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诸葛瑾把场面话说完，那些乌桓和鲜卑部族的使者倒也唯唯诺诺，个个口称感怀恩德。
不过谁都知道，这些都是虚的。要控制蛮夷，就得恩威并施，刚才的大话是威的部分，恩则要看后续实打实的贸易计划，如何分配利益。
诸葛瑾在铺垫完之后，就想公布自己的设想，但他也考虑到自己身份尊贵，如果太容易吐露，倒显得他的规划不值钱了。
所以他非常有耐心，只等那些乌桓、南匈奴和鲜卑蛮夷自己忍不住发问，他再故作高深地答疑好了。
反正那些乌桓人，肯定是会没有耐心的。
果然，酒过三巡后，乌桓楼班部的使者就借故上前敬酒，然后想提出几个疑问。
诸葛瑾今日来主持这场安抚蛮夷的宴席，里面是穿了铁环锁子甲的，而且所有入府的胡人，都被要求交出武器。
不过为了体面，对于使者本人还是没有严格搜身，只是让他们的护卫留在外院吃喝。
这种情况下，维持秩序的侍卫自然也不会让使者靠诸葛瑾太近说话，基本上是让他在十几步外遥遥祝酒即可。
更何况，赵云还坐在诸葛瑾侧首边第一個的位置。这个距离上，细微的飞刀吹针无法伤到穿了锁子甲的诸葛瑾，想冲上前的话，以赵云的武艺，拦截简直是轻轻松松，敢乱动的使者简直就是找死。
只听那使者拱手道：“楼班部使者乌苏，拜见诸侯。小使僻处边荒，但也听闻诸侯才智之名，播于天下，部中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前番糜使君要我们乌桓各部，尽量贩卖牛羊给汉人，解幽州粮秣之困。同时又说，诸侯有妙法能确保我乌桓各部就算卖出再多牛羊、也能兼顾自身过冬所需食物，不至于忍饥挨饿。小使实在不解，难道诸侯有仙术，能凭空变出米、肉来？”
乌苏问完，其他各部使者也都竖起耳朵听，很想知道诸葛瑾怎么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
诸葛瑾倒也不含糊，云淡风轻地直接否定：“仙术是不存在的。我若能凭空变出食物，那直接变给幽州汉人百姓吃便是了，还要征收什么粮秣，还要跟你们乌桓人费劲贸易作甚？
但是统筹资源、让牛羊米肉盐茶诸物发挥最大的价值，让胡汉都丰衣足食，却是可以做到的。”
诸葛瑾直接坦陈相告，让不少使者都稍稍安心了些。
虽然诸葛瑾讲的道理依然流于空泛，但是从其语气、神情的自信程度都可以看出，人家是真心有把握，至少不心虚。
再结合诸葛家的名声，那些胡人也就多信了几分。
不过，那个主动发问的乌苏，显然是乌桓人里相对有点见识的，估计也读过一丁点汉人的史书，才被楼班筛选出来、作为贸易使团的代表。
乌苏便追问道：“诸侯之言，可谓坐而论道，有三公之气度。但我等偏僻小人，也知道你们汉人先贤曾经说过，‘天下财货只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
贸易一道，只是把财货转移，并不会凭空而生。既如此，原本粮肉不够所有胡汉百姓吃，贸易统筹了之后，又怎么会够吃了呢？”
乌苏能问出这番话，其他胡人诸部的使者一听，便彻底心悦诚服，觉得自己上场也绝不可能问得比他更透彻更直击要害了。
自己读的汉人的古书肯定没对方多，就算知道点道理，也只是粗浅的生活常识，上升不到汉人文人的理论高度。
既如此，就让楼班部的使者扮演大家的嘴替，他一个人代表大家问，大家就静听诸侯如何辩解便是。
诸葛瑾闻言，却是不由哂笑。
自古以来，胡人文化水平不高，就算他们对汉人的先进管理统筹有所理解，最多也就理解到儒家说的那一步“天下财货只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故而所谓广开财源，都是与民争利”的程度。
从汉武帝时桑弘羊和反对派的辩论，到后来汉宣帝时那场导出了《盐铁论》的贤良文学辩论，再到后世王安石司马光之争。
儒家保守派攻击管理学和统筹创新、攻击经济变法的最根本杀器，就在于这一点。
儒家传统士大夫，不觉得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被发展的，天下财货就那么多，一切改革变法都是在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当然了，那些跟儒家经济保守派贤良文学打擂台的法家代表，自己也不争气，
从桑弘羊到盐铁会议，甚至一直到唐朝宰相杨炎搞两税法改革，甚至到明朝的张居正，他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反驳“天下财货有定数”的错误观点。
他们也理解不了未来进入资本注意社会后，科技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世界。所以桑弘羊等人说到底，也确实是在变着法儿分蛋糕，没有做蛋糕。
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应该算是王安石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
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最后双方沦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意气之争。
不过，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对于诸葛瑾来说，却不算什么。
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
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
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最心服口服的角度，抠细节算账。
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你既是楼班部使者，又懂边市榷商，想必会算些账？也懂些牛羊畜牧？我今日不讲大道理，便以牛羊畜牧举例，你们总能听懂吧？”
那些胡人使者都是一愣，他们见惯了汉人士大夫动辄讲大道理，搞道德说教，却是第一次听说有汉人高官跟他们算账、谈养牛养羊的。
这事儿胡人可比汉人更熟，那是赖以为生的老本行了。当下众人自然是纷纷响应，表示诸侯若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一番让人信服的道理，他们将来自然是无有不允，绝对合作。
既然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诸葛瑾就非常接地气的跟那个乌苏算起账来：“好，我且问你，在你们草原上，一头养到成年发卖的牛，能割出多少肉来？”
乌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成年壮牛，约有六七百斤肉，便是极多了，公母之间，或许还有百余斤差异。”
他说的当然都是汉斤，折合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三百多斤肉。
古代的牛多是为了耕地的，并非专门养育来吃肉，所以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不如后世的菜牛。
诸葛瑾又问：“那一只成年的肥羊呢？要几只羊才能抵得一头壮牛的肉？”
乌苏又应声答道：“羊比牛肥些，七八只活羊才抵得一头活牛的重量。但是羊的肉多，五六只羊便抵得一头牛的肉。”
诸葛瑾：“那如果比吃草的‘转化效率’，五六只羊一天要吃多少草？一头牛每天又要吃多少草？只是为了吃肉，养羊划算还是养牛划算？”
这个问题，乌苏稍微想了想：“若只是为了吃肉，养羊自然比养牛划算得多。一头牛吃的干草，至少抵得四五只羊，但牛长得慢。羊半年便可吃，就算养到肥壮，也不用一年，牛却需要数年。”
而下面的其他胡人使者，也都稍微过脑子想了想，才算过账来。
主要是汉朝时胡人的畜牧还太粗放，基本上除了冬天迫不得已非得给牛羊吃点干草的情况以外，其他时候他们都是放任牛羊在草原上自己啃的。
乌桓人对于牛羊的食量统计很粗放，大部分牧民也没有数学常识去算账规划。冬天需要多少干草才能过冬，也都是凭经验随便毛估估一个数字，如果割少了最后牛羊大批冻死饿死都是常事。
说到底，还是全民数学基础都太差。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明知道有些东西算错了会有重大损失，但算不明白就是算不明白。
这也说明数学这东西，愤怒是完全于事无补的。别说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做不出数学题，哪怕做不出的下场是饿死，该算不出还是算不出。
这些使者已经相对算是胡人里识文断字的，比普通牧民数学水平不知高了多少，才能勉强跟上提问。
诸葛瑾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继续高强度追问：“既然如此，为了满足部民口腹之需，为何不多养羊呢？还要养那么多牛作甚？”
乌苏这次却像是听到了一个好笑的问题：“养牛可不是为了吃肉的，更是为了有牛乳制作酥酪。我们乌桓人，平素也没多少机会吃肉，那如何能吃得起？能有足够的牲畜、产奶养活部民，便是丰饶之年了。
何况牛可以卖给汉人作为耕牛，其价远非卖肉可比，牛皮坚硬可以为甲，羊皮绵软只能为袄，牛筋还能鞣制为弩弦，更是高价之物。
当然，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牛更能扛饿。到了草料不济需要转移的时候，牛能多顶几日而不饿死。羊却娇贵，风雪忽至时成片饿死的惨状，我们都见过无数次了。
所以部民必须养一部分牛过冬，以防不测，哪怕他们从不打算与汉人贸易——这些都是常识。”
“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常识。”诸葛瑾直接正色怼了回去，让那些胡人收敛一些，
“所以，说到底，伱们看似逐水草而居，已经竭尽所能，让草原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让部民不至于饿死。
但实际上，你们的畜牧结构，并没有充分发挥草原的生产力。
当然，我不是让你们过度放牧，我也算到了羊喜啃食草根、多养羊会破坏草原这些问题，你们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能说，你们胡人部族养牛羊的规划，简直是一塌糊涂！
草原上有多少草，是因为你们需要‘避险’、防止过冬时牲畜饿死冻死、为了留后手，而选择了低效放牧？
又有多少牲畜，早就过了长肉最快的年纪，再养下去，也长不了几斤肉，只能白白多吃草，但你们为了保住牲畜财产的规模，不肯及时屠宰、白白浪费了？
而这些损耗，如果你们肯跟我们汉人朝廷充分合作，跟我们的边市榷场充分贸易，
把大量超期饲养长肉变慢的牲畜提前屠宰卖掉，最终能节省出多少草？养多少新牛羊？多产多少肉？这笔账你们算过么？”
乌苏被问得哑口无言，他不得不承认，诸葛瑾说到了一个关键点上。
那就是汉朝时草原民族的畜牧业，超期饲养非常严重。
稍微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只羊如果养一年以上，它再长大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只会变老。如果为了吃肉，最多养一年就该杀了，别浪费草了。
但是，草原胡人为了积蓄财产，只要自家人吃不了这么些肉，羊养到不长肉了积蓄养着、囤着，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且在他们看来，草这种资源稀缺性不强，平时水草丰美的时候，也没想过去管控、计算生长速度和消耗速度。
这样粗放饲养的结果，不是过度放牧，就是浪费饲料。
诸葛瑾用数学的严谨梳理一遍，乌苏立刻发现他们的生产方式，到处都是低效率。
不过乌苏好歹还有些常识，他很快想到一点，便抗辩道：“诸侯所言，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们乌桓人就算明知牛羊再养下去会变老而非长肉，也不可能随便屠宰。
牲畜活着，好歹不会腐烂。若是一下子杀太多，又吃不完，岂不是看着肉白白酸腐？
我们也不能把肉都卖了换成钱财，钱财到了急难之时，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岂不是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
过往数百年，我们与汉人的贸易，也都是以换取盐铁和其他必须之物为限，换够了就不再多卖牛羊，宁可家里养着牛羊白吃草，也好过囤着一堆铜钱——
汉人的边市未必时时能有，一旦渔阳府君换人，有对我们乌桓强硬的，关了榷场，我们留在手上的铜钱也成了废物。”
乌苏说完，其他诸部使者也深以为然。
他们祖祖辈辈忍着“已经不再长肉的老羊老牛多活几年”，不就是因为牛羊活着能保鲜，死了就会酸腐么？
说白了，这多浪费的一大部分草料，就是为了买这个肉的“保质期”。
如果让达尔文来算这个账，让达尔文用高中生物课本上的“食物链能量传递效率理论”来算这个账。
草原上一半的草，是被“牛羊肉的保质期”这个追求给浪费掉的。
所以这里面可以统筹管理、降本增效的空间大了去了。
而诸葛瑾看众人终于被引导到了正确的方向上，才施施然吐露了他构思的第一个卖点：
“你们担心牛羊肉不好储存，卖了之后换钱又不能确保随时花的出去——这还不容易？你们可以用活牛羊，换我们渔阳边市的腌肉嘛。
要是嫌腌肉太多，不需要那么多盐分过重的肉食，我们还有其他适合囤积的东西。
甚至将来双方互信加深，不再担心我们关闭边市，你们还可以把活牛羊换成‘牛羊肉期货’。
我自然能拿得出一套办法，让你们把如今已经不长肉、白吃草的牛羊，换成一年后或者几年后，相似年纪相似肉量的牛羊。
你们拿老的来，过几年给你们换年轻的，还不额外收你们钱，这买卖如何做不得？”苦读书 www.kudushu.org
不过谁都知道，这些都是虚的。要控制蛮夷，就得恩威并施，刚才的大话是威的部分，恩则要看后续实打实的贸易计划，如何分配利益。
诸葛瑾在铺垫完之后，就想公布自己的设想，但他也考虑到自己身份尊贵，如果太容易吐露，倒显得他的规划不值钱了。
所以他非常有耐心，只等那些乌桓、南匈奴和鲜卑蛮夷自己忍不住发问，他再故作高深地答疑好了。
反正那些乌桓人，肯定是会没有耐心的。
果然，酒过三巡后，乌桓楼班部的使者就借故上前敬酒，然后想提出几个疑问。
诸葛瑾今日来主持这场安抚蛮夷的宴席，里面是穿了铁环锁子甲的，而且所有入府的胡人，都被要求交出武器。
不过为了体面，对于使者本人还是没有严格搜身，只是让他们的护卫留在外院吃喝。
这种情况下，维持秩序的侍卫自然也不会让使者靠诸葛瑾太近说话，基本上是让他在十几步外遥遥祝酒即可。
更何况，赵云还坐在诸葛瑾侧首边第一個的位置。这个距离上，细微的飞刀吹针无法伤到穿了锁子甲的诸葛瑾，想冲上前的话，以赵云的武艺，拦截简直是轻轻松松，敢乱动的使者简直就是找死。
只听那使者拱手道：“楼班部使者乌苏，拜见诸侯。小使僻处边荒，但也听闻诸侯才智之名，播于天下，部中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前番糜使君要我们乌桓各部，尽量贩卖牛羊给汉人，解幽州粮秣之困。同时又说，诸侯有妙法能确保我乌桓各部就算卖出再多牛羊、也能兼顾自身过冬所需食物，不至于忍饥挨饿。小使实在不解，难道诸侯有仙术，能凭空变出米、肉来？”
乌苏问完，其他各部使者也都竖起耳朵听，很想知道诸葛瑾怎么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
诸葛瑾倒也不含糊，云淡风轻地直接否定：“仙术是不存在的。我若能凭空变出食物，那直接变给幽州汉人百姓吃便是了，还要征收什么粮秣，还要跟你们乌桓人费劲贸易作甚？
但是统筹资源、让牛羊米肉盐茶诸物发挥最大的价值，让胡汉都丰衣足食，却是可以做到的。”
诸葛瑾直接坦陈相告，让不少使者都稍稍安心了些。
虽然诸葛瑾讲的道理依然流于空泛，但是从其语气、神情的自信程度都可以看出，人家是真心有把握，至少不心虚。
再结合诸葛家的名声，那些胡人也就多信了几分。
不过，那个主动发问的乌苏，显然是乌桓人里相对有点见识的，估计也读过一丁点汉人的史书，才被楼班筛选出来、作为贸易使团的代表。
乌苏便追问道：“诸侯之言，可谓坐而论道，有三公之气度。但我等偏僻小人，也知道你们汉人先贤曾经说过，‘天下财货只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
贸易一道，只是把财货转移，并不会凭空而生。既如此，原本粮肉不够所有胡汉百姓吃，贸易统筹了之后，又怎么会够吃了呢？”
乌苏能问出这番话，其他胡人诸部的使者一听，便彻底心悦诚服，觉得自己上场也绝不可能问得比他更透彻更直击要害了。
自己读的汉人的古书肯定没对方多，就算知道点道理，也只是粗浅的生活常识，上升不到汉人文人的理论高度。
既如此，就让楼班部的使者扮演大家的嘴替，他一个人代表大家问，大家就静听诸侯如何辩解便是。
诸葛瑾闻言，却是不由哂笑。
自古以来，胡人文化水平不高，就算他们对汉人的先进管理统筹有所理解，最多也就理解到儒家说的那一步“天下财货只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故而所谓广开财源，都是与民争利”的程度。
从汉武帝时桑弘羊和反对派的辩论，到后来汉宣帝时那场导出了《盐铁论》的贤良文学辩论，再到后世王安石司马光之争。
儒家保守派攻击管理学和统筹创新、攻击经济变法的最根本杀器，就在于这一点。
儒家传统士大夫，不觉得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被发展的，天下财货就那么多，一切改革变法都是在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当然了，那些跟儒家经济保守派贤良文学打擂台的法家代表，自己也不争气，
从桑弘羊到盐铁会议，甚至一直到唐朝宰相杨炎搞两税法改革，甚至到明朝的张居正，他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反驳“天下财货有定数”的错误观点。
他们也理解不了未来进入资本注意社会后，科技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世界。所以桑弘羊等人说到底，也确实是在变着法儿分蛋糕，没有做蛋糕。
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应该算是王安石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
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最后双方沦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意气之争。
不过，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对于诸葛瑾来说，却不算什么。
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
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
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最心服口服的角度，抠细节算账。
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你既是楼班部使者，又懂边市榷商，想必会算些账？也懂些牛羊畜牧？我今日不讲大道理，便以牛羊畜牧举例，你们总能听懂吧？”
那些胡人使者都是一愣，他们见惯了汉人士大夫动辄讲大道理，搞道德说教，却是第一次听说有汉人高官跟他们算账、谈养牛养羊的。
这事儿胡人可比汉人更熟，那是赖以为生的老本行了。当下众人自然是纷纷响应，表示诸侯若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一番让人信服的道理，他们将来自然是无有不允，绝对合作。
既然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诸葛瑾就非常接地气的跟那个乌苏算起账来：“好，我且问你，在你们草原上，一头养到成年发卖的牛，能割出多少肉来？”
乌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成年壮牛，约有六七百斤肉，便是极多了，公母之间，或许还有百余斤差异。”
他说的当然都是汉斤，折合后世的度量衡也就是三百多斤肉。
古代的牛多是为了耕地的，并非专门养育来吃肉，所以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不如后世的菜牛。
诸葛瑾又问：“那一只成年的肥羊呢？要几只羊才能抵得一头壮牛的肉？”
乌苏又应声答道：“羊比牛肥些，七八只活羊才抵得一头活牛的重量。但是羊的肉多，五六只羊便抵得一头牛的肉。”
诸葛瑾：“那如果比吃草的‘转化效率’，五六只羊一天要吃多少草？一头牛每天又要吃多少草？只是为了吃肉，养羊划算还是养牛划算？”
这个问题，乌苏稍微想了想：“若只是为了吃肉，养羊自然比养牛划算得多。一头牛吃的干草，至少抵得四五只羊，但牛长得慢。羊半年便可吃，就算养到肥壮，也不用一年，牛却需要数年。”
而下面的其他胡人使者，也都稍微过脑子想了想，才算过账来。
主要是汉朝时胡人的畜牧还太粗放，基本上除了冬天迫不得已非得给牛羊吃点干草的情况以外，其他时候他们都是放任牛羊在草原上自己啃的。
乌桓人对于牛羊的食量统计很粗放，大部分牧民也没有数学常识去算账规划。冬天需要多少干草才能过冬，也都是凭经验随便毛估估一个数字，如果割少了最后牛羊大批冻死饿死都是常事。
说到底，还是全民数学基础都太差。哪怕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明知道有些东西算错了会有重大损失，但算不明白就是算不明白。
这也说明数学这东西，愤怒是完全于事无补的。别说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做不出数学题，哪怕做不出的下场是饿死，该算不出还是算不出。
这些使者已经相对算是胡人里识文断字的，比普通牧民数学水平不知高了多少，才能勉强跟上提问。
诸葛瑾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继续高强度追问：“既然如此，为了满足部民口腹之需，为何不多养羊呢？还要养那么多牛作甚？”
乌苏这次却像是听到了一个好笑的问题：“养牛可不是为了吃肉的，更是为了有牛乳制作酥酪。我们乌桓人，平素也没多少机会吃肉，那如何能吃得起？能有足够的牲畜、产奶养活部民，便是丰饶之年了。
何况牛可以卖给汉人作为耕牛，其价远非卖肉可比，牛皮坚硬可以为甲，羊皮绵软只能为袄，牛筋还能鞣制为弩弦，更是高价之物。
当然，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牛更能扛饿。到了草料不济需要转移的时候，牛能多顶几日而不饿死。羊却娇贵，风雪忽至时成片饿死的惨状，我们都见过无数次了。
所以部民必须养一部分牛过冬，以防不测，哪怕他们从不打算与汉人贸易——这些都是常识。”
“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常识。”诸葛瑾直接正色怼了回去，让那些胡人收敛一些，
“所以，说到底，伱们看似逐水草而居，已经竭尽所能，让草原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让部民不至于饿死。
但实际上，你们的畜牧结构，并没有充分发挥草原的生产力。
当然，我不是让你们过度放牧，我也算到了羊喜啃食草根、多养羊会破坏草原这些问题，你们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
即使如此，我还是能说，你们胡人部族养牛羊的规划，简直是一塌糊涂！
草原上有多少草，是因为你们需要‘避险’、防止过冬时牲畜饿死冻死、为了留后手，而选择了低效放牧？
又有多少牲畜，早就过了长肉最快的年纪，再养下去，也长不了几斤肉，只能白白多吃草，但你们为了保住牲畜财产的规模，不肯及时屠宰、白白浪费了？
而这些损耗，如果你们肯跟我们汉人朝廷充分合作，跟我们的边市榷场充分贸易，
把大量超期饲养长肉变慢的牲畜提前屠宰卖掉，最终能节省出多少草？养多少新牛羊？多产多少肉？这笔账你们算过么？”
乌苏被问得哑口无言，他不得不承认，诸葛瑾说到了一个关键点上。
那就是汉朝时草原民族的畜牧业，超期饲养非常严重。
稍微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只羊如果养一年以上，它再长大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只会变老。如果为了吃肉，最多养一年就该杀了，别浪费草了。
但是，草原胡人为了积蓄财产，只要自家人吃不了这么些肉，羊养到不长肉了积蓄养着、囤着，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且在他们看来，草这种资源稀缺性不强，平时水草丰美的时候，也没想过去管控、计算生长速度和消耗速度。
这样粗放饲养的结果，不是过度放牧，就是浪费饲料。
诸葛瑾用数学的严谨梳理一遍，乌苏立刻发现他们的生产方式，到处都是低效率。
不过乌苏好歹还有些常识，他很快想到一点，便抗辩道：“诸侯所言，确实发人深省。但是我们乌桓人就算明知牛羊再养下去会变老而非长肉，也不可能随便屠宰。
牲畜活着，好歹不会腐烂。若是一下子杀太多，又吃不完，岂不是看着肉白白酸腐？
我们也不能把肉都卖了换成钱财，钱财到了急难之时，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岂不是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
过往数百年，我们与汉人的贸易，也都是以换取盐铁和其他必须之物为限，换够了就不再多卖牛羊，宁可家里养着牛羊白吃草，也好过囤着一堆铜钱——
汉人的边市未必时时能有，一旦渔阳府君换人，有对我们乌桓强硬的，关了榷场，我们留在手上的铜钱也成了废物。”
乌苏说完，其他诸部使者也深以为然。
他们祖祖辈辈忍着“已经不再长肉的老羊老牛多活几年”，不就是因为牛羊活着能保鲜，死了就会酸腐么？
说白了，这多浪费的一大部分草料，就是为了买这个肉的“保质期”。
如果让达尔文来算这个账，让达尔文用高中生物课本上的“食物链能量传递效率理论”来算这个账。
草原上一半的草，是被“牛羊肉的保质期”这个追求给浪费掉的。
所以这里面可以统筹管理、降本增效的空间大了去了。
而诸葛瑾看众人终于被引导到了正确的方向上，才施施然吐露了他构思的第一个卖点：
“你们担心牛羊肉不好储存，卖了之后换钱又不能确保随时花的出去——这还不容易？你们可以用活牛羊，换我们渔阳边市的腌肉嘛。
要是嫌腌肉太多，不需要那么多盐分过重的肉食，我们还有其他适合囤积的东西。
甚至将来双方互信加深，不再担心我们关闭边市，你们还可以把活牛羊换成‘牛羊肉期货’。
我自然能拿得出一套办法，让你们把如今已经不长肉、白吃草的牛羊，换成一年后或者几年后，相似年纪相似肉量的牛羊。
你们拿老的来，过几年给你们换年轻的，还不额外收你们钱，这买卖如何做不得？”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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