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书 www.kudushu.org) 有关王思政是否应该设治颍川的问题，李泰也多有思考，甚至还曾直接向王思政发问类似的问题，但却并没有得到王思政的正面回应。
后世有关于此也颇多论述，观点与视角各不相同，但到最后也都难免一声叹息。因为这件事突出的就是一个拧巴，很难通过清晰可见的逻辑去讲述清楚。
宇文泰今向李泰询问王思政设治颍川是否可行，显然不只是在询问应不应该，而是有着更加深刻和丰富的意味。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角度而言，如果颍川是河南当之无愧的中心，完全无可取代，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众望所归。
可如果颍川的重要性完全达不到这种程度，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有了立场和利益的区别。围绕于此的不再是讨论，而是争执、是博弈，最终达成怎样的结果与道理无关。
站在西魏霸府的角度，显然是不希望王思政设治颍川。特别是在河洛新经一场大败，对于河南方向的经略更加不能维持太过激进的策略。
如果设治于颍川，想要长期控制河南之地的话，第一统治效果不佳，第二统治成本激增。河南与关中之间受限于地理因素和当下的战略环境，完全不足以形成良性的互动与互补。
比颍川更适合作为行台驻地的地方，时任淅州刺史的崔猷也已经提出来，那就是襄城。襄城地在颍川偏西南位置，沿北汝水北上可以直抵伊川、与河洛相连，西去可经鲁阳与荆州所在的南阳盆地沟通，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与几大战略区域都能不失交流。
可是再怎么正确的建议，如果得不到执行，重复千遍万遍又有什么用？现在局面很明显是王思政一意孤行，就是要把行台治所设在颍川，而并不是其人不知该处何处。
所以该不该设治颍川，本来就不是问题的核心。尤其李泰如今已经算是初步进入了霸府的决策层，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将领和谋臣，所谓言出法随，他如果觉得王思政不应该这么做，那么可能就得出面负责让王思政按照霸府的决定去执行。
但这一阶段的王思政，满心都是开疆拓土宏伟大计，心中的燥热可能就仅次于南梁的萧菩萨，连宇文泰的命令都敢公然违背、不加执行，这团火是那么好扑灭的？
李泰觉得想要让王思政放弃他的秉持，估计得直接大军前往缴了他的械或许才有可能。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那么也就只能默认王思政所坚持的这一结果。
因此眼下最重要的，第一是要将已经出现的矛盾争执掩饰过去，第二就是尽量降低王思政的冒进政策失败之后给西魏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历史上宇文泰对这两点倒也完成的不错，答应了王思政设治颍川的请求，默认其已经半独立的地位。然后就是在王思政面对围攻的时候，并没有头脑发热的大军出援，从而将更多的力量葬送在颍川。
或许有人会觉得宇文泰这样做不地道，但王思政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料想到这种情况。或者说问一问自己，颍川的战略价值有没有大到让他奋不顾身的去坚守顽抗？有没有大到让关西霸府不计代价的投入维持？
李泰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中，讲述一下自己对于颍川得失之与霸府统治和天下大势所造成影响的看法。
他沉吟一番后才开口说道：“臣兵驻彼乡时，所见河南确有奉道趋义之士，但也不乏昧于道义、屈于贼势之人。其地在荒年久、非是短时，贼踪虽已荡尽，凶威仍未扫除，立治不易，教化更难。太原公或许有虑于此，不惜以身犯险、设治颍川，以其皎皎风骨感化彼乡荒废之人情……”
宇文泰听到他这么说，意味不明的干笑两声，旋即便又说道：“这么说，在伯山看来，太原公设治颍川乃是有失周全的犯险之举？”
“凡所意欲勤事立功之志士，又岂会存意避险而裹足不前？颍川地当平野，四面无遮，若非忠勇赤胆并才力卓越之雄才，谁敢孤悬镇戍？”
说一千道一万，王思政奋勇出击、直从侯景手中接手七州十二镇的河南之地总是一个事实，为西魏开疆拓土之功确凿无疑，这也是让宇文泰感到头疼的地方。
李泰并不否认颍川无险可守的事实，但却只是大力褒扬王思政的胆气志力，却并不提促其改镇这一茬，也是担心真要大放厥词一通，或许宇文泰顺势就要把这事安排在自己身上。
他对王思政虽然不无钦佩，但却并不想为其任性买单。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那是不失道义，全身心的投入去弥补别人的错误那是愚蠢。
宇文泰听到李泰这一回答，一时间也是有些无语。这话虽然说的避重就轻，但也太符合李伯山所思所计了，若非这样的勇毅果敢，又如何能屡创人所不及之大功？
“唉，言虽如此，但河南四战之地，欲求定势，远非数战之力、朝夕之功。今者交战于河洛尚且不能力压贼势，若再赴战于河南，更增诸多莫测啊！”
河洛遭受一番毒打，宇文泰也变得现实起来，不再盲目的乐观，一想到前往河南开辟新战场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心里就直犯怵。
“今者河南动乱未定，反复之贼仍在，淮下之军将出，其南北边衅大起，胜负仍然未定，时机大有可趁。据地望其成败，亦是应有之义。不受兵戈之险，岂得拓地之实？”
李泰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声援王思政，这件事他既不身在其中，也就没有高谈阔论的必要，因为被宇文泰问起不得不说上几句，但目的还是为了将话题引到他所关心的荆州局面上来。
讲到这里，李泰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意了，直接开口说道：“此番东征，凡与东贼交战，虽然侥幸未尝一败，但亦有感贼志凶顽，诚如主上所言，若欲大破之，恐非短年之功。如今关西地狭民少、虽然用极人地之力，恐怕仍然未及贼所在据丰饶之土。既需长年才可望大胜，那么补养国力亦是制贼之关键、兴国之枢要！”
宇文泰听到这里，顿时也来了兴致，他自然忘不了李泰除了军事上的才能和表现之外，搞钱的本领同样不俗。尤其是后者，在整个霸府文武群体当中几乎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如今府库中所积存的钱粮，还是李泰在东征前搞来的呢。
“伯山所言确是至理，于此你又有什么创见？”
宇文泰望着李泰又笑语发问道。
“当下遭逢变故者，又岂止河南一地。侯景费劲心力笼络南朝，梁帝老迈昏聩，耄耋之龄竟然轻入贼彀……”
李泰又将之前同崔谦等人谈论时的一番说辞向宇文泰讲述一番，这一次讲的更加具体：“梁帝嗣子早夭，诸子皆壮，今所居嗣者于其户中亦不孚众望，兄弟皆有争序之意。梁家自谓事礼专注，其宗室却人性乖张、伦情淡薄……”
梁武帝萧衍生有八子，到如今已经死了一半。死去诸子中，长子昭明太子最为知名，名声也是最好的。
仍然在世的四个儿子，分别是第三子萧纲、也就是如今的太子、未来的梁简文帝。第六子萧纶、封爵邵陵王，如今官居南徐州刺史、坐镇京口。第七子湘东王萧绎，以荆州刺史而坐镇江夏。第八子武陵王萧纪，以益州刺史坐镇蜀中。
同时萧衍因为没有以昭明太子的儿子为嗣而心存愧疚，将其诸子皆就大郡之封。眼下所处最为显要的，便是昭明太子第三子岳阳王萧詧，今以雍州刺史而坐镇襄阳。
通过梁武帝儿孙们的居官履历便可以看出，其人将名城大邑皆列授宗室，地方上的军政权力大量集中于这些远近宗室手中。
宇文泰原本还以为李泰是又有了什么敛财妙计，听完后才知道他居然是把下一步开疆拓土的目标定为南梁，便也认真思考起来。
李泰见宇文泰颇露心动之色，便顺势将崔谦主笔那篇攻略计划两手奉上，并且说道：“荆襄之地物情久有不化，若欲立彼而求大进，则需以强济之士慑之勒之，人情井然之后物情通达，继而更作进望。臣前功未竟，心甚遗憾，自请出事荆襄，以期为主上阔取汉沔！”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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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有关于此也颇多论述，观点与视角各不相同，但到最后也都难免一声叹息。因为这件事突出的就是一个拧巴，很难通过清晰可见的逻辑去讲述清楚。
宇文泰今向李泰询问王思政设治颍川是否可行，显然不只是在询问应不应该，而是有着更加深刻和丰富的意味。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角度而言，如果颍川是河南当之无愧的中心，完全无可取代，那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众望所归。
可如果颍川的重要性完全达不到这种程度，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有了立场和利益的区别。围绕于此的不再是讨论，而是争执、是博弈，最终达成怎样的结果与道理无关。
站在西魏霸府的角度，显然是不希望王思政设治颍川。特别是在河洛新经一场大败，对于河南方向的经略更加不能维持太过激进的策略。
如果设治于颍川，想要长期控制河南之地的话，第一统治效果不佳，第二统治成本激增。河南与关中之间受限于地理因素和当下的战略环境，完全不足以形成良性的互动与互补。
比颍川更适合作为行台驻地的地方，时任淅州刺史的崔猷也已经提出来，那就是襄城。襄城地在颍川偏西南位置，沿北汝水北上可以直抵伊川、与河洛相连，西去可经鲁阳与荆州所在的南阳盆地沟通，可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与几大战略区域都能不失交流。
可是再怎么正确的建议，如果得不到执行，重复千遍万遍又有什么用？现在局面很明显是王思政一意孤行，就是要把行台治所设在颍川，而并不是其人不知该处何处。
所以该不该设治颍川，本来就不是问题的核心。尤其李泰如今已经算是初步进入了霸府的决策层，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将领和谋臣，所谓言出法随，他如果觉得王思政不应该这么做，那么可能就得出面负责让王思政按照霸府的决定去执行。
但这一阶段的王思政，满心都是开疆拓土宏伟大计，心中的燥热可能就仅次于南梁的萧菩萨，连宇文泰的命令都敢公然违背、不加执行，这团火是那么好扑灭的？
李泰觉得想要让王思政放弃他的秉持，估计得直接大军前往缴了他的械或许才有可能。而这显然是做不到的，那么也就只能默认王思政所坚持的这一结果。
因此眼下最重要的，第一是要将已经出现的矛盾争执掩饰过去，第二就是尽量降低王思政的冒进政策失败之后给西魏政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历史上宇文泰对这两点倒也完成的不错，答应了王思政设治颍川的请求，默认其已经半独立的地位。然后就是在王思政面对围攻的时候，并没有头脑发热的大军出援，从而将更多的力量葬送在颍川。
或许有人会觉得宇文泰这样做不地道，但王思政做出这一选择的时候，应该要料想到这种情况。或者说问一问自己，颍川的战略价值有没有大到让他奋不顾身的去坚守顽抗？有没有大到让关西霸府不计代价的投入维持？
李泰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维度中，讲述一下自己对于颍川得失之与霸府统治和天下大势所造成影响的看法。
他沉吟一番后才开口说道：“臣兵驻彼乡时，所见河南确有奉道趋义之士，但也不乏昧于道义、屈于贼势之人。其地在荒年久、非是短时，贼踪虽已荡尽，凶威仍未扫除，立治不易，教化更难。太原公或许有虑于此，不惜以身犯险、设治颍川，以其皎皎风骨感化彼乡荒废之人情……”
宇文泰听到他这么说，意味不明的干笑两声，旋即便又说道：“这么说，在伯山看来，太原公设治颍川乃是有失周全的犯险之举？”
“凡所意欲勤事立功之志士，又岂会存意避险而裹足不前？颍川地当平野，四面无遮，若非忠勇赤胆并才力卓越之雄才，谁敢孤悬镇戍？”
说一千道一万，王思政奋勇出击、直从侯景手中接手七州十二镇的河南之地总是一个事实，为西魏开疆拓土之功确凿无疑，这也是让宇文泰感到头疼的地方。
李泰并不否认颍川无险可守的事实，但却只是大力褒扬王思政的胆气志力，却并不提促其改镇这一茬，也是担心真要大放厥词一通，或许宇文泰顺势就要把这事安排在自己身上。
他对王思政虽然不无钦佩，但却并不想为其任性买单。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那是不失道义，全身心的投入去弥补别人的错误那是愚蠢。
宇文泰听到李泰这一回答，一时间也是有些无语。这话虽然说的避重就轻，但也太符合李伯山所思所计了，若非这样的勇毅果敢，又如何能屡创人所不及之大功？
“唉，言虽如此，但河南四战之地，欲求定势，远非数战之力、朝夕之功。今者交战于河洛尚且不能力压贼势，若再赴战于河南，更增诸多莫测啊！”
河洛遭受一番毒打，宇文泰也变得现实起来，不再盲目的乐观，一想到前往河南开辟新战场所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心里就直犯怵。
“今者河南动乱未定，反复之贼仍在，淮下之军将出，其南北边衅大起，胜负仍然未定，时机大有可趁。据地望其成败，亦是应有之义。不受兵戈之险，岂得拓地之实？”
李泰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声援王思政，这件事他既不身在其中，也就没有高谈阔论的必要，因为被宇文泰问起不得不说上几句，但目的还是为了将话题引到他所关心的荆州局面上来。
讲到这里，李泰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意了，直接开口说道：“此番东征，凡与东贼交战，虽然侥幸未尝一败，但亦有感贼志凶顽，诚如主上所言，若欲大破之，恐非短年之功。如今关西地狭民少、虽然用极人地之力，恐怕仍然未及贼所在据丰饶之土。既需长年才可望大胜，那么补养国力亦是制贼之关键、兴国之枢要！”
宇文泰听到这里，顿时也来了兴致，他自然忘不了李泰除了军事上的才能和表现之外，搞钱的本领同样不俗。尤其是后者，在整个霸府文武群体当中几乎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如今府库中所积存的钱粮，还是李泰在东征前搞来的呢。
“伯山所言确是至理，于此你又有什么创见？”
宇文泰望着李泰又笑语发问道。
“当下遭逢变故者，又岂止河南一地。侯景费劲心力笼络南朝，梁帝老迈昏聩，耄耋之龄竟然轻入贼彀……”
李泰又将之前同崔谦等人谈论时的一番说辞向宇文泰讲述一番，这一次讲的更加具体：“梁帝嗣子早夭，诸子皆壮，今所居嗣者于其户中亦不孚众望，兄弟皆有争序之意。梁家自谓事礼专注，其宗室却人性乖张、伦情淡薄……”
梁武帝萧衍生有八子，到如今已经死了一半。死去诸子中，长子昭明太子最为知名，名声也是最好的。
仍然在世的四个儿子，分别是第三子萧纲、也就是如今的太子、未来的梁简文帝。第六子萧纶、封爵邵陵王，如今官居南徐州刺史、坐镇京口。第七子湘东王萧绎，以荆州刺史而坐镇江夏。第八子武陵王萧纪，以益州刺史坐镇蜀中。
同时萧衍因为没有以昭明太子的儿子为嗣而心存愧疚，将其诸子皆就大郡之封。眼下所处最为显要的，便是昭明太子第三子岳阳王萧詧，今以雍州刺史而坐镇襄阳。
通过梁武帝儿孙们的居官履历便可以看出，其人将名城大邑皆列授宗室，地方上的军政权力大量集中于这些远近宗室手中。
宇文泰原本还以为李泰是又有了什么敛财妙计，听完后才知道他居然是把下一步开疆拓土的目标定为南梁，便也认真思考起来。
李泰见宇文泰颇露心动之色，便顺势将崔谦主笔那篇攻略计划两手奉上，并且说道：“荆襄之地物情久有不化，若欲立彼而求大进，则需以强济之士慑之勒之，人情井然之后物情通达，继而更作进望。臣前功未竟，心甚遗憾，自请出事荆襄，以期为主上阔取汉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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