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抬头瞅了瞅,看围观的那些人离的不是很近,丁立成压低了声音:“李老师,你花了多少钱?”
李定安没说话,只是比了个“八”!
八万?
“唏……”
“你唏什么唏?”
马献明探着脑袋,“谁画的?”
“冷枚!”
嗯?
乾隆时期的宫廷首席画师,皇家画院如意馆的主事……这不得值个两三百万?
真的假的?
话都到了嘴边,又被马献明咽了下去:李定安出手,什么时候打过眼?
何况丁立成又看了一遍,怎么也不可能出错。
正暗暗念叨,丁立成又把扇面翻了个,指了指阳面的那首诗:“蒋廷锡的诗,他自个写的!”
我去……
岂不是说,这就是蒋廷锡的扇子?
根本不用怀疑,看看诗的内容就知道:一角国分唐土地,百年庙共宋山河……又是分国土,又是共山河,你想干嘛,造反吗?
就清朝那个政治环境,普通人没人敢这么写,更不敢用这样的物件。所以这上面的字肯定出自蒋廷锡之手,这把扇子也只有他能用。
而蒋廷锡本就是宗师级的画家以及书法大家,他的作品价格并不比冷枚的低,这一件又是两人合作的作品,一加一的效果绝对要大于二。
暗暗惊诧,马献明又低声问:“要是估价呢?”
李定安没吱声,丁立成想了想,踡起了中间的三根指头,只留下大拇指和小拇指。
好家伙,六百万?
如果上拍,落槌价可能还会更高,而李定安才花了八万?
一出手就是一套五环内的房……不说眼力,就说这运气,谁不眼红?
关键的是,蒋廷锡历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更拜文化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这等于什么:太子师加宰辅,可谓人臣之巅。
这样极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如果用来送礼,已经不是用钱能衡量的。再结合李定安如今的知名度和相关领域内的地位,又需要他送礼的,身份得有多高?
他转了转眼珠,声音更低:“准备送给谁……馆长,还是书记?”
扯什么淡?
就那两位,伱敢送这样的东西,一扇子能拍你脸上信不信?
李定安瞪了他一眼:“我脑子有坑?”
明白了:不是这两位。
那还能有谁?
地方不合适,估计李定安也不会说,马献明长长的叹了口气:这样的东西,完全可以当做传家宝了,可惜,李定安要送人……
盯着扇了看了好一阵,他才恋恋不舍的装了回去。然后拿起了第三件,也就是那件蜡斗。
“纯金的,又是阴刻,还做了光谱检测……啧啧,还真就是杨慎时期的东西?”
感慨着,马献明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这是茶花吧,刻的挺传神,这隶书写的也不错……但说实话,看不出来……老丁你来!”
摇摇头,他把金壶往前一递。像是怕掉下去摔坏了一样,丁立成小翼翼的接在了手中。
他没急着看,先是指了指上面的花:“杨慎手绘,手刻?”
李定安点点头。
他又指了指下面的小字:“也是他手书,手刻?”
不然呢?
杨慎本就是画家、书法家,以及金石大家,这一件又是他随身把玩的东西,当然不会请别人代劳。
李定安又点点头,丁立成的眼皮却止不住的跳了跳。
这可是杨慎,他传世的作品拢共才几件?
一件是收藏在故宫的《石马泉诗》,冷金笺本的行楷,纵21厘米,横47厘米,还不足一平尺,加上题跋与署款,也不过九十八个字。
第二件是《新都八阵图记》:正德十一年,新都县重修武候祠,当时杨慎正在老家新都为继母守制,知县韩奕请他题记,之后刻成石碑,立在武候祠外,碑文为正楷,现在还在。
第三件是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苏轼真迹《潇湘竹石图》,上面有杨慎题的一首五言诗,也是行楷,二十六个字。
第四件是杨慎的《禹碑考证》,全文都是行书,是溥义当年让溥杰偷偷带出故宫的字画之一,之后又带到东北存放在长春伪皇宫之中。四五年日军投降,伪国兵争抢宝物,被撕成了好几段。
如今存世的,明确为杨慎真迹的《禹碑考证》就只有故宫当中的一小截,全文百来个字,只有原作的八分之一,而且只是中间的一段,只有康熙、乾隆、嘉庆等人的题章,却无署款和题跋,因此只能算半件。
所以,杨慎存世的作品只有三件半。
如果问价值多少,丁立成还真就不知道,因为除此外,再没出现过他的任何作品,更不要说拍卖、转让。
但他至少明白,这一件如果鉴定为真,就是第五件,而且是刻金杂项类,意义非凡。
平复了一下心情,丁立成又拿出手机,打开了故宫的电子档案库。点了五六下,屏幕上出现了几幅字画作品:《石马泉诗》、《禹碑考证》、《新都八阵图记》,以及苏轼《潇湘竹石图》局部,也就是杨慎题的那首诗。
随即他又把金壶放平,摆在了手机旁边,然后划拉了一下,停到最后的《新都八阵图记》。
乍一看,金壶上是隶书,手机上是正楷,一个方,一个扁,好像不是一回事。其实关系很大:楷书本就是隶书演化而来,二者一脉相承,都是横平竖直,都是工工整整,就连运笔轨迹都是一模一样。
再仔细看笔迹,无论是字行布局、字体架构,以及起笔落笔,都有八九分相似。
而辩认笔迹本就是书画鉴定师的基本功之一,所以就凭这一点,丁立成就敢肯定,这是杨慎手书无疑。
怕有万一,他仔仔细细的对比好几遍,足足五六分钟才直起了腰,又怅然一叹:“就是杨慎的壶!”
声音不小,眨眼间就“呼啦啦”的围上一了一大堆。
马献明也有点兴奋:“讲一讲!”
“看字迹就行!”
丁立成格外笃定,点亮手机屏幕,“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有人伸着脖子瞅了瞅,“杨慎的真迹?”
“对,举世只有四件:《石马泉诗》是行楷、《禹碑考证》是行书,题苏轼《潇湘竹石图》也是行楷,唯独这幅《新都八阵图记》是正楷,最具有对比性……”
“再仔细看:除了第一句的‘登、科、岁’,以及最后一句的‘金、老、翁’,剩下的,凡壶身上的字,碑文中都有……”
丁立成的手指指着石碑上的字,围观的人一字一顿,做着对比:登科之岁,于今三倍,一事无成,七十从军—金马老翁。
确实像丁立成所说,二十个字,石碑中足有十六个。
字体虽然不一样,两者的书写方法、起笔落笔、笔划运行轨迹没什么区别。再看字迹,不敢说一模一样,至少七八分相似。
再结合“明中期”的检测结果,答案毋庸置疑:就是杨慎手书。
明朝三大才子,以及那么多的“家”,这东西的价格也绝对低不了,说不定就能上千万。
想到这里,之前跟着李定安的那几位何止是后悔,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李定安让他们付钱的时候,为什么要摇头。
越想心里越是不平衡,有人酸溜溜的来了一句:“既然杨慎的字这么好认,之前怎么没有人发现?”
“对啊,藏友和游客就不说了,那海选的专家呢?”
好认?
丁立成都被气笑了:“难道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杨慎的作品举世只有四件,而且全部收藏在文博部门,民间就没有他的作品流通,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压根就没人研究他的作品……
一是没有资料和参照物,想研究也没东西可研究,二是研究了也没用:至少古玩界和鉴定界的专家们不会白废这个功夫,一辈子都碰不到他的作品,研究他干嘛?
你们觉得我看得快,是因为我以果推因:知道这是杨慎真迹的前提,再找他的作品做对比,当然就快……不信你们去问问,谁要说认识杨慎的字写什么样,我叫他爹!”
“话这么大,你谁啊你?”
“故宫字画组组长丁立成!”
“我去……故宫?”
“故宫怎么了,才是组长,我还以为你是院长……”
“不懂别瞎说……”旁边的捅了他一把,“丁老师在全国字画品类鉴定专家中,排名最少在前十……”
我靠?
这位立马不敢吱声了,下意识的往外缩了缩。
事情发生的太快,李定安都没来得及张嘴就结束了。
想了想,觉得还是解释一下的比较好。不然显得主办方不专业,之前的那两位专家也太业余:
“这东西确实比较冷门,也不好鉴定,我能认出来也是运气。”
李定安先指了指鉴定证书:“像C—14,光谱仪这类仪器,鉴定瓷器和字画确实不太靠谱,但像金器这种属性比较稳定,不易氧化的物件准确率却很高:因为检测的并非材料本身,而是残留物和包浆之类……
所以至少我能确定,这确实是明中期的物件。而恰好我学的就是明清考古,对明史研究的多一些!”
马献明扯了扯嘴角:又是这套说辞,每回都是恰好?
李定安没理他,又指了指壶上的字:“登科之岁……看字面意思就能理解,作者中过进士,这是其一。
其二,七十从军……明朝的皇帝再残暴,再无道,也不可能让七十岁的老人参军,而且他还中过举,当过官,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因罪充军……其三,反过来再算,于今三倍……代表他中举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左右。”
“其四:金马老翁……这个知识点有点生僻,历史学的不好肯定不理解:汉·班固《两都赋》: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唐·刘肃《大唐新语·匡赞》: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徐铉《柳枝》词:金马词臣赋小诗,梨园弟子唱新词……
所以所谓的金马,一指国家藏书之地,二指皇廷修书之所……如果在明代,只代表一个地方:翰林院!这句金马老翁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在翰林院当过官……
在明代,翰林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因为这是成为宰辅的必经之路,必须是新科士子中的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除此外,二甲士子也有,不过屈指可数,而不管几甲,凡进过翰林院的明朝举子无一不是青史留名的人物……
是不是感觉一下就明晰了?所以这一句也最为关键。到这里,已经够能说明问题:活跃在明朝中期,二十三岁中举,中过一甲进士,进过翰林院,七十岁又因罪充军……这么多的线索,指向这么明确,我要再想不起来杨慎,京大真就白读了!”
“哈哈哈……”四周响起了哄笑声。
又有人举了一下手:“李老师,这不对啊,杨慎的百科上写: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被嘉靖皇帝充军云南永昌,不是七十岁?”
“那是因为他爹是杨廷和,就算死了,门生故吏依然遍布朝野,有的是人替他打掩护。他后半辈子要么在老家新都,要么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就没去过几次永昌,压根就不能算数。
再看看他写的诗就知道:数四川新都的最多,其次是西湖,第三才是云南……《明史》、《列传》中就有记载: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
云南他也倒待过好些年,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昆明,陪黔国公和昆明的一众官员吟诗作对,唱和风月,而不是真正的在靠近缅甸的永昌县当戍边的老卒……《明史列传》仍然有记载: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大吏咸善视之。
直到七十岁那年,他曾在嘉兴题过诗的一幅名家字画流入宫廷,又恰好被皇帝看到,嘉靖才知道他活的有多潇洒。然后一怒之下,令锦衣卫将他从四川老家押回永昌……《明史列传》依旧有记载:及年七十,还蜀,遣指挥逮之还永昌……
包括杨慎自己也写诗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还有一首:剡溪无心泛雪,衡山有意开云。天借黄绵袄子,怜吾七十从军……所以七十从军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他自己……”
李定安舌如连珠,一堆人都呆住了:乍一听,好像也不难,只要知道杨慎的生平就行。
但细一琢磨:好家伙,谁没事会专门瞅着一个人的历史研究?
就像刚刚丁立成说的:研究他有啥用?
这么一想,李定安即便没背下整本《明史》,估计也背了一半,甚至还要包括《后汉书》、《新唐书》,以及《宋书》……不然他能从哪里知道“金马”就是翰林院?
所以就凭这份博学,人家捡漏还真就不是运气……
深寂了好一阵,后面又有人举了一下手:“李专家,那这件能值多少钱?”
李定安想了想,却摇了摇头:“不知道,因为没有同类型的东西拍卖过,更没有听说谁出让过。”
“那能不能和其他人的作品对比一下,比如其他的两位大明才子?丁老师,故宫中肯定有类似的收藏吧?”
“收藏的倒是有,但解缙的伪作极多,大都出自明晚清初,如今世面上流通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一种,用仪器都不好测,所以不具备参考价值。”
“那徐渭呢?”
丁立成不由一顿:徐渭的真迹倒挺多,故宫和国博都有收藏,民间流通的也不少,但和这一件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他正准备解释一下,有一位点着手机,又一声“我操”:“2017年嘉德秋拍的徐渭的水墨纸本画卷《写生卷》,起拍价六千万,最后拍了一亿两千七百万?”
“你看照片:好像不止一幅画?”
“哦对,是画卷……总共五幅,但最大的才三平尺半,剩下的四幅都是一平尺的小品,平均一下,每平尺两千三百万?”
“那是画,不好比吧?”
“字也有:2020年保力夏拍,徐渭的《草书唐诗四首》,四平尺绢本,成交价三千三百万。再往前,2018年佳士德沪上拍卖,徐渭的《行书五言诗》立轴……加署款二十七个字,成交价一千四百万,平均一个字五十万……我了个天?”
围观的人都愣住了:一个字五十万,就算以此对比,这上面二十个字,岂不是也要上千万?而且还没算黄金本身的价值……
李定安却暗暗的摇了摇头:驴头不对马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如果只对比品类,徐渭的是字画,这一件却是杂项,肯定是前者贵。因为字画类古董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相对要高一些,二是不易保存,价格当然就高。
但要是对比唯一性和独特性,当然是这一件更有价值:纯金的文物本就少,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佛像,剩下的才是金壶、金杯、金盏。有字的就更少了,除了印玺,就只有金锭。
但那上面才几个字?
突然冒出来个刻这么多字的蜡斗……不敢说世间仅有,但传世至今的同类型的书房文物,每件都能称得上镇馆之宝。
所以,这才是这件东西最有价值的地方,接下来才是杨慎所带来的各种附加值,包括各种家、大明才子、以及三元及第等等等等。
“没有可比性,因为不是一个品类!”李定安断然摇头,“但一个字肯定值不了五十万,因为这是刻上去的。就像竹牍、拓片,既便出自同一作家,也同样是文字类古董,但与字画比: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这样的吗?
感情有点不对劲,但既然是专家说出来的,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围观的人都这么想,马献明却撇了撇嘴:李定安这纯属偷换概念。
为什么非要和字画比,而不是和这一件同材质、同用途的文物对比?
黄金质地的书房类文玩又不是没有:国博有一件纯金五峰笔架,故宫则有一件缠荷葫芦金笔洗。
虽然是御用之物,不过那两件上面可没字,所以这件蜡斗低不到哪里去。如果非要估个价:下了两千万,马献明敢啃着吃了。
再看发票上的价格:一百一十万,而且是刚刚才开的。
这又何止是一套房,六环的一套别墅、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才多少钱?
马献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可是文博会,不是潘家园的地摊,所有物件要经过相当专业的专家先后鉴定两遍才能摆在这里。
但李定安照样能捡漏?
反过来再一想,就觉得有点搞笑:让李定安在这当专家,岂不就等于把狼关进了鸡窝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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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安没说话,只是比了个“八”!
八万?
“唏……”
“你唏什么唏?”
马献明探着脑袋,“谁画的?”
“冷枚!”
嗯?
乾隆时期的宫廷首席画师,皇家画院如意馆的主事……这不得值个两三百万?
真的假的?
话都到了嘴边,又被马献明咽了下去:李定安出手,什么时候打过眼?
何况丁立成又看了一遍,怎么也不可能出错。
正暗暗念叨,丁立成又把扇面翻了个,指了指阳面的那首诗:“蒋廷锡的诗,他自个写的!”
我去……
岂不是说,这就是蒋廷锡的扇子?
根本不用怀疑,看看诗的内容就知道:一角国分唐土地,百年庙共宋山河……又是分国土,又是共山河,你想干嘛,造反吗?
就清朝那个政治环境,普通人没人敢这么写,更不敢用这样的物件。所以这上面的字肯定出自蒋廷锡之手,这把扇子也只有他能用。
而蒋廷锡本就是宗师级的画家以及书法大家,他的作品价格并不比冷枚的低,这一件又是两人合作的作品,一加一的效果绝对要大于二。
暗暗惊诧,马献明又低声问:“要是估价呢?”
李定安没吱声,丁立成想了想,踡起了中间的三根指头,只留下大拇指和小拇指。
好家伙,六百万?
如果上拍,落槌价可能还会更高,而李定安才花了八万?
一出手就是一套五环内的房……不说眼力,就说这运气,谁不眼红?
关键的是,蒋廷锡历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更拜文化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这等于什么:太子师加宰辅,可谓人臣之巅。
这样极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如果用来送礼,已经不是用钱能衡量的。再结合李定安如今的知名度和相关领域内的地位,又需要他送礼的,身份得有多高?
他转了转眼珠,声音更低:“准备送给谁……馆长,还是书记?”
扯什么淡?
就那两位,伱敢送这样的东西,一扇子能拍你脸上信不信?
李定安瞪了他一眼:“我脑子有坑?”
明白了:不是这两位。
那还能有谁?
地方不合适,估计李定安也不会说,马献明长长的叹了口气:这样的东西,完全可以当做传家宝了,可惜,李定安要送人……
盯着扇了看了好一阵,他才恋恋不舍的装了回去。然后拿起了第三件,也就是那件蜡斗。
“纯金的,又是阴刻,还做了光谱检测……啧啧,还真就是杨慎时期的东西?”
感慨着,马献明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遍,“这是茶花吧,刻的挺传神,这隶书写的也不错……但说实话,看不出来……老丁你来!”
摇摇头,他把金壶往前一递。像是怕掉下去摔坏了一样,丁立成小翼翼的接在了手中。
他没急着看,先是指了指上面的花:“杨慎手绘,手刻?”
李定安点点头。
他又指了指下面的小字:“也是他手书,手刻?”
不然呢?
杨慎本就是画家、书法家,以及金石大家,这一件又是他随身把玩的东西,当然不会请别人代劳。
李定安又点点头,丁立成的眼皮却止不住的跳了跳。
这可是杨慎,他传世的作品拢共才几件?
一件是收藏在故宫的《石马泉诗》,冷金笺本的行楷,纵21厘米,横47厘米,还不足一平尺,加上题跋与署款,也不过九十八个字。
第二件是《新都八阵图记》:正德十一年,新都县重修武候祠,当时杨慎正在老家新都为继母守制,知县韩奕请他题记,之后刻成石碑,立在武候祠外,碑文为正楷,现在还在。
第三件是收藏在中国美术馆的苏轼真迹《潇湘竹石图》,上面有杨慎题的一首五言诗,也是行楷,二十六个字。
第四件是杨慎的《禹碑考证》,全文都是行书,是溥义当年让溥杰偷偷带出故宫的字画之一,之后又带到东北存放在长春伪皇宫之中。四五年日军投降,伪国兵争抢宝物,被撕成了好几段。
如今存世的,明确为杨慎真迹的《禹碑考证》就只有故宫当中的一小截,全文百来个字,只有原作的八分之一,而且只是中间的一段,只有康熙、乾隆、嘉庆等人的题章,却无署款和题跋,因此只能算半件。
所以,杨慎存世的作品只有三件半。
如果问价值多少,丁立成还真就不知道,因为除此外,再没出现过他的任何作品,更不要说拍卖、转让。
但他至少明白,这一件如果鉴定为真,就是第五件,而且是刻金杂项类,意义非凡。
平复了一下心情,丁立成又拿出手机,打开了故宫的电子档案库。点了五六下,屏幕上出现了几幅字画作品:《石马泉诗》、《禹碑考证》、《新都八阵图记》,以及苏轼《潇湘竹石图》局部,也就是杨慎题的那首诗。
随即他又把金壶放平,摆在了手机旁边,然后划拉了一下,停到最后的《新都八阵图记》。
乍一看,金壶上是隶书,手机上是正楷,一个方,一个扁,好像不是一回事。其实关系很大:楷书本就是隶书演化而来,二者一脉相承,都是横平竖直,都是工工整整,就连运笔轨迹都是一模一样。
再仔细看笔迹,无论是字行布局、字体架构,以及起笔落笔,都有八九分相似。
而辩认笔迹本就是书画鉴定师的基本功之一,所以就凭这一点,丁立成就敢肯定,这是杨慎手书无疑。
怕有万一,他仔仔细细的对比好几遍,足足五六分钟才直起了腰,又怅然一叹:“就是杨慎的壶!”
声音不小,眨眼间就“呼啦啦”的围上一了一大堆。
马献明也有点兴奋:“讲一讲!”
“看字迹就行!”
丁立成格外笃定,点亮手机屏幕,“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有人伸着脖子瞅了瞅,“杨慎的真迹?”
“对,举世只有四件:《石马泉诗》是行楷、《禹碑考证》是行书,题苏轼《潇湘竹石图》也是行楷,唯独这幅《新都八阵图记》是正楷,最具有对比性……”
“再仔细看:除了第一句的‘登、科、岁’,以及最后一句的‘金、老、翁’,剩下的,凡壶身上的字,碑文中都有……”
丁立成的手指指着石碑上的字,围观的人一字一顿,做着对比:登科之岁,于今三倍,一事无成,七十从军—金马老翁。
确实像丁立成所说,二十个字,石碑中足有十六个。
字体虽然不一样,两者的书写方法、起笔落笔、笔划运行轨迹没什么区别。再看字迹,不敢说一模一样,至少七八分相似。
再结合“明中期”的检测结果,答案毋庸置疑:就是杨慎手书。
明朝三大才子,以及那么多的“家”,这东西的价格也绝对低不了,说不定就能上千万。
想到这里,之前跟着李定安的那几位何止是后悔,都恨不得拿头撞墙:李定安让他们付钱的时候,为什么要摇头。
越想心里越是不平衡,有人酸溜溜的来了一句:“既然杨慎的字这么好认,之前怎么没有人发现?”
“对啊,藏友和游客就不说了,那海选的专家呢?”
好认?
丁立成都被气笑了:“难道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杨慎的作品举世只有四件,而且全部收藏在文博部门,民间就没有他的作品流通,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压根就没人研究他的作品……
一是没有资料和参照物,想研究也没东西可研究,二是研究了也没用:至少古玩界和鉴定界的专家们不会白废这个功夫,一辈子都碰不到他的作品,研究他干嘛?
你们觉得我看得快,是因为我以果推因:知道这是杨慎真迹的前提,再找他的作品做对比,当然就快……不信你们去问问,谁要说认识杨慎的字写什么样,我叫他爹!”
“话这么大,你谁啊你?”
“故宫字画组组长丁立成!”
“我去……故宫?”
“故宫怎么了,才是组长,我还以为你是院长……”
“不懂别瞎说……”旁边的捅了他一把,“丁老师在全国字画品类鉴定专家中,排名最少在前十……”
我靠?
这位立马不敢吱声了,下意识的往外缩了缩。
事情发生的太快,李定安都没来得及张嘴就结束了。
想了想,觉得还是解释一下的比较好。不然显得主办方不专业,之前的那两位专家也太业余:
“这东西确实比较冷门,也不好鉴定,我能认出来也是运气。”
李定安先指了指鉴定证书:“像C—14,光谱仪这类仪器,鉴定瓷器和字画确实不太靠谱,但像金器这种属性比较稳定,不易氧化的物件准确率却很高:因为检测的并非材料本身,而是残留物和包浆之类……
所以至少我能确定,这确实是明中期的物件。而恰好我学的就是明清考古,对明史研究的多一些!”
马献明扯了扯嘴角:又是这套说辞,每回都是恰好?
李定安没理他,又指了指壶上的字:“登科之岁……看字面意思就能理解,作者中过进士,这是其一。
其二,七十从军……明朝的皇帝再残暴,再无道,也不可能让七十岁的老人参军,而且他还中过举,当过官,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因罪充军……其三,反过来再算,于今三倍……代表他中举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左右。”
“其四:金马老翁……这个知识点有点生僻,历史学的不好肯定不理解:汉·班固《两都赋》: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唐·刘肃《大唐新语·匡赞》: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徐铉《柳枝》词:金马词臣赋小诗,梨园弟子唱新词……
所以所谓的金马,一指国家藏书之地,二指皇廷修书之所……如果在明代,只代表一个地方:翰林院!这句金马老翁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在翰林院当过官……
在明代,翰林院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因为这是成为宰辅的必经之路,必须是新科士子中的一甲进士,也就是状元、榜眼、探花。除此外,二甲士子也有,不过屈指可数,而不管几甲,凡进过翰林院的明朝举子无一不是青史留名的人物……
是不是感觉一下就明晰了?所以这一句也最为关键。到这里,已经够能说明问题:活跃在明朝中期,二十三岁中举,中过一甲进士,进过翰林院,七十岁又因罪充军……这么多的线索,指向这么明确,我要再想不起来杨慎,京大真就白读了!”
“哈哈哈……”四周响起了哄笑声。
又有人举了一下手:“李老师,这不对啊,杨慎的百科上写: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就被嘉靖皇帝充军云南永昌,不是七十岁?”
“那是因为他爹是杨廷和,就算死了,门生故吏依然遍布朝野,有的是人替他打掩护。他后半辈子要么在老家新都,要么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就没去过几次永昌,压根就不能算数。
再看看他写的诗就知道:数四川新都的最多,其次是西湖,第三才是云南……《明史》、《列传》中就有记载: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
云南他也倒待过好些年,但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昆明,陪黔国公和昆明的一众官员吟诗作对,唱和风月,而不是真正的在靠近缅甸的永昌县当戍边的老卒……《明史列传》仍然有记载:自是,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大吏咸善视之。
直到七十岁那年,他曾在嘉兴题过诗的一幅名家字画流入宫廷,又恰好被皇帝看到,嘉靖才知道他活的有多潇洒。然后一怒之下,令锦衣卫将他从四川老家押回永昌……《明史列传》依旧有记载:及年七十,还蜀,遣指挥逮之还永昌……
包括杨慎自己也写诗感怀: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还有一首:剡溪无心泛雪,衡山有意开云。天借黄绵袄子,怜吾七十从军……所以七十从军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他自己……”
李定安舌如连珠,一堆人都呆住了:乍一听,好像也不难,只要知道杨慎的生平就行。
但细一琢磨:好家伙,谁没事会专门瞅着一个人的历史研究?
就像刚刚丁立成说的:研究他有啥用?
这么一想,李定安即便没背下整本《明史》,估计也背了一半,甚至还要包括《后汉书》、《新唐书》,以及《宋书》……不然他能从哪里知道“金马”就是翰林院?
所以就凭这份博学,人家捡漏还真就不是运气……
深寂了好一阵,后面又有人举了一下手:“李专家,那这件能值多少钱?”
李定安想了想,却摇了摇头:“不知道,因为没有同类型的东西拍卖过,更没有听说谁出让过。”
“那能不能和其他人的作品对比一下,比如其他的两位大明才子?丁老师,故宫中肯定有类似的收藏吧?”
“收藏的倒是有,但解缙的伪作极多,大都出自明晚清初,如今世面上流通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一种,用仪器都不好测,所以不具备参考价值。”
“那徐渭呢?”
丁立成不由一顿:徐渭的真迹倒挺多,故宫和国博都有收藏,民间流通的也不少,但和这一件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他正准备解释一下,有一位点着手机,又一声“我操”:“2017年嘉德秋拍的徐渭的水墨纸本画卷《写生卷》,起拍价六千万,最后拍了一亿两千七百万?”
“你看照片:好像不止一幅画?”
“哦对,是画卷……总共五幅,但最大的才三平尺半,剩下的四幅都是一平尺的小品,平均一下,每平尺两千三百万?”
“那是画,不好比吧?”
“字也有:2020年保力夏拍,徐渭的《草书唐诗四首》,四平尺绢本,成交价三千三百万。再往前,2018年佳士德沪上拍卖,徐渭的《行书五言诗》立轴……加署款二十七个字,成交价一千四百万,平均一个字五十万……我了个天?”
围观的人都愣住了:一个字五十万,就算以此对比,这上面二十个字,岂不是也要上千万?而且还没算黄金本身的价值……
李定安却暗暗的摇了摇头:驴头不对马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如果只对比品类,徐渭的是字画,这一件却是杂项,肯定是前者贵。因为字画类古董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相对要高一些,二是不易保存,价格当然就高。
但要是对比唯一性和独特性,当然是这一件更有价值:纯金的文物本就少,而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佛像,剩下的才是金壶、金杯、金盏。有字的就更少了,除了印玺,就只有金锭。
但那上面才几个字?
突然冒出来个刻这么多字的蜡斗……不敢说世间仅有,但传世至今的同类型的书房文物,每件都能称得上镇馆之宝。
所以,这才是这件东西最有价值的地方,接下来才是杨慎所带来的各种附加值,包括各种家、大明才子、以及三元及第等等等等。
“没有可比性,因为不是一个品类!”李定安断然摇头,“但一个字肯定值不了五十万,因为这是刻上去的。就像竹牍、拓片,既便出自同一作家,也同样是文字类古董,但与字画比: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这样的吗?
感情有点不对劲,但既然是专家说出来的,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围观的人都这么想,马献明却撇了撇嘴:李定安这纯属偷换概念。
为什么非要和字画比,而不是和这一件同材质、同用途的文物对比?
黄金质地的书房类文玩又不是没有:国博有一件纯金五峰笔架,故宫则有一件缠荷葫芦金笔洗。
虽然是御用之物,不过那两件上面可没字,所以这件蜡斗低不到哪里去。如果非要估个价:下了两千万,马献明敢啃着吃了。
再看发票上的价格:一百一十万,而且是刚刚才开的。
这又何止是一套房,六环的一套别墅、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才多少钱?
马献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可是文博会,不是潘家园的地摊,所有物件要经过相当专业的专家先后鉴定两遍才能摆在这里。
但李定安照样能捡漏?
反过来再一想,就觉得有点搞笑:让李定安在这当专家,岂不就等于把狼关进了鸡窝里?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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