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多少人是因人成事，但多少事也是靠人才能成。
一个制度或者政策在庙堂设计的再好，也需要下面的人去执行。
博陵人有幸，遇到了一个良吏用心去执行。
石邑人也是有幸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敢于顶住压力实事求是的主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福的。
此时在邺城的前殿内，张冲就在翻阅和整理着河北各郡县长史送上来的文书。
在泰山军的制度中，各军长史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在权责上是直接可以向张冲密参的。
因为河北的平定，以及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张冲将大量的军吏、长史转职到了地方，镇压豪强，平抚四民。
而这个过程中，各长史的密奏权依然还保留着，用以监督地方。
在这些各郡长史的文书中，张冲对如今的分田形势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
在一部分郡县中，郡县长为了完成政事堂关于对土地的政策，存在着过激的行为。
原先政策上是说，这一次分田只是对于豪强来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就不分。
而如何区分豪强和自耕农呢？
就是看你有没有徒隶或佃户。
但现在呢，这些郡县主官却选择了更为激进的分田方式，那就是全部土地都分。这肯定是和政事堂的政策精神背道而驰的。
但相关郡的长史也解释了这个情况。
他们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全是适应具体形势的权变。
为何这么说呢？
原来当条文刚出了政事堂，下放到各部后，那些河北各地的豪强世家们就知道消息了。
这些人经营河北数代，人情网络密集，谁也不知道会认识哪些人，这些人又在现在的泰山军处在什么位置。
而当这些消息灵通的世家都知道后，立马就利用了政策的漏洞，试图逃过这次分田。
你政策不是说自耕农不分田嘛，那我也可以是自耕农。
他们利用政策到地方的空窗期，不断将族内的田产分到各族人名下。通过分户自立的方式，土地直接流转到了下面族人手上。
而这些族人们也不收仆隶，在标准上就是自耕农。
所以当这些郡县长开始收到分田政令准备执行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那就是遍看全县，自耕农就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一个豪强都没。
遇到这种情况下，这些郡县长能怎么办？
他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向上面交差，说境内情况比较特殊，没有豪强需要斗争。
但这些能被派到地方扶政的，先不论能力如何，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随泰山军走到现在的，忠心听命自不在话下。
更不用说，随着后续政事堂编纂的《各县分田若干问题》下发到他们手里，他们都学习了附在里面的那篇《分田论》。
这篇由政事堂首席门下所写的文章，自被他们当成了绝对的正确意识。
既然分田的主旨之一就是通过土地分配进行里社黔首的动员和确定泰山军的基本盘。
那这田就无论如何都要分。
但他们又没办法识别哪些自耕农是原先的豪强，索性就全部土地都征来分了。
张冲看到这里，原先心里的气也就消了。
要是在四五年前，张冲刚来这的那会。要是看到下面阳奉阴违，他早就办了这些郡吏了。
但随着处理政务的经验日渐多了后，张冲却也有些理解了。
你说那些过激手段的郡县吏们是故意要和政事堂对着干？不，实际的结果恰恰是，他们领会到了政策的原则和精髓，然后根据现实情况来权变。
尽管这种权变好像在结果上与政策本身的条文是背道而驰的。
但这就是实际工作的真实情况。任何先定的政策都不可能不多不少地恰好应用。所有执行者都要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判断现实情感，因而做出权变。
而且就其张冲的本心，至少目前为止，他对于下面主官们的过激的权变并不反对。
在张冲看来，不同时期的手段是不同的。
在目前来说，也就是事业的初期，为了更广泛的动员和争取穷困黔首，在作风上要大刀阔斧，甚至要用暴力去发动。
而等到外部局势有了稳定后，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缓和一下。
而这个顺序是不能反的。就像对豪强们，是不能和平团结的，必须要有斗争有团结，而且是先斗争，再团结。
这是一个基于实际情况而总结的手段。
张冲就是这样辨证的看待激进和温和的执行手段的。
温和意味着团结、秩序、建设，激进意味着斗争、活力、破坏。这两种手段，泰山军都要用，都要硬。
所谓不破不立，不矫枉不能过正，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激发广大黔首的斗争热情。他们才会有胆子，有信心跟着泰山军一起斗豪强。
这条经验是张冲在蛰伏泰山的时候，亲身体悟出来的。
但在必要时候，这种过激又需要转向温和，斗争也要转向团结。这个经验是张冲在经营莱芜的时候，实践出来的。
想了想，张冲并不打算对这些人进行处置，也不打算点名表扬，不然又会让别的主官对形势产生错判。
到这里，张冲对自己写的那篇座右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有了更深的理解。
说到底，张冲自己也没理过政，他也是骑马看路，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但从目前来看，他做得不错。
但很快，张冲在看到下一封密奏后，对刚刚的想法又产生了怀疑。
这是渤海，章武县令焦用的转给渤海太守李武的上表。李武不能决，遂将这篇上表一并转到了邺城。
焦用这人张冲知道，是从河济地区成长起来的分田吏。作风亲民，爱民，亲临做事，连续两年被评为特异，上上。
所以才被特拔到了渤海的章武作为县令。
章武是渤海的大城，是产盐重地，能耕种的田地特别少。因此，章武地区的人地矛盾就特别大。
焦用在他给渤海太守的上表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下面的人比焦用更要极端。
因为章武地区人多地少，即便是将全县的田土平分给所有人，这些人还是没办法养活自己。
而原先章武之所以能养这么多口户，就是豪强们贩卖盐到中山一带，然后换取粮食回来。
而现在，豪强们依旧掌握着这条贩盐商路。所以焦用就决定让这些豪强只交出土地，但可以继续行商。
但焦用明显低估了灶奴们的愤怒。
他们在看到昔日的主家倒了后，纷纷开始屠杀这些豪强子弟和家眷。而各地方的分田吏们呢？也不阻止，甚至还支持。
焦用一开始还单纯以为这就是个人之间的仇杀，但很快他在具体了解后，就知道压根不是这么一回事。
章武县内主持分田事务的分田吏们普遍都是从河济地区划分来的。
也许是因为当年的教训，这批分田吏普遍都是宁可杀不可放。在之前的分田中，这些分田吏们发现，只要是对豪强的行动，即便是打杀，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而相反，如果在对待豪强上有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前途。
在这样的反馈下，这些基层的分田吏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敢杀豪强就是好吏！”“心够狠就是好吏！”
如此一来，事态就变成了这样。柔性的解决问题已经毫无必要，不管如何，杀就对了。
而且相比于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杀无疑是最容易的事情。如此一来，这些分田吏们也出现了思维惰性。
章武县令焦用就在表文中不无忧虑的道：
“以戈是为止杀，而现在出现的肆杀必使我泰山军人心崩散。斯民有问，杀人如麻者，寇匪耶，王师耶？”
触动张冲的不是这句话，因为杀人者人恒杀之，那些豪强奴役着灶奴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有这一日。
张冲在意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屠杀竟然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泰山军所管控的。
张冲之前就和一众官吏们讲了，杀可以，但必须明正典刑。
以乡里仇杀，必然会导致杀之不绝，冤冤相报，血仇数世。这并不利于泰山军对乡里的整合。
于是，张冲将自己的建议红批在了渤海郡守李武的上表旁，令其依令而行。
只是处理这两篇密奏，就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时辰了。廊庑外的司厨已经将做好的膳食递了进来。
一摞胡麻饼，一盘羊肉。都是张冲爱吃的。
为了尽快批复这批密奏，张冲直接边咬饼，边继续阅。
但等他看到下面的奏疏后，张冲嘴里的饼都不嚼了。
此时的他怒火中烧。
因为如果说上面的两个问题还是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鸿沟，是上下之间的博弈，都属于可以接受的偏差的话。那下面张冲看的这份奏报内容就让他完全无法容忍。
这偏密奏并不是河北哪个具体的主官上的，而是张冲派下去的巡查。
他专门命御史令范常抽调精干御史，和飞军内卫一起组成巡查组，去巡查各地方分田的执行情况。
范常将巡查组的汇报总结成文，密奏给了张冲。
这篇文主要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基层分田过程中的贪腐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这次分田主要针对的就是河北各地的大豪强，大世家。这些人可不止是有田地，各色财富积累简直就是堆积如山。
那很自然，在具体分田中就出现了如何分的问题。
一般来说，各地主官根据形势采用的方法都不同，但一般都是以下几种。
一种是按照身份分。那就是这土地原先是谁种的，伱是哪家的佃户、徒隶，那这地就分给谁。
还有就是按照户口均等分。统一括地，统一分地。这也是用的最多的分配方式。
之后就是按照具体情况分。比如你家劳力多，那就分得多点。劳力少或者条件好的，就少分。
再然后就是按照特殊人员分。比如家中有入护田队的，就先分，还分好田。而在分田斗争中涌现的积极者，也先分，也分好田。
但这些都是田土，还好分些。一些如牲口、农具这些东西就只能抽筹分。
正是因为各种例外情况太多，也就成了基层贪腐的机会。
因为这一次分田行动涉及的范围太广，原先的分田吏是不够用的，所以在破豪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吸纳了很多当地人。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往往老分田吏到了地方后，就会先考察乡里，找到一两个苦大仇深者为其伸冤做主。
等到打倒了当地豪强地头，就会将分田的任务就给这人。而这人呢就会找一帮自己相熟的去做这事。
而他们普遍找的是什么人呢？要不就是血缘，一个族内的弟兄叔伯。要不就是地缘，也就是邻居熟人这些。再不就是业缘，比如都是做吹鼓手的。
你就说这么一个情况，能不中饱私囊，多吃多占吗？
政策不是要给护田队先分吗？那就让家里的去当护田兵挂名。这个也不想做的，那还有办法。
政策还说斗争中涌现的积极，也分好田，多分。那谁积极不还是他们这些人讲的？
还有不是用抽筹分牲口吗？那更简单，直接内定。
所以就通过各种手段，原先的地头的那些肥田、牲口都陆续落在了这些当地分田吏的手上。
对于这种情况，上级的泰山军吏们有没有应对呢？
有，但办法也无非就是让他们多表现大公无私。
但这就让这些当地乡社吏们尴尬了，因为他们哪不想要好的？明明自己率先破豪强，最后我分的不如那个等、靠、要的？
这公平吗？
当然，也有一些乡社吏们看重泰山军给的机会，也愿意让别人先分。
于是，在后面的分田、分物上退出了。
但一连几次分，都没他的份。而那些黔首们见这些乡社吏们没分东西，也完全不会主动提及。
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乡社吏自己不嘀咕，回去也要被家里嘀咕。
你做的什么吏啊，还不如社里那个游手好闲的分得多。
于是，越来越多的乡社吏主动退出了职位，就想当个黔首。
但这样下去没人愿意再做这位置啊，不得以，上面的泰山军们也就默许了基层乡社吏多吃多占的事实了。
好像到这里，事情不得不回到了一个尴尬情况。
那就是官字两张口，你要让下面的口吃到，就得先喂饱上面那张口。
但张冲不信这个邪。
他很快就将这事想清楚，然后就找来了六位门下商议。
很快，一份由张冲亲拟的《对分田过程中出现若干问题之指示》就送出了前殿。
这份代表着张冲意志的文表很快就会传到各郡守的案头。
而这一次，张冲不仅要分地，还要清扫混入队伍中的坏分子。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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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度或者政策在庙堂设计的再好，也需要下面的人去执行。
博陵人有幸，遇到了一个良吏用心去执行。
石邑人也是有幸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敢于顶住压力实事求是的主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福的。
此时在邺城的前殿内，张冲就在翻阅和整理着河北各郡县长史送上来的文书。
在泰山军的制度中，各军长史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在权责上是直接可以向张冲密参的。
因为河北的平定，以及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张冲将大量的军吏、长史转职到了地方，镇压豪强，平抚四民。
而这个过程中，各长史的密奏权依然还保留着，用以监督地方。
在这些各郡长史的文书中，张冲对如今的分田形势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
在一部分郡县中，郡县长为了完成政事堂关于对土地的政策，存在着过激的行为。
原先政策上是说，这一次分田只是对于豪强来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就不分。
而如何区分豪强和自耕农呢？
就是看你有没有徒隶或佃户。
但现在呢，这些郡县主官却选择了更为激进的分田方式，那就是全部土地都分。这肯定是和政事堂的政策精神背道而驰的。
但相关郡的长史也解释了这个情况。
他们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全是适应具体形势的权变。
为何这么说呢？
原来当条文刚出了政事堂，下放到各部后，那些河北各地的豪强世家们就知道消息了。
这些人经营河北数代，人情网络密集，谁也不知道会认识哪些人，这些人又在现在的泰山军处在什么位置。
而当这些消息灵通的世家都知道后，立马就利用了政策的漏洞，试图逃过这次分田。
你政策不是说自耕农不分田嘛，那我也可以是自耕农。
他们利用政策到地方的空窗期，不断将族内的田产分到各族人名下。通过分户自立的方式，土地直接流转到了下面族人手上。
而这些族人们也不收仆隶，在标准上就是自耕农。
所以当这些郡县长开始收到分田政令准备执行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那就是遍看全县，自耕农就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一个豪强都没。
遇到这种情况下，这些郡县长能怎么办？
他们当然也可以直接向上面交差，说境内情况比较特殊，没有豪强需要斗争。
但这些能被派到地方扶政的，先不论能力如何，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随泰山军走到现在的，忠心听命自不在话下。
更不用说，随着后续政事堂编纂的《各县分田若干问题》下发到他们手里，他们都学习了附在里面的那篇《分田论》。
这篇由政事堂首席门下所写的文章，自被他们当成了绝对的正确意识。
既然分田的主旨之一就是通过土地分配进行里社黔首的动员和确定泰山军的基本盘。
那这田就无论如何都要分。
但他们又没办法识别哪些自耕农是原先的豪强，索性就全部土地都征来分了。
张冲看到这里，原先心里的气也就消了。
要是在四五年前，张冲刚来这的那会。要是看到下面阳奉阴违，他早就办了这些郡吏了。
但随着处理政务的经验日渐多了后，张冲却也有些理解了。
你说那些过激手段的郡县吏们是故意要和政事堂对着干？不，实际的结果恰恰是，他们领会到了政策的原则和精髓，然后根据现实情况来权变。
尽管这种权变好像在结果上与政策本身的条文是背道而驰的。
但这就是实际工作的真实情况。任何先定的政策都不可能不多不少地恰好应用。所有执行者都要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去判断现实情感，因而做出权变。
而且就其张冲的本心，至少目前为止，他对于下面主官们的过激的权变并不反对。
在张冲看来，不同时期的手段是不同的。
在目前来说，也就是事业的初期，为了更广泛的动员和争取穷困黔首，在作风上要大刀阔斧，甚至要用暴力去发动。
而等到外部局势有了稳定后，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缓和一下。
而这个顺序是不能反的。就像对豪强们，是不能和平团结的，必须要有斗争有团结，而且是先斗争，再团结。
这是一个基于实际情况而总结的手段。
张冲就是这样辨证的看待激进和温和的执行手段的。
温和意味着团结、秩序、建设，激进意味着斗争、活力、破坏。这两种手段，泰山军都要用，都要硬。
所谓不破不立，不矫枉不能过正，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才能激发广大黔首的斗争热情。他们才会有胆子，有信心跟着泰山军一起斗豪强。
这条经验是张冲在蛰伏泰山的时候，亲身体悟出来的。
但在必要时候，这种过激又需要转向温和，斗争也要转向团结。这个经验是张冲在经营莱芜的时候，实践出来的。
想了想，张冲并不打算对这些人进行处置，也不打算点名表扬，不然又会让别的主官对形势产生错判。
到这里，张冲对自己写的那篇座右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有了更深的理解。
说到底，张冲自己也没理过政，他也是骑马看路，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但从目前来看，他做得不错。
但很快，张冲在看到下一封密奏后，对刚刚的想法又产生了怀疑。
这是渤海，章武县令焦用的转给渤海太守李武的上表。李武不能决，遂将这篇上表一并转到了邺城。
焦用这人张冲知道，是从河济地区成长起来的分田吏。作风亲民，爱民，亲临做事，连续两年被评为特异，上上。
所以才被特拔到了渤海的章武作为县令。
章武是渤海的大城，是产盐重地，能耕种的田地特别少。因此，章武地区的人地矛盾就特别大。
焦用在他给渤海太守的上表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下面的人比焦用更要极端。
因为章武地区人多地少，即便是将全县的田土平分给所有人，这些人还是没办法养活自己。
而原先章武之所以能养这么多口户，就是豪强们贩卖盐到中山一带，然后换取粮食回来。
而现在，豪强们依旧掌握着这条贩盐商路。所以焦用就决定让这些豪强只交出土地，但可以继续行商。
但焦用明显低估了灶奴们的愤怒。
他们在看到昔日的主家倒了后，纷纷开始屠杀这些豪强子弟和家眷。而各地方的分田吏们呢？也不阻止，甚至还支持。
焦用一开始还单纯以为这就是个人之间的仇杀，但很快他在具体了解后，就知道压根不是这么一回事。
章武县内主持分田事务的分田吏们普遍都是从河济地区划分来的。
也许是因为当年的教训，这批分田吏普遍都是宁可杀不可放。在之前的分田中，这些分田吏们发现，只要是对豪强的行动，即便是打杀，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而相反，如果在对待豪强上有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前途。
在这样的反馈下，这些基层的分田吏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敢杀豪强就是好吏！”“心够狠就是好吏！”
如此一来，事态就变成了这样。柔性的解决问题已经毫无必要，不管如何，杀就对了。
而且相比于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杀无疑是最容易的事情。如此一来，这些分田吏们也出现了思维惰性。
章武县令焦用就在表文中不无忧虑的道：
“以戈是为止杀，而现在出现的肆杀必使我泰山军人心崩散。斯民有问，杀人如麻者，寇匪耶，王师耶？”
触动张冲的不是这句话，因为杀人者人恒杀之，那些豪强奴役着灶奴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有这一日。
张冲在意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屠杀竟然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泰山军所管控的。
张冲之前就和一众官吏们讲了，杀可以，但必须明正典刑。
以乡里仇杀，必然会导致杀之不绝，冤冤相报，血仇数世。这并不利于泰山军对乡里的整合。
于是，张冲将自己的建议红批在了渤海郡守李武的上表旁，令其依令而行。
只是处理这两篇密奏，就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时辰了。廊庑外的司厨已经将做好的膳食递了进来。
一摞胡麻饼，一盘羊肉。都是张冲爱吃的。
为了尽快批复这批密奏，张冲直接边咬饼，边继续阅。
但等他看到下面的奏疏后，张冲嘴里的饼都不嚼了。
此时的他怒火中烧。
因为如果说上面的两个问题还是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鸿沟，是上下之间的博弈，都属于可以接受的偏差的话。那下面张冲看的这份奏报内容就让他完全无法容忍。
这偏密奏并不是河北哪个具体的主官上的，而是张冲派下去的巡查。
他专门命御史令范常抽调精干御史，和飞军内卫一起组成巡查组，去巡查各地方分田的执行情况。
范常将巡查组的汇报总结成文，密奏给了张冲。
这篇文主要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基层分田过程中的贪腐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
因为这次分田主要针对的就是河北各地的大豪强，大世家。这些人可不止是有田地，各色财富积累简直就是堆积如山。
那很自然，在具体分田中就出现了如何分的问题。
一般来说，各地主官根据形势采用的方法都不同，但一般都是以下几种。
一种是按照身份分。那就是这土地原先是谁种的，伱是哪家的佃户、徒隶，那这地就分给谁。
还有就是按照户口均等分。统一括地，统一分地。这也是用的最多的分配方式。
之后就是按照具体情况分。比如你家劳力多，那就分得多点。劳力少或者条件好的，就少分。
再然后就是按照特殊人员分。比如家中有入护田队的，就先分，还分好田。而在分田斗争中涌现的积极者，也先分，也分好田。
但这些都是田土，还好分些。一些如牲口、农具这些东西就只能抽筹分。
正是因为各种例外情况太多，也就成了基层贪腐的机会。
因为这一次分田行动涉及的范围太广，原先的分田吏是不够用的，所以在破豪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吸纳了很多当地人。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往往老分田吏到了地方后，就会先考察乡里，找到一两个苦大仇深者为其伸冤做主。
等到打倒了当地豪强地头，就会将分田的任务就给这人。而这人呢就会找一帮自己相熟的去做这事。
而他们普遍找的是什么人呢？要不就是血缘，一个族内的弟兄叔伯。要不就是地缘，也就是邻居熟人这些。再不就是业缘，比如都是做吹鼓手的。
你就说这么一个情况，能不中饱私囊，多吃多占吗？
政策不是要给护田队先分吗？那就让家里的去当护田兵挂名。这个也不想做的，那还有办法。
政策还说斗争中涌现的积极，也分好田，多分。那谁积极不还是他们这些人讲的？
还有不是用抽筹分牲口吗？那更简单，直接内定。
所以就通过各种手段，原先的地头的那些肥田、牲口都陆续落在了这些当地分田吏的手上。
对于这种情况，上级的泰山军吏们有没有应对呢？
有，但办法也无非就是让他们多表现大公无私。
但这就让这些当地乡社吏们尴尬了，因为他们哪不想要好的？明明自己率先破豪强，最后我分的不如那个等、靠、要的？
这公平吗？
当然，也有一些乡社吏们看重泰山军给的机会，也愿意让别人先分。
于是，在后面的分田、分物上退出了。
但一连几次分，都没他的份。而那些黔首们见这些乡社吏们没分东西，也完全不会主动提及。
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乡社吏自己不嘀咕，回去也要被家里嘀咕。
你做的什么吏啊，还不如社里那个游手好闲的分得多。
于是，越来越多的乡社吏主动退出了职位，就想当个黔首。
但这样下去没人愿意再做这位置啊，不得以，上面的泰山军们也就默许了基层乡社吏多吃多占的事实了。
好像到这里，事情不得不回到了一个尴尬情况。
那就是官字两张口，你要让下面的口吃到，就得先喂饱上面那张口。
但张冲不信这个邪。
他很快就将这事想清楚，然后就找来了六位门下商议。
很快，一份由张冲亲拟的《对分田过程中出现若干问题之指示》就送出了前殿。
这份代表着张冲意志的文表很快就会传到各郡守的案头。
而这一次，张冲不仅要分地，还要清扫混入队伍中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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