所欲言，好好争论一番。
这可是八十来年代文坛最后一个热点啊。
方明华喝着茶，悠闲的看着报纸。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方明华拿过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明华同志吗？”
“刘常委？你好，我是方明华。”方明华赶紧说道。
“明华，你写的那篇《秋菊打官司》非常好啊，昨天的《人民日报》你看了吗？报纸专门对这篇进行点评。”
“是吗？刘常委，我最近工作忙，我还没来得及看。”
“那你要好好看看，可是对你这篇大加赞赏，文章说：这篇给普通老百姓以及普通干部上了一堂鲜活生动的法制课，老百姓如何维护好自身权益，基层干部要改变自己一些违反法律的做法，否则就会被老百姓告上法庭.这可比拿着法律条文念一百遍也强啊。”
“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我也满足了。”方明华很谦逊。
“呵呵，当然，不过我觉得还不够。”
“哦，您说。”
“这种载体受众还是比较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老百姓也很少看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力，我建议拍成电影！”
刘常委在电话里说出自己的意见：“咱们秦省不是出了一个著名导演吗？让他来拍！”
“你是说张亿谋吧？”方明华问道。
“对，就是他！刚刚在国外拿奖，是我们国家更是我们秦省的光荣！我让文化厅的同志和西影的吴厂长沟通下，让他说服张亿谋拍你这部！”
“刘常委，不用这么麻烦，我和张亿谋也比较熟，我给他说。”
“那就好，伱们强强联手，一定会拍出一部既有美学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多谢刘常委鼓励。”
又聊了几句，才挂掉电话。
方明华坐在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想起刚才的话。
让张亿谋拍这部电影？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只是不知道，现在张亿谋在干什么？
张亿谋家没有装电话，像他这样的导演，在西影厂也没什么固定的办公室，方明华只好打电话给吴天民，问张亿谋的消息。
此时的张亿谋还笼罩在一片幸福当中。
就在今年（1988年），2月12日举办的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张亿谋凭借电影《红高粱》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当时，张亿谋穿着出国前才做好的西装，他大笑着接过那尊因《红高粱》而获得的“金熊”，然后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金熊在他头顶上灿灿生辉。
因为笑，艺谋的嘴张得特别大，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短粗而又浓厚的眉毛拚命向眉心挤，鼻翼两侧的嘴角沟线也越发分明起来。
后来莫岩看到这张照片评价：“这副尊荣，他真像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
现在，他正在自己家里，欣赏着这张照片。
虽然有人评价不好，不过他觉得很满意。
儒雅？风度翩翩？
那不是自己。
本来自己就是个憨人嘛，非要让我穿西装？
在柏林，他一直拒绝穿西装，要不是登台前如果不是事先有人以维护国格“威胁”，他觉得穿着平时那个粗布棉袄上场挺好。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张亿谋过去开门，是西影厂厂长吴天民，咯吱窝里夹着一个旧公文包。
“厂长，你怎么来了？”张亿谋感到有些惊讶。
“我来看你获得那个金熊奖，是不是就变个人？”吴天民说着进了房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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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桦自从去年在鲁院学习回去之后，对于先锋类技巧掌握日渐成熟，创作也进入一个高潮期，相继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世事如烟》，这次又写出《现实一种》。
一部具有先锋实验色彩的荒诞，余桦以极为冷漠的叙述语调，讲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现实一种”，表现了理性的脆弱和荒谬，饱含着对人性凶恶的愤怒和焦虑。
余桦的风格已经为大众读者所熟悉，有人称他为国内“最血腥、最冷漠”的作者，当然指的是他写的文章。
不过这一期让读者最感兴趣的不是这篇先锋类，而是方明华写的那篇《秋菊打官司》。
没有过多晦涩难懂的句子，更没有飘忽变幻人物思绪、交叉拼接情节段落，用平实的语言写一个农村妇女不屈不挠打官司的事。
“讨个说法。”是女主人公最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秋菊，还有中作为“反面人物”的村长王善堂，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上去是还那么熟悉，还有那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第一次看到民告“官”，最后竟然还赢了！
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热议，著名评论家李坨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中是这样描写的：街上的女人抹着猩红的嘴唇，头发烫成层叠的卷堆在头上，高跟鞋笃笃作响；行人步履匆匆，来不及感受周遭燥热的空气——一切都开始加速前进，欣欣向荣，似乎某种力量正在觉醒。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伟人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個隐喻。
方明华用自己细腻的笔，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法律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最后问一句方明华同志：从去年那篇《站台》，到今年的这篇《秋菊打官司》，如果再算上前几年写的那篇《一个都不能少》，写的都是现实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文坛一片“先锋”笼罩中，依旧有着现实主义的生存根基？而你称之为新写实。”
方明华看到这篇评论文章已经是三天以后。
对于李坨的评论，他是认可的，不愧是后面的“坨爷”之称，当然李坨在文章最后的发问，方明华并不打算回答。
急什么？
后面不是要举办一个新写实研讨会吗？
也请李坨过来，大家畅所欲言，好好争论一番。
这可是八十来年代文坛最后一个热点啊。
方明华喝着茶，悠闲的看着报纸。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方明华拿过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明华同志吗？”
“刘常委？你好，我是方明华。”方明华赶紧说道。
“明华，你写的那篇《秋菊打官司》非常好啊，昨天的《人民日报》你看了吗？报纸专门对这篇进行点评。”
“是吗？刘常委，我最近工作忙，我还没来得及看。”
“那你要好好看看，可是对你这篇大加赞赏，文章说：这篇给普通老百姓以及普通干部上了一堂鲜活生动的法制课，老百姓如何维护好自身权益，基层干部要改变自己一些违反法律的做法，否则就会被老百姓告上法庭.这可比拿着法律条文念一百遍也强啊。”
“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我也满足了。”方明华很谦逊。
“呵呵，当然，不过我觉得还不够。”
“哦，您说。”
“这种载体受众还是比较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老百姓也很少看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力，我建议拍成电影！”
刘常委在电话里说出自己的意见：“咱们秦省不是出了一个著名导演吗？让他来拍！”
“你是说张亿谋吧？”方明华问道。
“对，就是他！刚刚在国外拿奖，是我们国家更是我们秦省的光荣！我让文化厅的同志和西影的吴厂长沟通下，让他说服张亿谋拍你这部！”
“刘常委，不用这么麻烦，我和张亿谋也比较熟，我给他说。”
“那就好，伱们强强联手，一定会拍出一部既有美学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多谢刘常委鼓励。”
又聊了几句，才挂掉电话。
方明华坐在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想起刚才的话。
让张亿谋拍这部电影？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只是不知道，现在张亿谋在干什么？
张亿谋家没有装电话，像他这样的导演，在西影厂也没什么固定的办公室，方明华只好打电话给吴天民，问张亿谋的消息。
此时的张亿谋还笼罩在一片幸福当中。
就在今年（1988年），2月12日举办的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张亿谋凭借电影《红高粱》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当时，张亿谋穿着出国前才做好的西装，他大笑着接过那尊因《红高粱》而获得的“金熊”，然后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金熊在他头顶上灿灿生辉。
因为笑，艺谋的嘴张得特别大，眼睛几乎眯成一条线，短粗而又浓厚的眉毛拚命向眉心挤，鼻翼两侧的嘴角沟线也越发分明起来。
后来莫岩看到这张照片评价：“这副尊荣，他真像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
现在，他正在自己家里，欣赏着这张照片。
虽然有人评价不好，不过他觉得很满意。
儒雅？风度翩翩？
那不是自己。
本来自己就是个憨人嘛，非要让我穿西装？
在柏林，他一直拒绝穿西装，要不是登台前如果不是事先有人以维护国格“威胁”，他觉得穿着平时那个粗布棉袄上场挺好。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张亿谋过去开门，是西影厂厂长吴天民，咯吱窝里夹着一个旧公文包。
“厂长，你怎么来了？”张亿谋感到有些惊讶。
“我来看你获得那个金熊奖，是不是就变个人？”吴天民说着进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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