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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帝国的南京。
别误会，这南京，不是杭州，而是江宁。
说起定南京这件事，其实还是有一番波折的。
因为江鸿飞前段时间一直在杭州，不少杭州的人都攒落江鸿飞将杭州定为南京。
要说，将杭州定为南京，也有道理。
杭州河流纵横交错，水道密布，能够形成天然屏障，而且，在赵宋王朝时期，杭州一直都是赵宋王朝东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赵构的南宋小朝廷甚至都定在了杭州这里，另外，有些倾向于将杭州定为南京的大臣还指出，吴越国就是以杭州为国都的。
然而更多的大臣反对将杭州定为南京。
这些大臣指出，割据江南的大型偏安王朝，一般都会把都城定在江宁，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而江鸿飞知道明初、南明，也都是将江宁作为国都。
只有南宋比较特殊，把国都定在杭州。
这在江南王朝中是非常罕见的。
南宋选择杭州“定都”，而不是江宁作为其国都，其实这主要源于赵构的个人意志。
首先要说明的是，南宋虽然苟且于江南，但在嘴上还是要收复失地的。
所以，南宋朝廷一直对外宣称杭州只是行在（临时国都），将来一定要打回汴梁。
在法律意义上，杭州并不是南宋的国都。
但杭州却具有国都的实际功能。
另外，还要说明一点，南宋只是后来“定都”杭州，但南宋第一个国都却在南京应天府府（也就是河南商丘）。
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后，被金兵一路追着往南逃窜，甚至有一段时间跑到海上避难，被人讽刺为航海家。
赵构南逃至杭州，把杭州知府衙门升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后来升杭州为临安府，更为“定都”进一步打下基础。
不过，当时的主战派并不希望赵构“定都”于江南。
即使“定都”江南，首选也应该是金陵。
马扩就曾给赵构出过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赵构率兵出川陕，中策是赵构出荆襄北伐，下策才是驻守金陵，保护好长江防线，准备战船北伐。
马扩的三策都是进攻性的，那时的赵构哪里还有心思收拾旧河山？不成为金兀术的座上客，他就谢天谢地了。
另外，当时杭州有个官员叫卫肤敏，他见赵构后，力陈不可“定都”杭州。
卫肤敏认为：杭州相较于拥有长江之险的金陵，位置更偏，一隅之地，不是最理想的都城所在。
有人说吴越国不也“定都”在杭州吗？
卫肤敏驳斥说：吴越国是个偏安小王国，岂能和大宋这样的大国并比？再说钱氏以杭州为都也是迫不得已，吴越国只有十三州，杭州是最大城市。
卫肤敏认为最适合在江南“定都”的城市，只有金陵，也就是江宁府。
卫肤敏给出的理由是：金陵连山带江，号称天下险塞。如果“定都”金陵，进可过江北伐收复失地，退可守住江南半壁。而且，守江必先守淮，只要守住淮河防线，置重兵于寿阳、合肥、九江、武昌、江陵、襄阳，金兵就不能越淮河而临长江。如此，则金陵安，金陵安则江南安。
在当时，金兵已过长江，攻陷杭州，赵构撒开脚丫子没命地跑。
此后，金兵把杭州当成了临时指挥部。
杭州都不在手上，更遑论“定都”于金陵了。
金兵撤出江南后，赵构才羞羞答答地回到临安，美其名曰“暂时居住”。
当时，赵构派太监杨公弼在杭州开始营建宫殿，这更说明赵构已下定决心“定都”杭州了。
次年正月，赵构回到杭州，从此“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即使是当年年底，杭州发生大火，烧掉很多官舍，赵构都没舍得离开杭州。
赵构的忠臣张浚对赵构“定都”杭州也并不是很认同，他依然坚持应该“定都”金陵。
张浚说：“东南形势，以金陵为最，大宋要中兴，非“定都”金陵不可，杭州什么都好，就是位置太偏东南，不利于北伐，收远近人心。”
其实，赵构并非不知道金陵的重要性。
但在“定都”问题上，赵构还是倾向于杭州。
何之？
赵构说得天花乱坠。
可归根结底就是一個原因：他希望新都离金国的边界越远越好。
金陵固然有长江之险，但金兵并非没打过金陵。
而且，历代“定都”于金陵者，最后不都被北方王朝过江给灭了吗？
赵构觉得只要守住淮河，金兵就难以再渡长江。
而守住长江，金陵安全了，比金陵位置更南的杭州自然也就更安全了。
还有一点，如果“定都”金陵，万一金兵再过长江，赵构要出海避难，就不如在杭州就近下海方便。
——赵构从金陵入海，需要在陆地长途奔袭数百里才能达到海边。金兵的骑兵无敌天下，他再拼命跑，能跑到过金朝骑兵？弄不好在路上就被金兵一锅端了。
当然，经济上的原因也有。
在宋朝，有吴越国经营在前，杭州的经济要好于金陵。
而且，江南经济重镇，如苏州、常州、绍兴、宁波，多集中在杭州周边。
所以，“定都”杭州，朝廷的吃喝用度也比较方便。
综合考虑，赵构才把南宋的国都定在杭州，而不是金陵。
江鸿飞不是打定了偏安主意的赵构，他不可能选杭州不选江宁当南京。
而且，江鸿飞手下的一些大臣已经跟江鸿飞说得很明白了。
江宁府有长江天险，安全；是产粮基地，不会缺粮；水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坐望中原，可以以江宁府遥控中原地区，以及管理整个南方地区。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另辟蹊径”的，比如让江鸿飞将福州定为南京，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福州原来就是大元帝国在东南的中心，有非常好的统治基础，还说福建三面环山东靠大海，比江宁府和杭州都安全。
对于这些人，江鸿飞虽然不会因言治罪，但在心中直接就将他们给拉入了黑名单。
提出这些建议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不长脑子。
福州可以说是最不适合当国都的地方之一，那里偏僻、交通不便，还他妈不产粮，将福州定为南京干什么，玩憋死牛儿？
亏得这些人还能想出这么多理由！
最后，江鸿飞力排众议，将江宁府定为大元帝国的南京，并派人立即兴建南京，并在南京建立自己的行宫。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被江鸿飞改名为应天府的江宁府，终于建设完毕，江鸿飞也搬进了自己的行宫当中。
如今的南京城。
外城方圆二十余里，护城河阔二十余丈，濠之内外皆种满杨柳，粉墙朱戸禁人往来。
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望而生畏。
进得城来，毎百歩设战棚置一指挥守卫、并密置暗哨，望之耸然。
城里牙道，各种楡柳成阴。
城内外交通十分方便，城里外河道交错，水运繁忙。
街道繁荣，车水马龙，百街千巷有数不清的店铺，妓院、茶楼、香铺、勾拦、药房、靴店、马行、酒肆、瓦市，可以说应有尽有，买卖兴隆，生意旺盛，服务周到，还有很多这个时代没有公共设施，像江鸿飞特意交代建设的大型学堂、大型医馆，让人耳目一新。
江鸿飞的行宫，更是气宇非凡，金碧辉煌，楼台亭阁，飞龙画风，金钉朱门，禁卫森严。
各个衙门官府都在近旁，坊院仓库也云集一起，十分便捷。
从外地来，甚至从外国来到南京的人，看到这样的南京城，无不兴叹大元帝国的强大，一个陪都这么繁华。
而东南的人，更是无不为南京感到骄傲。
只有真正经历过战乱迫害的人，才更渴望和平，也才更知道和平的可贵。
关键，江鸿飞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和平，还为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南京城就是最好的变化。
江南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尊敬江鸿飞。
当然，这也是江鸿飞应得的。
江鸿飞到南京，不，是南下的这两三年，对南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革命。
可以说，南方恢复和发展得这么快，江鸿飞一手推动的工业革命，居功至伟。
而且，除了自己改革，江鸿飞也允许别人改革。
江鸿飞不像以往的掌权者，对于改革，要么坚决反对，畏之如虎；要么坚决支持，不计较后果；要么今天支持明天不支持朝令夕改，更不和稀泥。
江鸿飞是极具创建性的提出了“实验田制”制。
也就是，不论什么改革，都先划分出一块改革区进行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就大力推行，如果实验失败，就先总结失败的原因，再群策群力寻找补救的措施，而一旦确认这项改革无法进行或是有无法弥补的巨大漏洞，则果断放弃。
江鸿飞提出的这个“实验田制”为改革提出了最可行、也最保险的制度，让那些改革派有发挥热情的机会，也让保守派可以掌控这些改革，以至于大元帝国这个政权不会出现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的守变之争，赵宋王朝吵了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难题，被江鸿飞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
总而言之，江鸿飞每一次出手，都能让人看出来江鸿飞的高明和无与伦比的智慧。
可江鸿飞虽然天才横溢，却不揽权，该抓的抓，该放手的地方毫不拖泥带水，并且极为敢用人，让文武百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试问，这样的江鸿飞怎么能不受他们尊敬和爱戴？
在江鸿飞的治理下，大元帝国的国力蒸蒸日上。
更让大元帝国从上到下都欢呼雀跃的是，大元帝国彻底消灭了日本王朝和高丽王朝，将这两大块地区并入大元帝国的版图。
顺便说一句，大元帝国之所以在战后恢复得这么快，还能大搞工业革命，主要也是因为大元帝国夺取了高丽王朝和日本王朝数百年的积累，有两地为大元帝国大输血。
不然的话，哪怕是有江鸿飞主导，大元帝国也不可能取得如今这么大的成就。
现如今，虽说大元帝国还没有完成大一统，但大元帝国的版图早已超过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包括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五代十国、宋朝，只比大唐王朝差一点。
国土面积在历史上数一数二，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四邻无一能对大元帝国构成威胁，国力强盛，如日中天。
关键，剩下的方腊，已经被大元帝国给团团包围上了。
而且，外人不知道，东南的人还能不知道？
赵宋王朝末年的时候，几任皇帝都对治理朝政没有什么心得。地方上也有很多的贪官污吏，导致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尤其在江南之地，百姓更是失去了田地，没有多余的粮食，只能吃着树皮。有些官员也向朝廷反馈了情况，只是没有得到赵佶的救济。其他的朝廷大臣也对此事进行了隐瞒。赵佶君臣还大兴花石纲。由于百姓疾苦，让方腊看到了机会。他传教摩尼教义，才有了很多的跟随者。
方腊深入百姓当中，更能体会百姓的困苦。随着教众越来越多，方腊也设置了一些领导机构，开始率兵起义了。起义军打着反宋的旗号，很快就召集了数十万士兵。这些士兵迅速攻占了周围的城池，占据了江南半壁。
虽然方腊麾下兵马多，可实力其实要相对弱一些。方腊手下的士兵都没经过多少训练，在对阵时，常常需要数倍的军队才能和赵宋朝廷大军相抗衡。方腊也无法做到大批量生产武器。很多士兵都没有兵甲，上场也无法杀敌，只能做炮灰。方腊也没有足够的粮草，以作后备。
而赵宋朝廷的大军也有几十万，与方腊义军相比，算得上，兵马强壮，能征善战。
要不是，当初有大元帝国东南部分牵制，方腊早就让童贯给剿灭了。
实际上，中国人最好治理，只要有一口吃的，百姓们大都不会跟随方腊。
方腊手下大都是教徒，还有些吃不饱饭，对朝廷失望的人，敢于跟从起义军的百姓还是不多。
这就造成方腊在遭遇失败时，无法快速恢复实力，也没法得到粮草的支援。
在百姓们受到了压迫的时候，百姓们对朝廷多有怨言，方腊也抓住了时机，选择了起义。起义初期，方腊也发展得不错，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可方腊手底下根本没有多少会治理地方的人，他们只会用宗教手段麻痹手下的人。
方腊义军的杀人手段非常残忍，凡是抓住宋朝官吏，定要割其肉，断其体，取其肺肠，或者熬成膏油，一味地报复，并希望吓跑其他城市守城官吏。
这就导致，方腊他们带来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如今的浙西地区，城池频繁易主，百姓流离失所，昔日繁华的街巷，如今只余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宛如人间炼狱。目之所及，是成片的白骨，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它们曾是鲜活的生命，有着各自的梦想与牵绊，如今却只能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惨烈。
“千里无鸡鸣”，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浙西最真实的写照。曾经，鸡鸣犬吠是浙西乡村最寻常的景象，是安宁与和谐的象征；而今，寂静得令人心悸，连最顽强的生命也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生存的勇气。田野荒芜，庄稼无人耕种，曾经的沃土变成了不毛之地，饥饿与死亡如影随形，笼罩在每一个角落。
江鸿飞和方腊一对比，高下立判。
大元帝国和永乐朝一比，一个是人间天堂，一个就是人间地狱。
这一年多，随着孙静、吴用等人的计策的实施，大量浙西的人逃了出来，拥抱新生活。
剩下的顽固份子，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些人之所以不投降，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投降，而是因为他们不敢投降。
江鸿飞和大元帝国不接受摩尼教，甚至摆明了要消灭摩尼教，而他们都是摩尼教最忠实的教徒，他们投降，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
如果这样，首先他们的信仰就崩塌了，关键，他们也会被那些宗教疯子给处决。
没办法，他们只能顽抗到底，不死不休！
而江鸿飞君臣见消灭方腊和摩尼教的时机已到，不再犹豫，准备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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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帝国的南京。
别误会，这南京，不是杭州，而是江宁。
说起定南京这件事，其实还是有一番波折的。
因为江鸿飞前段时间一直在杭州，不少杭州的人都攒落江鸿飞将杭州定为南京。
要说，将杭州定为南京，也有道理。
杭州河流纵横交错，水道密布，能够形成天然屏障，而且，在赵宋王朝时期，杭州一直都是赵宋王朝东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赵构的南宋小朝廷甚至都定在了杭州这里，另外，有些倾向于将杭州定为南京的大臣还指出，吴越国就是以杭州为国都的。
然而更多的大臣反对将杭州定为南京。
这些大臣指出，割据江南的大型偏安王朝，一般都会把都城定在江宁，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南唐，而江鸿飞知道明初、南明，也都是将江宁作为国都。
只有南宋比较特殊，把国都定在杭州。
这在江南王朝中是非常罕见的。
南宋选择杭州“定都”，而不是江宁作为其国都，其实这主要源于赵构的个人意志。
首先要说明的是，南宋虽然苟且于江南，但在嘴上还是要收复失地的。
所以，南宋朝廷一直对外宣称杭州只是行在（临时国都），将来一定要打回汴梁。
在法律意义上，杭州并不是南宋的国都。
但杭州却具有国都的实际功能。
另外，还要说明一点，南宋只是后来“定都”杭州，但南宋第一个国都却在南京应天府府（也就是河南商丘）。
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后，被金兵一路追着往南逃窜，甚至有一段时间跑到海上避难，被人讽刺为航海家。
赵构南逃至杭州，把杭州知府衙门升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后来升杭州为临安府，更为“定都”进一步打下基础。
不过，当时的主战派并不希望赵构“定都”于江南。
即使“定都”江南，首选也应该是金陵。
马扩就曾给赵构出过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赵构率兵出川陕，中策是赵构出荆襄北伐，下策才是驻守金陵，保护好长江防线，准备战船北伐。
马扩的三策都是进攻性的，那时的赵构哪里还有心思收拾旧河山？不成为金兀术的座上客，他就谢天谢地了。
另外，当时杭州有个官员叫卫肤敏，他见赵构后，力陈不可“定都”杭州。
卫肤敏认为：杭州相较于拥有长江之险的金陵，位置更偏，一隅之地，不是最理想的都城所在。
有人说吴越国不也“定都”在杭州吗？
卫肤敏驳斥说：吴越国是个偏安小王国，岂能和大宋这样的大国并比？再说钱氏以杭州为都也是迫不得已，吴越国只有十三州，杭州是最大城市。
卫肤敏认为最适合在江南“定都”的城市，只有金陵，也就是江宁府。
卫肤敏给出的理由是：金陵连山带江，号称天下险塞。如果“定都”金陵，进可过江北伐收复失地，退可守住江南半壁。而且，守江必先守淮，只要守住淮河防线，置重兵于寿阳、合肥、九江、武昌、江陵、襄阳，金兵就不能越淮河而临长江。如此，则金陵安，金陵安则江南安。
在当时，金兵已过长江，攻陷杭州，赵构撒开脚丫子没命地跑。
此后，金兵把杭州当成了临时指挥部。
杭州都不在手上，更遑论“定都”于金陵了。
金兵撤出江南后，赵构才羞羞答答地回到临安，美其名曰“暂时居住”。
当时，赵构派太监杨公弼在杭州开始营建宫殿，这更说明赵构已下定决心“定都”杭州了。
次年正月，赵构回到杭州，从此“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即使是当年年底，杭州发生大火，烧掉很多官舍，赵构都没舍得离开杭州。
赵构的忠臣张浚对赵构“定都”杭州也并不是很认同，他依然坚持应该“定都”金陵。
张浚说：“东南形势，以金陵为最，大宋要中兴，非“定都”金陵不可，杭州什么都好，就是位置太偏东南，不利于北伐，收远近人心。”
其实，赵构并非不知道金陵的重要性。
但在“定都”问题上，赵构还是倾向于杭州。
何之？
赵构说得天花乱坠。
可归根结底就是一個原因：他希望新都离金国的边界越远越好。
金陵固然有长江之险，但金兵并非没打过金陵。
而且，历代“定都”于金陵者，最后不都被北方王朝过江给灭了吗？
赵构觉得只要守住淮河，金兵就难以再渡长江。
而守住长江，金陵安全了，比金陵位置更南的杭州自然也就更安全了。
还有一点，如果“定都”金陵，万一金兵再过长江，赵构要出海避难，就不如在杭州就近下海方便。
——赵构从金陵入海，需要在陆地长途奔袭数百里才能达到海边。金兵的骑兵无敌天下，他再拼命跑，能跑到过金朝骑兵？弄不好在路上就被金兵一锅端了。
当然，经济上的原因也有。
在宋朝，有吴越国经营在前，杭州的经济要好于金陵。
而且，江南经济重镇，如苏州、常州、绍兴、宁波，多集中在杭州周边。
所以，“定都”杭州，朝廷的吃喝用度也比较方便。
综合考虑，赵构才把南宋的国都定在杭州，而不是金陵。
江鸿飞不是打定了偏安主意的赵构，他不可能选杭州不选江宁当南京。
而且，江鸿飞手下的一些大臣已经跟江鸿飞说得很明白了。
江宁府有长江天险，安全；是产粮基地，不会缺粮；水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坐望中原，可以以江宁府遥控中原地区，以及管理整个南方地区。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另辟蹊径”的，比如让江鸿飞将福州定为南京，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福州原来就是大元帝国在东南的中心，有非常好的统治基础，还说福建三面环山东靠大海，比江宁府和杭州都安全。
对于这些人，江鸿飞虽然不会因言治罪，但在心中直接就将他们给拉入了黑名单。
提出这些建议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不长脑子。
福州可以说是最不适合当国都的地方之一，那里偏僻、交通不便，还他妈不产粮，将福州定为南京干什么，玩憋死牛儿？
亏得这些人还能想出这么多理由！
最后，江鸿飞力排众议，将江宁府定为大元帝国的南京，并派人立即兴建南京，并在南京建立自己的行宫。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被江鸿飞改名为应天府的江宁府，终于建设完毕，江鸿飞也搬进了自己的行宫当中。
如今的南京城。
外城方圆二十余里，护城河阔二十余丈，濠之内外皆种满杨柳，粉墙朱戸禁人往来。
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望而生畏。
进得城来，毎百歩设战棚置一指挥守卫、并密置暗哨，望之耸然。
城里牙道，各种楡柳成阴。
城内外交通十分方便，城里外河道交错，水运繁忙。
街道繁荣，车水马龙，百街千巷有数不清的店铺，妓院、茶楼、香铺、勾拦、药房、靴店、马行、酒肆、瓦市，可以说应有尽有，买卖兴隆，生意旺盛，服务周到，还有很多这个时代没有公共设施，像江鸿飞特意交代建设的大型学堂、大型医馆，让人耳目一新。
江鸿飞的行宫，更是气宇非凡，金碧辉煌，楼台亭阁，飞龙画风，金钉朱门，禁卫森严。
各个衙门官府都在近旁，坊院仓库也云集一起，十分便捷。
从外地来，甚至从外国来到南京的人，看到这样的南京城，无不兴叹大元帝国的强大，一个陪都这么繁华。
而东南的人，更是无不为南京感到骄傲。
只有真正经历过战乱迫害的人，才更渴望和平，也才更知道和平的可贵。
关键，江鸿飞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和平，还为他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南京城就是最好的变化。
江南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尊敬江鸿飞。
当然，这也是江鸿飞应得的。
江鸿飞到南京，不，是南下的这两三年，对南方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工业革命。
可以说，南方恢复和发展得这么快，江鸿飞一手推动的工业革命，居功至伟。
而且，除了自己改革，江鸿飞也允许别人改革。
江鸿飞不像以往的掌权者，对于改革，要么坚决反对，畏之如虎；要么坚决支持，不计较后果；要么今天支持明天不支持朝令夕改，更不和稀泥。
江鸿飞是极具创建性的提出了“实验田制”制。
也就是，不论什么改革，都先划分出一块改革区进行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就大力推行，如果实验失败，就先总结失败的原因，再群策群力寻找补救的措施，而一旦确认这项改革无法进行或是有无法弥补的巨大漏洞，则果断放弃。
江鸿飞提出的这个“实验田制”为改革提出了最可行、也最保险的制度，让那些改革派有发挥热情的机会，也让保守派可以掌控这些改革，以至于大元帝国这个政权不会出现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的守变之争，赵宋王朝吵了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难题，被江鸿飞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
总而言之，江鸿飞每一次出手，都能让人看出来江鸿飞的高明和无与伦比的智慧。
可江鸿飞虽然天才横溢，却不揽权，该抓的抓，该放手的地方毫不拖泥带水，并且极为敢用人，让文武百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试问，这样的江鸿飞怎么能不受他们尊敬和爱戴？
在江鸿飞的治理下，大元帝国的国力蒸蒸日上。
更让大元帝国从上到下都欢呼雀跃的是，大元帝国彻底消灭了日本王朝和高丽王朝，将这两大块地区并入大元帝国的版图。
顺便说一句，大元帝国之所以在战后恢复得这么快，还能大搞工业革命，主要也是因为大元帝国夺取了高丽王朝和日本王朝数百年的积累，有两地为大元帝国大输血。
不然的话，哪怕是有江鸿飞主导，大元帝国也不可能取得如今这么大的成就。
现如今，虽说大元帝国还没有完成大一统，但大元帝国的版图早已超过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包括夏、商、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五代十国、宋朝，只比大唐王朝差一点。
国土面积在历史上数一数二，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四邻无一能对大元帝国构成威胁，国力强盛，如日中天。
关键，剩下的方腊，已经被大元帝国给团团包围上了。
而且，外人不知道，东南的人还能不知道？
赵宋王朝末年的时候，几任皇帝都对治理朝政没有什么心得。地方上也有很多的贪官污吏，导致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尤其在江南之地，百姓更是失去了田地，没有多余的粮食，只能吃着树皮。有些官员也向朝廷反馈了情况，只是没有得到赵佶的救济。其他的朝廷大臣也对此事进行了隐瞒。赵佶君臣还大兴花石纲。由于百姓疾苦，让方腊看到了机会。他传教摩尼教义，才有了很多的跟随者。
方腊深入百姓当中，更能体会百姓的困苦。随着教众越来越多，方腊也设置了一些领导机构，开始率兵起义了。起义军打着反宋的旗号，很快就召集了数十万士兵。这些士兵迅速攻占了周围的城池，占据了江南半壁。
虽然方腊麾下兵马多，可实力其实要相对弱一些。方腊手下的士兵都没经过多少训练，在对阵时，常常需要数倍的军队才能和赵宋朝廷大军相抗衡。方腊也无法做到大批量生产武器。很多士兵都没有兵甲，上场也无法杀敌，只能做炮灰。方腊也没有足够的粮草，以作后备。
而赵宋朝廷的大军也有几十万，与方腊义军相比，算得上，兵马强壮，能征善战。
要不是，当初有大元帝国东南部分牵制，方腊早就让童贯给剿灭了。
实际上，中国人最好治理，只要有一口吃的，百姓们大都不会跟随方腊。
方腊手下大都是教徒，还有些吃不饱饭，对朝廷失望的人，敢于跟从起义军的百姓还是不多。
这就造成方腊在遭遇失败时，无法快速恢复实力，也没法得到粮草的支援。
在百姓们受到了压迫的时候，百姓们对朝廷多有怨言，方腊也抓住了时机，选择了起义。起义初期，方腊也发展得不错，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可方腊手底下根本没有多少会治理地方的人，他们只会用宗教手段麻痹手下的人。
方腊义军的杀人手段非常残忍，凡是抓住宋朝官吏，定要割其肉，断其体，取其肺肠，或者熬成膏油，一味地报复，并希望吓跑其他城市守城官吏。
这就导致，方腊他们带来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如今的浙西地区，城池频繁易主，百姓流离失所，昔日繁华的街巷，如今只余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宛如人间炼狱。目之所及，是成片的白骨，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它们曾是鲜活的生命，有着各自的梦想与牵绊，如今却只能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惨烈。
“千里无鸡鸣”，这不仅是一句诗，更是浙西最真实的写照。曾经，鸡鸣犬吠是浙西乡村最寻常的景象，是安宁与和谐的象征；而今，寂静得令人心悸，连最顽强的生命也似乎在这片土地上失去了生存的勇气。田野荒芜，庄稼无人耕种，曾经的沃土变成了不毛之地，饥饿与死亡如影随形，笼罩在每一个角落。
江鸿飞和方腊一对比，高下立判。
大元帝国和永乐朝一比，一个是人间天堂，一个就是人间地狱。
这一年多，随着孙静、吴用等人的计策的实施，大量浙西的人逃了出来，拥抱新生活。
剩下的顽固份子，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些人之所以不投降，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投降，而是因为他们不敢投降。
江鸿飞和大元帝国不接受摩尼教，甚至摆明了要消灭摩尼教，而他们都是摩尼教最忠实的教徒，他们投降，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
如果这样，首先他们的信仰就崩塌了，关键，他们也会被那些宗教疯子给处决。
没办法，他们只能顽抗到底，不死不休！
而江鸿飞君臣见消灭方腊和摩尼教的时机已到，不再犹豫，准备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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