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街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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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书 www.kudushu.org)    陆文夫出题目,大家作文章,这办法可以,这题目我不赞成。没准老陆早写好一篇稿子在抽屉里歪着呢,篇名就叫《临街的窗》。他以有准备有把握来对付大家的没准备没把握,当然稳操胜券。对这位姑苏秀士,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搜索枯肠,把与“临街的窗”有关的一切记忆,一切构想全翻出来。先想了个爱情故事:(这年头爱情故事最热门儿)有个穿夹克衫、牛仔裤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么东西砸昏了头。正要破口大骂,抬头看见楼上窗口里探出来一个梳着“清水挂面”发型的脑袋。月亮样的脸儿,星星样的眼儿,银铃似的嗓儿,柳枝似的款儿……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好一个恋爱加自学成才的故事,(这比单写恋爱更有思想意义)男的上中越边界保卫祖国去了。女的白天坚持生产,晚上读电视大学法律系。天天自学到深夜。周围所有的窗口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总喜欢挂个桃江色的窗帘,窗口又临着京津唐高速公路,于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车的司机们的灯标,司机们说起路线来也都说“看见桃红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红色窗口还有二十里!”最后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当了英雄,女的在后方拿到大学文凭。

    这两个构思,我有把握写出来一定出色。准把别人写的同题小说镇住。连陆文夫的也镇住!我没写是因为这俩构思还有点小毛病,容易叫人误解,以为我是抄袭的。前一个使人想到施耐庵,尽管男主人穿了夹克衫、牛仔裤,还是有点像西门庆。后一个叫人记起孙犁老师,虽然把窗外的大河换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车,那盏灯可铁案如山。两位大师一个在几百年前,一个在几十年前,都打过窗口的主意,逼得后人没路走,真有点儿令人遗憾。

    既然虚构的故事容易与前人撞车,就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五楼之上。他家就有个窗口临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凉,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不定什么时候有东西从窗口飘然而下。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拖鞋,大件的还有门帘。这两口子爱吵架,一吵就争着扔东西。还专门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动中有静,不管上多大火,扔东西的时候仍忘不了挑挑拣拣;专找不值钱又摔不坏的扔,这才一直没有砸伤过人。但对乘凉的人究竟是个威胁。可谁也不敢去劝,越有人劝扔得越厉害。幸亏邻居有个小青年,是学说相声的,想个主意,把他们劝好了。人们才又能继续在那窗下乘凉。他这劝的办法也有点特别。不是越劝火越大吗?他劝到火头最高时,就帮两个递东西供他们扔。先递一件旧衬衣,男的接过去扔了。又递一把破笤帚,女的夺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电抱了过来,劝他们说:“这个沉点儿,两人一块扔吧,摔这个才解恨!”

    这个材料虽有趣,可思想性差点,也不能入选。我就扩大挖掘面,找一位邻居去采访:

    “您知道有关临街的窗户的事吗?”

    “谁家的窗户?你们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当然别人家的。”

    这位当过治保委员,用怀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声说:“这么大岁数了,学点好。关心别人家的窗户干什么?”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们两人对话,叫另一位邻居听见了,这位邻居叫康孝纯。

    这位康工程师,读过我的《双猫图》的人会记得他,是个当了二十几年“内定右派”的老实人。如今却成了老来红。挂了好几个“学会”和“协会”理事头衔,一面在北京一个大建筑公司当总工程师,一面还兼任深圳某个厂家的工程顾问,三天两头飞翔于北京广东之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找材料写小说是吧?临街窗口的故事您想听几个?”

    我说:“您能讲几个?”

    他说:“我盖了一辈子房子!假定一栋十五层楼房有两面临街,每层每面三十个房间,就有900个窗口临街,哪个窗口内外不发生点故事?”

    “您这么说可透着玄。”

    “一点不玄,这还只是说我亲自参加盖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听来的关于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没数了……”

    我说:“既这样您就行行方便,给我讲一两个,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记,翻翻资料,等我作好准备再跟你讲。”

    我以为他是说说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绞尽脑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为想不出结果咒骂天地鬼神,管传呼电话的大嫂在外边喊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康工打来的:“您还要听临街的窗的故事吗?明天提几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到西郊鲁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诉值班人员在门口等你。”

    我仍然认为他可能是开玩笑。这位工程师办什么事都严格准确,一丝不苟。连开玩笑也认真严肃地开,板着脸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时候是常有的。但我还是按时去了,并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一斤月盛斋的酱牛肉。我想即便是个恶作剧也还是有趣的,我愿意上这样的当。

    这个414工地,在鲁谷下了地下火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在旧鲁谷村西头一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塔式高楼,已经建到第三十二、三层了。滑动脚手架还在向上升,不知总共有多少层。因为没完工,周围还用刺铁丝拦着,我找到入口处,上了年纪的看门人正拿着一顶安全帽在收发室等我。他说:“康总在二十一层等你。”并把我引到了一层入口。

    这座楼走近了远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占地面积看和著名的东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无一人。主体结构虽起来了,装修活儿还全没动。所以楼里边黑暗、潮湿,到处是碎砖断铁又寂无人声。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行的感觉。楼梯是装好了,但既没有拦杆,也没有抹平,一层一层爬上去,既吃力又担心。身上这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的,姓赵。前边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资派”、“右派分子”大同小异,不必多说。这位赵同志的罪行有点特殊。她是个会计,也算知识分子。可很遵守旧道德,生了个儿子,自己不起名,偏请她婆婆给起名。婆婆没文化,认为解放后“人民”两个字最吃香,“人民币”、“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么都叫人民,就给她孩子起个奶名叫人民,这还不算,从此对她儿媳妇也改了称呼,叫她“人民他妈”,一到吃饭时,碰到小赵不在屋,她就满街去喊,“人民他妈,吃饭罗!”

    小赵当会计,遵守财务制度一丝不苟。*****起来后,造反派们要串连,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儿们闹革命。一来领钱她就死抠条文,不肯发钱。造反派就贴了张通令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个人民她妈?赵××以人民他妈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卖豆腐雇过一个伙计,属于资产阶级之类,便把她揪出来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婆婆吓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领走了,只她一个人蹲在“牛棚”里。

    简断截说吧,就把这四个人弄到十一层楼上来了、扔给他们几块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时候有人送饭来,不擦净里里外外的玻璃,别想囫囵着出这个楼。”因为楼上太冷,造反派说完就到楼下门卫屋中烤炉子去了。

    这四个人全是在“牛棚”被专政惯了的。开始来时,互相既不敢说话,也不敢随意朝窗外乱瞧。干了一阵,看到身后当真没有人拿鞭子在监视,精神上就松懈了点。先是使劲的咳嗽、叹气,看看并没人来制止,随后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说说话的欲望。你看我,我看你,弯弯嘴角,皱皱眉头,可就没有人挑头说第一句。这时老张(就是那个走资派)正一手抓住窗棂,两脚踏着半边窗台,身子悬在楼外空中,用另一只手擦窗户的外侧。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擦内侧。老张吊在空中擦完一扇,连害怕带累早已气喘吁吁,便跳下窗台挑头说了第一句话:“咱们歇会儿。”那三个人就跟着他坐了下来。

    干活时还好忍,这一坐下休息,要说说话的欲望就更难抑制了。又是老张带了个头:“难得有这点自由,聊点什么吧!”

    老王说:“造反派要知道……”

    老张说:“就咱四个人,里边还有人打小报告吗?”

    老李说:“说废话,别说闲话,他们知道了也上不了纲。”

    老张说:“你的主意好,你头一个聊。”

    老李想了想,说:“咱不是擦窗户吗,我讲个跟窗户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现在,与现实无关),在美国(揭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们无关),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恰好那屋里有一扇窗户跟这座一样,冲着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这窗前。

    有天晚上,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全神贯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身上,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间停下笔来点烟的时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来,他并没介意,仍想着他正写的文章。

    他吸了口烟,想休息一下眼睛,就习惯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这吸一口烟的功夫,迎面来的那人走近了,他这才看到这人身上还背着个东西。开始还看不准背的是什么,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银漆的棺材。

    作家心里挺奇怪:“这重重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他刚这么一想,迎面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就抬起了头,这时已经离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一脸怒容,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层的高楼上,时间已是午夜,就大叫一声,用手捂上了脸。

    这一声叫后,四周又恢复了沉寂。作家听了半天没动静,把手慢慢从脸上拿下来,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条白净净的大路空无一人,一直伸向无限远处。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是写作时间太长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觉了。此后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几年之后,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一座摩天楼的最上一层,那时还是旧式的电梯,由专业电梯工开动。他走进这幢大楼时,正有一群人撞进电梯,他紧赶慢赶,偏偏赶到电梯跟前,电梯工把门关上了。他忙敲敲门,喊了声:“对不起,等等我。”

    电梯工听见声音,把门重新又打开了,笑着点点头说:“对不起,请上。”

    作家点点头朝电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心想:“这张脸如此苍白,怎么像在哪儿见过?”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见的背着棺材的那张脸,他犹疑了一下,从门口退回来了,朝那张脸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想起一点别的事。”

    电梯门又关上,并且开动了。作家决定今天暂不上去办事,先把自己神经安定下来再说。他转身朝楼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背后一声巨响,数声惨叫,忙回头看,那电梯断了钢绳,从几十层楼上摔下来了,电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酱。

    这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警察和司法机关登报征求目睹此事者出来作证,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便主动应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见证。他受了警方欢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纷纷问他:“你既是匆匆赶来上电梯的,为什么临时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会撒谎,只说:“我忽然想起忘了带一件必用的东西,赶紧回去取它,就没有上。”这事也许就完了。偏他是个诚实入,把撒谎看得和偷窃一样可耻。况且,照实把自己的奇遇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呢?便把他半夜从窗口看到开电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实说了。这一下可哗然了,谁信这套鬼话呢?这显然是骗人,为什么要骗人?他心里有鬼,他干的事不敢公之于众。于是旅馆主、侦探、死者家属、新闻记者、打抱不平的,各种人组成统一战线,朝他围过来,要他交代实情。他觉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这一举动可是热火上浇油,人们动用舆论工具,在报纸上,电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这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作了各种推理和猜测,这回轮到别人拿他当材料写小说了。

    有人说他欠了遇难者中某个人的大笔债务,为了逃避偿还,他把电梯破坏了,引诱那人上去,他自己却及时跳了下来;有人说他和某保险公司有仇,为了使那个保险公司破产,他制造了这场惨案,因为这电梯和坐电梯的某个大亨是在那间公司保了险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另一家电梯厂的贿赂来作这件事的,因为那家电梯公司和这坠毁的电梯制造商正在竞争……尽管并没有一件猜测能成定论,有一件事却无形中有了定论,即这个作家确有谋财害命的嫌疑,连警方也要立案对他侦察了。作家原来认为那晚上从窗口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现在才发现那景象给他带来的灾难远比死了难受。他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一死便更加证明大家推测的有理,而活下去实在不如在电梯上突然死去来得舒服。

    老李讲到这儿不再讲下去,大家互相看看,谁也没说什么,就接着干活去了。老张又挂在外边擦了一扇窗户,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气儿。

    第二轮休息时,大家叫老王讲,老王也讲了一个临街的窗口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个外国(到底多少年?什么国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国,不是现在)。有个大学生独身住在一座高楼的第二十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屋子有面窗户临街,窗下是条横街。街对过也有一幢高楼,是一家旅馆。那旅馆有一面窗户和他这窗口相对,如果打开窗户,互相能隐约看到对方屋内情形,却听不到声音。

    快到期终考试了,年轻人日以继夜地复习功课。这天他念书念到深夜,正是万籁俱静时,他听到一阵争吵声。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见对面楼上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和他正对面的窗口灯光通明。灯下两个汉子正在厮打。一个年纪大的边抵抗边往门外逃,一个年轻人几次把他揪回来摔在地上。那个老人急了,把头伸向窗口似乎要喊叫,就在这一刹那,年轻人从后边扑上去,双手掐住他的脖子;眼看着他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又过了好一会儿,年轻人才松开手,从老人西装口袋掏出包什么,察看一下,揣在自己兜里,匆匆开门走了。老人再也没爬起来。

    大学生被这残暴的景象吓呆了。一清醒过来,马上就跑出去打电话,向警察局报告他目睹一桩凶杀案。警察局问清报案人的姓名、地址,说了声谢谢,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学生为这事扰乱得再也没法集中注意力温习功课,准备等听到破案的消息之后立刻换个住所。破案的消息没等来,警察局反派人把他抓走了。经过审讯判他半年苦役,外加一大笔罚款。罪名是“故意报假案,扰乱治安,捉弄警察”。因为警察得到他的报告,立刻就去了现场。他指明的那个房间里一对新婚夫妇正在熟睡,他们自己声称从头一天下午起一直没有离开过房间,也没人来访。除此以外,整个旅馆太平无事,没有任何房间出过任何事故。旅馆的经理、仆役和房客都出了证明,证明大学生的报警毫无事实根据。大学生不服判决,再次声明他的亲眼所见,法院只好把精神病医生请来会诊。其结果是撤销了原判,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疯人院。

    过了三年,那家旅馆当真发生了凶杀案,死者的年龄、衣着、被杀的方式恰好和那个大学生在三年前报警时说的丝毫不差,警察为此翻出了旧档案,按旧档案提供的凶手的外貌特征去侦察,很快抓住了凶手。经过审讯,当真破了案,而凶手供出的作案经过也和大学生看到的一模一样。警察局长感到这件事不可解释,但承认对那个大学生是处理错了,马上派人去疯人院接他。

    大学生经过三年的折磨,这时真的精神失常了。

    这个故事讲完,几个人脸上都挂上了一层霜。互相看也不看了,只顾各自低头想自己的心思。老张觉得大家情绪不正常,他不让别人上窗外,仍然自己一人到窗外去干。大家说:“那不合适,你一人也干不完。”老张说:“等再休息一回后,你们全出去,换我一个人在屋里干。”

    再一次休息,小赵讲了一个故事。

    也是多年前,在外国。一个当侦探的喜欢玩桥牌。星期六晚上,约了三个牌友,在郊外一个高层楼旅馆租了个房间,准备玩个通宵。这房间在二十几层楼上。房中间摆了牌桌,侦探的座位恰面向临街的窗子。窗外是阴沉沉的天空。天空下边是同样阴沉沉的海水,这旅馆是建在海边一座山崖上的。

    他们吃过晚饭就玩,玩到午夜十二点,吃了一点夜宵。重新坐下洗牌时,发现少了一张。一查,是“红心A”,大家桌上桌下找个遍,也没这个红心A。就叫茶房另拿一副新牌来。

    新牌拿来后,当场打开纸包,当场拆开纸盒,一切全如常,可是洗完一发牌,还是缺少一张。查一查,缺的仍然是红心A。

    大家又桌上桌下找,仍然找不到红心A。大家就奇怪了,有人说:“不会闹鬼吧?”

    侦探是最不信邪的。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被人们发现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解释的事物,便大声喊茶房:再拿一副新牌来!声明不要这一种了,要他去楼下商店现买一副其它商标的。

    过了一会儿,茶房把一副另外商标的牌买来了。侦探打开盒,先查牌,整整齐齐,一张不少,他笑了笑,哼了一声,开始洗牌。反复洗了几次,把牌分下去。分到最后。又少了一张。

    侦探恼火了,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就在他要咆哮时忽然看到窗口外边一个女人正注视着他,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手捏着一张特大的“红心A”摆在胸口上,一滴鲜血正从红心上滴下来……

    说到这儿,外边有了脚步声,巡逻的造反派走来,把故事打断了。这两个造反派还真客气,指点了几处擦得不净,骂了几句干活太慢,便叫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一鼓作气干完才许休息。

    吃饭的时候,老张悄悄宣布,吃饭之后干活之前,他给大家再讲个临街的窗的故事。

    老张这个宣布是有原因的。这之前三人讲的故事,他们互相听懂没有,他不知道。可他知道自己听懂了。他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话里的话,话外的话,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在的话,他都听到了。他当了他们二十年领导,许多事情的背景、起因、结局,他都清楚。而且有些他还负有一定责任。比如老王,他说***时盖的一座楼偷工减料,有暗藏的质量事故。“拔白旗”开始后,把老王弄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典型,补定了右派。不久前唐山地震,北京刚一晃荡,那座楼果然塌了。而这时造反派还在斗老王“攻击***”的罪行;至于老李,他也知道,老李作了多年地下工作。敌人始终没抓住他。刚有点动静,他凭一种特殊的敏感就能嗅到,立刻躲开了。如今他的“特务”罪名就是因此而定的,“为什么敌人抓住别人抓不住你?你不给他们办事能这么优待你吗?”

    老张在吃饭时就编了半个故事。这人编故事本领太差,说了半天没一个人听出兴趣来。

    他说的是现在的事。说有个人因为不便说的原因要自杀,造反派把他的腰带解下拿走了,刀子剪子搜去了,电源掐断了,没法死。他就从“牛棚”逃出去,进了一座高楼,一口气爬到了二十层楼上,要从窗户跳下去。

    他爬上窗台,迈出去一条腿,转过身又拽那另一条腿时,无意中他从里向外看了一下窗玻璃。这一看,他就决定不死了。

    说到这儿他就住了嘴。

    大家问:“他看见什么了,你倒说呀!”

    老张说:“你们现在就到窗外去擦玻璃吧,你们只要反身朝里站到外边,就会明白那个人看见了什么。”

    大家半信半疑,战战兢兢,钻到了窗外手抓住窗框反身站起来,同时往窗玻璃上一看,眼睛都定住了。

    三个人那惊愕的样子相同,但看到的东西却不一样,头一个人眼光朝下,从下一排窗玻璃上看到的映象,是武卫队拖着被斗的人游行。那些戴着红袖标,举着扎枪、木棍的造反英雄,比平时看到的更狰狞,更威风;挂着大牌、顶着纸糊高帽的被斗者,比平时看到的更悲惨更无助,但这些影象经过玻璃的反射,变得飘飘乎乎,摇摇晃晃,像一缕烟雾,像一片水中倒影,风把窗子稍稍一吹,它们就扭歪了,变形了,甚至变成乱哄哄的一片光点。最根本的是,这一切影象全与真实事物相反,“上下左右”,反过来是“下上右左”,“东西南北”变成了“西东北南”……

    第二个人眼睛是平视的,看到了窗户的中部,这里反映出的是稍远点的景象,正好有个大杂院,一位老头由一个年轻女人扶着在院中站着,两个小孩蹲在一张椅子的两边,在那椅上似乎在写毛笔字,老头站在他们身旁指指点点。另一边一位中年女人在洗衣裳;旁边一对青年夫妻合作着把一堆煤末团成煤球……一句话,他看见的是平日看惯,代表着人类正常生活的平凡景象。可是自从进了“牛棚”之后他已有两年没见过这种生活了,他本以为整个世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现在发现尽管他已离开正常生活轨道两年多,尽管造反派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地覆天翻,山河变色。实际上生活仍在“红海洋”的背后顽强地按自己的模样按部就班地进行。

    第三个人是昂头看的窗户最上一层玻璃,他就看到了更远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工厂的院子和一个中学的操场。工厂里和学校里都有大群的人在忙忙碌碌,他起初没看清他们在做什么,只觉得动作、阵式很相似。过了一会儿,他意外地看清楚了他们是扎花圈,往两边看看,又看到一个兵营和一个幼儿园,好奇怪,穿军装的男人和领着娃娃的阿姨也在扎花圈。怎么,在同一时间他们各自都失去了亲人吗?这时一阵风吹来,窗子一动,他突然看到一个大花圈的中间镶着一幅照片,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是造反派昨天还用大喇叭警告,不许大家在清明节祭奠的周恩来总理。他眼睛湿润了,模糊了,可心中却升起了一团火,这火烤得他有些惭愧,怎么能忘了人民的力量呢?人心所向,还有什么事是不可改变的呢?

    这三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的时候,似乎都变了样,互相看看,笑了笑,就无声的各自又去擦玻璃。可老张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由绝望换上了希望……

    康孝纯说到这儿口干了,舌燥了。打开啤酒瓶开始喝酒。

    我拦住说:“别忙,赵女士那个恐怖故事还没讲完呢!你得补上!”

    他说全说完反倒没劲儿了,不如留个尾巴让听的人自己去续上。想怎么续怎么续。故事么,总是真真假假。只有最后讲的那个是全真的,不信可以站到高楼的窗台外回身瞧一瞧窗玻璃,方知其言不谬耳。苦读书 www.kudush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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