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对刘备来说，这缺乏理智的皇帝李治有三十万大军，不是很羡慕。
毕竟孔明已经不止一次摆开揉碎了和他讲，统御超过十万的大军，难的从来都不是人。
后勤的补给，上下级的联络，命令如何有效传达，打起来的时候如何如臂指使等等，全都是难处。
但这些难处并非不可克服。
培养官吏，令军官识字，制定规范以旗帜鼓声传令，征召更多的随军参谋等等，这些都是漫谈时候拿出来的想法。
对于大军的统御是可以培养复刻的。
但那些名将之胜，皆不可复刻。
如冠军侯的深入敌后不迷路，且能悍勇连战。
如这李靖的雪夜奔袭扫犁庭，且能料敌必中。
这一刻，刘备对后世所说的，名将的意义就是加快历史的进程之语，更加明白了。
一万人达成你三十万人的目标，而且用时更短，粮草消耗更少，目标完成的更好。
【天皇大帝李治时期的唐军战斗力下滑是肉眼可见的。
有人将其归结为府兵制的逐渐崩坏，并称李世民时期唐朝的强悍是因为府兵制完整。
但实际上，在李世民后期府兵制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薛仁贵。
薛仁贵并非是府兵，而是募兵，在唐时称呼为征人。
《太宗本纪》写的很清楚：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人，并趋平壤，以伐高丽。
为啥这样干？因为府兵根本不够用。
府兵制类似于军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免去赋税，但是每年需要服役相应的天数。
举个例子虎牢关五百里内有个千人军府，按照唐朝的府兵规定，这千人军府需要分成五个两百人的小队在五个月内轮流服役一次，也就是五番。
这样的府兵制在唐朝开始扩张后，就完全不够用了。
领土的急速扩张，导致府兵服役的地方往往与军府有千里之遥，每一次服役可能要耗费一年，或者更久。
而且贞观年间战争频繁，往往有可能一个府兵一年的兵役服完了，另一场战争又开启了，府兵又要奔赴另一个战场，导致轮番计算变得极为复杂。
其次就是在贞观年间尚军功的情况下，府兵反而是限制了出兵的规模。
还是以五番为例，李世民贞观十年在天下设军府六百三十四，军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军府一千二百人，中军府一千人，下军府八百人。
由此可以模糊算得贞观十年府兵有六十万人，按照五番轮流服役的规定，贞观十年能抽调的府兵极限是十二万人。
这十二万的府兵既要戍守边关，还要拱卫京师，最终能被抽调出去打仗的人数大约也就四五万人。
如果再算上府兵花在路上的时间，以及轮番休憩的规定，如果碰上连续作战，能抽调出征的府兵甚至能降低到三万左右。
也是因此，二凤打高句丽时便开始募兵，最终抽了个薛仁贵这个金卡出来。
“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这是对于募兵的记载，可见效果很好，毕竟对大唐百姓来说，从军也不在乎你那仨瓜俩枣，大家都是奔着军功去的。
而在辽东之战时，这群募兵的战斗力也有目共睹。
杀神薛仁贵不说了，简直是募兵最好的代言人。
典型的是白岩城之战，城主降而复叛，让李世民恼怒不已，当即下令城破之后，俘虏以及财宝他分文不取，全都赏赐给将士。
在这种激励下，白岩城三日即克，期间契苾何力甚至还仅率八百人击退了乌骨城一万援军，募兵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高句丽之战暂时结束后，虽然两个战场非常相近，但李世民还是下诏，已经参加过高句丽之战的禁止参加薛延陀之战。
这个诏令可以说是与民生息，也可以说是为了让家里眼巴巴的府兵也有一口肉吃。
但中间折腾来折腾去也足以说明，与其说府兵制度逐渐崩坏。
不如说府兵制已经逐渐不符合唐朝动辄需要跨越数千里作战的国情了。】
虽然还没有下诏整合天下军府，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
“此间冲突，实乃忧患。”
“军府多设于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地，若如去岁征颉利还好，路途不过千里之遥。”
“若是从淮南道征府兵入西域，往返恐非一年不可。”
但你又不可能完全不管淮南道的府兵。
因为若是征西域只出就近的关内道的府兵，等到西域平定后，关内道估计人均都有几转军功，淮南道和河北道府兵怕不是看的眼珠子都绿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杜如晦是颇为好奇的：
“不知后世军制如何？”
李世民浸淫战阵多年，对此反而不是很关心：
“无论何种兵制，最终不过都是求士卒敢战之心。”
“贞观府兵强悍，那也是强在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将帅敢为先，为国不惜身。”
“能做到这些者，无论府兵募兵，皆为劲卒。”
“做不到者，空有军府，亦是无用。”
既是对杜如晦的回答，也是李世民的自问自答。
此时李世民想起来的后世那军卒前冠以人民之名，想起来这后世军队能对着天灾而行进。
他倒是隐约间明白了一点，更是想起来了很久之前的一次自问：
“何为强军？”
李世民自问自答道：
“道者，令民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李靖对孙子兵法称得上是倒背如流，此时与目有懵懂的苏定方解释道：
“孙子谓曰，强兵致胜有五法，一曰法度严明，二曰将帅智勇，三曰通晓地利，四曰能得天时。”
“此四者，皆不难，陛下所言乃是第五。”
李靖一开口，苏定方就想翻白眼了，这还不难？
行吧，对您老来说可能确实不难。
苏定方也记起来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之言。
正因为是开篇，所以往往被人忽视，都去研究后面的谋攻、兵势、虚实、军争等等了。
孙子说的简单，但苏定方也明白过来：
“这五曰得道，何其难也，谁能做到？”
民上同意，即士卒百姓与君主同一个意志，这样军队就能生死不惧。
按光幕说法，贞观年间的府兵也不过是为军功而战，跟得道差了老远。
杜如晦同样也想起来了那支对着天灾冲锋的人民军队，轻叹一声道：
“后世之军，即为得道之军。”
苏定方和李世勣不太能相信。
李世民笑笑表示理解。
【因此，唐军战斗力的下滑和府兵不府兵关系不大，跟李治关系比较大。
李治一看老爹募兵效果很好，也有样学样。
但不同的是，李治的募兵战斗力越来越差，健壮的募兵越来越少，后期甚至出现过征的都是老弱都还征不满的情况，与李世民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刘仁轨看不下去了，上奏疏给李治阴阳了一顿，他总结了一个关键时间点。
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
这一年苏定方平葱岭三国，班师回朝，随后在封赏上，李治做了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儿：
对远征军阵亡的士卒，不再授功，也不再过问。
贞观年间士卒敢效死命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身死，只要立功了，这份功劳也能遗泽到家人头上，李世民时期还会派特使慰问死者家属，祭奠阵亡将士的英灵。
对于这些福利，李治通通取消了。
而后来，到了平百济、围平壤的时候，李治变本加厉，不仅战死者没有奖赏，活着的也会被克扣军功。
因此660年后，唐朝每次征兵的情景就跟李世民时期反过来了：
身强体壮、家有余财、在官府有关系的人，会努力上下打点，东躲西藏，只求不被征兵。
没钱走关系的人，即使是老弱，也要被强行募入军伍。
这种情况下唐军战斗力怎么可能不下降？
高宗一朝，每战必募兵，而且募的越来越多，就如大非川之败后，李治很可能就是痛定思痛：
朕募的兵还不够多！
于是一股脑募了三十万人出来交给裴行俭，就是怕输了。
也就是当时裴行俭确实有水平，把三十万大军安排的井井有条。
不然换个别人，还没等跟突厥开打呢，这群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军自己就有可能先把后勤弄垮了。
而李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小气呢？因为他留着钱有大用：
他要代父封禅了。
高宗和武后的封禅大举从664年开始准备，一直到666年年初才正式封禅。
这一趟行程堪称是大唐开国以后最为浩大的面子工程。
仅仅封禅一个月后，直接把国库干废的李治正式下令：
铸新钱，废旧钱。
他要与大唐百姓抢钱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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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孔明已经不止一次摆开揉碎了和他讲，统御超过十万的大军，难的从来都不是人。
后勤的补给，上下级的联络，命令如何有效传达，打起来的时候如何如臂指使等等，全都是难处。
但这些难处并非不可克服。
培养官吏，令军官识字，制定规范以旗帜鼓声传令，征召更多的随军参谋等等，这些都是漫谈时候拿出来的想法。
对于大军的统御是可以培养复刻的。
但那些名将之胜，皆不可复刻。
如冠军侯的深入敌后不迷路，且能悍勇连战。
如这李靖的雪夜奔袭扫犁庭，且能料敌必中。
这一刻，刘备对后世所说的，名将的意义就是加快历史的进程之语，更加明白了。
一万人达成你三十万人的目标，而且用时更短，粮草消耗更少，目标完成的更好。
【天皇大帝李治时期的唐军战斗力下滑是肉眼可见的。
有人将其归结为府兵制的逐渐崩坏，并称李世民时期唐朝的强悍是因为府兵制完整。
但实际上，在李世民后期府兵制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薛仁贵。
薛仁贵并非是府兵，而是募兵，在唐时称呼为征人。
《太宗本纪》写的很清楚：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人，并趋平壤，以伐高丽。
为啥这样干？因为府兵根本不够用。
府兵制类似于军农合一，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免去赋税，但是每年需要服役相应的天数。
举个例子虎牢关五百里内有个千人军府，按照唐朝的府兵规定，这千人军府需要分成五个两百人的小队在五个月内轮流服役一次，也就是五番。
这样的府兵制在唐朝开始扩张后，就完全不够用了。
领土的急速扩张，导致府兵服役的地方往往与军府有千里之遥，每一次服役可能要耗费一年，或者更久。
而且贞观年间战争频繁，往往有可能一个府兵一年的兵役服完了，另一场战争又开启了，府兵又要奔赴另一个战场，导致轮番计算变得极为复杂。
其次就是在贞观年间尚军功的情况下，府兵反而是限制了出兵的规模。
还是以五番为例，李世民贞观十年在天下设军府六百三十四，军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军府一千二百人，中军府一千人，下军府八百人。
由此可以模糊算得贞观十年府兵有六十万人，按照五番轮流服役的规定，贞观十年能抽调的府兵极限是十二万人。
这十二万的府兵既要戍守边关，还要拱卫京师，最终能被抽调出去打仗的人数大约也就四五万人。
如果再算上府兵花在路上的时间，以及轮番休憩的规定，如果碰上连续作战，能抽调出征的府兵甚至能降低到三万左右。
也是因此，二凤打高句丽时便开始募兵，最终抽了个薛仁贵这个金卡出来。
“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这是对于募兵的记载，可见效果很好，毕竟对大唐百姓来说，从军也不在乎你那仨瓜俩枣，大家都是奔着军功去的。
而在辽东之战时，这群募兵的战斗力也有目共睹。
杀神薛仁贵不说了，简直是募兵最好的代言人。
典型的是白岩城之战，城主降而复叛，让李世民恼怒不已，当即下令城破之后，俘虏以及财宝他分文不取，全都赏赐给将士。
在这种激励下，白岩城三日即克，期间契苾何力甚至还仅率八百人击退了乌骨城一万援军，募兵的战斗力可见一斑。
高句丽之战暂时结束后，虽然两个战场非常相近，但李世民还是下诏，已经参加过高句丽之战的禁止参加薛延陀之战。
这个诏令可以说是与民生息，也可以说是为了让家里眼巴巴的府兵也有一口肉吃。
但中间折腾来折腾去也足以说明，与其说府兵制度逐渐崩坏。
不如说府兵制已经逐渐不符合唐朝动辄需要跨越数千里作战的国情了。】
虽然还没有下诏整合天下军府，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
“此间冲突，实乃忧患。”
“军府多设于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地，若如去岁征颉利还好，路途不过千里之遥。”
“若是从淮南道征府兵入西域，往返恐非一年不可。”
但你又不可能完全不管淮南道的府兵。
因为若是征西域只出就近的关内道的府兵，等到西域平定后，关内道估计人均都有几转军功，淮南道和河北道府兵怕不是看的眼珠子都绿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杜如晦是颇为好奇的：
“不知后世军制如何？”
李世民浸淫战阵多年，对此反而不是很关心：
“无论何种兵制，最终不过都是求士卒敢战之心。”
“贞观府兵强悍，那也是强在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将帅敢为先，为国不惜身。”
“能做到这些者，无论府兵募兵，皆为劲卒。”
“做不到者，空有军府，亦是无用。”
既是对杜如晦的回答，也是李世民的自问自答。
此时李世民想起来的后世那军卒前冠以人民之名，想起来这后世军队能对着天灾而行进。
他倒是隐约间明白了一点，更是想起来了很久之前的一次自问：
“何为强军？”
李世民自问自答道：
“道者，令民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李靖对孙子兵法称得上是倒背如流，此时与目有懵懂的苏定方解释道：
“孙子谓曰，强兵致胜有五法，一曰法度严明，二曰将帅智勇，三曰通晓地利，四曰能得天时。”
“此四者，皆不难，陛下所言乃是第五。”
李靖一开口，苏定方就想翻白眼了，这还不难？
行吧，对您老来说可能确实不难。
苏定方也记起来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之言。
正因为是开篇，所以往往被人忽视，都去研究后面的谋攻、兵势、虚实、军争等等了。
孙子说的简单，但苏定方也明白过来：
“这五曰得道，何其难也，谁能做到？”
民上同意，即士卒百姓与君主同一个意志，这样军队就能生死不惧。
按光幕说法，贞观年间的府兵也不过是为军功而战，跟得道差了老远。
杜如晦同样也想起来了那支对着天灾冲锋的人民军队，轻叹一声道：
“后世之军，即为得道之军。”
苏定方和李世勣不太能相信。
李世民笑笑表示理解。
【因此，唐军战斗力的下滑和府兵不府兵关系不大，跟李治关系比较大。
李治一看老爹募兵效果很好，也有样学样。
但不同的是，李治的募兵战斗力越来越差，健壮的募兵越来越少，后期甚至出现过征的都是老弱都还征不满的情况，与李世民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刘仁轨看不下去了，上奏疏给李治阴阳了一顿，他总结了一个关键时间点。
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
这一年苏定方平葱岭三国，班师回朝，随后在封赏上，李治做了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儿：
对远征军阵亡的士卒，不再授功，也不再过问。
贞观年间士卒敢效死命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身死，只要立功了，这份功劳也能遗泽到家人头上，李世民时期还会派特使慰问死者家属，祭奠阵亡将士的英灵。
对于这些福利，李治通通取消了。
而后来，到了平百济、围平壤的时候，李治变本加厉，不仅战死者没有奖赏，活着的也会被克扣军功。
因此660年后，唐朝每次征兵的情景就跟李世民时期反过来了：
身强体壮、家有余财、在官府有关系的人，会努力上下打点，东躲西藏，只求不被征兵。
没钱走关系的人，即使是老弱，也要被强行募入军伍。
这种情况下唐军战斗力怎么可能不下降？
高宗一朝，每战必募兵，而且募的越来越多，就如大非川之败后，李治很可能就是痛定思痛：
朕募的兵还不够多！
于是一股脑募了三十万人出来交给裴行俭，就是怕输了。
也就是当时裴行俭确实有水平，把三十万大军安排的井井有条。
不然换个别人，还没等跟突厥开打呢，这群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军自己就有可能先把后勤弄垮了。
而李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小气呢？因为他留着钱有大用：
他要代父封禅了。
高宗和武后的封禅大举从664年开始准备，一直到666年年初才正式封禅。
这一趟行程堪称是大唐开国以后最为浩大的面子工程。
仅仅封禅一个月后，直接把国库干废的李治正式下令：
铸新钱，废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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